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
　　这一编论述的是中国佛教哲学的形成及其演变，以及中国佛教哲学的思想体系，也就是从历史与理论两个方面，对中国佛教哲学作一总论性的说明，以便读者对中国佛教哲学有一个总体的、历史的、概念性的了解。
　　在中国佛教学术史上，对佛教理论是否是哲学，有没有中国佛教哲学，是存在分歧、有过争论的。本编尤其是第一章，拟对这两个问题及与之相关问题作一说明。中国佛教哲学内容广博宏富，本书又是采用问题解析体的表述形式，为此，本编第二、三章将分别对中国佛教哲学的历史演变过程和中国佛教哲学的整体理论结构这两个问题作一总体论述。
　　全编首先从哲学学说不同特质的角度说中国佛教哲学，并从文化发生学的角度考察中国佛教哲学的形成途径与产生根源。中国佛教哲学是印度佛教文化与中国固有文化冲突与融合的产物。中国古代佛教学者通过译经、讲习、编撰佛典和判教立宗等途径使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并且结合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等特定的「哲学生态环境」进行加工取舍，使印度佛教逐渐中国化，并形成一种既不同于儒、道等中国固有哲学、也区别于印度佛教哲学的相对独立的中国佛教哲学体系。中国佛教哲学的形成，是中国本土文化和异域文化交流与融合的成功模式。
　　其次，我们通过历史的纵向考察，着重叙述中国佛教哲学的思想演变过程。按照历史的顺序，我们分别简要地追述汉魏西晋时代的「格义」哲学、东晋十六国时代的玄学化的哲学、南北朝时代兴起的学派哲学、隋唐盛世高度繁荣的宗派哲学，以及唐代以后与儒、道合流的心性哲学，从而凸现中国佛教哲学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热点问题与时代特点，以利于把握中国佛教哲学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必然规律。
　　再次，我们着重从三个方面考察中国佛教哲学思想体系。一是把中国佛教哲学思想体系分解为人生论、宇宙论和实践论三大类别，进而分别指出不同类别所包含的思想元素。二是探讨中国佛教哲学基本思想元素之间的相互联系方式。三是论述中国佛教哲学体系的内外作用，即中国佛教哲学对中国佛教其它文化形态，如对佛教的文学、艺术、民间信仰观念与习俗等的作用，以及中国佛教哲学对中国其它哲学形态、文化领域乃至社会政治的作用。
　　绪论
　　一、对象与任务
　　关于佛教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历史上有两次名人的重要对话与议论，值得我们重视。
　　史载，北宋著名士大夫张方平〔注释：张方平，河南商丘人，卒谥文定，着有《乐全集》。〕（1007—1091）与当时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王安石（1021—1086）曾有一段对话：
　　世传王荆公尝问张文定公曰：「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亚圣后绝无人，何也？」文定公曰：「岂无，只有过孔子上者。」公曰：「谁？」文定曰：「江西马大师、汾阳无业禅师、雪峰、岩头、丹霞、云门是也。」公暂闻，意不甚解，乃问曰：「何谓也？」文定曰：「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皆归释氏耳。」荆公欣然叹服。其后说与张天觉〔注释：张天觉，即张商英（1043—1122），四川人，原主张排佛，后转为奉佛，着有《禅辩集》。〕，天觉抚几叹赏曰：「达人之论也。」遂记于案间。〔注释：陈善：《儒释迭为盛衰》，《扪虱新话》上册卷10，据儒学警悟本校印，上海商印书馆，1920。〕
　　张方平把马祖道一等禅师视为超过孔子的人，这种评论虽有欠公允，但却是对唐五代年间理论思想界儒衰释盛的一个重要评论，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大约在上这对话九百年后，当代史学家陈寅恪（1890—1969）与比较文学专家吴宓也有一段纵论中、西、印文化的谈话。据吴宓追忆，陈氏谓：
　　汉晋以还，佛教输入，而以唐为盛。唐之文治武功，交通西域，佛教流布，实为世界文明史上，大可研究者。佛教于性理之学metaphysics，独有深造，足救中国之缺失，而为常人所欢迎。惟其中之规律，多不合于中国之风俗习惯，如祀祖、娶妻等，故昌黎等攻辟之。然辟之而无以济其乏，则终难遏之，于是佛教大盛。宋儒若程若朱，皆深通佛教者，既喜其义理之高见详尽，足以救中国之缺失，而又忧其用夷复夏也。乃求得而两全之法，避其名而居其实，取其珠而还其椟。采佛理之精粹以之批注四书五经，名为阐明古学，实则吸取异教。声言尊孔辟佛，实则佛之义理，已浸渍濡染，与儒教之传宗，合而为一。此先儒爱国济世之苦心，至可尊敬而曲谅之者也。故佛教实有功于中国甚大。……自得佛教之裨助，而中国之学问，立时增长元气，别开生面。〔注释：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10～11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
　　陈氏这一段话，论述了佛教在中国流传的原因、佛教在理论思维上的优长，以及佛教对程朱理学深刻而重大的影响。〔注释：这是指佛教对性理之学，也就是对理学探讨伦理道德的最终根源与实践伦理道德的方法、途径，即对理学的「本体」与「工夫」两个方面有重要的启发与帮助。〕在陈氏看，宋明理学的创立及其成就，实应归功于佛学精粹义理的主动吸纳，或者说，佛教对中国哲学的最大贡献就是促进了宋明理学的产生与传衍。这种看法在陈氏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所作的审查报告中说得更为明确：「佛教经典言：『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中国自秦以后，迄于今日，其思想之演变历程，至繁至久。要之，只为一大事因缘，即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衍而已。」〔注释：《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51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陈氏的这一论断，通过对「一大事因缘」的新解，从一个侧面表明了中国佛教哲学与宋明理学的因缘关系，及中国佛教在中国哲学史、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
　　对上述两段史料中有关中国佛教在中国历史上重要性的具体估价，人们可能持有不同看法，但是中国佛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地位之重要是毫无疑问、毋庸置疑的。上述两段对话所论及的是禅门杰出人物的精英佛教和阐述佛教义理的经典佛教。本书研究和论述的对象就是中国佛教精英人物和经典佛教的哲学思想，就是中国佛教学者提出或阐发的富有哲学性和思想性的概念、术语、范畴、命题、观点、方法及问题等。笔者认为，佛教有不同类型，如精英佛教与大众佛教、经典佛教与民俗佛教，其间有着很大的差异。由于大众佛教受精英佛教的支配，民俗佛教受经典佛教的主导，因此对精英佛教和经典佛教的哲学思想进行研究是极为重要的，同时也有助于深入了解和体察大众佛教和民俗佛教的信仰观念与实践活动的思想实质。
　　本书所依据的基本资料是中国佛教学者的著作，尤其中是富有哲学意蕴的理论性著作，包括专着、论文、语录、注疏等。其次是中国佛教史籍，主要有僧传和史传，包括有关中国佛教史与宗派史的著作。再次是中国佛教的游记、笔记一类的数据。此外，佛教以外的有关历史记载、诗文著作等，也是颇有价值的数据。至于新发现的佛教考古资料，则及时关注、吸取和引用之。
　　有的古代佛教文献数据具有多重涵义，或具有深远影响，而本书着重叙述的是中国佛教哲学各方面重要问题的基本要义及其源流演变，因此为了保持对有些哲学问题叙述的历史性及完整性，我们在论述不同佛教哲学问题时引用了少量具有多层重要哲学涵义或具有深远影响的同一数据。如龙树在《中论?观四谛品》说的「三是偈」（「三谛偈」）：「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无（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注释：《大正藏》第30卷，33页中。本书引文中圆括号内文字除序号和特别注明的之外，一般为引者注，特此说明。〕系中观学派有关「中观」典籍的总义，对中国佛教各派的思想影响至且巨。又如僧肇在《不真空论》中所说：「不动真际为诸法立处。非离真而立处，立处即真也。然则道远乎哉？触事而真！圣远乎哉？体之即神！」〔注释：《大正藏》第45卷，153页上。〕实为中国化佛教宗派的重要理论基石。又如竺道生是中国佛教哲学史上的重要人物，撰有大量佛教哲学著作，可惜这些著作基本上佚失了。但在《高僧传》本传等有关著作中还保存有他本人的一些言论，不仅重要，且涵义丰富，我们就把这些言论分别引用到论述不同哲学问题的有关章节之中，并从不同角度加以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