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一年上半年，我在一所大学的研究工作告一段落，开始找新工作。以此为契机，事情开始发生变化。那时是在美国找工作比较困难的一年。我先後发出百余封申请信，迟迟未有结果，妻子和我都有些焦急。恰在此时，我们所在大学的中文查经班的周令仪姊妹(Leo) 邀请我妻子参加查经。她本不想去，但对方一连几个星期来电话诚恳相邀，碍於情面，她最後同意去试试。不想，一去就被吸引住了，从此她每周查经不误。查经班的弟兄、姊妹为我找工作的事祷告。我去克城进行工作面试的头天晚上，原天津音乐学院副教授徐可立、王国庆夫妇特地来家为我祷告。我虽不信，但觉得祷告有益无害，未加反对。没想到，第二天去面试途中，奇妙的事情发生了。
　　克城离我的住处有二百哩。第二天早晨我独自驱车前往。当我驶上一段笔直的高速公路时，突然满目金光闪耀，阳光洒在路上、车上，车里、车外一片金黄，持续了四、五分钟，我十分惊惧。我开车已八年多，曾多次迎著朝阳开车，从未遇见这种景象。忽然间，“求你保守里程全家，用阳光照耀他们的道路”的话语闪现出来。啊，这不正是头天晚上朋友在我家祷告时说的吗？！我顿有所悟，心里一阵火热，情不自禁地默祷道：“上帝呀，难道您真是在向我显现吗？如果是，就求您保佑我面试成功。假如我得到这个工作，我就信您……。”
　　面试很顺利，在激烈竞争中，我如愿地得到了克城这份工作。我妻子也意外地找到了一份理想工作。我该相信上帝了吧？没有。因我心存顽愚，刻变时翻，没有履行信主的诺言。
敞开思想
　　到克城後，我妻子和孩子每周去大学区附近的中华克里夫兰查经班。每次我开车送他们到教堂後，自己去实验室。查经结束後，我再去接他们。有时去早了一点，查经还未结束。出於礼貌，我只好坐下来听听。看见他们对《圣经》逐字逐句地学习、理解、谈心得，酷似当年的政治学习，我觉得可笑。听到他们口口声声称自己是罪人，并断言世人都有罪时，我相当不快。我工作认真，待人诚恳，克己助人，一直赢得人们的尊重。扪心自问，何罪有之？虽思想抵触，我仍不时为工作、生活中的问题暗自祷告。祷告後，问题都迎刃而解，使我一次又一次地感到一种暗中助我的超自然力量的存在。我产生了想了解基督教的念头，开始提问题，但很多回答不能使我满意。有人说，“应该先信起来！只要信了，你就会感到上帝的存在。”对“先信起来”我颇为反感。对我还没有认准的事，怎么可以“先信起来”呢？对我的打破沙锅问到底，有朋友说，“如果你能相信上帝，全世界的人都可以成为基督徒了。”我虽不时参加查经，但满心狐疑。这种状况持续了好几个月。
　　一次，查经查到〈马可福音〉第九章，一个人求耶稣为他儿子治病。“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孩子的父亲立时喊著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这段经文引起大家共鸣：信主，但信得不足。我为孩子父亲的诚实、恳切态度所动，开口暴露了自己的“活思想”：“我对耶稣至今半信半疑，这是由我的特定身分决定的。我是一个知识份子，是一个经过文革的知识份子，是一个勤於思考、崇尚个人奋斗的知识份子。”见大家投来的惊异目光，我索兴“倒”个痛快。“从认识论看，在原始社会，人类的认识能力低下，被各种自然现象震慑，於是把打雷、闪电、地震、山洪等当著火神、地神、山神等顶礼膜拜。随著生产力的发展及人类对自然的深入认识，人们逐步抛弃了神的观念。因此，有神论是知识低下阶段的产物，无神论是认识上升到高级阶段的必然结论。”我的潜台词是：象我这样一位在国内受过高等教育、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人，去搞迷信、拜上帝不是太可笑、太不光彩了吗？
　　文革开始时，我正在文革漩涡中心的北京大学就读，目睹了文革的全部过程。我全身心投入，但被对立派绑架、毒打後发配到内蒙，後又辗转于河南农村、煤矿、机关，直到一九七八年才重返学术生涯。整个国家的满目疮痍，个人身心的深刻创伤，使我下决心不再去崇拜任何人、事。好不容易从对人的迷信中醒悟过来，我怎么可能又去崇拜一个洋偶像呢？只有我真正相信的，才可能成为我的精神支柱。我有自己的事业，能用所学为社会服务，尽力助人。我内心充实，不需要别的精神支柱。宗教信仰只不过是无知老妇和心态软弱者的拐杖。生活经验告诉我，一切得凭个人奋斗，别的什么都靠不住。我慷慨陈词，甚至引用了《国际歌》的歌词：“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我们自己救自己。”大家对我的发言议论纷纷，我却不予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