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撞：两种文明的核心比较



　　5000年华夏文明，建立在自给自足的农耕方式基础上，体现着农业生产中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特点。以农为本的乡土中国，在依赖自然、融入自然、回归自然上有自己独到的生命体验，中国古代诗歌和文学的发达，皆是这种生命体验的表征。但在这种以直觉体验为主体特征的文明中，缺乏实证科学的精神和理论的解析。中国人关于人与世界的终极关怀，主要就是道家超然豁达的人生态度和佛家万念皆空的人生信念。与此相应的乡土社会没有历史进化，只有自然演变；生活方式没有发展，只有知识、经验、技术的代代重复。农业文化倾向于自然状态，不鼓励人们超越直接生活经验，去追求对象世界、彼岸世界的生命意义，这注定它发展的极限。事实上，中国文化中原本并没有"发展、进步"的观念，只有"轮回运转"、"治乱交替"、"分合循环"的观念。
　　而西方文明，发源于古希腊的工商业文明。在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中国的孔子在宣扬着"君臣父子"的伦理道德，建立农业社会的文明秩序，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致力于建设希腊文明的信仰和理性。在信仰和理性的大厦之上，经过文艺复兴运动，欧洲找回了自己，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突飞猛进，在近代开始超越烂熟的东方文明，成为成就卓越的文明主体之一。

　　姚国华先生将这两种不同文明体系的发展理解为这样的途径：
　　西方文化根本上是立足彼岸的信仰主义，表层是严谨精确的理性主义，道德、功利是末梢上枝叶和果实；抽象原则自上而下落实到个人的物质利益层面上，尊重私有财产、个人自由甚至个人隐私，相互间的道德（及法律）基于不言自明的公理和终极关怀，西方现代文明的高大建筑很快便立了起来。即：信仰→理性→道德→功利。
　　中国文化根本上是脚踏实地的功利主义，表层是温情脉脉的道德主义，理性、信仰是末梢的工具和点缀；天人合一的根系虽然很发达，但个人体验自下而上却难以提升，道德规范总是被物质利益瓦解，实用理性、实用信仰更是像纸一样单薄，几千年的古老文明只能在低水平上徘徊和周期性动荡。即：功利→道德→理性→信仰。

■癌变：古老文明的现代困境



无形的人文学院




1994年春，在工科为主的华中理工大学，出现了姚国华先生主讲的一个面向全校学生的人文讲座，逐渐形成全校最有特色、最有吸引力、最难以忘怀的课堂。三年间，组织并主持的讲座及其它文化活动近400次，参加者总数达12万余人次。人文讲座树立了一面旗帜，一种教育理念，被时人誉为"文化绿洲"。


　　百年中国的激变，是两种文明体系大碰撞的百年。"天朝大国"的子民，在这一百多年的痛苦转型中，从未如此困惑和迷失。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经历了曲折反复，且至今没有完成观念转换。师夷之长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戊戌变法冀求建立君主立宪政体、辛亥革命直到新中国的建立，才最终确立国家的独立地位。在中外文明激烈的冲撞中，中国人培养了自己新的民族精神，重新获得自己立足的空间和精神的归宿。
　　但是，经历过文革的混乱，从经济改革中睁眼看世界的中国社会，面对繁荣富足的发达国家，依然没有摆脱落后、自卑的困惑与迷失。中国社会，面临着社会、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系列领域内的困境。

　　姚国华先生这样评价现代中国社会的文化困境："庸俗、劣质、僵化、腐败、没有生机、没有内涵、没有后劲、没有创造。"
　　以"功利"为中心的现实主义，主导着中国现代社会的各个方面。文艺界一片荒漠，"下半身写作"大行其道；欧美大片充斥街头，风头远远盖过国产片，哈日、哈韩族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学术界腐败横行，教授院士满天飞，硕士博士遍地滚，科技竞争力指标却连年下滑，学术成果却屈指可数。诚信这样的基本道德问题，居然成为媒体和大众讨论的热点。
　　......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困境？



■反思：向左看，向右看



　　姚国华先生在《文化立国》一书中，环顾了世界各国和一些地区的现代化进程。
　　俄罗斯模式：俄罗斯的西方化、现代化历程经历了三个周期，第一个周期是公元10世纪弗拉基米尔大公决定皈依拜占庭式的东正教，以取代传统斯拉夫人信仰的原始多神教。第二个周期，是18世纪初彼得大帝实施的变革。第三个周期的起点，是十月革命开创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在30年代，与遭受经济危机席卷的整个西方世界形成鲜明对照，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在计划经济、文化封闭、政治专制的条件下，仅仅用十多年的强行军，就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化为一个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工业国，创造了世界工业化最快的奇迹，为打败法西斯准备了雄厚实力。这三个周期的特征分别是：思维上的教条主义、情感上的国家主义、行动上的集体主义。

　　日本模式：日本是个孤岛上的单一民族。自古以来，岛民们孤独与自卑，因此对外部更有好奇和渴望。他们总感到自己处在强大的世界帝国--先是中国，后是西方--的压力下，因而要奋发图强，急起直追，全面学习，主动改革，提升自己的实力。在受到西方强势文明冲击时，它也曾一度采取闭关锁国的消极防御政策，但当人们意识到锁国无效时，便全力以赴地学习西方，进行"明治维新"，展开一场为生存而竞争的急行军，紧接而来的是对他国的主动侵略。战后，在国家至上、集体意识的支撑下，日本经济快速复苏，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之路，仅仅花了20年左右的时间。姚国华先生认为，"武士道"精神，乃是日本复苏的重要精神支柱。

　　香港、台湾、新加坡等以华人为主的实体（政治意识形态支配下的大陆中国除外）成功实现经济起飞的优势在于：一是继承了中国人实用主义、现实主义、技术主义生存方式及千年文明积淀的高度智慧；二是把传统家庭、家族、乡里等小圈子里的和谐人与人关系，发挥于经营网络之中；三是离乡背井的人们，在脱离祖国后的生存压力之下，孤立面对异己文化的挑战，被迫融入并形成自新意识；四是脱离了传统母体内的乡土社会，摆脱了经济、政治、文化的巨大包袱，以及实现社会革命与重建的巨大代价。

　　而亚非拉一些国家的现代化，则是"文化自主日渐丧失，政治腐败越陷越深，经济效率极端低下，社会动乱频频发生"。这一切，都与制度背后的文化因素有关，当人们内心拥有基本的信仰，由此派生出普遍的理性原则，法律和公德就能够得到自觉的约束，政治权力就能接受社会的公开监督。而一个没有普遍的精神信仰的社会，人的追求限于世俗利益，物质欲望容易膨胀到失去约束的程度。世俗权力总会有一些无法约束的死角，那里必然产生腐败。拉美、东南亚和非洲的现代化之癌，与腐败密切相关。

　　姚国华先生总结道：人类历史并不存在单线的、唯一的、共同的发展模式，并不存在一条普遍的"现代化"道路。一个民族发展不是依靠外部推动，而是凭借内在力量的激励、积蕴和发挥。开放、接轨只是外在条件，文化反省和新的文化建构才是内在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