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是在25岁左右开始转向哲学的，因为有许多问题迫切需要回答，而不像别人是在18岁选择哲学，因为它显得像是值得从事的好职业。由此我得以避免大多数学院派哲学大纲的过量的有伤灵性的典型训练：用思想史上那些复杂的理论来充塞头脑，而那些东西多半与学生的个人经验没有任何意义上的联系。我已足够老成，心中的问题足够紧迫，这两个条件就造成我仔细选择找自己的哲学家。我翻阅了哲学史，选择亚里士多德作为我的第一位导师，随后我又回到柏拉图。我不能不感到，他们为之绞尽脑汁的许多问题，我们有可能从当代科学的发现中获得良好的解答，于是我开始阅读金斯、爱丁顿、爱因斯坦，还有德里施、马赫和巴甫洛夫。我被伟大的哲学家们提出的答案之极度的精美所打动，亦同样被伟大科学家们提供的信息的极度的丰富所打动。可是，我仍然没有得到我心中那些问题的满意的答案，因为哲学的回答缺乏适当的事实根据，而科学的回答又倾向于或者是有局限性的，或者是把一个专门性的观点作了幼稚的一般化。我想，在当前必然会有人能把哲学上的机敏同科学上的渊博结合于一身；终于我发现了怀特海。在他的“有机体”的哲学中，我相信自己已经找到了值得持续思考的答案。在他的书中有宝贵的材料，它们是从以科学为基础所作的多方面的哲学综合当中得出来的，它们告诉了我想知道的：我降生来到的这个世界的本性是什么，我是什么——如果我不是未经探究的意识的短暂闪现的话。我不能接受那种说法，说“生活是一个白痴在讲述的故事”，也不认为另一种说法是有道理的，那就是，光靠对自己的经验进行内省就能发现生活和世界的真谛。因此我需要一种对我们目前可以获得的最好的知识所作的深思熟虑的哲学综合，并着手探寻这样一种综合。
怀特海作了发人深省的，但并不是最终的解答。一个原因是，他的终极原理是可商榷的——上帝、纯粹或然性、概念的理解及其相关概念，——都允许另作解释。另一个原因是，科学的信息的增长并没有到本世纪中期就止步了，相反它累积成了一个无比丰富的经过检验的知识的宝库。因此我得出一个结论，参照当代的许多发现，怀特海的综合必须另起炉灶，并且很可能不需要个人冥思苦想出来的形而上学原理的上层建筑。带有几分鲁莽（如果我能使岁月倒流，我想我不会以这种方式开始我的事业），我着手把自己对当代科学理论所作的哲学综合的笔记拼凑在一起。我最初称之为“有机关系理论”，它们最后呈现出怀特海过程哲学的特点——集中注意人和社会，而基础则是自然科学的世界图案。早期，它们曾经历了一系列的蜕变——黑格尔主义阶段，马克思主义阶段，实证主义阶段。经过三年持续的和相当孤独的奋斗之后，我把那些笔记（已经转变到新怀特海主义的阶段了）交给海牙的一位哲学出版商看了看，——使我大吃一惊的是，他主动提出要出版这些笔记。我平生第一次感到，除了回答我自己心中的问题和满足我个人对意义的渴求之外，我的思想幸许还有某种功能，于是我着手将它们紧凑成较为系统的样式，然后就寄出了这份手稿——结果它们以《必要的社会：一种本体论的重构》为题问世了。

由于我把全部身心都投入了寻求一种全面的和富有意义的综合，在第一本书之后我又出版了另外几本书。在同致力于类似目标的思想家们没有联系的相对孤立的条件下，我在瑞士工作了好几年；随后，惊喜地发现在美国有几位有名的探讨者亦在学科间那些模糊不清的结合部从事跟我的扎实的努力相同的工作。在耶鲁大学当研究员的那年，我有幸结识F.S.C诺思罗普（Northrop）和H．马杰诺（Margenau），通过他们，我来到了整合教育基金会（现在叫中心），同他们合作。并看到了它的起先锋作用的刊物《当代思想主流》。在该刊封底页上我发现了L．冯·贝塔朗菲——当时我知道他是一位生物学家，同时又是整合哲学家。我又进一步惊喜地发现，怀特海的有机综合可用一般系统论来加以现代化，它的“有机体”和柏拉图式的关联物的观念可用在变化的自然环境的背景中涌现出来的动态的自我维持的“系统”概念来取代。采用这个概念，当代科学中的那些重大发现就能变成富有意义和有关联、而真正很有思想的个人有时终生都在问的那些问题的答案也就接踵而至了。

开启一种意义更为深远的哲学的钥匙可能近在咫尺，但仍然等待被付诸实施。环顾当今周围的实际情况，我仍然只能说，绝大多数哲学家继续在提供虽然极其精致但实际上却很贫乏的理论；而科学家们在越来越多地涉足一般哲学问题的同时，又仍然被他们特定专业的视角翳蔽着。像前面提到的，还有他们的合作者，把科学的信息同哲学的机敏相结合的人则屈指可数。可是，继续紧压着我们的关于意义的问题却以惊人的速度变成了关于生存的问题。

理论领域现状的特点在于，一方面是科学的“信息爆炸”的成果，另一方面是高度深奥和微妙的方法论和慨念分析。不难看出，有必要把这两方面结合到一起。那就意味着既要使哲学家们了解 有关的科学发现，又要使科学家们了解哲学的有关方法和概念框架。并非所有的科学都同哲学有关，亦并非所有的哲学都同科学有关。但确有一部分宝贵的科学资料可以作为有见地的哲学的基础；同样又确有一批哲学方法和概念可以构成对科学发现进行综合的必要条件。由L.冯·贝塔朗菲、K.博尔丁、A.拉波波特和他们的合作者倡导的一般系统论就给了我们这样一种理论工具，它能确保科学信息和哲学意义的相互关联。延伸成一种一般系统哲学，这个工具能极化当代的理论现状，就像一块磁铁极化一个带电粒子场：原先混乱的片断便有序化并成为一个富有意义的构型。只要使用得当，通过对当代科学和当代哲学的兼收并蓄，这个工具就有可能源源不断地给我们带来既富有知识又极精严的答案。

因此，这就是我的信条，就是那坚定的信念，它引导我在兴奋和沮丧交替的心绪中经过三年多的研究并写成了现在这本系统哲学的引论。我个人的感谢首先要给予我的夫人，她一直忍受着我那种思绪萦绕和魂不守舍的样子，简直像是着了魔，甚至在我们短暂的休假期恐怕也是这样。我一直从许多朋友和同事那里得到鼓励、忠告和建设性的批评，其中我特别要感谢L．冯·贝塔朗菲、H.马杰诺、E．哈利斯、S.佩珀、L.萨伊尔、R.戈特斯基、J．克拉克、F．孔兹和R．伯霍；我在纽约州立大学哲学系的同事；还有西北大学我的系统哲学讲习班上的研究生和听众们。我要向校阅清样并提出许多有益的建议的S．埃德加表示谢意。最后，同样重要的是感激和赞赏我的出版人M．戈登和E.伊默古特，他们忠诚地和富有想象力地支持了这项冒险事业。

序言

给欧文·拉兹洛的这本书作序，我感到非常高兴。这种高兴既是一种人之常情，同时也是由于看到一项重要的工作被出色地完成的缘故。
“系统”概念在现代科学、社会和生活中已经获得了中心地位；人们在其努力的许多领域强调了“系统方法”和“系统思维”的重要性；那些被称作“系统工程”、“系统分析”以及诸如此类新的学科应运而生。无疑，这个概念标志着科学和世界观方面的一种真正的，不可避免的，合乎逻辑的发展。

本书作者由于在一般系统论方面的工作以及作为“一般系统研究会”的创始人而著名。因此，就我个人而言，当看到我们的作者沿着我倡导多年的道路前进时，我是非常欣慰的。20年代后期，我就强调，在“有机生物学”的课题中把活的有机体看作一种“组织系统”的必要性，并且规定“生物学的基本任务是在所有的组织层次发现生物系统的规律”。起源于生物学和其它学科的这种趋势使我萌发了一般养统论的思想（在30年代和40年代期间引进的），那就是：“用以阐明适合于各类系统的一般原理和模型的一种跨学科学说，而不去考虑不同系统特殊的种类、元素和相关的‘力’。”

早在1936年，柏林哲学家C．弗里斯（G．Fres）就把“有机生物学”当作一种归纳形而上学的基础。然而，把“系统科学”发展为一种“观察”科学和技术的新方法，即，一个科学领域和一种哲学，是需要时间和许多领域工作者们的共同努力的。

古典科学在它的各门学科中，不管是化学、生物学、生理学，还是社会科学，总是企图把观察对象的种种元素——化合物和酶、细胞、初级感觉、自由竞争的个体，等等，——孤立起来，然后，希望通过概念或实验把它们重新放在一起以产生整体或系统——细胞、心灵、社会——并成为可以理解的东西。现在，我们懂得，对于理解整体或系统来说，我们需要的不仅是理解其元素，还需要理解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比如说，细胞中酶的相互作用，许多意识或无意识的精神过程的相互作用，以及社会系统的结构和动力的相互作用，等等。这需要根据它们自身的方法和特点来对我们的观察对象进行考察。此外，事实证明，在“系统”的某些一般方面存在着对应性和同型性（isomorphism），这就是一般系统论的领域。的确，这种类似性或同型性——有时令人吃惊地——出现于其他一些完全不同的“系统”中。因而，一般系统论的任务是科学地探究“整体”和“整体性”，而“整体”和“整体性”不久前还被认为是超越于科学范围的形而上学的概念。等级结构、稳定性、目的论、分化、稳态的逼近和维持、目标导向——这些是几个具有一般系统性质的概念；人们发展了一些新的概念和数学领域来处理它们；如动态系统理论，自动机理论，利用集合、网络和图论进行系统分析、以及其它一些理论。与此同时，这种试图阐述一般“系统”的原则和模型的跨学科的努力还提供了一条通向科学一体化的可能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