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钮先钟 （当代）
一、西方
所谓“西方”就是大家所常说的西方世界（Western World），本是一种概括性的名词，并无明确的定义。在这一本书中西方所包括的地理范围是根据其时代背景来界定的。概括言之，西方的文明或历史可分为三大阶段：（1）地中海阶段，（2）西欧阶段，（3）北大西洋阶段。在前两阶段，即从古代到近代，所谓西方世界大致就是指欧洲的西部而言。15世纪之后欧洲人开始越过大洋向外发展。所以，就大体而言，本书实可称为“欧洲战略思想史”，因为欧洲以外的西方世界（主要的即为美国）仅在近代才开始扮演一个值得讨论的角色。
从地理观点来看，西方世界也是一个海洋世界。欧洲西部本是一个大半岛，而大半岛上又伸出若干个小半岛，好像手掌上长出五个指头一样。我们中国人有一句成语说“开门见山”，而西方人则可以说是“开门见海”。这似乎是西方文明的一种特征，同时也在东西思想之间构成显著的差异。在中国历史中海洋的影响非常有限，但在西方历史中，从远古到现代，海洋始终都是一个主要因素。
现在再明确地指出：本书所谓的“西方”是指欧洲以及美国而言，至于其他地区则不在范围之内。
二、战略
本书的主题为“战略”，照理说，凡是本书的读者，对于这个名词和观念应该已有相当的认识，不过为达成共识，避免误解起见，对此一主要观念还是必须作若干澄清的解释。首先要指出“战略”这个名词有其悠久的历史和复杂的内涵，而且可以说是具有先天的高度模糊性。所以，在此只能作综合和扼要的说明，至于更详尽的分析则将分别出现于以下有关各章之中。
战略观念的起源固不可考，但名词在西方的出现则有较确实的考据。“战略”一词的原文在英语中为“strategy”，在法语中为“stratégie”，在德语中为“strategie”，在意大利语中为“strategia”。其语根出于希腊，希腊语中有“stratos”这样一个字，其意义为军队。从这个字就衍生出“strategos”，意为将军或领袖，以及“strategeia”，其意义可以分别为战役或将道（generalship）。此外还有“strategama”一字，译成英文就是“strategems”，其意义为战争中的诡计（ruses de guerre），换言之，即孙子所谓“诡道”，也可译为“谋略”。 [ 注：Martin von Creveld，The Transformation of War（New York，Free Press，1991），pp．95–96． ] 在希腊文中又有“strategike episteme”和“strategon Sophia”二词，前者意为将军的知识（general's knowledge），后者意为将军的智慧（general's wisdom）。这两词已经含有现代战略的广泛解释在内。 [ 注：Edward N．Luttwak，Strategy：The Logic of War and Peac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7），p．239． ]
罗马人福隆提纳（Frontinus，40–103）曾以Strategemata为其书名。东罗马皇帝毛里斯（Maurice，582–602）曾著一书以教育其将领，名为Strategikon，大致成书于公元580年，其意即为“将军之学”。自从罗马衰亡，西方历史进入中世纪之后，所有这些发源于希腊的名词和观念都已为人所遗忘，直到千余年后才又出现。 [ 注：同上书，p．240。 ]
18世纪时，法国人梅齐乐（Maizeroy，1719–1780）在其所著《战争理论》（Theorie de la guerre）一书中首次使用“战略”（stratégie）这个名词，并把它界定为“作战的指导”（the conduct of operations）。这本书出版于1777年，在战略思想史上应该是一件值得纪念的大事。这个名词开始慢慢地进入法国的军事用语之中，在18世纪80年代的欧陆军事著作中已经普遍使用，但在英国，甚至于到19世纪初期还很少有人知道它。 [ 注：Azar Gat，The Origins of Military Thought：From the Enlightenment to Clausewitz（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pp．39–43． ]
“战略”这个名词的正式使用到今天虽不过两百余年，但并不意味着战略的观念在过去不存在。事实上，可以说战略的观念是古已有之，只是不曾使用现有的名词而已。希腊人另有一个比较常用的名词，“taktike techne”，它也就是现有“战术”（tactics）一词的起源，不过古人并无战略和战术的分类，所以这个名词的意义也就把所有一切有关战争的知识都包括在内。其拉丁文的译名为“ars bellica”，若再译为英语即为“art of war”，也就是“战争艺术”。简言之，“战争艺术”已经把“战略”的观念包括在内。 [ 注：Edward N．Luttwak，Strategy：The Logic of War and Peace，p．240． ]
战略观念的内涵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地扩大和加深，形成一种源远流长的演进过程。我们从此种过程中可以获得三点初步认识：（1）战略是智慧的运用，中国古人称之为“谋”，孙子说：“上兵伐谋”，所以，战略是斗智之学，伐谋之学；（2）战略所思考的范围仅限于战争，与战争无关的问题则不包括在内，这也是当年翻译“strategy”这个名词的人在“略”字前面再加一个“战”字的理由；（3）战争中所使用的主要工具就是武力，也就是“兵”，所以中国古代把战略称为兵学，简言之，战略为用兵之学，作战（operation）之学。
概括地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西方人对于战略一词的意义大致还是采取有如上述的狭义界定，即仍以战争和军事为范围。但事实上，和平与战争几乎是不可分的，而战略所要考虑的问题也非仅限于用兵。因此，上述三点除第一点永远正确以外，其他两点都必须扩大其内涵，或作弹性化的解释。此种广义的战略观念本来也早已存在，不过一般人称之为“大战略”（grand strategy）而不概括地称之为“战略”，甚至于还有人用一个更古老和更模糊的名词，即所谓“state–craft"。这个字不仅没有公认的中译而且也无明确的定义。 [ 注：“大战略”一词在20世纪前期即已开始使用，尤其在英国，像富勒和李德哈特在20世纪20年代都已使用，但此一名词的创始人是谁，则无从确定。 ]
本书对于战略的观念采取广义的解释，即把军事战略和大战略两个层面都涵盖在内。因此，可能有若干过去视为与战略无关的思想或著作也会纳入讨论范围之内。
三、思想史
战略是一种观念，当然也是一种思想。思想是以人脑为其源头。某人若能创出特殊的思想，则也就成为所谓思想家（thinker）。思想家固能创造思想，但能创造思想者又非仅限于个别的思想家。有时，某人虽非公认的思想家，但也能创出某种思想。最后，思想更可能是民族智慧的结晶，社会经验的累积。因此，思想可有个别和集体，特殊和普通之分。
如果把思想视为历史现象的一部分，则也就可以从历史的立场来探讨思想现象，此种研究成果即为思想史。思想史不仅要叙述某一个人或某一时代的思想内容和特色，而且还要探索其彼此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进一步了解思想演变过程中的焦点和轨迹，甚至于还要由此而推断其未来发展趋势。思想史必须重视思想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能够对思想的形成和演变产生影响作用的环境因素可概分为五大类：（1）时代，（2）地理，（3）社会，（4）文化，（5）技术。凡研究与思想有关的问题时，必须首先分析环境因素，然后始能获致较深入的了解。 [ 注：可参看钮先钟，《中国战略思想史》，导言中有关思想背景的分析，pp．12–17． ]
思想具有多样性，分别表现在各种不同的领域中，例如哲学、文学、艺术等等。因此也就可以有各种不同的特殊思想史。战略思想史即为其中之一种。
现在再把上述三种基本观念连在一起，即构成这本书的书名：《西方战略思想史》。顾名思义即可了解它是一部史书，其所叙述和分析的主题则为从古到今，战略思想在西方世界中的发展过程。
选择原则
主题虽已确定，但有关此一主题的史料却相当浩繁，所以必须加以选择整理，然后始能含英咀华，写成一部严谨而精简的战略思想史。前人思想留传后世不外经由立言与立功两种途径。立言又可分两类：其一为本人的著作，其二为他人的记录，前者的价值又超过后者，因为那代表较原始和较完整的资料，反而言之，他人的记录则不仅可能有所遗漏，甚至于还可能含有误解。有时思想的本身并无记录，而只能凭前人的事迹、功绩（deed）来作间接的推断。经由此种立功方式而留传的思想当然更不完整，其可信程度也较低。但不得已而求其次，则又还是聊胜于无。因此，本书对资料来源的选择原则为立言优于立功，直接优于间接。
既以战略思想为主题，凡与战略思想无关的言行自不应纳入书中，但战略本身又是一个具有高度弹性的观念，究竟哪些思想应算是战略思想，在不同的时代，根据不同的认知，而又可能有不同的答案。因此，所谓选择者有时也就会变成见仁见智的问题，虽然照理说是应有客观的标准，但实际上又还是难免不作主观的判断。
本书所要叙述和分析的对象为战略思想在西方世界中的发展和演变过程。其目的为回溯思想的主流，说明其中心理念，尤其重视思想与时代背景之间的互动关系。战略观念的本身，战略家对于此种观念的了解，前人对后世的影响，也都成为分析重点。本书也可以视为一种战略著作的概述，但在此领域中的著作实在是太多，仅凭这样一卷（one–volume）的篇幅，自难作详尽的介绍。所以，对于某些著作只能采样而已，不过所采取的样本又还是以最具有代表性者为原则。此外，在叙述内容时也是以主要理念为焦点，比较烦琐的部分则予以删节，至于直接引述则更仅以必要者为限。
本书所最重视者为思想的本体或实质内容，至于思想家或著作者的身世则为次要问题。诚然，每一种思想都会呈现出其创始者的商标，而伟大的人物对于思想的流向也会产生决定性作用。但思想史并非传记，其主题为思想而非人物。另一方面，研究战略思想固然必须了解其时代背景，以及思想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但本书对于这些背景因素又只能作简要的说明，而不可能作深入的分析。凡读本书者对于一般历史事实应已有相当程度的基本知识。假使自认基本知识不够，则应随时阅读通史以供参考。
凡从事战略研究的学者必须首先探索战略思想的根源。有一条不易的真理常为人所忽视，那就是“温故而知新”，温故为知新的基础，欲知未来则必先知过去。向过去探索得愈深，向未来也就可以看得愈远。尤其是现代战略思想，以及当前世界上的诸多问题，大致说来，几乎都与西方的思想传统和历史经验有密切微妙的关系。现在的根往往是埋藏在过去的深处，任何学术研究若只注意表面而不寻根探源，则其结论必然流于浅薄。尤其是战略研究虽已扩大其范围，但就基本理念和主要目的而言，战略仍为统合的整体。因此，治学者必须明识大体，掌握主流，然后始能避免见树而不见林。
所谓“西方”就是大家所常说的西方世界（Western World），本是一种概括性的名词，并无明确的定义。在这一本书中西方所包括的地理范围是根据其时代背景来界定的。概括言之，西方的文明或历史可分为三大阶段：（1）地中海阶段，（2）西欧阶段，（3）北大西洋阶段。在前两阶段，即从古代到近代，所谓西方世界大致就是指欧洲的西部而言。15世纪之后欧洲人开始越过大洋向外发展。所以，就大体而言，本书实可称为“欧洲战略思想史”，因为欧洲以外的西方世界（主要的即为美国）仅在近代才开始扮演一个值得讨论的角色。
从地理观点来看，西方世界也是一个海洋世界。欧洲西部本是一个大半岛，而大半岛上又伸出若干个小半岛，好像手掌上长出五个指头一样。我们中国人有一句成语说“开门见山”，而西方人则可以说是“开门见海”。这似乎是西方文明的一种特征，同时也在东西思想之间构成显著的差异。在中国历史中海洋的影响非常有限，但在西方历史中，从远古到现代，海洋始终都是一个主要因素。
现在再明确地指出：本书所谓的“西方”是指欧洲以及美国而言，至于其他地区则不在范围之内。
二、战略
本书的主题为“战略”，照理说，凡是本书的读者，对于这个名词和观念应该已有相当的认识，不过为达成共识，避免误解起见，对此一主要观念还是必须作若干澄清的解释。首先要指出“战略”这个名词有其悠久的历史和复杂的内涵，而且可以说是具有先天的高度模糊性。所以，在此只能作综合和扼要的说明，至于更详尽的分析则将分别出现于以下有关各章之中。
战略观念的起源固不可考，但名词在西方的出现则有较确实的考据。“战略”一词的原文在英语中为“strategy”，在法语中为“stratégie”，在德语中为“strategie”，在意大利语中为“strategia”。其语根出于希腊，希腊语中有“stratos”这样一个字，其意义为军队。从这个字就衍生出“strategos”，意为将军或领袖，以及“strategeia”，其意义可以分别为战役或将道（generalship）。此外还有“strategama”一字，译成英文就是“strategems”，其意义为战争中的诡计（ruses de guerre），换言之，即孙子所谓“诡道”，也可译为“谋略”。 [ 注：Martin von Creveld，The Transformation of War（New York，Free Press，1991），pp．95–96． ] 在希腊文中又有“strategike episteme”和“strategon Sophia”二词，前者意为将军的知识（general's knowledge），后者意为将军的智慧（general's wisdom）。这两词已经含有现代战略的广泛解释在内。 [ 注：Edward N．Luttwak，Strategy：The Logic of War and Peac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7），p．239． ]
罗马人福隆提纳（Frontinus，40–103）曾以Strategemata为其书名。东罗马皇帝毛里斯（Maurice，582–602）曾著一书以教育其将领，名为Strategikon，大致成书于公元580年，其意即为“将军之学”。自从罗马衰亡，西方历史进入中世纪之后，所有这些发源于希腊的名词和观念都已为人所遗忘，直到千余年后才又出现。 [ 注：同上书，p．240。 ]
18世纪时，法国人梅齐乐（Maizeroy，1719–1780）在其所著《战争理论》（Theorie de la guerre）一书中首次使用“战略”（stratégie）这个名词，并把它界定为“作战的指导”（the conduct of operations）。这本书出版于1777年，在战略思想史上应该是一件值得纪念的大事。这个名词开始慢慢地进入法国的军事用语之中，在18世纪80年代的欧陆军事著作中已经普遍使用，但在英国，甚至于到19世纪初期还很少有人知道它。 [ 注：Azar Gat，The Origins of Military Thought：From the Enlightenment to Clausewitz（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pp．39–43． ]
“战略”这个名词的正式使用到今天虽不过两百余年，但并不意味着战略的观念在过去不存在。事实上，可以说战略的观念是古已有之，只是不曾使用现有的名词而已。希腊人另有一个比较常用的名词，“taktike techne”，它也就是现有“战术”（tactics）一词的起源，不过古人并无战略和战术的分类，所以这个名词的意义也就把所有一切有关战争的知识都包括在内。其拉丁文的译名为“ars bellica”，若再译为英语即为“art of war”，也就是“战争艺术”。简言之，“战争艺术”已经把“战略”的观念包括在内。 [ 注：Edward N．Luttwak，Strategy：The Logic of War and Peace，p．240． ]
战略观念的内涵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地扩大和加深，形成一种源远流长的演进过程。我们从此种过程中可以获得三点初步认识：（1）战略是智慧的运用，中国古人称之为“谋”，孙子说：“上兵伐谋”，所以，战略是斗智之学，伐谋之学；（2）战略所思考的范围仅限于战争，与战争无关的问题则不包括在内，这也是当年翻译“strategy”这个名词的人在“略”字前面再加一个“战”字的理由；（3）战争中所使用的主要工具就是武力，也就是“兵”，所以中国古代把战略称为兵学，简言之，战略为用兵之学，作战（operation）之学。
概括地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西方人对于战略一词的意义大致还是采取有如上述的狭义界定，即仍以战争和军事为范围。但事实上，和平与战争几乎是不可分的，而战略所要考虑的问题也非仅限于用兵。因此，上述三点除第一点永远正确以外，其他两点都必须扩大其内涵，或作弹性化的解释。此种广义的战略观念本来也早已存在，不过一般人称之为“大战略”（grand strategy）而不概括地称之为“战略”，甚至于还有人用一个更古老和更模糊的名词，即所谓“state–craft"。这个字不仅没有公认的中译而且也无明确的定义。 [ 注：“大战略”一词在20世纪前期即已开始使用，尤其在英国，像富勒和李德哈特在20世纪20年代都已使用，但此一名词的创始人是谁，则无从确定。 ]
本书对于战略的观念采取广义的解释，即把军事战略和大战略两个层面都涵盖在内。因此，可能有若干过去视为与战略无关的思想或著作也会纳入讨论范围之内。
三、思想史
战略是一种观念，当然也是一种思想。思想是以人脑为其源头。某人若能创出特殊的思想，则也就成为所谓思想家（thinker）。思想家固能创造思想，但能创造思想者又非仅限于个别的思想家。有时，某人虽非公认的思想家，但也能创出某种思想。最后，思想更可能是民族智慧的结晶，社会经验的累积。因此，思想可有个别和集体，特殊和普通之分。
如果把思想视为历史现象的一部分，则也就可以从历史的立场来探讨思想现象，此种研究成果即为思想史。思想史不仅要叙述某一个人或某一时代的思想内容和特色，而且还要探索其彼此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进一步了解思想演变过程中的焦点和轨迹，甚至于还要由此而推断其未来发展趋势。思想史必须重视思想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能够对思想的形成和演变产生影响作用的环境因素可概分为五大类：（1）时代，（2）地理，（3）社会，（4）文化，（5）技术。凡研究与思想有关的问题时，必须首先分析环境因素，然后始能获致较深入的了解。 [ 注：可参看钮先钟，《中国战略思想史》，导言中有关思想背景的分析，pp．12–17． ]
思想具有多样性，分别表现在各种不同的领域中，例如哲学、文学、艺术等等。因此也就可以有各种不同的特殊思想史。战略思想史即为其中之一种。
现在再把上述三种基本观念连在一起，即构成这本书的书名：《西方战略思想史》。顾名思义即可了解它是一部史书，其所叙述和分析的主题则为从古到今，战略思想在西方世界中的发展过程。
选择原则
主题虽已确定，但有关此一主题的史料却相当浩繁，所以必须加以选择整理，然后始能含英咀华，写成一部严谨而精简的战略思想史。前人思想留传后世不外经由立言与立功两种途径。立言又可分两类：其一为本人的著作，其二为他人的记录，前者的价值又超过后者，因为那代表较原始和较完整的资料，反而言之，他人的记录则不仅可能有所遗漏，甚至于还可能含有误解。有时思想的本身并无记录，而只能凭前人的事迹、功绩（deed）来作间接的推断。经由此种立功方式而留传的思想当然更不完整，其可信程度也较低。但不得已而求其次，则又还是聊胜于无。因此，本书对资料来源的选择原则为立言优于立功，直接优于间接。
既以战略思想为主题，凡与战略思想无关的言行自不应纳入书中，但战略本身又是一个具有高度弹性的观念，究竟哪些思想应算是战略思想，在不同的时代，根据不同的认知，而又可能有不同的答案。因此，所谓选择者有时也就会变成见仁见智的问题，虽然照理说是应有客观的标准，但实际上又还是难免不作主观的判断。
本书所要叙述和分析的对象为战略思想在西方世界中的发展和演变过程。其目的为回溯思想的主流，说明其中心理念，尤其重视思想与时代背景之间的互动关系。战略观念的本身，战略家对于此种观念的了解，前人对后世的影响，也都成为分析重点。本书也可以视为一种战略著作的概述，但在此领域中的著作实在是太多，仅凭这样一卷（one–volume）的篇幅，自难作详尽的介绍。所以，对于某些著作只能采样而已，不过所采取的样本又还是以最具有代表性者为原则。此外，在叙述内容时也是以主要理念为焦点，比较烦琐的部分则予以删节，至于直接引述则更仅以必要者为限。
本书所最重视者为思想的本体或实质内容，至于思想家或著作者的身世则为次要问题。诚然，每一种思想都会呈现出其创始者的商标，而伟大的人物对于思想的流向也会产生决定性作用。但思想史并非传记，其主题为思想而非人物。另一方面，研究战略思想固然必须了解其时代背景，以及思想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但本书对于这些背景因素又只能作简要的说明，而不可能作深入的分析。凡读本书者对于一般历史事实应已有相当程度的基本知识。假使自认基本知识不够，则应随时阅读通史以供参考。
凡从事战略研究的学者必须首先探索战略思想的根源。有一条不易的真理常为人所忽视，那就是“温故而知新”，温故为知新的基础，欲知未来则必先知过去。向过去探索得愈深，向未来也就可以看得愈远。尤其是现代战略思想，以及当前世界上的诸多问题，大致说来，几乎都与西方的思想传统和历史经验有密切微妙的关系。现在的根往往是埋藏在过去的深处，任何学术研究若只注意表面而不寻根探源，则其结论必然流于浅薄。尤其是战略研究虽已扩大其范围，但就基本理念和主要目的而言，战略仍为统合的整体。因此，治学者必须明识大体，掌握主流，然后始能避免见树而不见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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