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宋元递 （宋）
●四库总目提要
汉郑元注，唐孔颖达疏。《隋书·经籍志》曰：“汉初，河间献王得仲尼弟子及後学者所记一百三十一篇献之，时无传之者。至刘向考校经籍，检得一百三十篇，第而叙之。又得《明堂阴阳记》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王史氏记》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凡五种，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删其烦重，合而记之，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记》。而戴圣又删大戴之书为四十六篇，谓之《小戴记》。汉末马融，遂传小戴之学。融又益《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乐记》一篇，合四十九篇“云云。其说不知所本。今考《後汉书·桥元传》云：七世祖仁“著《礼记章句》四十九篇，号曰桥君学”。仁即班固所谓小戴授梁人桥季卿者，成帝时尝官大鸿胪，其时已称四十九篇，无四十六篇之说。又孔疏称：“《别录》，《礼记》四十九篇，《乐记》第十九。”四十九篇之首，疏皆引郑《目录》，郑《目录》之末必云此於刘向《别录》属某门。《月令》，《目录》云：“此於《别录》属《明堂阴阳记》。”《明堂位》，《目录》云：“此於《别录》属《明堂阴阳记》。《乐记》，《目录》云：“此於《别录》属《乐记》，盖十一篇，今为一篇。”则三篇皆刘向《别录》所有，安得以为马融所增？疏又引元《六艺论》曰：“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则《大戴礼》是也。戴圣传礼四十九篇，则此《礼记》是也。”玄为马融弟子，使三篇果融所增，元不容不知，岂有以四十九篇属於戴圣之理？况融所传者，乃《周礼》。若小戴之学，一授桥仁，一授杨荣。後传其学者，有刘、高诱、郑元、卢植，融绝不预其授受，又何从而增三篇乎？知今四十九篇实戴圣之原书，《隋志》误也。元延中行科举法，定《礼记》用郑元注，故元儒说礼，率有根据。自明永乐中敕修《礼记大全》，始废郑注，改用陈氵皓《集说》，礼学遂荒。然研思古义之事，好之者终不绝也。为之疏义者，唐初尚存皇侃、熊安生二家。（案明北监本以皇侃为皇甫侃，以熊安生为熊安，二人姓名并误，足征校刊之疏。谨附订於此。）贞观中，敕孔颖达等修《正义》，乃以皇氏为本，以熊氏补所未备。颖达序称：“熊则违背本经，多易茆义，犹之楚而北行，马虽疾而去愈远。又欲释经文，惟聚难义，犹治丝而棼之，手虽繁而丝益乱也。皇氏虽章句详正，微稍繁广，又既遵郑氏，乃时乖郑义，此是木落不归其本，狐死不首其丘。此皆二家之弊，未为得也。”故其书务伸郑注，未免有附会之处。然采摭旧文，词富理博，说礼之家，钻研莫尽，譬诸依山肿墉，煮海为盐，即卫之书尚不能窥其涯，陈氵皓之流益如莛与楹矣。
●序（国子祭酒上护军曲阜县开国子臣孔颖达等奉敕撰）
夫礼者，经天纬地，本之则大一之初；原始要终，体之乃人情之欲。夫人上资六气，下乘四序，赋清浊以醇ㄤ，感阴阳而迁变。故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物而动，性之欲也。喜怒哀乐之志，於是乎生；动静爱恶之心，於是乎在。精粹者虽复凝然不动，浮躁者实亦无所不为。是以古先圣王鉴其若此，欲保之以正直，纳之於德义。犹襄陵之浸，修堤防以制之；（方用切）驾之马，设衔策以驱之。故乃上法圆象，下参方载，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然飞走之伦，皆有怀於嗜欲；则鸿荒之世，非无心於性情。燔黍则大享之滥觞，土鼓乃云门之拳石。冠冕饰於轩初，玉帛朝於虞始。夏商革命，损益可知；文武重光，典章斯备。洎乎姬旦，负临朝，述《曲礼》以节威仪，制《周礼》而经邦国。礼者，体也，履也，郁郁乎文哉！三百三千，於斯为盛。纲纪万事，琢六情。非彼日月照大明於寰宇，类此松筠负贞心於霜雪。顺之则宗礻石固，社稷宁，君臣序，朝廷正；逆之则纪纲废政，政教烦，阴阳错於上，人神怨於下。故曰，人之所生，礼为大也。非礼无以事天地之神，辩君臣长幼之位，是礼之时义大矣哉！暨周昭王南征之後，彝伦渐坏；彗星东出之际，宪章遂泯。夫子虽定礼正乐，颓纲暂理，而国异家殊，异端并作。画蛇之说，文擅於纵横；非马之谈，辨离於坚白。暨乎道丧两楹，义乖四术，上自游夏之初，下终秦汉之际，其间歧涂诡说，虽纷然竞起，而馀风曩烈，亦时或独存。
汉郑元注，唐孔颖达疏。《隋书·经籍志》曰：“汉初，河间献王得仲尼弟子及後学者所记一百三十一篇献之，时无传之者。至刘向考校经籍，检得一百三十篇，第而叙之。又得《明堂阴阳记》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王史氏记》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凡五种，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删其烦重，合而记之，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记》。而戴圣又删大戴之书为四十六篇，谓之《小戴记》。汉末马融，遂传小戴之学。融又益《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乐记》一篇，合四十九篇“云云。其说不知所本。今考《後汉书·桥元传》云：七世祖仁“著《礼记章句》四十九篇，号曰桥君学”。仁即班固所谓小戴授梁人桥季卿者，成帝时尝官大鸿胪，其时已称四十九篇，无四十六篇之说。又孔疏称：“《别录》，《礼记》四十九篇，《乐记》第十九。”四十九篇之首，疏皆引郑《目录》，郑《目录》之末必云此於刘向《别录》属某门。《月令》，《目录》云：“此於《别录》属《明堂阴阳记》。”《明堂位》，《目录》云：“此於《别录》属《明堂阴阳记》。《乐记》，《目录》云：“此於《别录》属《乐记》，盖十一篇，今为一篇。”则三篇皆刘向《别录》所有，安得以为马融所增？疏又引元《六艺论》曰：“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则《大戴礼》是也。戴圣传礼四十九篇，则此《礼记》是也。”玄为马融弟子，使三篇果融所增，元不容不知，岂有以四十九篇属於戴圣之理？况融所传者，乃《周礼》。若小戴之学，一授桥仁，一授杨荣。後传其学者，有刘、高诱、郑元、卢植，融绝不预其授受，又何从而增三篇乎？知今四十九篇实戴圣之原书，《隋志》误也。元延中行科举法，定《礼记》用郑元注，故元儒说礼，率有根据。自明永乐中敕修《礼记大全》，始废郑注，改用陈氵皓《集说》，礼学遂荒。然研思古义之事，好之者终不绝也。为之疏义者，唐初尚存皇侃、熊安生二家。（案明北监本以皇侃为皇甫侃，以熊安生为熊安，二人姓名并误，足征校刊之疏。谨附订於此。）贞观中，敕孔颖达等修《正义》，乃以皇氏为本，以熊氏补所未备。颖达序称：“熊则违背本经，多易茆义，犹之楚而北行，马虽疾而去愈远。又欲释经文，惟聚难义，犹治丝而棼之，手虽繁而丝益乱也。皇氏虽章句详正，微稍繁广，又既遵郑氏，乃时乖郑义，此是木落不归其本，狐死不首其丘。此皆二家之弊，未为得也。”故其书务伸郑注，未免有附会之处。然采摭旧文，词富理博，说礼之家，钻研莫尽，譬诸依山肿墉，煮海为盐，即卫之书尚不能窥其涯，陈氵皓之流益如莛与楹矣。
●序（国子祭酒上护军曲阜县开国子臣孔颖达等奉敕撰）
夫礼者，经天纬地，本之则大一之初；原始要终，体之乃人情之欲。夫人上资六气，下乘四序，赋清浊以醇ㄤ，感阴阳而迁变。故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物而动，性之欲也。喜怒哀乐之志，於是乎生；动静爱恶之心，於是乎在。精粹者虽复凝然不动，浮躁者实亦无所不为。是以古先圣王鉴其若此，欲保之以正直，纳之於德义。犹襄陵之浸，修堤防以制之；（方用切）驾之马，设衔策以驱之。故乃上法圆象，下参方载，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然飞走之伦，皆有怀於嗜欲；则鸿荒之世，非无心於性情。燔黍则大享之滥觞，土鼓乃云门之拳石。冠冕饰於轩初，玉帛朝於虞始。夏商革命，损益可知；文武重光，典章斯备。洎乎姬旦，负临朝，述《曲礼》以节威仪，制《周礼》而经邦国。礼者，体也，履也，郁郁乎文哉！三百三千，於斯为盛。纲纪万事，琢六情。非彼日月照大明於寰宇，类此松筠负贞心於霜雪。顺之则宗礻石固，社稷宁，君臣序，朝廷正；逆之则纪纲废政，政教烦，阴阳错於上，人神怨於下。故曰，人之所生，礼为大也。非礼无以事天地之神，辩君臣长幼之位，是礼之时义大矣哉！暨周昭王南征之後，彝伦渐坏；彗星东出之际，宪章遂泯。夫子虽定礼正乐，颓纲暂理，而国异家殊，异端并作。画蛇之说，文擅於纵横；非马之谈，辨离於坚白。暨乎道丧两楹，义乖四术，上自游夏之初，下终秦汉之际，其间歧涂诡说，虽纷然竞起，而馀风曩烈，亦时或独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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