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禅提出的历史背景
净慧法师自幼就生活在寺院里，对佛教充满了深厚的感情。从十八岁起，他就亲承过虚云老和尚的教诲，对传统丛林生活的具体情况了如指掌，对中国近现代佛教的种种弊端亦有深刻的认识。解放后，在极左思潮的冲击下，他一度受到过不公正的待遇，这期间，他目睹了中国佛教所遭受的种种创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回到了中国佛协，并从事《法音》杂志主编工作。这一工作使他有机会更为全面地了解中国佛教的现状，并对中国佛教何去何从的问题有过较为深入的思考。
基于对佛教历史的深刻反省和对中国佛教现实的观察，净慧法师认为，中国佛教要真正实现全面振兴，必须坚持走“人间佛教”道路，这是中国佛教的唯一希望；必须振兴禅宗，这是振兴中国佛教的关键；必须加强僧团的形象建设，这是提高佛教社会地位的首要前提；在弘法方面，必须坚定不移地把帮助信众树立正知正见、正信正行，引导信众爱国爱教、觉悟人生、奉献人生，作为弘法的根本目标，必须坚持佛教的现代化和化现代相统一，推动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是佛教保持强大生命力和摄受力的必要条件。
净慧法师认为，人间佛教是相对于山林佛教、隐逸佛教和为死人服务的佛教而言的。人间佛教的两个最基本的特色就是：利他的大乘菩萨发心，即世而出世、入世而济世、即生死而了生死、即烦恼而证菩提的修行方法。隐逸佛教的特征是：自了的发心，深居林间、远离社会人群的修行方法。历史经验和教训一再证明，唯有坚持走人间佛教的道路，佛教才有希望。
为什么说人间佛教是佛教的唯一出路呢？在“生活禅系列丛书总序”一文中，净慧法师比较详细地谈到了提倡“人间佛教”对于振兴中国佛教的重要意义。他通过历史回顾，得出结论说，如何现实地去定位佛教与现实人生、与社会大众之间的关系，对于佛教的生存和发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佛教的兴盛由是，佛教的衰亡亦由是。历史告诉人们，佛教的繁兴离不开现实生活，离不开社会人群。任何脱离社会的做法，只会把佛教更快地推向衰亡。
他回顾说，佛陀时代，印度思想界极其纷乱复杂，各种思潮迭起，形形色色的外道见达九十多种。在这种情况下，佛教之所以能够兴起并独领风骚，迅速地在社会上传播开来，成为一种为大多数人所乐意接受的社会主导思潮，这同佛陀反对种姓制度，主张众生平等，关注世间伦理道德和终极价值关怀的建立，关怀人生的痛苦与解脱，以及心灵的净化、社会的祥和这一既出世又入世的做法有直接的关系。
到了部派佛教时代，由于上座部比丘比较保守，拘泥于教条，执著于丛林苦行的修行方式，从而使佛教渐渐地脱离了现实生活和社会人群，成了一种经院式的为少数人所独享的学术佛教。于是，一度因佛教而黯然失色的婆罗门教，借中印、北印法难之机，重新抬头，不断地占领佛教的信仰市场。在咄咄逼人的婆罗门教的刺激下，从大众部中衍生出来的早期大乘佛教，借助般若中观这一思想利器，开始了一场意义重大的针对上座部佛教的批判运动，大力宣扬即世而出世、以中道为特征的全新的修行理念，高扬“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大乘菩萨精神。大乘佛教所发起的这场运动，不仅为佛教重新注入了新的生命，挽救了佛教，而且对后来佛教的发展乃至整个东方文明，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此后佛教经过两百多年的蓬勃发展，慢慢地转入了以瑜伽为特色的中期大乘佛教时代。经过几代优秀瑜伽学者的大力弘扬，佛教的唯识教理和因明学说，被阐释得极为缜密而系统，除了少数专门从事研究的人能窥其堂奥之外，大多数普通信众则只好望教兴叹。这一时期的佛教，在表面繁华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深刻的危机，为后来佛教的衰落埋下了伏笔：那就是佛教学术化的倾向日渐浓厚，与现实生活和社会大众的距离日渐拉大，佛教的生活基础和信众基础越来越薄弱。公元六世纪和七世纪初，印度佛教史上发生了两次大的教难——北印法难和东印法难。经过这两次浩劫，佛教的元气大伤。此时，在婆罗门教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印度教，因吸收了佛教的营养，迅速地壮大起来，并占领了中印、北印绝大部分信仰市场。佛教开始进入密乘时期，然气象大不如从前。
再回过头来看看中国佛教。在唐代，中国佛教虽然宗派发达，义学兴盛，呈现出一派前所未有的繁荣气象，但是这当中也存在着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佛教学术化、贵族化的倾向日趋明显，佛教与现实生活和广大平民之间的距离日渐拉大，佛教的现实基础和信众基础也就相应地削弱了。结果“会昌法难”一来，禅宗以外的其他各大宗派，尤其是天台、华严、贤首诸宗，顷刻间便土崩瓦解了。在这危难的时刻，多亏禅宗拯救了佛教的慧命；若不是禅宗，中国佛教的历史恐怕得改写了。禅宗之所以能够一枝独秀，进而风靡全国，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原因就在于，禅宗扎根于现实生活，接近广大信众，注重内心的真修实证，而不执著于外在的物质形式和经典文字，提倡自耕自活、自食其力，主张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关键是要在当下去落实生命的觉悟和解脱。禅宗的这些做法和主张，使它获得了其他宗派所无法比拟的强大的生存能力和摄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