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九十年代的“不速之客”（代序）
　　
在中国的学术思想界，自由主义正在成为越来越引人注意的话题。自由主义的登场是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之间中国思想发展的最大的分水岭，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学人的思想探索来到了一个新的天地，当然也引来了一系列的质疑与诘难。
　　
现在有一种观点是把自由主义与其他社会思潮相提并论，认为自由主义是一个时过境迁的学术研究对象，它既不时髦、也不前卫，更不代表当今西方的学术前沿。这种主张没有看到一个更深层的现象：自由主义是一切其它主义的舞台。如果我们把自由主义消灭了，其他主义就不能生存，更谈不上繁荣。我们今天的听到的民族主义、存在主义、新马克思主义、依附理论、（后）现代主义在“文革”期间听到过吗？没有！任何思想只有在自由主义铺垫的土壤里才能健康成长。没有英国这样的自由主义社会，我们甚至不能设想有今日的马克思主义。我们更不能设想马克思能在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和文革期间的中国能写出《资本论》这样的著作。可以说，只有在自由主义的土壤上才能产生对自由主义的最强有力的挑战者。
　　
一个人可以信仰任何一种主义，但是首先必须造就或认同一个允许各种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土壤，而只有落实到社会实践中的自由主义才能提供这种土壤。所以，一切诘难自由主义的人士请不要忘记自己与自由主义者同样需要一个可以表达拥护或反对自由主义观点的自由主义制度平台。只要人们还需要自由，只要自由主义制度平台还有理由继续存在，自由主义就不会过时。再说，自由主义从来就不是T字舞台上的学术时装。
　　
还有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既然一个实行自由主义的社会有种种弊端，既然自由主义在其西方的大本营都已受到了万般的抨击，为什么还要在中国伸张自由主义？
　　
的确，当今，西方的社会充斥着种种的危机和社会问题，自由主义所主张的自由市场经济也正在东南亚经历着严重的危机。然而，自由主义的功能不是要使一个社会免除一切危机。如果自由主义不能使一个社会免除一切危机的话，那么，那一种主义能够使一个社会免除一切危机呢？没有。那一种主义都做不到。只要是由凡人构成的社会就免不了有这样或那样的危机。自由主义与其他主义的差别不是在于自由主义能造就一个完全没有危机的社会，而是危机程度大小的差别。像文革式的“十年浩劫”在英美这样的国家是不可能发生的。东南亚的危机表明，如果自由主义的原则不能彻底地贯彻到一个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中去，类似的经济危以及相应的政治危机就不能避免。
　　
从日本到东南亚的这次危机中，我们可以看到，经济与政治不自由化的程度、金权勾结的程度与该国经济和政治危机的程度成正比。如果这次危机的最深层的根源不是本国的制度上，而是外国的投机商造成的，那么解决办法就应当是彻底封闭经济体制，尤其是金融体制，以阻断本国经济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而我们在现实中所看到的解决办法是无一例外地进一步开放经济和金融体制，颁布使金权脱钩的新措施，甚至包括必要的民主化措施。这些无疑都是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原理的重大胜利。当然，作出这些让步并不是唯一的选择，前提是统治者愿意承担不让步所造成的一切代价，这个代价可能是货币的贬值，经济的滑坡，也可能是政局的动荡和政权的更迭，就像最近在印尼所发生的那样。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自由主义在中国是多余的，中国过去几千年都是在没有自由主义的状态下度过的。不错，自由主义基本上是在西方形成的一种社会制度和价值系统。中国人也有自己的价值资源，而且往往与自由主义格格不入。过去的努力表明，自由主义在中国常常“水土不服”。为什么要把这种纯西方的东西引入中国？中土与西方的确存在着种种差异，如中国人爱喝茶，西方人爱喝咖啡。在深层次上，东方人与西方人同作为人，在本性上，却有共通之处。西方人珍惜自己的人权，难道中国人就愿意被无缘无故地投到监狱里面去？西方人珍惜自己的财产，难道中国人天生就愿意自己的财物被掠夺？西方人珍惜自己的言论自由，难道中国人天生就愿意被别人缝上嘴巴吗？只要中国人与西方人一样珍惜自己的人身自由、财产权和言论自由等基本权利和自由，自由主义在中国就能派得上用场。在西方，自由主义是市场经济的伴生物；在中国，当市场经济成为必然的选择的时候，自由主义也就早晚要成为中国的一位“不速之客”。既然通向市场经济的大门已经打开，通向自由主义的大门就再也关不上了。


●1、 善恶：两种政治观与国家能力

关键词：自由主义 善恶 政治观 国家能力

浏览古今的政治哲学经典，我注意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观，而且可以善恶为经纬来加以区分。一种政治观认为政治生活和国家的目的是追求终极的善。如在《政治学》的开篇中，亚里士多德提出： "一切社会团体的建立，其目的总是为了完成某种善业。既然一切社会团体都是以善业为目的，那么，政治团体(城邦或国家)，作为社会团体中最高而包含最广的一种，其所追求的善业也一定是最高而最广的。"在《伦理学》的开篇中，他同样强调："以最高的善为对象的科学就是政治学"。在中国，《礼记·礼运》中所描述的"大同社会" 至今仍被许多中国人视作最高尚的、最终极的、象征着"至善"的政治境界。

另一种政治观视追求至善为祸害，认为政治生活和国家的目的绝不应该是追求"至善"，而应该是避免大恶的艺术。波普尔认为：政治的目标应该是"努力消除具体的罪恶，而不是要试图实现抽象的善。不要谋求通过政治手段来建立幸福。要把目标放在消除具体的苦难上。"另一位不太为中国人所知的、但却被誉为本世纪最有洞见的英国政治哲学家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认为："政治是在现有行动路线中选择最小之恶的艺术，而不是人类社会追求至善的努力。政治是道德上和物质上可能之事物的艺术，这种艺术的实践将使人类能够持续受益，而不是对至善的努力追求。"同样，政治学也不是"建立至善社会的科学，而是在现有的社会传统中探索下一步怎么走的艺术。"

这种政治不需要为其社会成员指明幸福的方向，不诱使更不强制他们偏离其所热衷的活动或事业，不把掌权者的信念强加给他们。这种政治不是把公民当作易犯错的孩子，而是尊敬他们各自的努力及主张的多样性。政治的目的在于维持有利于个体之利益的种种社会安排。这种政治是通过程序规则的制定和实施来达成的。依据这些规则公民可以处理其私人的事务，解决相互间的冲突。政治在于提供最大限度的个人自由所必需的最低政治条件。

简言之，第一种政治观主张至善的政治，它在心态上强调积极的作为、伸张性的行动，具有浓厚的空想色彩，不妨称之为积极的政治观。第二种政治观主张防恶政治，在心态上较为收敛、消极、讲究实际，注重设防的艺术，不妨称之为消极的政治观。

在西方，积极的政治观滥觞于古希腊的理性主义传统、繁荣于法兰西启蒙运动、流行于受这种启蒙影响的东西方国家。消极的政治观发端于古希伯来的犹太教传统、昌盛于苏格兰启蒙时代、流行于古典自由主义的追随者之中。既然各自的思潮系谱如此南辕北辙，两种政治观在善恶及其他问题上立场的差异当然也就远不止上文所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