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历史

印度

依照禅学者的说法，禅的历史始于佛陀在灵山会上以一枝美丽的金波罗花示众之际。这件事载于“大梵天王问佛决疑经”(Dialogue of the Buddha and Mahapitaka Brahmaraja)上(2)：
“波罗门来到佛弟子集会的灵鹫山，将一枝金伯罗花(utpala)奉于佛陀，俯身在地，求佛说法以惠有情众生。佛陀升座拈花示于诸佛人天之前；无有应者；唯大迦叶尊者，破颜微笑。于此，佛陀对众曰：‘我有得见妙法之眼，即是涅盘，是心，是实有与非实有之奥秘，是超越的真理之门。现在我将它传之于摩诃迦叶。’”(吾有正法眼藏，涅盘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今咐嘱摩诃迦叶) 摩诃迦叶把这可见入法之深处的“眼”传给他的继承者阿难 (Ananda) ，而这次的传递据记载是这样的：
阿难问迦叶：“除了衣钵之外，你从佛陀接受的是什么？”迦叶呼叫说：“阿难。”阿难回答说“在此。”于此，迦叶说：“你可不可以把门口的旗杆放下来？”于接受这个命令之际，一道光明照破阿难心中，于是“心印”就从摩诃迦叶传给了这个大弟子。
禅宗认为在菩提达摩(Bodhidharma)于公元五二○年来到中国之前，在印度有二十八祖，成功的将此“心印”传递下来(3)：(一)、摩诃迦叶；(二)、阿难陀；(三)、商那和修；(四)、优婆鞠多；(五)、提多迦；(六)、弥遮迦；(七)、婆须蜜；(八)、佛陀难提；(九)、伏驮蜜多；(十)、波栗湿缚；(十一)、富那夜奢；(十二)、马鸣大士；(十三)、迦毗摩罗；(十四)、龙树大士；(十五)、迦那提婆；(十六)、罗侯罗多；(十七)、僧迦难提；(十八)、迦耶舍多；(十九)、鸠摩罗多；(二十)、奢夜多；(二十一)、婆修盘头；(二十二)、摩孥罗；(二十三)、鹤勒那；(二十四)、狮子尊者；(二十五)、婆舍斯多；(二十六)、不如蜜多；(二十七)、般若多罗；(二十八)、菩提达摩(一般简称达摩)

中国

菩提达摩是印度的二十八祖，中国的初祖；他原是印度香至(Kasi ?)王的第三子。成年以后做了和尚，据说追随般若多罗垂四十年。师父圆寂以后，六十年间，他致力于破除小乘禅观诸宗。此后，为了实现般若多罗给了他的使命，航海三年，至中国。公元五二○年(梁代，普通元年九月)他终于到达了广州。梁武帝立即请他到首都金陵(今之南京)。武帝是一位最虔敬的佛教徒，为佛教做了许多善事，但此中并非没有个人利益的计较。因此，当他的西方贵客到达宫殿之际，他立即就问：“我已造了那么多寺庙，写了那么多佛经，度了那么多比丘与比丘尼；尊师认为我已经积了多少功德？”然而，对于这个问题，这个中国禅宗的创立者却冷淡而简单的回答说：“并无功德。”
梁武帝又问道：“佛法圣教的第一义谛是什么？”达摩回答说：“廓然无圣。”武帝不解这句回答的意义，因此又问了一句：“那么在我面前的又是谁呢？”
他这句话的意义或许是说，在存在的第一义中，既然只有廓然的虚空与绝对的超越，则在我们此世为什么又有相对的比较与关系呢？不是有些人被认为是圣者，有些人被认为是劣者吗？而站在武帝面前的这位菩提达摩，岂不是属于第一种？然而他的回答却何以同经验中的事实相背？因此，他便发出了“那么在我面前的又是谁呢？”之问。这番对话颇似于希腊王米林达(Milinda)与纳迦森纳(Nagasena)之间的对话(见 Rhys Davids 所着Questions of King Milinda, V1. I, p. 40-45)。
但达摩却是神秘主义的使徒，学术性的讨论不能引起他的兴趣。因此简单的回答说：“不知是谁。”
由于梁武帝不是能够接受他信仰的人，达摩就离开梁，到北方的魏国，隐居于少林寺。据说九年的时间，他面壁而坐，沉入静观之中，因此被人称之为壁观婆罗门。
最后，终于有一个人来向他求教，这个人叫神光，原先是一个儒家学者，但由于儒家的教训不能令他满足，因此决意追随达摩的信仰。然而后者似乎完全忽视这个人的存在，对于这个真理的寻求者之恳切的请求，不予任何留意。据说在这种冷淡的接待下，神光在雪地里站了七天七夜。最后他用自己携带的刀，将一支胳膊，呈在达摩面前，说：
“这是我诚心求道的表示。许多年我寻求心的安定，但不能求得。请尊者为我安心。”
达摩回答：“心在何处？拿来我为你安。”神光说：“我的困难就在于我找不到的心。”于此，达摩说道：“就是！我已经为你把心安好。”而神光立刻得到了精神上的开悟，这个开悟解除了他所有的疑虑，结束了他所有的挣扎。
达摩逝于五二八年(永安元年)，依照传统的说法，年龄约一百五十岁。神光(四八七──五九三)由菩提达摩取名为慧可，成为中国禅宗的第二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