前言
　　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由贫穷落后到追求富民强国，由高呼“吾皇万岁，万万岁”到锐意社会改良，进而兴起革命的历史，从思想文化层面上说，也是一部由封建愚昧到民主科学，一步一步艰难的走出蒙昧主义的历史。其间，知识分子既扮演了“窃火之神”，昭示中华民族走出蒙昧的启明星的辉煌角色，也遭遇过“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清?黄景仁：《杂感》）的人生悲剧。近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集中地反映了中国实现社会变革、追求现代化过程的艰难与曲折，应该成为近代历史研究的重点和热点。然而由于种种原因
，至今未能见到一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系统的历史著作，所见者多为从政治视角（如知识分子政策）、文化视角（如学术发展），或纯理性视角（如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等，接触这一问题。让人感到，不足以拨开历史披在知识分子身上的重重迷雾，恢复其真实面貌；不足以充分认识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文化发展的某些规律性东西，更好地汲取经验与教训。
　　本书无奢望担此重任，但力求把知识分子问题放到整个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下，对各个时期中的各类知识分子状况、社会地位、历史作用等，做较为系统的历史考察。并对长期流行于世的关于知识分子的种种看法和理论，如知识分子的社会定位标准，知识分子与其他阶级的关系，知识分子命运与整个社会状况的关系，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特点，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学者与政治家的关系，文化发展中的一家与百家的关系，以及社会主义文化战略等问题，试做分析与探讨，抛砖以引玉。
　　2003年7月21日
蒙昧时代与蒙昧主义(1)
　　美国学者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在其划时代的著作《古代社会》一书中指出，人类的最初发展，经历了几十万年漫长的蒙昧时代，继而进入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恩格斯认为：“他所提出的分期法，直到大量增加的资料认为需要改变时为止，看来依旧是有效的” 。
　　蒙昧时代的人类，处于刚刚脱离动物界的“半畜生”状态，最初群居在大森林中，吃的是植物的果实和根茎，偶尔也有鱼虾和贝壳之类水生动物。古老的《礼记》一书，对此做了
生动的记载：“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增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食，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丝麻，衣其羽皮” 。这种“茹毛饮血”的生活，直到蒙昧时代的中晚期，人类掌握了钻木取火的本领和发明了弓箭，才逐渐有所改观。蒙昧时代由于人的智力和生产水平极其低微，世界的变化几乎处于停滞状态，以至发展到野蛮时代，竟然用了几十万年。
　　蒙昧时代的人类也称原始人，智力刚刚开发，思维活动只是萌芽，还谈不上什么思想和文化。他们无法理解和无力应付自然现象的侵害和各种猛兽的袭扰，在恐惧中希望得到神奇力量的庇护，从而产生了最初的神灵信仰和崇拜，常常把某种植物做为氏族的象征，奉若神明，这就是“图腾崇拜”。后来进入阶级社会，多数人的命运掌握在极少数主宰者手中，于是人们又把主宰自己命运的人视为“神”。列宁说：“神的观念永远是奴隶状况（最坏的、没有出路的奴隶状况）的观念” 。
　　人类由蒙昧时代经过奴隶时代，进入文明时代，一个重要变化，是在劳作中开发了智力，获得了初步的知识，所以恩格斯说：“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产生的时期” 。人类走出蒙昧时代，却发现摆在面前的是更多的烦恼和惶惑。如宗教的天国宣传与世俗的人间现实，有着太大的矛盾。刚刚初步挣脱任自然摆布的命运，又陷入人与人由于利益占有，而发生的不断冲突与争战中。人生有太多太多的疑问而得不到解答，于是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自身的多舛命运和社会的种种罪恶现象，都是文明与科学知识发展的结果，幻想回复到原始的蒙昧状态，这就是最初的蒙昧主义。圣经《旧约?创世纪》讲的亚当与夏娃的故事，以神话的形式反映了这种思想。
　　神分配亚当和夏娃看守伊甸园，并告诉他们可以吃园中各种树上的果子，但是不许吃“知识树”（也叫“分善恶树”）上的果子。亚当和夏娃经不住“知识树”的诱惑，终于吃了禁果，他们的眼睛一下子明亮起来，有了智慧，能够象神一样分清善恶，并且“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神得知这个消息大怒，立即把他们俩人逐出伊甸园，加派守护神持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利剑，把守“知识树”，防止亚当、夏娃再吃知识果。这个故事所要表达的思想是，知识是禁果，不许人吃，吃禁果是犯罪行为，有知识的人应当忏悔，即“原罪”。然而也让我们从中看到历史的另一面：尽管各种上帝们宣布知识为禁果，追求知识是一种犯罪行为，终于扼制不住人们对“明善恶，分美丑”的渴望和对知识的追求。
　　统治者由于自身的无知，再加上看到蒙昧主义有利于实现和巩固对百姓们的统治，于是把它理论化并加以鼓吹。中世纪的欧洲，蒙昧主义主要表现在神学与科学的关系上。鼓吹宗教至上，神学至上，僧侣政治神圣不可侵犯。主张“神学高于其他科学”，知识必须为神学服务，如果知识不以论知上帝为目的，任何知识都是罪恶，直截了当的宣布“哲学是神学的奴仆”；人的智慧“必须用上帝的启示来指导”，“知识要让位于信仰”。在中国古代，蒙昧主义主要表现为君权神圣不可侵犯和愚民政策上。鼓吹皇帝是“天子”，即神的儿子，至高无上。皇帝讲的话是“金口玉言”，不可更改。无条件的“忠君”，成为道德的最高典范。对于广大老百姓，则主张“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认为“民多智慧，袤事兹起”。元朝人写的一首《朝天子》曲牌，对这种历史状况做了揭露与嘲讽：“不读书最高，不识字最好，不晓事倒有人夸俏” 。
蒙昧时代与蒙昧主义(2)
　　人类走出蒙昧时代，主要靠火的使用和弓箭的发明，可以说是“知识”改变了一切。进入文明时代，蒙昧主义的存在表明，人类要彻底摆脱蒙昧时代留下的阴影，真正从愚昧、迷信走向进步、文明，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要缩短这一过程，从根本上讲，还是要靠“科学”与“知识”。
“知识就是力量”(1)
　　在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人们对知识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和态度。中世纪的欧洲，神学和宗教压制科学知识的发展与传播，许多平民知识分子则冲破宗教僧侣的重重束缚，勇敢地宣传“知识是一切能力中最强的能力”、“真理是在知识里”、“知识是幸福的源泉”。特别是十六世纪英国人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他认为，人类曾经经历的无穷灾难，都是来源于对自然的“无知”。“人是自然的仆役和解释者”，“要命令自然就必须服从自然”。“知识就是力量”；他揭露神学“要求把自己变成
崇拜对象的这种虚荣，正是理智本身的一种病症”，“不仅会引起荒诞的哲学，而且会引起异端的宗教”。弗兰西斯?培根的这些话，对整个社会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并且成为促进科学和社会发展的巨大力量。
　　对知识的两种看法和态度引起的争论，不仅停留在口头上、笔杆子上，而是在现实生活中以血与火谱写成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慷慨悲歌。
　　法国12世纪以独立讲学而名震一时的彼得?阿贝拉（1072—1142），他主张不依赖神学而独立研究哲学和学艺，反对教会权威，颂扬人的理智，遭到教会的严重打击。他的学说被斥为异端，著作被焚毁，许多和他一样具有自由思想的教师，也被驱逐出去。
　　英国牛津大学教师、著名的思想家罗哲尔?培根（1214—1294），尖锐地批判经院哲学，指出：“当灵魂为罪恶所玷污时，是不可能安于真理之光的，必看的书只能象一只鹦鹉或饶舌者一样，重复长期实践中学来的别人说过的话”。并指出掌握真理有四大障碍：“屈从于权威”，“习惯的影响”，“流行的偏见”，“潜在的无知”。罗哲尔?培根主张用实验的方法研究自然界，只有通过“经验才能够认识现象的原因”。他做过许多有价值的物理和化学的观察，论述过火药及其在军事上的运用，考虑过眼镜、望远镜和显微镜的结构，甚至幻想过自动车船、飞行机器等。他的科学思想遭到围攻，本人也为此被囚禁几十年之久。
　　波兰天文学家尼古拉?哥白尼（1473—1543），提出著名的“太阳中心说”。并且在30多年以后，即1543年公开出版论述这一新的宇宙观的巨著《天体运行论》。恩格斯评价说：“哥白尼那本不朽著作的出版，他运用这本书（……）来向自然事物方面的教会权威挑战。从此自然科学便开始从神学中解放出来” 。“太阳中心说”遭到教会势力的猛烈抨击，新教首领马丁?路德金指责哥白尼：“只有傻瓜才想把整个天文学连底都翻过来。圣经上明明写着，约书亚喝令其停止不动的是地球而不是太阳”。另一位神学家梅兰希怒斥地球旋转运动的说法：“只有那些缺乏虔诚的人才会公开地说出这种话来。一切有善良意志的人都应当接受并顺从上帝所启示的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