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人自信：人是天地间唯一有自我意识，能认识自己的生物，正是这一特殊禀赋，使人具有超越自然的可能性，判然自别于进化程度低于自己的动物界。人类学家和哲学史家认为，灵魂、心身问题，是原始先民最先思考的哲学问题，它先于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的关系等问题而提出。大概从人类有了理性思维的余暇，把自己从动物界区分出来的时候起，人自身存在的根本问题——人从哪里来？为什么要死？死后有无续存？——便开始困扰先民们混沌初开的心灵。关于自身生死问题的思考，酝酿出了原始人死后生命以另一种形式继续存在、“灵魂”不死的信仰。据考古发现的物证，这种信仰流传的时间，最早可上溯到约十万年前。在欧洲、土耳其发现的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尼安德特人墓葬遗迹中，死者有石器随葬，尸体周围有花束、红色碎石片，表明当时人已有人死后继续存在，或者认为死亡是迁往另一幸福世界的喜庆之事的信仰，而且成为社会群体的共同观念和习俗。处于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一万八千年前的中国人老祖宗——山顶洞人，埋葬死人已有一定规矩：死者身旁撒有赤铁矿粉粒，随葬品除燧石、石器等生活用具外，还有石珠、穿孔兽牙等装饰品。红色，象征血和火，以红色赤铁矿粉粒洒在尸体旁，可能是表示希望死者永生的祝愿，随葬器具，则分明表示供死者灵魂使用。到了仰韶文化时代，葬仪进一步复杂化，陕西华县元君庙墓中发现的童尸，盛放于特制陶瓮内，口上盖陶盆钵，其底部钻有小孔，考古学家认为是供死者灵魂出入之用。这种风俗在云南某些少数民族中尚有遗留。据人类学家的研究，地球上现存的尚处于原始社会的后进民族，几乎都有灵魂不死的信仰和相应的葬仪。先进民族中，也多残存着上古原始的灵魂观念和有关葬仪的残迹。这说明，死而不亡或灵魂不死，是人类智慧初开期对于生死之谜的普遍的、共同的解答。
　　第一节　灵魂观念产生的渊源
　
　　对自身生死之谜的破解予以首先关注，全人类的远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信奉灵魂不死，这一现象，应从人类本性，人类本性需求与生存现实的矛盾中，去寻找其渊源，这大概可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考察。
　　一、本能性的求生欲望和死亡恐惧
　　贪生怕死，几乎是所有动物普遍共具的天性，从猪犬等被屠宰时的嚎叫挣扎，人们大概不难体味出它们对死的恐惧和对生的眷恋。即使低等到小爬虫，也有逃避伤害、保护自家身命的本能，动物是否具有思考生死问题的意识，人不得而知，情智和意识高于动物，而尚具类同于哺乳动物之躯体的人类，其源出动物性本能的贪生怕死天性，与发达的感情、理性相联结，自然表现得比动物更为鲜明、突出，从比猩猩智商略高的儿童身上，常可发现贪生畏死天性的流露：当大人吓唬：“不听话就打死你！”“掉下去会摔死的！”儿童会表现出极大恐怖。到了自我意识成熟，理性便会不可避免地投入到死亡现实的思考，从他人的死联想到自己将后的死，由死而思索生活的价值和意义。人类大概在成长的少年时代，便发现了自身存在的悖论和根本矛盾：人既是具有可超越自然的理性、创造能力的小小神祗，又是无可奈何地属于自然的有血肉之躯的虫蛆，几十年生命匆匆结束后，一具臭尸终归会变成蛆虫口中食。正如贝克尔《反抗死亡》一书中所说：“人的确是分裂的：他知道自己天生丽质，在自然界出类拔萃，然而迟早总要回归几英尺的地下，在黑暗中默默无声地腐烂和永远地消失。处于这样的困境而又不得不在这种困境中生存下去是可怕的。”
　　还有，人既具有认识万物的智能，却无力认识自身生死的底蕴，不知生从何来，死身体何去。自己何时死亡，死后如何，对谁也是个黑谜。这无疑是对人这个智慧生物的无情嘲弄。
　　古今中外的一代代人，从平头百姓、野老村夫到叱咤风云的英雄、不可一世的皇帝，从多愁善感的文人墨客到深沉敏睿的哲人智士，当面对人生短暂、谁也不免一死的现实时，无不感叹嘘唏，形之于色，发之于声。感叹人生苦短、百年如梦，是古今中外的诗文中最常见的永恒主题。“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飘尘”，“卧龙跃马终黄土”，“死去元知万事空”，此类诗句，传诵千古，引起多少人心弦的共振。就连孔老夫子那样积极用世、不语怪力乱神的“至圣先师”，当面对流逝不返的河水联想到死亡现实时，也不免感叹：“逝者如斯夫！”就连曹操那样的乱世英雄，也留下了感叹死亡悲剧的不朽诗句：“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古今中外的不少哲人，都曾指出死亡恐惧是人类普遍存在的永恒的、基本的焦虑，它永远盘踞在人们的精神活动中。美国现代心理学之父威廉·詹姆斯称死亡为潜伏在人各种幸福欢乐的虚饰之后的“深藏的蛀虫”，所有的人，无论他承认与否，都必然对这“深藏的蛀虫”怀有直觉。从面对危险时的不安全感，到怕死、怕尸体、怕墓地、怕鬼的心理，每个人不难体察自己意识深处盘踞的对死亡的本能性畏惧。
　　然而，人类终归是具有理智、有能力对抗自然压迫的小小神祗，大概从初民开始思考死亡问题起，人们就开始了不乐意接受的死亡现实的抗争。制造出一种肉体虽死而灵魂不死之说来安慰自己，便成为认识能力和与自然作斗争的能力低下，无法用其它现实途径抵御死亡威胁的原始人抵抗死亡的有效手段。后来，随人类生产力、认识能力的逐渐提高，发明了多种多样反抗死亡的手段，诸如：永生于天国的宗教信仰，立功立德立言的不朽、留名于身后的不朽、精神不朽，长生不死的追求、自然主义的达观生死态度、享乐主义的逃避策略、动物性的家族绵延，乃至当代流行的“潇洒走一回”等，方法虽然各异，反抗死亡威胁的实质是一。西方一些人类学家、心理学家，认为人类的一切文化活动，其实质都是为逃避死亡的宿命，都是用以战胜死亡威胁的抗争。从某种角度来看，这话讲得是有道理的。
　　二、恋亲感情和同类相怜
　　眷恋血亲，同类相怜，是较高等的动物也具有天性。笔者曾记得幼时家中一头耕牛死了，在剥皮割肉时，其伙伴在牛栏中悲鸣不已，泪涌眼眶。在新疆农场接受“再教育”，几度见宰杀淘钛牛时，全场牛群悲鸣终日。据农民讲，那是因为它们嗅到同类被杀的血腥味，故而悲鸣。意识和情感高出动物界一层，被称为社会动物、感情动物的人类，恋亲和同类相悯之情，更为浓厚丰富。亲朋亡故，为人生最大的不幸和痛苦，幼年丧母，中年丧妻，尤为苦中之苦，凡人值此，莫不哀恸悲啼，“有泪不轻弹”的铁肠男儿，遇此也难禁苦泪涟涟。诚如《佛说无常经》的偈子所说：“父母及妻子，兄弟并眷属，目观生死隔，云何不愁叹！”
　　亲人和他人之死，极易触发自己亦将必死的考虑，对必死命运的抗拒精神，自然会产生死而不亡、灵魂永生的憧憬。据载，佛祖释迦牟尼出家求道的契机之一，便是因少年时游观都城四门，于西门看到送葬人群，因而触发了自己亦将必死的思考，终于下决心探求战胜死亡之道。笔者记得少年时期开始对死亡问题的考虑，乃出于由邻人之死触发的对钟爱自己的祖母终将死去的忧虑，由此而联想到自己的必死，进而引向对人生的意义的思考。这大概是常人普遍经过的思想历程吧。
　　三、特异现象的启示
　　一类与灵魂、死后续存有关的特异现象，如记忆前世、灵魂脱体。见鬼、交通鬼神、附体、濒死和死而复生的经验等，据近今心灵学的研究，是超越地域和文化形态而普遍存在的现象，古代各民族都有关于此类现象有的传说和记载，说明这类现象不但今天有，在远古也曾有。而且，逻辑思维尚未发达的古人，其直觉能力和潜在特异功能大概要比今人发达，接触此类现象的机会要比今人多。在那交通鬼神的巫术盛行的社会里，这类现象的传播和加工，大概要比现代社会顺利得多，很容易口口相传，尽人皆知，助长灵魂不死观念的树立和流传。就此而言，先民们的灵魂不死观念，尚不可仅看作是出于抗拒死亡的需要而主观虚构，很可能有其特异体验的根据。
　　四、梦的启发
　　梦，被不少学者是认为是原始人产生灵魂观念的最重要契机。恩格斯关于这个问题的名言被广泛引证：“在远古时代，人们还完全不知道自己身体构造，并且受梦中景象的影响，于是就产生一种观念：他们的思维和感觉不是他们身体的活动，而是一种独特的、寓于这身体之中而在人死亡之时就离开身体的灵魂的活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219）
　　在梦中，人们往往游历如常，碰到见过、未见过的人物境事，经受欢乐、痛苦、恐怖，如同醒时无异，而醒后发现身体躺着未动。这自然会启发人思考身心关系，容易把身心二元化，设想身体中住有灵魂，做梦是灵魂离开肉体出去游历；灵魂既然离开肉体独自己活动，那么肉体死后灵魂继续生存，便是顺理成章的事了。这大概是原始人中较为普遍的思路，如云南地区的景颇族人，便普遍认为睡眠意味着灵魂离开肉体，梦是游离的灵魂之遭遇。有的原始民族忌讳突然叫醒熟睡的人，认为那样做会把他的灵魂吓跑，难以返回肉体。
　　另外，梦见死去的亲人、熟人，也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可能是亲人的灵魂来托梦，证明亲人虽死，灵魂犹存。这种情况在现代人中，尚相当普遍，笔者便多次碰到熟人述说这种梦境，询问是否是亲人的灵魂来托梦，在原始人中，这种情况当更为普遍，梦见亡故之人，他们肯定会确认是自己的灵魂会晤了亡故者的灵魂。
　　总之，灵魂不死的观念，在理性思维尚未成熟的原始人那里，是以深潜于人性深处的贪生畏死天性所决定的死亡焦虑为根本，受抗拒死亡意欲的驱动，在思考与灵魂、死亡有关的梦境和特异感知等经验时，必然得出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