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一谈起佛教寺院，总会联想到怒目的金刚、笑面的弥勒，缭绕的香烟，悠扬的钟鼓……在寺院日常生活中，僧人最熟悉的也是那晨钟暮鼓之声。因为它雄浑激越，深沉清远，警世醒人，余韵无穷。人们从晨钟暮鼓的余韵之中，还可去追寻那丰富的文化内涵。
　　钟鼓，作为具有我国传统特色的礼器和乐器，早在商周时代即被广泛运用。无论朝会、庆典、祭祀、征战；都必须撞钟击鼓。甚至在《诗经》的开篇《关雎》中，当君子得到梦寐以求的窃宛淑女之后，也是“钟鼓乐之”。
　　先秦著名的礼制典籍《周礼》中记载，为了敲钟击鼓礼仪的需要，当时已有钟师、鼓人之设。《春官宗伯第三》说：“钟师，掌金奏。凡乐事，以钟鼓奏九夏；凡祭祀、绝食奏‘燕乐’、”《地官司徒第二》说：“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声，以节声乐，以和军旅，以正田役。”在当代的佛教寺院，榴牙高啄的钟楼和鼓楼上，也设有专司钟鼓的钟头和鼓头。
　　佛教寺院敲钟击鼓是有仪规的。早晨，钟声继以鼓点；迟暮，鼓点继以钟声。“钟敲鹤起，鼓击龙飞”；“惊醒世间名利客，唤回苦海梦迷人”。寺院不仅把钟鼓作为实施佛教礼仪的重要法器，还在钟鼓声中注入了深沉的佛教教义。论其作用，这是寺院以外的钟鼓所远远逊色的。
　　佛教自汉代从印度传入中国后，与中国的政治、伦理、哲学、文学、艺术和民俗等传统观念相碰撞、相协调、相融合，使外来的佛教逐渐演变成中国式的佛教。特别是佛教的礼仪，也越来越和中国传统礼仪相接近了。
　　中国自古就是闻名于世的礼义之邦。春秋时期，儒家学说即以礼来敬事天地，以礼来维护周天子在诸侯中的宗主地位，也以礼来维系等级制度下的社会规 范和道德规范。《中庸》第二十七章中即竭力赞扬“圣人之道”所具备的“礼仪三百，威仪三千”。而佛教在此基础上更有所发挥，竟在戒律上载明僧人应遵循“三千威仪，八万细行”。实际上，这仅是个习惯用法，概括其多而已。
　　在现代僧人所遵循的礼仪上，尚可寻求我国古代礼仪的某些轨迹。以见面礼为例，根据对方的身份，施行从简单到复杂的各种礼节。比如合十、问讯、顶礼、行十方礼，都可与中国古礼的拱手、作揖、跪拜、稽首九拜相对举，尽管在具体的动作上有些差异。再说僧服，也有礼服与常服之分，除了架缓以外，僧人所着的方袍、披肩、衫褂、鞋袜等，都具有我国汉唐到明清各代的特色。
　　礼和乐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国自古重视音乐，《乐经》被奉为“六经”之一，汉代还设立“乐”掌管宫廷朝会及民间采风。佛教传入后，在原有梵呗的基础上大量吸取中国宫廷、民间音乐的丰富营养，使佛教音乐不断发展并传承下采。直到现在，寺院僧人在每天上殿、用斋和举行各种佛事时，都必须遵循礼仪；奏乐唱赞。据载，宋代的大儒朱熹“观于寺僧之斋供，而叹三代礼乐，犹独存于释氏”。古人都有此感慨，时隔千载，今人看见的差异就更大了。
　　佛教的礼佃也体现在它所倡导的戒律上。为了与中国居于正统地位的儒家相适应，宋代云门宗禅僧契嵩以佛教的“五戒”杀、盗、淫、妄、酒比之于儒家的“五常”仁、智、礼、义、信。据此可阐发为：本于仁者则不杀，奉于义者则不盗，执于礼者则不淫，守于信者则不妄，师于智者则不酒。奉执不杀者，不求仁而仁著；不盗者。不忻义而义敷；不淫者，不祈礼而礼立；不安者，不慕信而信扬；不饮酒者，不行智而智明。从而大大缩小儒、佛两家在伦理观念上的差别，使佛教更能被社会所接受而得到弘扬。
　　佛教礼仪还体现在它所倡导的伦理道德方面。为了与中国封建宗法制度相适应，佛教还把许多佛事活动与儒家推祟的孝行结合起来。比如根据西．晋竺法护译的《盂兰盆经》，在每年阴历七月十五日隆重举行“盂兰盆会”，大力宣扬孝道。并使之成为中国佛教的盛大法会和民间大众的传统习俗。
　　佛教的传入，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反之，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无不影响着佛教，并使佛教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的学者说：“不懂佛学，就不懂汉魏以来的中国文化。”这种见解是很有道理的。佛教礼仪是佛教文化的核心。通过这些礼仪，又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熠熠光辉。
　　本书所讲的佛教礼仪，突出了以下五个方面：一是佛寺仪轨，包括建筑格局、佛像安排、管理机构及其人员的设置。二是丛林规制，包括僧人在寺院应遵守的修行规范、生活制度和礼节威仪。三是佛门戒法，包括各种戒律的区别，以及皈依三宝、剃度出家，直到受“三坛大戒”的全过程。四是佛教用品，包括僧人在穿的衣服、用的物件和作佛事的乐器等方面的分类和规定。五是佛事法会，包括作各种佛事法会的具体内容、仪轨及佛教的节日庆典等。
　　通过上述介绍，仅能得知佛教礼仪的大体风貌。孔子说：“礼之所兴，众之所治也f礼之所废，众之所乱也。”苟子说：“人无礼不往，事无礼不成，国家无礼不宁。”在我国古礼大多废弛的情况下，独有佛教礼仪还在丛林寺院中保存和实行着，这种文化现象是值得研究的。在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今天，产生了新的伦理观念和道德规范，古代那些繁琐的礼仪是大可不必要的。但作为历史遗留下的文化遗产，我们可去探讨它存在的哲理。也许，这对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促进精神文明建设，是有借鉴之处的。
　　佛寺仪轨
　　佛教于汉代从印度传入中国之后，在中华文化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同时也制定了一整套与之相适应的中国佛教礼仪。礼仪包括礼制和仪制，这里得先从中国佛寺的建筑仪制谈起。
　　寺，本为中国古代掌管某项事务的官署的通称，如太常寺、太仆寺、大理寺、鸿胪寺之类。据说，在汉明帝水平十年(67年)，明帝曾请摄摩腾等僧人到洛阳，由掌管宾客朝会礼仪的鸿胪卿负责接待。不久，又单独修建白马寺，作为安置外国僧人的馆舍，白马寺即成为中国佛寺之始。以后的佛寺，大都是按照古代官署的布局建造。此外，还有一些官员和富人施舍现成的住宅为寺，因此佛寺也具有古代住宅院落的建筑特色。鉴于以上原因，中国汉地佛寺的建筑布局，在近两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基本上采取了中国古代官署和口传统院落的形式。同时，一寺之中可以有若干院，建筑规模较小的寺也叫做院。比丘尼住的院多称为庵。
　　这种佛寺布局，一般是坐北向南，山门和各殿都在一条中轴线上，两旁是基本对称的廊屋。比如具有三重院落的佛寺，中轴线上的建筑一般为山门殿、天王殿、大雄殿、藏经楼，两旁的建筑有钟楼和鼓楼、客堂和禅堂、斋堂和库房、方丈和祖堂等。较大的佛寺，有四重以上的院落，甚至还具有两条中轴线的建筑群。现以我国保护最完整的一处禅宗寺院棗四川新都宝光寺为例：
　　此寺坐北向南，共占地10万平方米，其中建筑面积近3万平方米，由五重院落和比邻的十二座院落组成。中轴线上的建筑依次为照壁、山门殿、天王殿、舍利塔、七佛殿、大雄殿、藏经楼(楼下为法堂和戒台)、紫霞山。舍利塔两旁为钟楼和鼓楼；七佛殿两旁为客堂和云水堂；大雄殿两旁为斋堂和戒堂，两翼为库房和禅堂；藏经楼两旁为祖堂和影堂，两翼为东方丈和西方丈。
　　经钟楼前的“天台胜境”牌坊东行，穿过曲折的红墙，可通罗汉堂和自成体系的净土院(此院中轴线上的建筑依次为寿佛殿、极乐堂、念佛堂)；经鼓楼前的“庐山遗迹”牌坊西行，穿过曲折的红墙，可通普同塔院和由若干座本寺历代住持僧骨塔组成的塔林。寺院的北、东、西三面均为竹木林园。
　　宝光寺创建于唐代，以后历代迭经培修和重建。但至今仍保存了我国早期佛寺“寺、塔一体，塔踞中心”的典型布局。这种布局在全国众多的佛寺中已很难见到了。
　　殿堂及其佛像
　　寺院殿堂的设置及所塑佛像，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宗派都各有差异，但大多具备以下相同之处。
　　山门殿 寺庙的大门沿称为山门。山门一般有三道门，象征佛教“三解脱门”，即空门、无相门、无作门。山门内，两侧龛中各有一尊执金刚杵护持佛法的天神，名叫金刚力士。据《大宝积经》说，金刚力士原为法意太子，他皈依佛法后，成为佛的五百名随从侍卫的首领。因为他普闻一切诸佛秘要秘迹之事，又称密迹金刚。金刚力士只有一位，为了符合中国人讲对称的习惯，后来添上一位，成了两位。
　　有的寺院，在殿内两侧还塑有伽蓝神或对寺院有特殊功德的地方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