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清晰的年代，尖利的现实足以激活每个人的痛感；这是一个暧昧的年代，理不清过往，辨不明未来。搜狐读书?文化2011年问道学界专家、文化名人，以期通过他们解密中国社会文化，让芸芸众生看个清楚，来个痛快。 问题：城市化进程中，中国城市应如何建设？
王军：人类为什么需要城市？大家在一起要共生，要分享工作的机会，而这种分享度是越高越好，不是越少越好。包括我们要分享我们的情感，我们的城市要在越少的面积之内，集中越多的生存的机会，这是一个好城市，而不是相反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要认可这些东西，如果你不认可这些东西，你跟它是相逆的发展模式，你迟早要受到规律的制裁。
我们现在一个最大的机会可以说就是城市化。我们还有那么多人需要住房，我们怎么来给这些需要住房的人，给他提供一套体面的住宅，使他们可以负担的住宅，我觉得这是我们需要解决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换句话说，也是个最大的机会。
我们的城市应该为年轻人创造更好的这样一种生活安居的城市，其实这是一个巨大的发展机会，因为我们现在有支付能力，我们有空前的支付能力，怎么把这种年轻人住房的需求变成一种经济发展的动力，实际上不难。
看看弱者在这个城市，他能不能生存下去。他能够生存下去才是好城市。我们也会认为一个公共政策导致对别人生活的改变，那么这些被改变的人，他们应该进入到这个决策者的过程当中，而不是被排斥在外，我们应该支持这样一种情况。我觉得城市是属于人民的，但是这个人民不是抽象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
主持人：各位搜狐的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文化客厅。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城记》的作者王军先生。
电梯改变了一个城市，汽车也改变了一个城市，其实可能改变城市的还有一些根本性的力量，可以这样说吗？
王军：怎么说呢，我有时候觉得不是说改变城市的根本性的东西，我只是说城市的发展它是有内在的规律，我想到这点就觉得孙中山说的那句话“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城市的这种和谐的发展，它是有内在的规律。比如说我们会遵从城市的基本的原则，人类为什么需要城市，我们是希望我们彼此不发生关系我们才造就一个城市吗？显然不是。大家在一起要共生，要分享工作的机会，而这种分享度是越高越好，不是越少越好。包括我们要分享我们的情感，我们的城市要在越少的面积之内，集中越多的生存的机会，这是一个好城市，而不是相反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要认可这些东西，如果你不认可这些东西，你跟它是相逆的发展模式，你迟早要受到规律的制裁。
比如说巴黎，巴黎在19世纪的时候，对巴黎曾经进行了17年的改造，改造之后的巴黎在美学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这17年的大拆除，到今天还在为此承受痛苦，为什么？它把社会结构给破坏了，一个城市17年就是个工地，它把老城区里面，把市中心里面，很多贫苦的人全赶到郊区去住，那么贫富分区在巴黎开始出现，郊区的这些贫困的人口，他们得不到更好的服务，因为他们确实也不能创造更好的税收。于是贫苦在那个地方被持续下去。
所以我就觉得，有时候我看到这些巴黎的骚乱，郊区的骚乱，我知道那时候制造的问题和后来的移民的问题裹挟在一起，更加重了巴黎的痛苦。所以你看城市是有规律的，基本上一些价值观我们要认同，否则是不断不断的这样的一种痛苦，不断不断的这种骚乱，甚至整个社会结构断裂，这都是我们要避免的。
主持人：现在有一种说法是“城市包围农村”，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一块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王军老师您是怎么看中国城市建设的？
王军：中国的城市化毫无疑问是一个人类历史上最可进入的事件之一，因为它是先起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城市化。在这场最大规模城市化的过程当中，在2007年人类的一半进入了城市，世界城市化率达到了50%。中国现在城市化率还没有达到50%，甚至还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就变成一个也可以说是中国的问题，也可以说是中国的机会。因为城市化还有一个增量，如果达到欧美70%的增量的话，我相信需要一代人的努力，这也是一代人的机会。好比我，我想我退休之前还有机会的话，就是城市化的机会，工业化现在已经到达了中后期。你看金融危机一出来，南方的很多企业就关门了，如果以后还有其它国家的更低成本的劳动力来竞争的话，这个制造业就会转移。所以我们的工业已经走到了中期往后期走，那么我们现在一个最大的机会可以说就是城市化。
我们还有那么多人需要住房，我们怎么来给这些需要住房的人，给他提供一套体面的住宅，使他们可以负担的住宅，我觉得这是我们需要解决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换句话说，也是个最大的机会，有时候我跟政府部门的一些朋友在交流，我就说大家骂房价这些事情，不高兴，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好事，为什么？大家批评这个事情，就证明它有需求，有需求对于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是多么的好的事情。而且你这边还有支付的能力，我们现在等于说我们有空前的支付能力，你看我们在八九十年代我们还说吸引外资，但是现在我们不需要，我们还到外面去投资了。我们今年是加入WTO十周年，加入WTO之后，我们的产品出口壁垒，基本上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样，我们大量的出口，大量的去销售，我们挣了很多的外汇，我们要用人民币跟它对冲，我们的货币我们的流动性就会越来越多，我们一定要给这些流动性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去。
那么怎么样把我们的这些货币和这些需求对接在一起，这毫无疑问会变成我们未来20年能够决定城市化甚至决定中国城市命运的一个最大的问题。还好，今年中央政府说开始说要大力度抓保障房了，接下来的问题是保障房怎么样变成一个最大规模吸纳流动性，能够提供稳定回报的这么一个金融产品，怎么把它做成这么一个产品，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因为我个人的观点我希望金融工具要用起来，把这些东西甚至可以透过政府来提供信贷的方式借贷出来变成保障房，让大学生有一定的就业技能和稳定工作岗位的农民工，他能够住下来，之后再慢慢的私有化。我觉得应该是这么来做的。
主持人：但是在城市化的进程当中，我们见到了一个现象，超级大都市出现，特别是北上广，资源特别的集中，造成了周边的资源越来越稀薄，这个和城市化有什么关系？
王军：人类为什么需要城市？大家在一起要共生，要分享工作的机会，而这种分享度是越高越好，不是越少越好。包括我们要分享我们的情感，我们的城市要在越少的面积之内，集中越多的生存的机会，这是一个好城市，而不是相反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要认可这些东西，如果你不认可这些东西，你跟它是相逆的发展模式，你迟早要受到规律的制裁。
我们现在一个最大的机会可以说就是城市化。我们还有那么多人需要住房，我们怎么来给这些需要住房的人，给他提供一套体面的住宅，使他们可以负担的住宅，我觉得这是我们需要解决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换句话说，也是个最大的机会。
我们的城市应该为年轻人创造更好的这样一种生活安居的城市，其实这是一个巨大的发展机会，因为我们现在有支付能力，我们有空前的支付能力，怎么把这种年轻人住房的需求变成一种经济发展的动力，实际上不难。
看看弱者在这个城市，他能不能生存下去。他能够生存下去才是好城市。我们也会认为一个公共政策导致对别人生活的改变，那么这些被改变的人，他们应该进入到这个决策者的过程当中，而不是被排斥在外，我们应该支持这样一种情况。我觉得城市是属于人民的，但是这个人民不是抽象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
主持人：各位搜狐的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文化客厅。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城记》的作者王军先生。
电梯改变了一个城市，汽车也改变了一个城市，其实可能改变城市的还有一些根本性的力量，可以这样说吗？
王军：怎么说呢，我有时候觉得不是说改变城市的根本性的东西，我只是说城市的发展它是有内在的规律，我想到这点就觉得孙中山说的那句话“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城市的这种和谐的发展，它是有内在的规律。比如说我们会遵从城市的基本的原则，人类为什么需要城市，我们是希望我们彼此不发生关系我们才造就一个城市吗？显然不是。大家在一起要共生，要分享工作的机会，而这种分享度是越高越好，不是越少越好。包括我们要分享我们的情感，我们的城市要在越少的面积之内，集中越多的生存的机会，这是一个好城市，而不是相反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要认可这些东西，如果你不认可这些东西，你跟它是相逆的发展模式，你迟早要受到规律的制裁。
比如说巴黎，巴黎在19世纪的时候，对巴黎曾经进行了17年的改造，改造之后的巴黎在美学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这17年的大拆除，到今天还在为此承受痛苦，为什么？它把社会结构给破坏了，一个城市17年就是个工地，它把老城区里面，把市中心里面，很多贫苦的人全赶到郊区去住，那么贫富分区在巴黎开始出现，郊区的这些贫困的人口，他们得不到更好的服务，因为他们确实也不能创造更好的税收。于是贫苦在那个地方被持续下去。
所以我就觉得，有时候我看到这些巴黎的骚乱，郊区的骚乱，我知道那时候制造的问题和后来的移民的问题裹挟在一起，更加重了巴黎的痛苦。所以你看城市是有规律的，基本上一些价值观我们要认同，否则是不断不断的这样的一种痛苦，不断不断的这种骚乱，甚至整个社会结构断裂，这都是我们要避免的。
主持人：现在有一种说法是“城市包围农村”，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一块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王军老师您是怎么看中国城市建设的？
王军：中国的城市化毫无疑问是一个人类历史上最可进入的事件之一，因为它是先起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城市化。在这场最大规模城市化的过程当中，在2007年人类的一半进入了城市，世界城市化率达到了50%。中国现在城市化率还没有达到50%，甚至还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就变成一个也可以说是中国的问题，也可以说是中国的机会。因为城市化还有一个增量，如果达到欧美70%的增量的话，我相信需要一代人的努力，这也是一代人的机会。好比我，我想我退休之前还有机会的话，就是城市化的机会，工业化现在已经到达了中后期。你看金融危机一出来，南方的很多企业就关门了，如果以后还有其它国家的更低成本的劳动力来竞争的话，这个制造业就会转移。所以我们的工业已经走到了中期往后期走，那么我们现在一个最大的机会可以说就是城市化。
我们还有那么多人需要住房，我们怎么来给这些需要住房的人，给他提供一套体面的住宅，使他们可以负担的住宅，我觉得这是我们需要解决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换句话说，也是个最大的机会，有时候我跟政府部门的一些朋友在交流，我就说大家骂房价这些事情，不高兴，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好事，为什么？大家批评这个事情，就证明它有需求，有需求对于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是多么的好的事情。而且你这边还有支付的能力，我们现在等于说我们有空前的支付能力，你看我们在八九十年代我们还说吸引外资，但是现在我们不需要，我们还到外面去投资了。我们今年是加入WTO十周年，加入WTO之后，我们的产品出口壁垒，基本上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样，我们大量的出口，大量的去销售，我们挣了很多的外汇，我们要用人民币跟它对冲，我们的货币我们的流动性就会越来越多，我们一定要给这些流动性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去。
那么怎么样把我们的这些货币和这些需求对接在一起，这毫无疑问会变成我们未来20年能够决定城市化甚至决定中国城市命运的一个最大的问题。还好，今年中央政府说开始说要大力度抓保障房了，接下来的问题是保障房怎么样变成一个最大规模吸纳流动性，能够提供稳定回报的这么一个金融产品，怎么把它做成这么一个产品，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因为我个人的观点我希望金融工具要用起来，把这些东西甚至可以透过政府来提供信贷的方式借贷出来变成保障房，让大学生有一定的就业技能和稳定工作岗位的农民工，他能够住下来，之后再慢慢的私有化。我觉得应该是这么来做的。
主持人：但是在城市化的进程当中，我们见到了一个现象，超级大都市出现，特别是北上广，资源特别的集中，造成了周边的资源越来越稀薄，这个和城市化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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