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魏晋南北朝宗教史一、魏晋南北朝宗教概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宗教，主要有道教和佛教。
　　道教是中国土生的宗教，形成于东汉中后期。汉末北方的太平道组织的黄巾起义被镇压后，张鲁在汉中、巴蜀传播的天师道仍在传播。天师道俗称五斗米道，有一套较严密的组织系统，张鲁在汉中就以五斗米道组织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权。建安中，曹操夺取汉中，将张鲁及其部分教民北迁，天师道因而在北方传播。但张鲁到北方后不久即去世，天师道因而组织涣散。在巴蜀的天师道也因无领导组织同样涣散。
　　成汉李氏据蜀后，因其信奉天师道，巴蜀地区的天师道当有较大的发展。魏晋间北方战乱频繁，灾荒不断，人民群众便流入江南或巴蜀，而巴蜀民众也因此又流入江南。于是北方的太平道和巴蜀的五斗米道也传到江南。江南就出现了太平道的支派于君道、帛家道与五斗米道的支派李家道、清水道及杜子恭道团。这些道派都广泛在民间传播，后来还多次出现李弘起义与孙恩、卢循起义。
　　传入江南的太平道与五斗米道在民间传播的同时，也不断向上层发展。
　　东晋时期信奉天师道的土族就明显增多，如琅邪王氏、高平郗氏、吴郡杜氏、义兴周氏等等，都有信奉天师道的。
　　东晋初，葛洪对以前的神仙思想作了总结，确立了神仙道教理论体系，并发展了金丹派的炼丹术。葛洪认为，人可以通过修道而长生不死，成为神仙，而修道最主要的方法是宝精行气和服食还丹金液。故葛洪特重炼丹，在实践中积累了不少有价值的古化学资料。葛洪的著作很多，现存而又最重要的是《抱朴子》。
　　东晋中叶以后，江南天师道盛行，出现了若干造作的道书，《上清经》和《灵宝经》就是其中的两类。《上清经》是杨羲、许谧所造，以后便发展为上清派。《灵宝经》是葛巢甫所造，以后发展为灵宝派。
　　南朝初期，陆修静融合天师道与神仙道教，将早期民间道教改革发展为新的官方道教；并完善了道教的斋醮仪范，分类整理了道教典籍，为道教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南朝中期的陶弘景，在隐居茅山的45　年中，广招徒众，弘传上清经法，使茅山成为上清派的核心基地，后世因称之为茅山宗。陶弘景除弘传上清经法外，还建立了道教的神仙体系，发展了养生修炼理论。陶弘景的著作很多，方面也广，主要的有《真诰》、《登真隐诀》、《养生延命录》等等。
　　北魏太武帝时，寇谦之对天师道作了改革，改革的原则是"以礼度为首"，即以封建礼法制度为准则，凡符合的就保留和增加，不符合的就革除。经此改革后，天师道完全适合于统治者的需要，成为了统治者所用的官方道教。但是，北魏道教的发展终不如佛教，加之寇谦之之后又没有杰出的弘教者，新天师道便在魏末衰落了。北齐甚至不承认道教，北方道教只有北周关中地区兴起的楼观道在发展，并成了后世隋唐最兴盛的道派。
　　佛教是古印度的宗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后，终东汉一代，没有得到大的发展。及至汉末，由于战乱迭起，广大群众备受摧残，为宗教的传播造成了有利条件。在社会思想意识方面，由于占统治地位的今文经学走入了绝路，失去了控制思想的作用，正是儒家以外的思想及宗教传播的良好时机。故汉末三国时期的佛教有了较大的发展。在此期间出现的牟子《理惑论》就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佛教的认识。
　　曹魏统治者并未禁止佛教，至其中期，天竺沙门昙柯迦罗来到洛阳，节译了戒律一卷，汉地始有正规戒律授戒度僧。由于曹魏正始中兴起的贵无论玄学，与佛教大乘般若学的性空说相类似，一些佛教僧侣就有意以般若学迎合玄学，大讲《般若经》。而当时《般若经》的翻译还很有限，沙门朱士行遂首次西行求经。
　　孙吴时期，有祖籍西域的支谦、康僧会先后到了吴都建业（今江苏南京），译出了大批佛经。
　　蜀汉虽无佛教传播的记载，但从本世纪40　年代以来，四川境内不断发现汉末蜀汉的佛教出土文物，说明蜀汉时期巴蜀地区已深受佛教的影响。
　　西晋时期，佛教的般若学更为流行，当朱士行从西域派弟子送回《放光般若经》后，即在僧俗人士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很多僧侣、士人都纷纷宣讲、传诵此经。
　　西晋的佛经翻译，以竺法护翻译的最多最重要。竺法护于晋武帝时来到中原译经，至西晋末，共译佛经84　部188　卷。这些译经范围广泛，包括了大乘佛学的主要部分，为大乘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西晋佛教的传播已比较广泛，上自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以至边地少数民族，都有信奉佛教的。在民间已有持斋和设斋会之举。
　　东晋十六国时期，是佛教大发展的时期。在北方十六国中，尤以后赵、前后秦和北凉最为突出。这些政权的统治者都是少数民族，他们虽也接受汉文化，但对外来佛教却有特殊的感情。后赵石虎就曾说："朕出自边戎，。。佛是戎神，所应兼奉，"加之至后赵的西域僧佛图澄精于法术，遂使后赵统治者石勒、石虎深深崇信。石虎还正式下令取缔汉魏不许汉人出家的禁令，佛教因此迅速发展起来。
　　前秦苻坚崇信佛教，在夺取东晋襄阳后，迎得高僧道安。道安是学识渊博很有影响的名僧，在襄阳时已受到晋孝武帝及朝野名士的崇敬。至苻秦都城长安后，便成为秦国的学术顾问和政治顾问。但道安在长安的主要活动，还是弘传佛教与研究佛学。他对《般若经》特别重视，坚持每年宣讲两遍，并将搜集到的不同译本对比研究，撰成《合放光光赞随略解》等一系列著作。道安对其他佛经也广为研究，整理撰写了《综理众经目录》。道安在长安的最大一项佛事活动是组织译经。他在长安整6　年中，直接主持译出佛经14部183　卷。道安在组织译经中，还总结了前代译经的经验教训，提出"五失本"弊病和"三不易"作到的准则，不仅对当时的译经有指导作用，对后世译经也有很大的影响。
　　道安不仅是杰出的佛教学者，更是弘传佛教的大师。他徒众甚多，并主张"教化之体，宜令广布"，故有意两次分散徒众，使之遍布于大江南北，这对佛教的传播普及，起了很大的作用。
　　后秦姚兴更崇信佛教，在他即位后，为了得到西域高僧鸠摩罗什，竟派兵西伐后凉。鸠摩罗什至长安后，姚兴即"待以国师之礼，甚见优宠"。鸠摩罗什在长安主要从事于译经。在姚兴及其臣僚的大力支持下，鸠摩罗什在长安的11　年中，译出大量佛经（包括新译和重译），经现代学者刊定，现存尚有39　部313　卷。这些译经主要是大乘经论，对后世影响较大。其中尤以《般若经》和"四论"（《大智度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影响最大。鸠摩罗什所译经论质量很高，得到后世的高度评价。现代学者也说他的译经，不论技巧和内容正确程度方面，都是中国翻译史上前所未有的。
　　鸠摩罗什还带了不少弟子，其中参加译经最得力者有道融、僧■、僧睿、僧肇等等，僧肇还著有《般若无知论》等四论，后人收集成册，称为《肇论》。《肇论》以般若为中心，对魏晋以来的玄学和佛学的主要流派作了系统的总结，建立了较完善的宗教哲学体系，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
　　后秦弘始中还设置了僧官，管理全国僧众，正职称僧主（即僧正），副职称悦众。在此稍前，北魏与东晋也先后设置僧官，但三方设置的时间很近，可能都是各自设置，没有相互影响。
　　北凉之佛教，以天竺僧昙无谶至凉州后最盛。昙无谶在凉州翻译了《大般涅槃经》、《方等大集经》等11　部117　卷。其中《大般涅槃经》对当时佛教界的影响极大，使佛教学者从研究般若学转到了涅槃学。
　　东晋时期，佛教的般若学进一步与玄学相融合，士族名士谈玄论释成为时尚；加之皇权衰弱，士族势盛，故东晋诸帝多崇信佛教，因而佛教高僧也备受尊崇。如高僧竺道潛、支道林等均受帝王与名士的崇敬。
　　东晋信奉佛教的士族名士还有撰写佛教著述的，如郗超撰写了《奉法要》、《明感论》、《全生论》等等，孙绰撰写了《道贤论》、《喻道论》等。
　　在东晋十六国时期，由于佛教的般若学依附于玄学，便出现了讲解佛经用玄学典籍的概念去比配佛学"事数"概念的"格义"现象，因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般若学。又因般若学者将玄学的不同意见反映在般若学中，便出现了般若学"六家七宗"的不同派别。这标志着佛教的逐步中国化，发展到后世，便出现了中国自己的佛教宗派。
　　东晋后期，慧远在庐山建立了南方的佛教中心。慧远原是道安的弟子，在道安于襄阳分散徒众时，率弟子数十人到了庐山。当时一些僧侣钻营私利，奔走权门而遭到社会指责，慧远却能在庐山三十余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聚集了不少僧徒和清信士在庐山讲学弘教，使庐山成了南方的佛教中心，为佛教在南方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慧远是成绩卓著的佛教学者和弘传大师。他撰写了不少著述，《高僧传》说他"所著论、序、铭、赞、诗、书，集为十卷五十余篇"。他的佛教思想也是多方面的，其主要方面有法性论、形尽神不灭论、因果报应论、弥陀净士信仰、念佛三昧的禅学思想、沙门不敬王者论以及佛儒调和论等。在弘扬佛学方面，慧远积极传播鸠摩罗什翻译的《三论》，使大乘中观学说在南方广泛流传，对隋唐三论宗的创立起了重要作用。他所倡导的弥陀净土信仰以及念佛三昧的禅学，对后世净土宗、天台宗和禅宗的形成都有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