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
智慧的痛苦
人们通常将世界上的哲学形态分为三种主要类型：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和印度哲学。不过，按照“哲学”这个概念的起源和比较严格的意义，哲学就是西方哲学。当我们说“哲学就是西方哲学”的时候，并不包含任何孰高孰低的价值评判，只是在明确一个历史事实。如果从世界范围来考察各种哲学形态，我们倾向于使用“思想”这个更为基本更为宽泛的概念。西方、中国、印度以及全世界的各个民族都有作为其文化精神和最高的意识形态的“思想”, “哲学”则是西方思想所采取的特殊形式，虽然这一形式的确产生了世界性的广泛影响。当然，从广义上将西方思想、中国思想和印度思想统统叫做“哲学”也未尝不可，但是一定要清楚，它们实际上是三种不同类型的哲学。因此，所谓“西方哲学”中虽然有“西方”二字，但却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地域或空间概念，而是指一种不同于中国思想和印度思想的思想形态。实际上，作为西方哲学两大源头的希腊哲学和基督教思想，都起源于世界的东方。
那么，哲学或者说西方哲学有什么不同寻常的特点呢？这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清楚的，我们准备通过《 西方哲学十五讲》 来试着回答这个问题。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对哲学或者敬而远之，或者不屑一顾。当一位以哲学为职业的人需要自我介绍的时候，他经常会感到很尴尬，似乎以哲学为职业是一件令人难堪的事，至少不那么理直气壮。别人看他的眼神，就好像在看一件出土文物或者活的化石标本。为什么会这样？原因是多方面的，在很多情况下是出于人们对哲学的误解，不过说到底，主要的责任还是在我们这些所谓研究哲学的人身上，我们没有把哲学讲清楚。另一方面，哲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太密切了，以至于一说到哲学问题，几乎就变成了政治问题，人们只好三缄其口。改革开放以前，极左思潮、教条主义泛滥，直到今天还在影响着我们的头脑，有许多人为设置的禁区，甚至是我们自己给自己设置的禁区。这与哲学的本性是相悖的：哲学是自由思想，条条框框的限制不可能出哲学家，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的主要原因之一。
所以，我们这第一讲首先需要为哲学“正名”，与大家讨论哲学是什么。有人可能皱眉头：“哲学是什么”这样的问题也值得讨论吗？对于任何一门学科来说，“是什么”亦即定义．急是最基本的间题，我们还需要讨论这样“小儿科”的问题吗？！我认为有这个必要。在某种意义上说，哲学所有的意味都包含在“哲学是什么”这个问题之中了，对哲学的一切误解也都是由于没有搞清楚“哲学是什么”。显然，这个问题是哲学中最基本的问题，不幸的是，也是最艰难的问题。难到什么程度？难到了直到今天尚未有结论的程度。这话听起来似乎有点儿不可思议：一门有着二千六百多年历史的学科，竟然直到今天还不知道自己“是什么”!
事实就是如此。
当然，这并不是说哲学家们没有给哲学下定义，并不是说没有人对这个问题给出自己的答案。问题在于，有多少哲学家就有多少种关于哲学的定义，而且相互之间从来没有达到过起码的共识。不仅如此，在哲学领域中，几乎所有的问题、概念、理论学说和体系都处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境地，套用近代英国哲学家霍布斯的一句话，哲学简直就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
由此可见，“哲学是什么”的问题的确是一个问题。
在讨论“哲学是什么”这个问题之前，先让我们看一看人们关于哲学所持的一些成见。
首先，有人认为“哲学是科学”。我们关于科学的观念，基本上还停留在十八九世纪，那就是将科学看做是绝对真理的典型。在我们的日常语言中，经常会听到“你这样说有科学根据吗”、“你的理论不够科学”、“要讲科学”等等诸如此类的话，意思是说要讲道理，要有逻辑，要能够放之四海而皆准，要有普遍必然性即真理性。虽然20 世纪以来，西方人关于科学的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认识到作为绝对真理的科学是不存在的，但是崇尚科学的精神并没有变。于是，人们通常总是用衡量科学的标准来衡量哲学。哲学不具有任何科学的基本特征，因而哲学不是科学，这是批评哲学的人的一件百试不爽的致命武器。而维护哲学的人则千方百计试图证明哲学是科学，哲学将是科学，哲学至少在理论上是科学。我们必须承认，哲学的确不具有科学知识的基本特征，因而它不是像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知识。不过，哲学不是科学并不意味着它就没有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了。恰恰相反，哲学不是科学，正是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其次，有人认为“哲学是让人聪明而有智慧的学问”。显然，没有学过哲学的人并不一定就不聪明，学过哲学的人也并不一定就有智慧。实际上与通常的观点正好相反，按照哲学的本性而论，哲学不是让人有智慧，而是让人知道自己没有智慧因而去追求和热爱智慧的学问。不仅如此，事实上自有哲学以来，哲学家们几乎在所有的哲学问题上都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而且越是争论就越是争论不清，因而哲学非但没有让人聪明，反而越来越使人糊涂了。哲学家们争论来争论去，不但争不出个结果来，甚至越追问越争论问题就越多了。有人可能会对此嗤之以奔：“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的确，哲学问题并不是世界本身产生出来的问题，而是人产生出来的问题，不过它们并不是哲学家闲极无聊制造出来显示自己智力的东西，其实都来源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在日常生活中许多事情可能是自明的，在哲学家看来却大有问题，例如“我是谁”的问题。成龙有一部电影叫做《我是谁》，主角因为大脑受到伤害，失去了记忆，结果不知道自己是谁了。看起来我们都知道“我是谁”，然而“我”在哪里呢？“我”究竟是心灵还是身体，抑或是心灵与身体的统一？心灵在成熟，身体也在生长，这是不是说“我”也始终在变化呢？如果“我”是变动不居的，“我”与“我”自己有没有同一性呢？… … 只一个“我”就可以问出一大堆问题来。实际上，日常生活中许多看上去不证自明的东西都是经不起追问和推敲的。
最后，还有一种见解认为“哲学是讲道理的学问”。这话固然不错，但也要看对“讲道理”怎样理解。不只是哲学，实际上所有的科学都是讲“道理”的学问。当然我们也可以说，相对于其他学科，哲学是讲“大道理”的学问。于是，按照“小道理”服从“中道理”, “中道理”服从“大道理”的推论，哲学应该是一切科学的科学，许多人的确按照这个思路，把哲学看做是所有科学知识的概括和总结。这些都是理论上的推论，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这基本上是20 世纪以前传统哲学的观点，20 世纪以后的哲学家们早已经不这样看待哲学了。例如，我们把辩证法看做是宇宙万物普遍的规律和法则，也是我们论证说理的工具，然而却经常会听到人们嘲笑辩证法是“变戏法”。由于我们的误解和教条化，使得这同一套方法，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甚至对于相互冲突相互矛盾的事物，都可以说得通，都能够言之有理。显然，正如世界上不存在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一样，也没有总是有理的道理。如果真有这样的道理，它一定是没有道理的。所以，我们更倾向于把哲学看做是“分析”道理的学问。
关于哲学的成见还有很多，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还是让我们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问一问：什么是哲学？
一、什么是哲学
什么是哲学？这个问题看上去很容易，实际上是很难的。通常数学家们或者物理学家们不会在诸如“数学是什么”或者“物理学是什么”这样的间题上纠缠不休，哲学家们就不同了，恐怕有多少哲学家就有多少哲学的定义。为了避免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陷人哲学家们的争论而迷失方向，我们先来看一看哲学这个概念的来源，或许对问题的解决有一些帮助。我们随便翻开一本词典就会看到，哲学这个概念源于希腊语户philosophia ，由philos 和sophia 组合而成，意思是“爱智慧”。一般说来，但凡知道哲学的人都知道这个意思。然而，在这个人人皆知的词源背后所蕴含的深意却并不是人人都了解的。为什么哲学通常被看做是“智慧”的同义语，而其本义却不是“智慧”而是“爱智慧”呢？因为“智慧”之为“智慧”并不是“小聪明”，也不是一般所说的“明智”，它指的是宇宙自然之最深邃最根本的奥秘，标志的是一个至高无上、永恒无限的理想境界。所以古希腊著名哲学家柏拉图才会说，智慧这个词太大了，它只适合神而不适合人，我们人只能爱智慧。由此可见，真正意义上的智慧与通常所说的知识是不同的：知识或者科学知识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和手段，它们通常都具有功利性或有用性，而人追求和热爱智慧却没有别的目的而只是为了智慧本身，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虽然一切科学都比哲学更有用，但是惟有哲学是真正自由的学问。换言之，哲学家原本或者应该是最谦虚的人，他们知道人至多只能爱智慧而不可能占有智慧，因为人生有限而智慧是无限的，而且这种无限的理想境界属于“绝对的无限”，甚至不可能依靠人类的无限延续来实现，更何况人类能否无限延续下去也是成问题的。不幸的是，哲学家的“野心”逐渐膨胀，越来越大，即使古往今来的帝王将相都无法与之同日而语。帝王将相们的野心至多也就是称霸全世界，哲学家的理想却是要发现和破解整个宇宙的奥秘。所以，他们实在不甘心只是爱智慧。与此同时，自然科学的进步和发展亦给予了哲学家以很大的鼓舞：既然自然科学可以成为普遍必然的真理性知识，那么作为一切科学的基础的哲学当然也不例外，而且更应该成为真理性的知识。于是，使哲学从“智慧之爱”变成“智慧之学”就成了哲学家们千方百计企图实现的梦想，虽然这个梦想因为违背了哲学的本性而注定是不可能实现的。
我们还可以通过哲学与科学和宗教之间的关系来对比哲学的本性。科学或自然科学是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工具和手段，作为人类认识能力的产物，它以理性为基础，其成果表现为具有一定的普遍必然性的知识和实用性的技术。宗教所依靠的不是理性而是信仰，它们产生于人类精神的“终极关怀”，亦即对宇宙的真实存在和终极奥秘以及包括人自己在内的所有存在物的来源、归宿和实在性的关怀或牵挂，因而宗教的对象是具有永恒无限之特征的超验的和理想性的存在，对于这样的对象是不可能通过认识来把握的，所以只能信仰。在某种意义上说，哲学居于科学与宗教之间：一方面它像科学一样属于理论思维，因而从根子上总是诉诸理性，另一方面它又像宗教一样起源于人类精神的“终极关怀”，追求热爱的是永恒无限的智慧境界。表面看来，与科学和宗教相比，哲学自有哲学的优越之处，因为科学知识解决不了人类精神终极关怀的问题，而宗教则由于诉诸信仰，所以缺少理论上的合理性。然而实际上，哲学的优越之处恰恰是它的局限所在：哲学既起源于人类精神的终极关怀，它的对象就一定是永恒无限的东西，那实际上是我们的认识能力亦即理性所难以企及的。结果，哲学既缺少宗教单纯诉诸信仰的方便法门，同时又无法达到科学知识所特有的确定性，这就使哲学陷入了极为尴尬的境地，它的问题几乎都是无法解答或者没有终极答案的难题，以至于20 世纪著名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说，“哲学问题具有这样的形式：‘我找不着北”哲学家们为什么会“找不着北”?
因为哲学的问题几乎都是一些无法解决没有答案的难题。通常我们所说的问题其实可以分为“问题”和“难题”两类。所谓“问题”在一般情况下是可以得到解决的，这样的问题有答案而且大多只有一个答案，例如1+1=2之类。难题就不同了。我们所说的“难题”一般是没有答案的，准确地说是没有惟一的答案，只能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解答方式，由于这些解答方式没有一个可以最终解决问题，因而都是“平等的”或等值的。如果我们细心地想一想就一定会发现，人世间的事情实际上是难题多于问题的。
哲学问题不仅是难题，而且是难题中的难题。
从理论上讲，哲学所探讨的对象不是经验的对象而是超验的对象，例如宇宙万物的本原、存在、实体或本体，包括人在内所有存在物的来源和归宿等等。当然，哲学也有比较具体和现实的间题，例如认识论、伦理学、历史哲学、社会政治哲学的问题，不过由于这些问题都属于最基本的问题，而越是基本的问题就越不简单，所以同样没有确定的答案。举个不恰当的例子，我们都知道1 + 1 = 2 ，但是要想说清楚为什么1 + l = 2 ，并不简单。另一方面，从实际情况看，尽管两千多年来，哲学家们费尽千辛万苦企图使哲学成为科学乃至科学之科学，竭尽其所能来证明哲学是科学，但是他们的愿望无一不是落了空，哲学家们在所有的哲学问题上都是争论不休，从来就没有达到过一种科学知识应该具备的普遍必然性。于是，批评哲学的人就有了一件十分有效的武器，而维护哲学的人则多了一块治不好除不掉的心病。实际上，无论是批评哲学的人还是维护哲学的人，都误解了哲学哟本性。我们以为，哲学不是科学，因而不能用衡量科学的标准来衡量哲学。更重要的是，哲学不是科学并不是哲学的耻辱，恰恰相反，倒是哲学优越于科学之处。如前所述，科学不过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和手段，科学自己不能决定它的目标或发展方向，如果我们要求哲学成为科学，那就意味着哲学也变成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和手段。倘若如此，文明发展的方向由什么来树立或确定呢？显然，就哲学的意义和地位而言，它应该担负起为人类文明树立和确定目标和发展方向的重任。所以仅仅就此而论，我们也不应该让哲学变成科学。
哲学不是科学，两者的“发展方式”也是不一样的。
在某种意义上说，科学的发展是“线性的”知识积累的过程，我们用不着非要了解一门科学的历史一样可以学习和利用它的成果，因为它的最新成果就凝聚在当下的某种载体之中，我们拿过来学就可以了。哲学却不是这样“进步”的。毫无疑问，现代人在知识的拥有量上比前人“进步”得多，随便一所医学院校的学生所拥有的知识，即使是医学始祖希波克拉底也难以望其项背，一个中学生所具备的数学知识亦可以超过几百年以前的大数学家， 但是哲学就不同了。哲学史上几乎每一部哲学著作都具有晦涩难懂的特点，只有很少的人能够理解它们，不要说一般的人，不要说我们，即便是现当代的哲学大师也不敢说他们在思维水平上比柏拉图或者亚里士多德更高明。
为什么？
如果有一个问题，我们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努力，终于有了惟一正确的答案，那么虽然前此以往的探索都具有历史的意义，但是在这个惟一正确的答案面前，它们都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就知识而言，我们用不着理会它们，只需掌握这个正确答案就行了。然而，如果有一个问题是永远不可能有标准答案的，只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解答方式，那么在这些解答方式之间就不存在孰高孰低的间题，它们都超越了时间和历史，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可供后人选择的道路。换言之，由于哲学问题乃是永恒无解因而万古常新的难题，故而一切答案都不具有终极的意义，各式各样不同的解答方式都具有“平等的”的价值。在哲学史上，亚里士多德不能掩盖柏拉图的光辉，黑格尔也不可能动摇康德的历史地位，由于他们把解决问题的某种方式发挥到了极致，便成了不可替代的“典型”，在哲学史上树起了一座座“里程碑”。这有点儿像文学的历史，例如“唐诗”和“宋词”：唐代是律诗的典范，后人写诗决超不过李杜；宋代是词的绝顶，后人很难觅得苏辛佳句。如果说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文学家们是将某一种艺术典型推向了顶峰，而哲学家们则是将一条思想之路走到了“绝境”。哲学家通常思想的都是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他们思得也很“根本”，于是就把一种解决间题的方式推到了极端，后人若要解决问题就不可能再走老路，因为那条路已经被走“绝”了，他只好换一条路走。所以，哲学并不只有一条路而是有许多条路，任何一条路都不足以代表哲学本身，所有的哲学运思之路“综合”在一起，才构成了一幅比较完整的哲学图画。换言之，哲学是由过去、现在乃至将来那一条条思想之路构成的。
然而，如果哲学河题注定无法得到最终的解决，我们为什么还要追问这些难题？就此而论，哲学作为“智慧之爱”给我们带来的与其说是愉悦不如说是痛苦，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追求这种“智慧的痛苦”?
二、智慧的痛苦
在《 圣经》 “创世纪”中有一则尽人皆知的伊甸园神话：上帝在创造了世界万物之后，感到有些孤单，于是便用泥土照着自己的样子创造了亚当。为了不使亚当感到孤单，又趁着亚当睡觉的时候取了他的一条肋骨，创造了夏娃。上帝在东方辟了一个园子叫做伊甸园给亚当和夏娃居住，把天上飞的地上跑的都交给亚当夏娃管理，那里简直就是天堂。在伊甸园里有许多树，其中有两棵树最特别，一棵是生命之树，一棵是智慧之树。据说吃了生命之树的果子可以长生不老，吃了智慧之树的果子便有了智慧。上帝告诫亚当和夏娃，伊甸园中惟有智慧之树的果子不能吃，吃了就会死。但是后来亚当和夏娃禁不住蛇（撒旦）的诱惑，终于偷吃了智慧之树的果子，于是悲剧发生了：他们因此被赶出了伊甸园，而且子孙万代都不得不为这个“原罪”付出代价。
伊甸园神话的寓意很清楚：智慧与原罪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智慧就是人的原罪。
假如伊甸园神话不是神话，也不是故事，而是事实，亚当和夏娃的确是因为一个果子而被逐出了天堂，我们无话可说，只能怪他们运气太差。因为上帝只是说智慧之树的果子不能吃，却没有禁止他们吃生命之树的果子。如果亚当和夏娃先吃生命之树的果子，然后再吃智慧之树的果子，那么他们就与上帝没有什么区别，上帝也拿他们没有办法。从这个角度看，人类犯原罪这件事实在没有道理可讲。
其实不然。
伊甸园神话具有非常深刻的象征意义，它并不是说人是因为追求智慧才成为有死的，而是说人是因为追求智慧才知道自己是有死的。智慧的痛苦就源于此。
当人类从自然之中脱颖而出，割断了连接他与自然母亲的脐带而独立存在之后，他就再也不能完全依靠自然的本能行动了，他必须依靠理性的眼睛在数不清的可能性中为自己做出选择，从而便置身于危险之中。一方面人是自然的成员，像其他有限的自然存在物一样受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的限制，生生死死，不能自已；但另一方面人又是一种有理性的存在，他不仅试图以此来把握自然的规律，同时亦生发出了超越自身有限性的理想，然而作为自然存在物他又不可能违背自然规律现实地实现这一理想，但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改变他追求和向往这一理想的信念。终有一死的人向往永生，向往永生的人终有一死，这就是人生在世最深刻最根本的悖论。正是从这一最深刻最根本的悖论之中，生发出了哲学问题：它意味着人被抛入这样的境域，他自始至终面临着有限与无限、相对与绝对、暂时与永恒、现实与理想、此岸与彼岸之间的激烈冲突，在它们之间横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显然，只要当无限、绝对、永恒、理想和彼岸从遥远的地平线上升起，人就注定了追求和热爱智慧的命运。所以我们说智慧是一种痛苦，而且是一切痛苦中最痛苦的痛苦。这痛苦之痛和苦的程度，我们除了说它刻骨铭心而外，实在难以用语言来形容。它的刻骨铭心之处不仅在于人注定了要追求智慧却又注定了不可能通达智慧的境界，而且更在于追求智慧便使人知道了自己的有限性，知道了自己的有死性。其实，千百年来人类上天人地、建功立业，归根结底不过是为了超越自身有限性这一理想，然而迄今为止仍然没有找到一条通达智慧境界的出路。不过尽管如此，人类亦不可能由于这理想不能实现就放弃追求，因为这追求乃源于人之为人的本性。结果，这一切就被寄托在了追求和热爱智慧的过程之中。
所以就此而论，哲学既是最深刻的痛苦，也是至高无上的快乐。因为哲学乃是人生所能通达的最高境界，正是在智慧的痛苦之中，人赋予人生以意义，实现着自身的价值。
人生在世不仅活着，而且希望知道他为什么活着，明白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然而，作为一个自然存在物，他生存于其中的自然界并没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应该说，所谓意义和价值是人赋予这个世界的。因为他不能忍受一个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世界，所以他需要意义和价值。这一点我们从“价值”这个概念的词源就可以看清楚。在通常意义上，当人们说某个事物有“价值”的时候，总是在对人有好处、有意义的意义上使用的。因此在哲学上，“价值”是与主体的目的、意愿或需要相关的概念。
显然，与主体的目的、意愿或需要相关的事物有很多，从广义上说，我们甚至可以把一切与主体相关的东西都看做是“有价值的”，因此人的存在其实就是一种价值性的存在。由此而论，与主体相关的一切事物就构成了一个价值系统，其中有基本的价值，较低的价值，也有较高的价值，亦应该有某种最高的价值，这个最高的价值或内在的目的就是人类理性“终极关怀”的对象。因此，价值对人来说有外在的价值和内在的价值的区别。毫无疑问，人类这种存在与一切有生命的存在一样首先必须满足吃、穿、住等最基本的生活需要，而且他的确像动物一样能够适应和利用周围的自然条件来维持自己的生存，当然在这方面他做得比动物要好得多。但是对人来说仅仅满足了这些生存需要是不够的，它们只是生存的基本条件而不是生存的目的，他应该有更高的需要和追求，他需要知道他生存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所以人而且只有人有“终极关怀”，他能够把自己的一切生存活动指向某种作为最高价值或内在目的的理想境界。
人的生活实践是某种价值性的生存活动，这不仅体现了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主体能动性，而且是人类保护自身存在以抵御虚无主义的防线或“堤坝”。如前所述，当人类脱离了自然母亲的怀抱从自然之中脱颖而出之后，他就再也不可能像自然存在物和动物那样完全在自然的推动下按照自然的本能而活动了，因为人有了理性，他必须由他自己去面对自然的种种艰难险阻，通过对自然的本质和规律的认识来指导自己的生存活动，在数不清的生存可能性中去自己选择自己的生存之路，这就使他面对着一个充满了偶然性、不确定性和危险的世界。于是，生存对人来说至少存在着两大难题：一是如何通过认识自然改造自然来维持自己自然生命的存在，一是如何通过某种方式为自己的存在确立根据、价值或目的。我们可以把前者看做是关于“如何活着”的问题，而把后者看做是关于“为什么活着”的间题。显然，与“如何活着”相关的是一类价值，与“为什么活着”相关的则是另一类价值，而且这后一方面对我们来说更为重要因而更有“价值”，或者可以说，它们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价值。对于人类这种有理性的自然存在者而言，他不仅存在着而且还要追问为什么而存在，即其存在的意义、目的或价值。但是这些意义、目的或价值并不是自然而然地“写”在自然之中摆在人的面前的，它们需要人自己去探索、“发现”甚至“创造”。作为自然存在物，有没有价值对人来说是无关紧要的，但是作为有理性的存在，价值却是他必需的甚至是性命枚关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价值具有怎样的客观内容，它们都是因为人的存在才存在的。换言之，一个没有人的世界一定是一个没有意义、没有理想、没有价值的世界。但是自有人类以来，这个世界就变成了一个价值的世界，或者也可以说是因为人而成为了一个价值的世界。显然，由于价值通常被人看做是其存在的理想性的标志，他无论如何无法想象也无法忍受一个没有价值的世界，所以他总要为自己的存在寻求某种理想的意义和价值。因此，人类就需要有“价值”这座“堤坝”来维护自己的存在，而价值就体现着人类理性的存在意义、最高目的和至上的理想境界。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确立价值的目的是针对虚无主义的。人既不能忍受一个没有价值的世界，而且始终不满足于他所面对的现实，所以他就建立了一个理想的世界作为现实世界的补充和超越，并且以之作为他生存的根基和目标。如果我们既不满足于现实― 通常我们的确如此，又无法确证理想的存在― 这也是经常会发生的事情，虚无主义就产生了，而且具有毁灭性的力量。由此可见，只要人存在着就始终面临着虚无主义的危险，所以他需要有价值和理想，否则他就找不到为什么要生存下去的理由和根据。当然，由于人类同时具有自然的有限性和理性的开放性，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必须亦只能由他自己去探索和确立，因而他的价值目的毕竟是理想性的而不可能最终成为现实，而且始终只是他追求和探索的目标而没有现成的终极答案。所以，人类生存的价值方式既是他不同于一切自然存在而且高于一切自然存在的优越的生存方式，也是一种十分“危险”的生存方式，以这种方式生存于世无异于一种“冒险”：价值无疑是我们赖以存在的根本支柱，但是当我们以有限的人生追求无限的理想的时候，受到种种限制的理性既无法弄明白究竟什么是我们应该追求的最高理想，不可能完全现实地实现这一理想，也无法完全充分地确证这一理想，甚至无法证明的确客观地存在着这样的理想。然而我们却别无选择，因为人生的意义、目的和价值对我们而言性命枚关，我们不可能因为有危险就放弃人生的理想和追求。我们必须冒险，因为只有冒险才可能有希望，或许正是在危险中蕴含着希望。话说到这里，我们就会发现，伊甸园神话还有另一方面的意义：它意味着人的自由，意味着人的开放性存在。
伊甸园神话中最令人难以理解的并不是亚当犯了原罪，而是亚当怎么可能会犯原罪。如果上帝是全知全能全善的，亚当怎么可能犯罪呢？难道说上帝眼看着亚当犯罪而不加千涉吗？难道上帝不能预知亚当会犯罪吗？难道上帝明知亚当犯罪也不去制止他，任由他成为千古的罪人而且还株连他的所有后人吗？显然，如果上帝明知道亚当要偷吃禁果而不去阻止他，上帝就不是全善的。如果上帝不知道亚当要偷吃禁果，上帝就不是全知的。如果上帝不能预知亚当要偷吃禁果而去阻止他，上帝就不是全能的… … 所有这些问题，能不能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呢？
我们或许可以有一种解释：人是上帝所创造的最高级的产物，它的“高级”就体现在自由上，因为创造一个完全被上帝所支配的造物并不能真正显示上帝的荣扭。所以，不是人凭他自己就可以违背上帝的意志，而是上帝赋予了人违背他的意志的自由。
这一解释同样也适用于自然的进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