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人眼里，我们的文明是高深的玄学，恰如演奏钢琴在双耳失聪的人看来，只有指尖的跳动而没有乐声。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印度最伟大的诗人，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在遇到安德烈之前，我已在印度生活了四年多。这位63岁的法国老人将一头花白长发梳成马尾辫，是吠檀多哲学的忠实追随者。我与他虽是初次见面，却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当时我到位于印度南部的奥罗新村做短暂探访，这个国际新村是由一位年逾九旬的法国夫人米拉·阿尔法萨（Mira Alfassa）于1968年建立，在这里每个人都尊称她为圣母。她用奥罗宾多·高士（Sri Aurobindo）的名字给这个村庄命名。奥罗宾多是印度最着名的精神领袖之一，他的一生充满传奇，从早年求学剑桥到后来参加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地下活动，最终在印度半岛景色宜人的东南海滨成为学者兼教授，这本身就可以用一两本书来记述。安德烈告诉我，圣母米拉于1973年“脱离了她的肉身”，当时距奥罗宾多逝世有23年。但幸运的是，这位富有探索精神的法国老人与圣母米拉一起度过了她在奥罗新村的最后几个月。
　　自安德烈移居奥罗新村以来，这里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型精神修炼所，居民已扩展至几千人。其中大多像安德烈一样是西方人，来这里寻求印度哲学的真谛。像安德烈一样，他们大多认为印度是个与众不同的国度，拥有独特的道德和精神力量。安德烈说，印度是人类得以生存下来的关键所在。而我此行来奥罗新村就是想知道印度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能让人们产生这样的信仰。安德烈把我迎进他那宽敞洁白的屋子，饮着洛神花汁，然后对我说：“在欧洲，你感觉自己是完全迷失的。在西方，你是属于社会的，只能亦步亦趋地追随固定的模式，你应该拥有一套房子、一份工作，你的整个生活都得以金钱为中心。而印度不一样，印度是个独特的国家。”他强调说，“要是没有印度，这个世界将会贫穷到只剩下物质。”他的话赢得了在坐各位的一致赞同。
　　安德烈出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当时的许多年轻人一起在北非的抗法战争时期去阿尔及利亚服过役，但没有染上士兵的那些不良习气。退役后，在巴黎的某个下午，他听说有一个关于奥罗新村的会议。当时他已试着阅读了流传最广的印度教典籍《薄珈梵歌》（Bhagavad Gita），对印度哲学略有了解。不久他便离开法国前往印度。安德烈的这些描述都是坦率的，但他没有解释究竟是什么把他吸引到印度来的。“对于我来说原因是显而易见的，我不明白为什么别人不能理解”，安德烈说，“几千年来，印度一直在调和种种分歧和差异，并将它们融汇在一个统一体之中。印度有一种其他国家所没有的精髓，它会告诉你在林林总总的生命背后，有种叫做‘统一体’（unity）的精神现实。”可能是看到我一脸困惑的神情，安德烈又接着解释道：“今天的人类正面临着一场全球危机，只有印度才能化解它。印度能够解释生命的轮回和万物的融合，指引人类通往超意识的道路。”他说道：“除了印度以外，没有哪个国家能接纳奥罗新村，它无法在西方世界存活下来——在西方，人们只会将它变成一种狭隘的宗教团体。”
　　圣母米拉希望奥罗新村不只是一种狭隘的宗教团体。然而关于她的各种记述五花八门，我们无法真正感知她的真实面目。她一生留下了许多神谕般的、晦涩难解的言辞。1878年，米拉·阿尔法萨出生在巴黎，父亲是土耳其人，母亲是埃及人。当她还是孩子的时候，米拉就有一种“与大自然交流”的倾向。她还能跨越时空，与“未知世界的神灵和生灵交谈”。长大成人后，米拉开始不倦地游历不同国家，感受多样化的文明，探索人类生存的奥秘。最终，她于1916年来到印度并遇上奥罗宾多·高士，正是奥罗宾多给了她这些问题的答案。他们共同发起了一场新的精神运动，旨在告诉人们印度将帮助人类达到更高的精神境界。他们将这场运动称之为“超意识主义”（supramentalism）。在印度，还有其他类似的精神运动和其他圣母级的人物。但是作为精神修炼所，奥罗新村有着更为深厚的根基。
　　在遇到安德烈之前，我曾参观过马特里曼蒂尔庙（圣母庙，Matrimandir），那是一座高耸的球形建筑，直径大约为150英尺，通体覆盖着金色的花瓣状的圆片。这一奇特景观不由让人联想到好莱坞电影中的宇宙飞船降落在这片热带土地上。在清静宽敞的庙内，大约有二三十人散落在一棵高大的菩提树下，彼此相隔一段恰当的距离，在落日余晖中做着瑜伽的伸展动作。他们大多是白人，有一两个可能就来自洛杉矶。奥罗新村有两三千名居民，大多过着和安德烈类似的生活，他们来自世界各地，其中不乏俄罗斯人、韩国人、日本人、拉丁美洲人和欧洲人，只要浏览一下电话本就可一目了然。我的向导迈诺布·泰戈尔（Manob Tagore）是一位嗓音柔和并极具亲和？的孟加拉人，他告诉我，单从电话本判断可能会高估这里的本地人的数量，因为很多西方人已经改用了印度名字。迈诺布告诉我，他很小的时候被带去见圣母米拉。“她总是那么平静，她那种平静也使我平静下来，”迈诺布说，“这是我印象最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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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德烈让我解释我是谁，我想要问他什么问题。我告诉他，我是一名英国记者，在印度生活了许多年，我的妻子普莉娅也是印度人。我想知道为什么印度对如此多的外国人有如此强大的精神感召力，而我却感受不到这种力量。我没有说的是，在我看来，几百年来印度一直生活在西方人强加于它的“精神圣殿”的重轭之下，印度人也早已习惯于草草应付西方人的这种期待，只是有时会稍加点缀而已。几个世纪以来，尤其是在英国的殖民统治期间，许多印度人或多或少将印度视为独一无二的超自然文明体。较之许多殖民统治者的蔑视态度，大多数印度人当然更愿意接受这样的自我形象。曾制定印度第一部刑法典的麦考利勋爵（Lord Macaulay）曾写过一段引起公愤的话：与西方人的成就相比，整个印度的文学与哲学全都不足挂齿。温斯顿·丘吉尔的评价则更为恶劣，他说，印度“是一个有着野蛮宗教的野蛮国家”，“就像赤道那样，它根本就不是一个国家。” 更不幸的是，持这种想法的人还不在少数。
　　与此相反的则是另一派同样具有代表性但根基更为深厚的观点。法国小说家安德烈·马尔罗（Andre Malraux）写道：“印度在梦想和时间上与我们相距遥远，它属于我们灵魂所附的古老东方。” 与他持相同见解的大有人在，德国哲学家阿瑟·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曾说，基督教的《新约》应该来自印度，因为这个国家有着人类最温雅和善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