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研究中，试图脱离具体的语境、文本而将问题提炼为简短的结论会牺牲太多的历史感。这篇导论不准备对全书内容进行全面概述，而只是将历史分析过程中涉及的一些理论问题整理出来，提供给读者在阅读全书时参考。这里的讨论集中在两个反思式的问题上：第一，中国（尤其是现代中国）的含义是什么？我在这里讨论的不是“中国”的概念史，而是追问：现代的中国认同、地域观念和主权意识是如何历史地形成或建构的？任何对于现代中国思想的讨论都离不开对于“中国”的历史理解。第二，如何理解中国的现代？“现代”概念当然是一种现代人的自我确认，但这种自我确认所导致的思想转变究竟包含了哪些内容？现代这一概念首先是一种自我确认或自我认同的产物，即现代人将自己区分于古代人及其世界的方式，从而是一种区分的概念——一种将历史区分为不同时期或形态的方式。那么，构成这一现代人的自我认同的根据，或者，现代人据以对历史进行区分的条件，究竟是什么呢？任何对于中国的现代思想的分析也都离不开对于这个“现代”的自我理解。上述两个问题可以从不同的领域和视野展开讨论，本书的分析是从一个有限的角度——即思想史的角度——展开的：我从有关中国的历史叙事的分析出发讨论第一个问题，围绕着天理世界观和公理世界观的相互关系展开对第二个问题的分析。

1. 两种中国叙事及其衍生形式

在各种有关中国的历史描述和分析之中，或隐或显地存在两种不同的中国叙事，我把它们归纳为作为帝国的中国叙事与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叙事。这两种叙事与中国研究中常常提及的挑战—回应、传统—现代和帝国主义以及地方史趋向等研究模式纠缠在一起，但远未引起足够的注意。在一定程度上，这是由于中国、中华帝国、民族—国家等概念已经成为一种非常“自然的”范畴，人们无需特别地对这些范畴本身加以界定。然而，中国究竟是一个帝国，还是一个国家，以及如何理解中国认同本身，对于检讨中国与现代性的关系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在帝国叙事中，中国被描述为一种非现代的、专制主义的（反民主的）政治形式，一种与地域广阔的农业文化（非城邦的、商业的或工业的）相关联的生产形态的组织者，一种多民族的、依赖文化认同的（而非民族和政治认同的）“想象的共同体”或“文明”，一种自我中心的、朝贡体系的（而非形式平等的、条约体制的）世界体系或大陆；上述诸特征不但构成了中华帝国与欧洲近代国家及其文化的区别，而且也构成了中国与现代性之间的深刻鸿沟。与此相反，在作为国家的中国叙述中，中国至少从北宋时代起即已包含了民族主义的认同模式、商业主义的经济关系、繁荣昌盛的城市文明、高度发达的行政系统、超越社会阶层的社会流动模式、平民主义的社会文化、源远流长的科学技术传统和世俗化的儒学世界观，以及四通八达的国际交往形式——在对这些历史现象的调查和描述中，中国提供了一种平行于欧洲近代文明的现代性模式。上述两种叙事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并从不同的角度灵活地转化为一些更为微妙的叙述。

将帝国叙事放置在与国家叙事的对应关系之中是欧洲民族主义叙事的衍生物，也是19—20世纪欧洲政治和经济理论的内在主题。我在下文中将对此给予详细的分析。这里首先讨论上述两种叙事在中国研究中各种不同的表现形态。在人们最为熟悉的、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和美国的由费正清开创的“挑战—回应”模式为代表的历史叙述中，研究者们基于不同的立场将鸦片战争以降发生的变化解释为中华帝国向民族—国家（亦即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的历史过程，从而帝国与国家的关系被放置在一种时间性的序列之中。以生产方式的演化为中心的历史进化论与帝国主义和民族自决权理论的结合，构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学派的主要叙述框架。在这个框架内，马克思主义学者谴责欧洲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政治支配、军事入侵、经济剥夺和资本主义的国际劳动分工，但同时将资本主义力量对传统价值观和社会关系的摧毁性打击看作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过程和人类历史通往未来的普遍发展形式。马克思主义者将现代性的成就（民族独立、工业化和人民主权）与被殖民地人民的觉醒、斗争、自我解放和以劳动为中心的日常生活实践（包括以生产工具的改进为中心的技术进步和知识发展）结合起来，以一种历史的辩证法将抗拒外来侵略和内部压迫的斗争转化为一种历史主体性的生成过程。马克思主义学派在殖民与被殖民的历史关系中处理东西方关系，但它不是将西方而是将资本主义这一普遍历史的特殊阶段作为叙述的核心，并致力于发掘中国历史内部的资本主义萌芽。1与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生产方式演变和阶级论的构架不同，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开创的“挑战—回应”模式（以及“沿海—内地”模式等）、马克思·韦伯(Max Weber)有关儒教中国的解释、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从思想史领域勾勒的历史与价值、情感与理性的冲突倾向于将中国视为一个有着独特的文化、价值、机制的相对自足的文明，由于缺乏内发的资本主义动力，这个文明——无论多么精致优美——的现代进程是在遭遇欧洲文明挑战的语境中展开的。2按照这一在18—19世纪欧洲思想中形成的“文明论”或“文化主义”逻辑，西方现代性与中国文明处于某种对立和紧张之中，从而只有改变中国传统才能使中国进入现代。因此，上述分析方式都能够被纳入到某种传统与现代的对应关系之中。例如，费正清在讨论晚清中国面对的困境时特别地区分了文化民族主义和政治民族主义：所谓文化民族主义产生于多元性帝国的政治关系之中，即帝国需要诉诸一种普遍主义的文化作为多元社会的认同基础，而所谓政治民族主义则是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的产物，它要求将政治性的民族认同作为国家的合法性条件，只有后者才构成了现代主权国家及其政治文化（公民文化及民主制度）的条件。上述两种不同的历史叙述共享着一些明显的预设：作为一个儒教主义的、专制主义的、宗法制的、农业的、朝贡体系的社会，传统中国（尤其是清代社会）没有能力产生出促成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文化、社会机制、生产方式和外交/外贸关系，从而现代中国产生于欧洲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或现代性的冲击，以及中国社会对于这一冲击的回应过程之中。鸦片战争作为中国遭遇西方文明挑战的象征性事件而被这两个学派视为中国现代性发生的分期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