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十六日早晨，贝尔纳·里厄医生从他的诊所里走出来时，在楼梯口中间踢着一只死老鼠。当时他只是踢开了这只小动物，并没有把它当一回事就下楼了。但是当他走到了街上，突然想起这只老鼠死得不是地方，于是再走回来把这事告诉了看门人。看门人米歇尔老头儿的反应，更使他感到这个发现不寻常。出现这只死老鼠，对他说来只是有点奇怪而已，但在看门人看来，简直是一件荒唐事。他断言这幢楼房里根本没有老鼠。医生对他说在二楼的楼梯口确实发现一只老鼠，而巨可能是死老鼠。但这也白说，米歇尔丝毫不动摇：楼房里没有老鼠，这一只一定是人家从外面带进来的。总之，这是个恶作剧。
　　当晚，贝尔纳·里厄站在楼房的过道中掏钥匙打算上楼回家，忽然看见一只全身湿漉漉的大老鼠蹒跚地从过道的阴暗角落里走了出来。它停了一下，像是要稳住身子，然后向医生跑过来，接着又停下来在原地打转，同时又轻轻地叫了一声，最后半张着嘴，口吐鲜血，倒在地上。医生细看了一会儿就上楼了。
　　他当时想的并不是老鼠，只是这口鲜血勾起了他的心事。他那病了已有一年的妻子明天就要到山区疗养所去。他一回家就看见她按照他的吩咐在卧室里躺着，这是为了应付旅途劳顿，预先做的准备。她微笑着说：“我觉得很好。”
　　医生在床头灯的亮光下注视着她转过来向着他的脸庞。尽管她已有三十岁了，又是带有病容，但在里厄看来，她的脸始终同她少女时一样。大概是这一微笑使其他不足之处都消失了。
　　“能睡就睡吧，护士十一点钟来，我陪你们上十二点钟的火车。”
　　说完，他吻了一下她那有点湿润的前额。她带着微笑，目送他到房门口。
　　第二天，也即四月十七日，八点钟，看门人在医生经过时拦住了他，责怪那些恶作剧者又在过道中放了三只死老鼠。这些老鼠大概是用大型诱捕器捕获的，因为它们浑身是血。看门人拎着死老鼠的脚，在门槛上已站了一些时候，想等有人来时说些挖苦话，从而使那些恶作剧者自我暴露。然而并无下文。
　　“好啊，这些坏家伙，”米歇尔说，“我终究会把他们抓住的！”
　　里厄觉得迷惑不解，他决定从城市的外围地区开始他的出诊，他最穷的病人都住在那里。在那些区里的垃圾清除工作要比别处晚得多，汽车沿着那里的尘土飞扬、笔直的道路行驶时，掠过一些放在人行道旁的废物箱。在一条街上医生数了一数，丢弃在菜皮和破布堆里的死老鼠大约有十二只。
　　第一个病人住在一间沿街的屋子中，吃饭睡觉都在这间房里。床上躺着病人。他是个面孔铁板、满是皱纹的西班牙老人。被子上有两满锅鹰嘴豆放在他面前。病人原来坐在床上，医生进来时，他把身子往后一仰，想喘口气，重又发出那老哮喘病人的尖声哮呜。他老婆拿来一只面盆。
　　医生在为他打针时，他说：“嗯，医生，它们出来了，您见到了吗？”
　　他老婆接口说：“不错，隔壁人家捡到了三只。”
　　老头儿搓搓手又说：“它们走出来了，所有的垃圾桶里都有，是饿坏了哪！”
　　里厄接着注意到全区的居民都在谈论老鼠的事。出诊完毕，他就回家了。
　　米歇尔告诉他：“有您一份电报在楼上。”
　　医生问他有没有发现别的老鼠。
　　“噢，没有，”看门人回答说，“你知道，我守在这里，量这些畜生也不敢来。”
　　里厄从电报中得知，他母亲将于明天来到。她是因儿媳要离家养病，所以来为儿子照料家务的。医生走进屋子，护士已到了。里厄看见他的妻子站着，穿着一色的上衣和裙子，已经梳妆打扮过了。他微笑着对她说：
　　“这样好，很好。”
　　过了不久，他们到了车站，他把她安顿在卧铺车厢里。
　　她注视了一下车厢说：
　　“这对我们来说，太花费了，对吗？”
　　“需要这样，”里厄说。
　　“关于这些老鼠的事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我也不知道。这事很奇怪，但是会过去的。”
　　他接着急速地对她说，请她原谅，他本该好好照顾她的，但却对她太不关心了。她摇摇头，好像叫他不要再往下说了。但是，他又说：
　　“你回来时，一切会变得更好。我们会有一个新的开端。”
　　她的眼睛闪着光，说道：“对，我们会有一个新的开端c”
　　过了一会儿，她转过身去看窗外。月台上人群熙熙攘攘，你推我读。火车的排汽声传进了他们的耳朵。他叫了一下妻子的名字，她回过身来，他见到她脸上挂满着眼泪。
　　他轻声地说：“不要这样。”
　　她含着泪，重又露出笑容，但笑得有点儿勉强。她深深地透了口气说道：
　　“去吧，一切都会很顺利的。”
　　他紧紧地抱住了她。回到月台上，透过玻璃窗，他看到的只是她的微笑。
　　“得好好保重啊！”他说。
　　但是她已听不见了。
　　里厄走近月台的出口处，迎面碰到了预审推事奥东先生，手搀着他的小儿子。医生问他是否出门去。奥东先生是个高个儿，黑头发，相貌一半像过去所谓上流社会的人物，一半像一个阴郁的运尸人。他用和蔼的声音简短地答道：
　　“我在等我的夫人，她是专程去探望我家属的。”
　　火车鸣笛了。
　　推事说：“老鼠……”
　　里厄朝着火车行驶的方向注意了一下，但又回过头来向着出口处，说：
　　“老鼠吗？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这时候，唯一使他不能忘记的是一个铁路搬运工人打那儿经过，膀子下挟着一只装满死老鼠的箱子。
　　同一天下午，门诊一开始，里厄接见了一位青年人，据人家告诉他，这人是新闻记者，早上已经来过。他叫雷蒙·朗贝尔。这是一个身材不高，宽肩膀，神色果断，双目明亮而聪明的人。朗贝尔身穿运动衣式样的服装，看来生活宽裕。他直截了当地说明来意：他是受巴黎的一家著名报纸的委托来调查阿拉伯人的生活情况的，要找些关于他们卫生条件的资料。里厄告诉他，他们的卫生条件并不好。但是在进一步谈论之前，他想知道，记者是否能据实报道。
　　“当然，”对方说。
　　“我是说您能全面地对这种情况进行谴责吗？”
　　“全面？说实话，不能。不过我想这样的谴责可能是没有根据的。”
　　里厄不慌不忙地说，这样的谴责实际上可能是没有什么根据的。但是他提出这一问题的目的，只是想知道朗贝尔的见证是否能做到坦率而毫无保留。
　　“我只能接受无保留的见证，因此我不能提供资料支持您的见证。”
　　“您的话简直同圣茹斯特①如出一辙，”新闻记者微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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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圣茹斯特（176—1794），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领袖之一。
　　里厄继续用平静的语调说，他对圣茹斯特一无所知，他讲的是一个对世界感到厌倦的人的语言，但他喜爱他的同类，因此，就他本人来说，决不接受不公正的事物，也决不迁就。朗贝尔缩着脖子瞧着医生。
　　“我想我理解您的话，”最后他一边说着一边站了起来。
　　医生送他到门口说：
　　“谢谢您能这样看待问题。”
　　朗贝尔显得不耐烦地说：
　　“好，我懂得，请原谅我打扰您。”
　　医生同他握手，告诉他此刻市内发现大量死老鼠，关于这件事，可能有不寻常的报道可写。
　　“哦广朗贝尔叫了起来，“这事我感兴趣。”
　　下午五时，医生正要为另一些病家出诊，在楼梯上同一个年纪还比较轻的人擦肩而过，此人外形厚实，肥头大耳，凹陷的脸上，横着两条浓密的眉毛。在住这幢楼房最高一层的那些西班牙舞蹈家的家里，他曾经见过这个人几次。这人名叫让·塔鲁，他站在梯级上，一本正经地吸着香烟，一边注视着脚旁一只快要死去的老鼠在作最后的抽搐。他抬起头来，灰色的眼睛冷静地盯住医生，向他打了一个招呼，接着说这些老鼠的出现是件奇怪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