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这是一个并不新鲜的课题。

从清末君子上书光绪，引荐法兰西革命的激进范例开始，让。雅克。卢梭的思想、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的实践在百年中国，已是耳熟能详。

大学历史课堂不断提及那个激动人心的时代，使得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学生为之神往，心魂飘荡；每当民族危亡人心动荡的年代，马赛曲的歌声总是在知识分子的救亡曲中首先唱响——塞纳河畔飘来的旋律既融进了国际歌，也融进了中华民族的国歌，它最好不过地证明：法兰西风格的政治文化已经融进了中华民族的政治血液、政治性格。

然而，正因为如此，这又是一个亟待给予新解的课题。

卢梭的思想究竟产生于什么思想环境？除了社会经济层面的分析——这一方面我们过去已作了很多，它与中世纪救赎传统在思想史本身的源流关系上究竟有何关联？上与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中与同时代人的启蒙哲学，下与罗伯斯庇尔在法国革命中的政治实践，卢梭与他们究竟在哪里相会？


２道德理想国的覆灭

一片相会关联域以后如何催长法兰西风格的政治文化？

由此，又如何发散形成欧陆一派政治哲学、政治性格，与英美一派政治学、政治性格双峰对峙、二分天下？法兰西风格的政治性格如何融入中国近代政治文化？这一输入对中国近代意识形态的形成如何产生影响，产生了什么影响？所有这些问题，亟须从学理上给予梳理和说明。

一

１９７６年以后，大陆的世界史研究突破极左思潮的长期束缚，对于上述问题已经取得了一些开创性成果。１９８９年王养冲、陈崇武编译了我国第一本《罗伯斯庇尔选集》，给大陆学者、读者研究思考罗伯斯庇尔实践卢梭思想的失败悲剧，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同年出版的陈崇武著《罗伯斯庇尔评传》，考证了罗伯斯庇尔与卢梭思想联系的关键性史料，提出了一些富有启示的见解；１９１年高毅在张芝联指导下的博士论文《法兰西风格：大革命政治文化》，把研究探角直接伸入上述关联域，资料之丰富，方法之新颖，令人耳目一新。但是，由于下列四个方面的限制，国内研究尚处于开创阶段，上述问题尽管有所涉及，甚至有所突破，毕竟语焉不详，未中肯綮，至今仍未有令人满意的回答。

一、资料建设尚不全面。

例如卢梭的两本代表作：《致达朗贝尔——论观赏》①和《让。雅克审判卢梭》至今尚未译出。不了解前者，即无法全面理解卢梭的社会观、政治观，以及卢梭思想的这一关节点：为何排斥英国的政治学说和政治制度？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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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３

了解后者，则难以理解卢梭与启蒙运动的分裂，分裂之后卢梭本人的思想状况。

中国人普遍以《忏悔录》理解卢梭之生平，而卢梭本人却早已声明，《忏悔录》是他的失败之作，正是为了弥补这一失败，他在四年之后方写作《让。雅克审判卢梭》，以抵消《忏悔录》之影响。

二、学科壁垒尚未打通。

在国内学术界，卢梭思想属哲学、政治学范畴，罗伯斯庇尔实践属史学范畴，史学等待哲学、政治学的学理说明，哲学、政治学则等待史学的史料实证。在相互隔阂、相互等待中，这一牵连大革命史、政治学说史诸多关键的热点问题只能置于冷处理阶段，双方都有所涉及，双方都语焉不详。

三、研究视野过于偏窄。

大陆学界较多注意观念冲突下的社会经济因素，却忽视当时各种观念本身及其相互关系的梳理。这种“纵向”

有余“横向”

不足的研究视野，貌似深刻，处理失当，反而会出现一个从常识看来却难以交代的尴尬局面：对于当事人并不知道的“深层动因”

，后人似乎比当事人知道得还多，对于当事人当时已十分明确的观念史事实，后人却不甚了了。

四、意识形态的框架束缚尚未突破。

对于大陆主流学术界而言，冲破极左思潮的束缚，目前已并不困难。但是冲破极左思潮得以滋生的意识形态框架，至今还步履维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