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上，民主作为一种人类社会的现象，古已有之。

诸侯称霸的社会有诸侯们的民主现象；皇权一统的社会有皇帝们的民主现象；推而论之，大约氏族时期，无论父系还是母系，也自有其民主现象吧？

在中国，后来被史家称为“帝”的尧、舜两位氏族首领，便在民主现象方面有过良好表现。也有史家认为，包括禹在内的“三帝”，并不真的存在。即或如此，假托的民主表现，也还是可以证明人类对于民主的早期想象。

尧是有后代的，却将帝位传给了深孚众望的舜，这不能不说是“天下为公”的做法。舜也是有儿子的，却将帝位传给了禹，而且禹还是遭罪诛之人的后代（传说禹的父亲因治水无果，被砍了头，很可能还是经舜批准的），这也不能不说是“天下为公”的典范。禹也是一心想要以尧、舜为榜样的。考查期满了的第一位接班人，不幸死在他的前边。而第二位接班人尚未来得及接他的班，他自己却猝死了。偏偏他的儿子又有野心，威胁合理的接班人不许接班；偏偏合理的接班人又怯懦，所以也就不敢相争，结果禹的儿子成为首领。成为首领后，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将合理的接班人杀了。

“天下为公”的历史随之终结，“家天下”的历史随之开始。这一开始，也就一发而不可收拾。古代人的权力崇拜，远比近当代人强烈得多。权力得来不易，家传才心安理得，自然视民主思想、民主言论为大逆不道。

周武王伐纣，建立了周朝，分封有功者、立诸侯，起初也是想民主些，要求诸侯们每年年末到王朝所在地开一次会，互相交流统治的经验教训，很有点联邦的意思。这方式，也不能不承认是人类早期的民主现象。但是，又要天下太平、长治久安，又要一国权力家传，永远姓周，这就特难。好景不长，周王朝也瓦解了，于是群雄争霸，烽烟四起。

孔子一生大愿是“克己复礼”，所要“复”的正是周朝那一种制度。也许在他想来，那是光复民主。所以他的学生子路倡导文明祭祀，不杀活牲，孔子的反应是很冷漠的。子路不解，质问他何以不热忱地支持自己，他则叹道：“唉，你眼里只看到了几头牲畜的可怜，我心里日夜思想的却是何年何月才能恢复周天朝的那种礼啊！”忧国忧民心境，令人感动。

假如孔子至今还活着，假如我们问他，周天朝那一套封建秩序和那封建民主，恢复了又怎样呢？您明明心里清楚，那终究是不可持续的啊！他肯定是答不上来的，或者他认为，世代君王都接受他的谆谆教诲，争做仁君，便可持续了吧？但我们清楚，那不过是他的天真理想。后来的君王们倒是都极敬起他的学说来了，但没几个真照他的教诲做仁君的，而是要求百姓照他的教诲做良民。

中国历史上的情形如此，外国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就说英王乔治一世吧，统一了疆土之后，实行圆桌会议，十几位有功的骑士，不但可以与他平等似的围坐着共议国事，还可以那样子和他共饮共食，碰杯同歌。比起中国最开明的封建君王与大臣们的关系，也还是民主多了吧？但那又怎么样呢？乔治一世一死，儿子称君，十几位有功的骑士们，还不是一个个被杀害了吗？到了乔治八世，自己亦难逃身首两处的下场。

沙俄女皇叶卡捷琳娜仿佛也是很乐于实行民主的，有新思维的人都有几分可能被她宣入宫中，待之以礼，赐给爵位。连法国的伏尔泰也做过她的贵宾，并且写过锦绣文章，赞颂她的“与时俱进”。但法国一兴起真的民主革命来，远在俄国的她便视为洪水猛兽了。一听说路易十六被“公民议会”处以死刑，她立刻下令出兵，帮助法国保王派武装力量镇压革命，“替天行道”。

封建社会制度之下，民主从来都是现象，从来都是陪衬封建统治的“秀”。封建制度是绝不允许民主也制度化的。

但古罗马的情况却是那么例外。在人类的社会中，民主作为一种形式，最先出现在古罗马文学中。

普罗米修斯的故事，一经从希腊神话中被移植到了罗马神话中，便发生了微妙的情节改变：

人类不堪神们不断升级的崇拜指示和祭祀要求，只得和神们进行迫不得已的谈判。

要进行谈判就得有谈判代表，普罗米修斯成为人类公推的谈判代表。他的谈判条件只有两条——人类愿意对神们保持崇拜和敬畏，也愿意因而履行祭祀的义务；但神们不能对人类施加太多太高的要求，使崇拜和敬畏成为人类的精神负担和压力；并且神们也当集体自律，还应将人类最需要的火无条件地给予人类。

这是人类公推的代表，首次向神权理直气壮地提出人权诉求的文学记载，可视为人权最早的“白皮书”，当然也可视为人类最早的民主思想的萌芽。

可能正因为这种最早的民主思想形成于罗马，后来在古罗马出现了“元老院制”。全世界都不得不承认，是罗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