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邓晓芒（现代）
《新批判主义》中笔者所发表的一系列有关中西文化和哲学比较的论文，涉及法制思想、伦理思想、言说方式、人生观、生死观、本体论、怀疑论、信仰和伪善等等问题，以及对牟宗三的康德研究的批评，对百年中国西方哲学东渐的十大文化错位及实用主义偏向的检讨，对儒家“亲亲互隐”的腐败倾向的抨击等等，在学术界都产生了很大的反响。
作者简介 邓晓芒，湖南长沙人，1948年生，1964年初中毕业即下放湖南省江永县插队落户，1974年回城，当过临时工、搬运工，1979年考取武汉大学哲学系西方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1982年毕业，获哲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现任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外国哲学研究所所长，中华外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
再版序言
继承五四，超越五四——新批判主义宣言
五四精神是20世纪中华民族最重要的文化遗产。迄今为止，当代中国人在思想文化上的一切创获，包括本世纪最后这20年所达到的新的辉煌，无一不与五四精神的文化开拓有最本质的关联。但什么是五四精神呢？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我曾在“鲁迅精神与新批判主义”一文（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中主张，五四精神的实质是一种文化自我批判精神，它以鲁迅为其最高代表，是中国四千年文明从未有过的。就此我提出了与当前盛行的“新保守主义”针锋相对的“新批判主义”，力主继承五四精神的血脉，使鲁迅等人开创的思想文化变革从断裂和名存实亡的状态走上复兴和继续深化的道路。此文发表后，也引起了一些反响和质疑。在这里，我想把新批判主义的宗旨归结为对五四精神的继承与超越，并愿与关注这个问题的同仁展开一些讨论。
（一）
与80年代纷纷回顾五四、重提“新启蒙”相反，90年代思想文化界的主流是对五四的反思和检讨。应当说，这种反思和检讨，如果不是全盘否定五四的精神实质，是很有必要的，它意味着国人思想层次的深化。然而事实上，国内文化界的这场讨论恰好暴露出国人在思想上的懒惰、不思进取和某种伤怀恋旧的情调调，一种复古、回归和泛道德主义的思潮取代了严肃冷静的理性思考。当人们众口一词地指责五四思想的浮躁时，自己却如同一个顽童拂去一盘下输了的棋一样，堕入了另一种情绪的浮躁。新保守主义对五四那段历史的非难和对古代桃源的极力美化，也许并不真的是要历史倒退到过去，但至少是想要这历史中的人面向过去，倒退着走向未来-我真担心他们要被后面的石头绊一个大跟头。
新保守主义反对五四的一个重要论点是，追随海外学者林毓生先生的观点，他们认为五四的“全盘反传统主义”造成了中国文化的全面断裂，致使现代中国人已不识古字，不通古文，更不懂得古人的奥义，是导致现代中国人文化水平下降、道德传统沦丧、人文精神失落的根本原因。用这种观点来看待五四，自然就会把五四和文革等量齐观，要像拒斥文革一样拒斥五四了。这种观点的浅薄是很明显的。现在任何人都会懂得，文化和文献不是一回事。鲁迅先生早就指出，古人写在纸上的是满篇仁义道德，背后透出的却是“吃人”。试想一百年后人们看我们现在的历史，若只去读那些法律、法规和官样文章，必定会觉得我们这个时代是多么的清正廉明。至于古文、古义是否就真的那么好、那么不该“断裂”，今天的中国现实生活是否真的与古文底下的古代现实完全“断裂”了，或者即使是断裂了，是否就那么糟糕透顶，这些都是有待讨论的问题。我以为从现实的层面看，文化是不可能真正“断裂”的，中国文化尤其从来没有过“断裂”。就说“文革”吧，哪怕把线装书都烧成了灰，难道不都是在传统（秦皇汉武、武则天、三国水浒红楼梦等等）的巨大阴影下进行的吗？哪个受迫害的知识分子不以屈原自况，哪个老百姓又不崇拜“当今皇上”呢？说到五四，那么我认为，如果说它有什么根本的缺陷的话，也决不在于与传统的彻底“断裂”，正好相反，是在于它在更深层次上带上了某些不可磨灭的传统烙印。
新保守主义反对五四的另一个重要论点，是指责五四精神缺乏宽容。为此，有人批评他们违背“中庸之道”的古训，有人则说他们不合西方自由主义精神。其实，我以为真正主张宽容（不论是我们传统中的还是西方人的宽容）的人，是不会指责自己的理论对手的“不宽容”的，因为所谓的宽容，不是指对宽容者的宽容（宽容者身上没有什么需要宽容的），而正是指对思想上的异端分子、激进分子甚至极端分子的宽容，也就是指对思想上的不宽容者的宽容。
因为思想上的不宽容者多半是有个性者和有彻底精神者，所以有人为鲁迅的“不宽容”辨护说：“谁宽容过鲁迅？”这是极有见地的。因为鲁迅的“不宽容”而不能宽容鲁迅，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宽容精神”吗？当然，对以权势压人、扣帽子搞政治迫害的人是绝对不能宽容的，对他们的宽容就是对宽容的取消，但众所周知，五四人士没有一个是这种人。
新保守主义反对五四的第三个重要论点是，五四盲目地接受了西方的“德先生”和“赛先生”，这既不合中国国情，同时也带来了（或将带来）西方科技文明的弊病，这种弊病是当代西方学者也在批评的。在这方面，新保守主义往往表现出一种“后现代”的姿态，显得比激进还激进。但已有不少论者指出，企图通过“后现代”来为自己的“前现代”立场辩护，这只是一种自欺欺人，它恰好混淆了不同的国情和语境。诚然，德先生和赛先生并没有因五四人士的提倡而在中国盛行，此后数十年的历史反而充满了和过去一样的专制、愚昧和无序。但如果因此就说民主和科学不合中国国情，那无异于说专制主义和愚民政策是最合中国国情的了。其实，现实国情的无序恰好在呼唤着民主和科学，这本身就证明了民主和科学符合中国国情的需要。正因为数千年来儒家那一套治国方略并没有使国情有根本的改变，五四思想家们才试图从西方引进一些新的观念；或不如说，儒家思想在世俗文化层面上本身就是中国数千年沿袭的国情，而在这一国情再也沿袭不下去了时，五四思想家才引入西方思想来冲击和试图改变这一国情。至于西方科技文明的弊病，那么这并非“后现代主义”的新发现，卢梭早在两百多年前就批评过了。对此我们固然不能忽视，但也用不着津津乐道，因为当年打败我们这个完美无缺的礼义之邦的，正是这个充满弊病的科技文明。
新保守主义近年提出的这些否定五四的论调，其实并没有什么创意，不过是五四以后整个中国历史文化越来越疏离五四精神这一总体趋势的（也许更为理论化的）表达。这种疏离先是由于“救亡”的需要（所谓“救亡压倒启蒙”），后是由于有“更高”的理想取代了启蒙理想。我常常觉得奇怪的是，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为什么就不能学会好好地走路，而总想一个跨步就跳过人家的头顶？这种奇迹只存在于武侠小说和武打电影所虚构出来的幻境中（在中国，知识分子和老百姓一样爱看武侠小说和武打电影）。我们还没有真正地启过蒙，甚至连什么是启蒙都还未搞清楚，就声称自己已远远超过了启蒙；我们连起码的经济关系和政治体制改革都还未理顺，就忙于宣布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这与50年代的“超英赶美”和亩产13万斤的“放卫星”有一脉相承之处。极右和极左，极保守和极疯狂，其实是同一种心态。五四时期是中国20世纪唯一对自身的处境有一种觉醒和自我意识的时代，可惜马上就被中国式的“酒神精神”灌醉了，一直醉到今天，许多人还未完全醒过来。
这就足见五四精神对当代思想的不可取代的价值了。它是一个思想的宝库，有许多思想的种子和根芽在里面沉睡着，有待于我们去发掘和培殖；即使是它的缺陷，也不是毫无意义的，而是能引起我们更深入的思考。
作者简介 邓晓芒，湖南长沙人，1948年生，1964年初中毕业即下放湖南省江永县插队落户，1974年回城，当过临时工、搬运工，1979年考取武汉大学哲学系西方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1982年毕业，获哲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现任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外国哲学研究所所长，中华外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
再版序言
继承五四，超越五四——新批判主义宣言
五四精神是20世纪中华民族最重要的文化遗产。迄今为止，当代中国人在思想文化上的一切创获，包括本世纪最后这20年所达到的新的辉煌，无一不与五四精神的文化开拓有最本质的关联。但什么是五四精神呢？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我曾在“鲁迅精神与新批判主义”一文（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中主张，五四精神的实质是一种文化自我批判精神，它以鲁迅为其最高代表，是中国四千年文明从未有过的。就此我提出了与当前盛行的“新保守主义”针锋相对的“新批判主义”，力主继承五四精神的血脉，使鲁迅等人开创的思想文化变革从断裂和名存实亡的状态走上复兴和继续深化的道路。此文发表后，也引起了一些反响和质疑。在这里，我想把新批判主义的宗旨归结为对五四精神的继承与超越，并愿与关注这个问题的同仁展开一些讨论。
（一）
与80年代纷纷回顾五四、重提“新启蒙”相反，90年代思想文化界的主流是对五四的反思和检讨。应当说，这种反思和检讨，如果不是全盘否定五四的精神实质，是很有必要的，它意味着国人思想层次的深化。然而事实上，国内文化界的这场讨论恰好暴露出国人在思想上的懒惰、不思进取和某种伤怀恋旧的情调调，一种复古、回归和泛道德主义的思潮取代了严肃冷静的理性思考。当人们众口一词地指责五四思想的浮躁时，自己却如同一个顽童拂去一盘下输了的棋一样，堕入了另一种情绪的浮躁。新保守主义对五四那段历史的非难和对古代桃源的极力美化，也许并不真的是要历史倒退到过去，但至少是想要这历史中的人面向过去，倒退着走向未来-我真担心他们要被后面的石头绊一个大跟头。
新保守主义反对五四的一个重要论点是，追随海外学者林毓生先生的观点，他们认为五四的“全盘反传统主义”造成了中国文化的全面断裂，致使现代中国人已不识古字，不通古文，更不懂得古人的奥义，是导致现代中国人文化水平下降、道德传统沦丧、人文精神失落的根本原因。用这种观点来看待五四，自然就会把五四和文革等量齐观，要像拒斥文革一样拒斥五四了。这种观点的浅薄是很明显的。现在任何人都会懂得，文化和文献不是一回事。鲁迅先生早就指出，古人写在纸上的是满篇仁义道德，背后透出的却是“吃人”。试想一百年后人们看我们现在的历史，若只去读那些法律、法规和官样文章，必定会觉得我们这个时代是多么的清正廉明。至于古文、古义是否就真的那么好、那么不该“断裂”，今天的中国现实生活是否真的与古文底下的古代现实完全“断裂”了，或者即使是断裂了，是否就那么糟糕透顶，这些都是有待讨论的问题。我以为从现实的层面看，文化是不可能真正“断裂”的，中国文化尤其从来没有过“断裂”。就说“文革”吧，哪怕把线装书都烧成了灰，难道不都是在传统（秦皇汉武、武则天、三国水浒红楼梦等等）的巨大阴影下进行的吗？哪个受迫害的知识分子不以屈原自况，哪个老百姓又不崇拜“当今皇上”呢？说到五四，那么我认为，如果说它有什么根本的缺陷的话，也决不在于与传统的彻底“断裂”，正好相反，是在于它在更深层次上带上了某些不可磨灭的传统烙印。
新保守主义反对五四的另一个重要论点，是指责五四精神缺乏宽容。为此，有人批评他们违背“中庸之道”的古训，有人则说他们不合西方自由主义精神。其实，我以为真正主张宽容（不论是我们传统中的还是西方人的宽容）的人，是不会指责自己的理论对手的“不宽容”的，因为所谓的宽容，不是指对宽容者的宽容（宽容者身上没有什么需要宽容的），而正是指对思想上的异端分子、激进分子甚至极端分子的宽容，也就是指对思想上的不宽容者的宽容。
因为思想上的不宽容者多半是有个性者和有彻底精神者，所以有人为鲁迅的“不宽容”辨护说：“谁宽容过鲁迅？”这是极有见地的。因为鲁迅的“不宽容”而不能宽容鲁迅，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宽容精神”吗？当然，对以权势压人、扣帽子搞政治迫害的人是绝对不能宽容的，对他们的宽容就是对宽容的取消，但众所周知，五四人士没有一个是这种人。
新保守主义反对五四的第三个重要论点是，五四盲目地接受了西方的“德先生”和“赛先生”，这既不合中国国情，同时也带来了（或将带来）西方科技文明的弊病，这种弊病是当代西方学者也在批评的。在这方面，新保守主义往往表现出一种“后现代”的姿态，显得比激进还激进。但已有不少论者指出，企图通过“后现代”来为自己的“前现代”立场辩护，这只是一种自欺欺人，它恰好混淆了不同的国情和语境。诚然，德先生和赛先生并没有因五四人士的提倡而在中国盛行，此后数十年的历史反而充满了和过去一样的专制、愚昧和无序。但如果因此就说民主和科学不合中国国情，那无异于说专制主义和愚民政策是最合中国国情的了。其实，现实国情的无序恰好在呼唤着民主和科学，这本身就证明了民主和科学符合中国国情的需要。正因为数千年来儒家那一套治国方略并没有使国情有根本的改变，五四思想家们才试图从西方引进一些新的观念；或不如说，儒家思想在世俗文化层面上本身就是中国数千年沿袭的国情，而在这一国情再也沿袭不下去了时，五四思想家才引入西方思想来冲击和试图改变这一国情。至于西方科技文明的弊病，那么这并非“后现代主义”的新发现，卢梭早在两百多年前就批评过了。对此我们固然不能忽视，但也用不着津津乐道，因为当年打败我们这个完美无缺的礼义之邦的，正是这个充满弊病的科技文明。
新保守主义近年提出的这些否定五四的论调，其实并没有什么创意，不过是五四以后整个中国历史文化越来越疏离五四精神这一总体趋势的（也许更为理论化的）表达。这种疏离先是由于“救亡”的需要（所谓“救亡压倒启蒙”），后是由于有“更高”的理想取代了启蒙理想。我常常觉得奇怪的是，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为什么就不能学会好好地走路，而总想一个跨步就跳过人家的头顶？这种奇迹只存在于武侠小说和武打电影所虚构出来的幻境中（在中国，知识分子和老百姓一样爱看武侠小说和武打电影）。我们还没有真正地启过蒙，甚至连什么是启蒙都还未搞清楚，就声称自己已远远超过了启蒙；我们连起码的经济关系和政治体制改革都还未理顺，就忙于宣布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这与50年代的“超英赶美”和亩产13万斤的“放卫星”有一脉相承之处。极右和极左，极保守和极疯狂，其实是同一种心态。五四时期是中国20世纪唯一对自身的处境有一种觉醒和自我意识的时代，可惜马上就被中国式的“酒神精神”灌醉了，一直醉到今天，许多人还未完全醒过来。
这就足见五四精神对当代思想的不可取代的价值了。它是一个思想的宝库，有许多思想的种子和根芽在里面沉睡着，有待于我们去发掘和培殖；即使是它的缺陷，也不是毫无意义的，而是能引起我们更深入的思考。
下载地址：
点击下载T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