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还是独裁？

——七十年前关于“现代化”的一次争论上世纪三十年代，思想界有过一次关于“现代化”的大讨论。参加这次争论的有胡适、孟森、蒋廷黻、吴景超、钱端升、常燕生、丁文江、陶孟和、张奚若、陶希圣、张忠绂、陈之迈等人。因为他们都是“知识界巨子、言论界领袖”（陶孟和语），所以这次讨论在当时影响很大；又因为他们对“现代化”的理解偏重于政治方面，所以对当今社会也很有启发。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这次争论基本上被人遗忘。

一、背景和缘起1928年南京政府成立时，国民党根据孙中山的理论，在确立一党专制的同时，开始对人民实施“训政”。所谓“训政”，是说中国老百姓文化程度太低，不具备民主自治的能力，只有在国民党的训导下，才能成为公民，才好实行宪政。就在这种说法受到胡适等“新月派”自由知识分子质疑的时候，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席卷西方社会，再加上苏联的存在，法西斯的崛起，以及日本的虎视眈眈和步步紧逼，使许多中国人对民主制度产生怀疑并对独裁专制抱有希望。于是，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一直困扰中国的如何迅速实现“现代化”的问题，又重新引起人们的思考和关注。1933年7月，《申报月刊》集中发表20多篇文章讨论了这个问题。有人说中国现在最急需的是“整个地实行社会主义的统制经济和集体生产”，有人说“欲使中国现代化，以采用私人资本主义为宜”，还有人说中国需要的是“介于两者之中间的复式社会”。与此同时，也有人对“现代化”本身提出质疑。他们说只有弄清什么是“现代”，才有资格谈“化”的问题。其中，著名的历史学家孟森先生就是质疑者之一。

孟森（1868-1938）字心史，江苏武进人。他早年留学日本，入东京法政大学。辛亥革命前后他曾参与政治活动，后来专心治学，在明清史研究方面颇有成就。他当时是北京大学教授，已经50多岁。由于不满意那些一开口就大谈“主义”的文章，他拜访了胡适，并撰写《现代化与先务急》一文，发表于《独立评论》第77号。孟森认为，大家不要再乱谈什么现代化了，如今最需要的是平心静气地商量一下我们的当务之急究竟是什么。

孟森的观点与胡适“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的主张基本一致。因此胡适在编辑该稿时，又以《建国问题引论》为题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同一期《独立评论》上。文章说：早在戊戌变法时代，中国虽然也有实行君主立宪还是实行民主共和的争论，但是当时的知识界对于独立、自由、民主、自治、尚武、爱国等西洋文明是没有什么怀疑的。在大家心目中，所谓“现代化”只能包括“精神是爱自由的个人主义，生产方法是私人资本主义，政治组织是英国遗风的代议政治”。但是，就在梁启超等人热衷于宣传维新思想、中国人刚刚找到一条正确道路的时候，西方社会却出现了怀疑现代文明、否定资本主义、重估一切价值的思潮，再加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苏联革命的胜利，这就使“个人主义的光芒远不如社会主义的光耀动人了；个人财产的神圣的理论远不如共产及计划经济时髦了；世界企羡的英国议会政治也被诋毁为资本主义的副产制度了。凡是维多利亚时代最夸耀的西欧文明，在这种新估计里，都变成了犯罪的，带血腥的污玷了。”胡适说，这种思潮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人学习西方文明的决心，而所谓“现代化”之争，也就在所难免了。

在这一分析基础上，胡适痛心地指出：“中国的多数青年，本来就不曾领会得十九世纪西洋文明有什么永久的价值；现在听见西方有人出头攻击西欧文明，而且攻击的论调又恰恰投合中国向来重农抑商的传统思想，不知不觉之中，最容易囫囵吞下去；所以不上十五年，中国青年人的议论就几乎全倾向于抹煞一九一七年以前的西洋文明了。有些人自然是真心信仰苏联的伟大的、艰苦卓绝的大试验的。有些人却不免有吠声之犬的嫌疑，因为他们绝不曾梦想到西欧文明与美国文明是什么样子。”这样一来，中国就出现了否定一切，“静候中国的列宁与斯塔林”出现的思潮。胡适认为，正是由于人们对“现代化”的认识出现了严重的偏差，才造成如今这种“相互仇杀、相屠相灭”的可怕局面。

胡适还说，所谓“现代化”，就是让中国能够在这个世界上立住脚，让老百姓过上安居乐业、衣食无忧的好日子。因此他在文章结束时提议：“大家应该用全副心思才力来想想我们当前的根本问题，就是怎样建立起一个可以生存于世间的国家的问题。”这就是他把文章定名为“建国问题引论”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