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失去管束的人与十条规则(1)
　　一个失去了生命意义的人会自杀。一个人类组织，不论是一个家庭还是一个国家，如果仅仅只是在运转，而没有任何超越其上的东西维系，没有共同的观念、共同的想象或是共同的精神支柱作为他们的基础和联系纽带，那么，哪怕这个组织的运转还相当顺利，它也只是一个没有生气、行将解体的东西。为了生存需要一点小小的奇异想象，这就是人的特别之处。它使人变得伟大，也使人受到威胁。倘若一个人丧失梦想，那么，无论是怎样强大的坦克、怎样丰厚的存款也救不了他。克里斯托夫·海因（ChristophHein）比尔·盖茨是20世纪的成功典范，他向我们昭示着未来的成功之路。事业使他由车库生产者翻身成为全世界最富有的一小群人之一：这是一个美国梦。不过，他并没有重复洛克菲勒式的成功之路（见《从洗盘子的人到百万富翁》）。从前的成功者会成为油井、大楼、机器、铁路的所有者，与他们相反，比尔·盖茨的产品以闪电般的速度进入市场，然后又以同样的速度销声匿迹。使他致富的并非钢筋水泥的实体，而是图像、脉冲与信息，它们的衰亡周期极短。只有迅速超越自我，才能成功把握这难以掌控的盈利状态；这样的成功只有在快速更新中才能保持稳固。比尔·盖茨信奉人的现代主义（Homomodernissimus），他明白，要想在信息社会的市场上立稳脚跟，就必须不断快速否定自己的产品。对他而言，沙子堆成的城堡要比铁一般的事实更为亲近。盖茨曾经这样解释（根据理查德·塞内特［RichardSennett］的报道）：当今社会，只有不在分工明确的工作中丧失自己的能力，才有可能获得成功——这是公务员式思维的终结。技术公司的发展是充满实验、僵局和矛盾的非常态事件。
对人而言，新的无秩序并不是外在的。未来的成功属于那些无需明确规则也能应付自如、在混乱中也能绽放光彩的人。明天的成功者具有不断加速的能力，无定向性是他们的最高美德，琐碎从不会让他们觉得烦恼，无所约束于他们而言只是一种有趣的经历。他们一旦将沙堡筑就，便会将双脚踏于其上，以在旁边进行新的建造。
信息社会促成了另一类人的形成。昔日，创造工业财富的一代依靠本地性、遵守原则、纪律、率直和节俭进行建设。可今天，这些传统美德却变成了获取成功的阻碍。为了获得认可，以前的经营者必须展现自己体面的家庭关系、得体的西装、分期付款的地产和一尘不染的汽车。在未来的日子里，这种过了时的典范将被视为经济上的冒险。有些人晚上乖乖地同邻居一道烧烤，总能妥善维护草坪的长度，满足于一次婚姻：这类人所表现出的姿态正好证实了他们趋于稳定的性格。我们不可能相信，一个如此性格的人会拥有必要的灵活性和自我加速的能力。
坚守原则的男人和需要依靠的女人，这些在家庭和工作既定轨道上运行的稳固自我，现在只能驶进列车的停放轨道之中去。自行隐去的工业社会将卷带着老式的性格结构坠入深渊，这些都已退了役。今天，还在苦苦追寻渐已消亡的派生道德的人们还未意识到，新的行为准则业已确立：坚实的老式品格已经被稀释过。现代人不再只是一个储存永恒不变美德的器皿，他更应当是一个交汇点，期待、信息和促人做出抉择的要求都由此穿过，等待着被重新组织，加以配合。在这里，正统意义上的自我身份认同更像是一股阻碍力量。谁还执著于身份的认同，谁就必然会出局。
戒条属于这种渐已没落的、最终的自我的一部分，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在千余年中为培养遵纪守法的人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十诫。十诫属于古老道德的核心组成部分，这种道德正和垂死的工业社会及其形式固定的生活环境一起走向灭亡。看起来，摩西的两块法板好像是人类工业化（Homoindustrialis）墓穴上的棺材盖，从上帝的戒条到企业主的指令，直至家庭中父亲的权威，人类工业化曾拥有这一世界家园。现在，这个世界家园的屋顶已经被灵活变通的风暴掀翻，不断增强的飓风还会将古老家园的残垣统统卷走。这是一个充满悖论的过程：陈腐的气息也被飓风扫净，而那里正是伪权威、家长以及集中营指挥官们的老巢。
面对生活于现代社会的灵活主体，一些诸如此类的戒律，甚至也包括十诫，已显得不再适宜。它们更像是早先套在奴隶和囚犯腿上的脚镣。
不过，有些问题尚悬而未决：变得灵活而快速的人们想怎样规划与他人的共同生活？一个完全由灵活的人的单位组成的社会看上去一定像一团凝胶，永远颤巍巍，变动不已。如果他们所拥有的只是灵活，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个人都能为所欲为了吗？面对这些由混乱、加速度和碎片所组成的场景，我们难道不应重新追问自我的结构吗？希望在漩涡一样的变化中保持稳定，希望在持续不断的变革中保持坚固：这样的想法将会消失，还是会声势浩大地卷土重来？没有人会相信，自己能够忍受自己只是高速运转体制中的一个运行模块。
不管怎样，抱持着价值保守主义的秩序规矩将无法对十诫进行反思。试图为灵活的如凝胶般的本性套上十诫的坚甲，使之获得某种——至少是某种外在的——稳固性，这样的想法注定会失败。有人错误地觉得，灵活个体所缺乏的不过是一些道德上的维生素，仅需一副伦理针剂就可以补救。如果灵活变通成了生存之道，那么“礼仪”便显得像是老朽之举，应该从反约束的生活世界中彻底退出。我们也许可以将原教旨主义思潮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看做对道德无序状态的一种回应：重又缩进老式的安全之中,而这却是与人类由监护机构中逃离的解放史背道而驰的（1998年7月，阿富汗塔利班政府通过《道德促进法》禁止录像设备和卫星信号接收器的使用）。
1998年《明镜周刊》以“谁在价值传播上产生了重大作用”为题做出调查。德国人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如下：受访者的38%认为是绿色和平组织，37%认为是教堂，51%认为是警察在这件事上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人们认识到，不受约束的人可能变得危险。这样，作为价值保障者，警察的重要性便超过了教士。在波兰的许多城市都有针对青少年的夜间外出禁令。显然，内在的约束在很多人身上已经失效。在70座美国城市也已经有了类似的青少年外出禁令。由于内在约束失效，国家便推出了外部管制。1998年，英国政府开设了第一家少年监狱，按照计划，一共要建立5个这样的中心，每个中心可收容40个12岁到14岁的少年惯犯。这些机构由私人经营。在那里，孩子们将会受到女护士、教师、社会工作者和体育教师的照顾。每个孩子每周的费用为1万5千马克。批评者们斥责说，这段时间住豪华的利茨酒店（HotelRitz）反倒会便宜些。
刑事犯罪行为是否增加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增加，在围绕这个问题进行争论时，每个人都惯于使用自己的那套数据。各种扰乱国家和社会的犯罪行为展现出各种变异形式，这一情况对未来的影响不可小视。除了偷窃和入室抢劫外又出现了持枪追杀无辜民众的人、充满仇恨的暴力犯罪、伴随着丰厚的零花钱而产生的侵犯财产权的行为以及并非以牟利为目的的打砸抢行为。我们今天谈论的话题不再是为了抚平饥饿而盗窃的街头少年。1998年，两名美国少年躲在学校前的灌木丛中，以速射枪向同学射击，这件事昭示了老式思维结构的侵蚀作用。我们看到了潜藏在冷漠背后的东西，儿童和青少年经常可以感受到这样的冷漠——一种在不被关爱、不为所需的模糊预感中积聚而产生的冷漠。

引言:失去管束的人与十条规则(2)
　　人们已经意识到，去除约束也有可能让人付出高昂的代价。那些无法从灵活化中获益的人，极可能威胁着社会和警局监控中的高开支立项。传统权威道德的内在陀螺罗盘似乎已经破裂，而这一罗盘却在此之前广泛且成功地根植在人们的心中。随之而来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个体、家庭和社会应当如何“运转”：应该由强者的法律处理社会时局；应该由警察和社会公益工作者为这个被监管着的社会提供保障？或者，所谓的“社会团结”已不合时宜，应被抛弃？这样，成功者将躲入装有监控摄像头和铁丝网的水泥城堡，而失败者则被扔进贫民窟艰难度日，社会对穷人聚居地的唯一关注只是防范他们的攻击性行为。这意味着，人们离弃了社会（这个词应该也已过时）中那些业已陈腐的领域和概念，将自身局限于秩序政策之中。公共福利当然可以作为老友聚会和周日闲谈时的追忆话题。显然，在此显露出的是大众对统一生存世界的认同，而不是对无约束社会和灵活个体的倾慕。
正因为如此，我们要谈谈在不断去除约束过程中有关日常关系的规则，说得直白些：个体就像孤独的狼，家庭就像救济工厂，社会就像一套润滑良好的系统。除了这样一个被完美监控的世界之外，人类还希望获得一些别的东西。也许，我们可以由此开始我们的话题。在被驱逐出伊甸园之后，夏娃生下了该隐和亚伯。作为牧羊人的亚伯总是将羊群中的头生作为祭品献给上帝，图中可以看到朝着垂直方向冉冉上升的烟。亚伯的献祭在基督教传统中被解释为特别献给基督的祭品。因此亚伯在后来也被看做是教会的象征性人物。引言失去管束的人与十条规则0021世纪的十诫有关道德，我们说得太多还是太少？
到现在为止，我们还只画出了图画的一面而已。确实存在着性格、生活状态和纪律的被稀释现象，这些在以“老式价值元素的丧失”为题的文章中得到谴责。虽然，此处所谓的价值看上去像是正在融化的冰块或者暴跌的大宗股票，人们却仍然还对这些据说日益短缺的道德资源津津乐道，就好像他们谈论的是褐煤一般。今天，大家对道德的言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各种形式的道德恐怖主义者到处登场：美国总统克林顿被大批检察官和媒体施予空前的道德监控，总统裤子上敞开的拉链导致了一场国家危机。强者可以获得大量的性享受，这曾是不争的特权，是成功的一种证明。奥古斯都大帝并非此类说法的唯一例证。原德国联邦议院女议长就曾因乘公务飞机去瑞士探访女儿而被媒体追查。议员们羞愧难当地从拉斯维加斯（LasVegas）返回，因为《图片报》对这次造访“独臂贼”赌徒对老虎机的称呼。——本书的注释，在没有特别说明的情况下，均为译者所加。——中文校者注的考察又提出批评——有关方面立刻允诺承担费用。
每个公民都被卷入了日常生活道德化之中。他们要对自己的健康负责，每天早上必须刷牙；在刷牙时，不可以让水龙头滴滴答答，因为不可以浪费水资源；在买牙膏时应考虑外包装，应确保它符合循环利用的要求；为了使晨间的道德化尽善尽美，酒店经理告诫人们：应当将使用过的毛巾扔到地上，这样就不必洗所有的毛巾（您可曾想到，洗涤剂会污染用过的水……）。道德的闸门大开，我们都被淹没在了甜腻的教条之汤里面。
有一种感觉挥之不去：道德已成为润滑剂式的小把戏，它已渗入琐碎日常生活的水洼和细流之中。由于诸多重要的道德问题尚无法解决，所以记者们还在捣鼓总统的拉链门，公众舆论还在公务旅行之类的问题上纠缠不清。他们吹毛求疵地向议员们提出种种要求，而他们自己在下一次的纳税申报中却无意按此要求行事。
十诫也被卷入了这场流于表面的日常生活道德化的漩涡，而这一道德化却不再有勇气触及人性、意义、美德等重大问题。被店内小偷所激怒的时装店老板会援引十诫；男人们在酒馆里喝得东倒西歪时，他们会不怀好意地笑着提醒邻座的人淫乱之诫；周日修剪草坪的邻居会被得体地告知安息日之诫。人们可以看到一大堆无关痛痒的日常规则，它们的分量和银行中要求顾客在等待中保持安全距离的那块牌子大体相似。十诫成了小市民阶层生活方式中的办公室守则。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要求大都指向他人：人们将自己置于上帝的位置，发出指令：“你不应当……”其实事情原本并非如此，十诫原非用来贯彻自己利益的工具——借此将矛头指向商店里的窃贼、配偶以及没有礼貌的孩子，以制止他人的危险行径。
有关古老价值消亡的此类哀叹着实可疑。如果成功的足球教练员也要将自己吹嘘成“古老价值”的代表（如奥托·雷哈格尔［OttoRehagel］），那么，由此反映出的更应是一些被视为礼仪危机的东西。老年人不再能够理解年轻人，他们一如既往地觉得年轻人不守时、不修边幅、自由散漫。消亡的价值正代表了对正确性和适应性的渴望。他们希望，年轻人最好也能拥有两条如他们一样麻木的大腿。说到底，老年人在各种抱怨中希望声明的其实就是一句老话：“谢天谢地，还有老年人是道德的，他们经历了所有的事情。”在这些控诉者的嘴里，十诫化身为监控年轻人的礼仪之狗。他们希望，摩西最好还带回来了第十一诫和第十二诫，这样就可以为所谓的派生美德（守时、秩序等等）也争得一席之地。为了对抗这种对十诫的滥用，人们只得求助于生活得多姿多彩的让·热内（JeanGenet）著名小偷、诗人、小说家、戏剧家，一生孜孜不倦于同性恋实践。和查理·布考斯基（CharlesBukowski）美国当代著名的作家、美国后现代主义诗歌大师，被尊为“新海明威”的“酒鬼诗人”。。因为厌恶小家子气的生活道德化，这些作家以开放的姿态将自己献身于行窃、酗酒和追逐女人。这样才能感受到生命的气息（至少它能给人造成这样的感觉）；十诫还未在陈腐日常生活的平淡无奇中干涸。摩西要求我们尊重父母，但首先，父母应值得我们敬重：能真正表现出为人父母的姿态，而不是一对面目模糊的伙伴而已。你不应当偷窃：在井然有序、安逸宁静的日常生活中听到这句话，我们想到的是扰人的商店小贼还是（以合法的或是不合法的形式）将赃款藏于瑞士银行的超级大盗呢？说到通奸之诫，有那么多的男男女女白天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牢骚满腹，夜晚为了履行婚姻的义务又得在床头灯前无聊地例行公事，我们难道不该劝说他们逃离这种婚姻的合作社吗？
只有尝试着开始重新正视这些不满情绪，开始展开与先祖智慧的辩论，才有可能重提十诫。我们应该看到十诫的局限，也许，对我们这个复杂的世界来说，它写得太过简单，或者，它已需要一种全新的诠释。援引十诫并不意味着就已经站在了某种坚实伦理的安全面上。
十诫是一柄道德的石斧。如果将它打造成为道德上的原教旨主义，那么它便会变得危险万分。难道我们应该砍去窃贼的手?难道我们要把不忠的妇人投入烈焰，要将杀人犯送进毒气室或者当众处决？十诫属于我们西方宗教和文化传统的道德语境，它具体、清晰而老套。这样，它也就显得比那些温吞水般的世界伦理之汤有用得多。对于后者，我们今日仍在修修补补。汉斯·昆（HansK　ng）正尝试着用一切可能的宗教和人文主义思潮来建构一个有关世界伦理的宣言。1993年，在芝加哥希尔顿的舞会大厅中上演了一场“对善之力的呼唤”——罗伯特·斯帕耶曼（RobertSpaemann）以讽刺性的口吻对全程进行了评论。在此完成了一些被昆称为“世界伦理议会”的高尚玩意的十次（！）呼唤。通过一部有关世界伦理的宣言，集会于芝加哥的“重量级宗教代表们”应该能够对“如此频繁地被忽视、被伤害和被回避”的联合国的人权宣言提供“道德上的支持”。

引言:失去管束的人与十条规则(3)
　　道德之争唤起了对十诫明晰性和僵化性的渴望。据说，“我们所有人都对这些相互联系的价值、不可动摇的标准以及内心的基本姿态负有责任”，由它们所构成的平面使空洞无物的责任变成了原则。对于这种“我们所有人都应担负的责任”，罗伯特·斯帕耶曼这样说道：“我们所有人？蒂宾根大学清洁队里的妇女，她失了业的女同事，加尔各答的乞丐，甚至是我？……马克西米里安·高比（MaximilianKolbe）波兰籍修士，1941年被囚禁于奥斯威辛集中营。在处境艰难的杀戮场地，他一直保有基督徒温柔与谦和的品格，后因主动为人代罪而遭杀害。、弗兰茨·耶格尔斯帖特（FranzJ gerstetter）奥地利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吞并奥地利后因拒服兵役被判处死刑。或者那个曾经藏匿过一名犹太人的明斯特兰农夫，他们并未想过要‘为什么献身’，他们甚至没有想要求得更好的世界秩序。他们只是想着去做正当的事，避免不正当的事，便因此成为英雄。”
汉斯·昆认为，当市场已经属于整个星球时，道德也应当实现它的全球化。按照统计学的方式看来，大多数人仍在信仰着随便某些更为崇高的东西。据此，人们便可以马上成就一种一体化的道德。如伊斯兰和佛教一样，基督教也成了后现代年会上的一个摊位。宗教都被它们自己的温和版本所颠覆，一句话将联合起各种宗教：“你们应对彼此友善。”最后，再添加一种模糊的“超越死亡的有关意义的说法”作为稳定剂。这样，一包面向全球市场的宗教袋装汤料就完成了。
顺应阴柔的时代精神，女神学家埃尔佳·佐尔格（ElgaSorge）决定将十诫改造成为“十准”。比如按照她的说法：“你可以有通奸，你也可能做别的什么……但是，当然你也可以保持忠诚。”这是根据供求模式而拟就的轻松的道德。置身于这样的道德，你会觉得活在世上感觉很欢乐。只有自己的需求——是肚子而不是脑袋——值得考虑。
昆声明，在所有的世界性宗教中都有五大压制，“未来的世界伦理应该给出有关人性的五大诫令：禁杀人、禁谎言、禁偷窃、禁通奸、务必尊重父母”。在昆看来，一切宗教中的人们都在努力遵循这些戒条，但不过是以一种虚假的方式。在世界上有“太多的谎言和欺诈，诡计和伪善，意识形态和蛊惑人心”。如果一切宗教能够联合起来，将现在的各家之言合为一个声音，那么，应该可以填平横亘于实际行为和内心之善间的那道鸿沟。罗伯特·斯帕耶曼对此评论道：“如果理智的言说无法让有思想的人满足，如果同样的话语出自耶稣基督之口也无法让基督徒满足，那么，人们又怎么会在突然间转而追随二者的声音呢？难道仅仅只是因为有穆斯林的声音加入？”昆的老生常谈以及他在伦理事务方面表现出的热心使伦理变成了一个项目，他使伦理工具化和制度化了。（伦理委员会从世界伦理立项中获取格言警句，我们难道应该指望借它们实现世界伦理的约束？现在，有关伦理的管理是不是已经盛行于高校和医院：继伦理道德委员会之后，伦理道德的特派员们何时才会翩然而至？）伦理不是道德规划者们凭空想象出的项目，而是对现行道德的事后反思。那些世界伦理项目中的宗教代表们也无权给出有关意义的说法。我们无法以书写头痛药方的方式为意义开列医嘱。斯帕耶曼说得很有道理：以世界道德立项的形式所提倡的东西将会导致道德上的虚无主义。这其实就是世界警察的变体，不过更为廉价而已。
今天，宗教是并且一直会是私人的事情，和良心一样，它不应成为任何道德规划的对象。如果真出现了道德和良心的危机，那么我们也不能以道德再填充的方式对此加以攻击。国家的责任是维持法律的公正和警局的秩序，而不应试图说服人的良心。由宗教代表拟定一种世界性的伦理道德观，让它像全球电信网那样遍布整个星球，高悬于各种市场的混乱现象之上，播撒自己老好人语录的光辉——仅仅是这样的念头就让人觉得悚然。各种宗教植物经过碾制混合，然后调和而成世界性的道德作料，这便是昆为大众呈上的调味酱。我们也许可以将可口可乐和巧克力m条（Marsriegel）推广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但是，一种随处随时都适口的道德产品则意味着道德的终结。
如果旧秩序业已崩塌，人们便很容易想到，要为人类施加道德的添加剂。但是，如果需要在已经失控的人类身上植入伦理的模块，使他们重新找到支点，严格而苛刻的十诫实在不是合适之选。就像我们说过的那样，未来属于那些灵活的人。新近创刊的经济类杂志Econy将这类人奉为楷模：“商业运作奉行的是新规则，僵化的等级制度、老化的模式以及官僚主义都已成为历史。谁不够灵活，谁就没有机会。所有的大门都为能在变化中窥见机遇的人而敞开。Econy正是为这些人而创办，为革新式的决策人，为出奇制胜者，为创造性的企业家，为拥有新创意的人们……”社会的外在灵活性已潜入个人之中，灵活成为他们的最高美德。灵活而知变通的人是否会滤除自己以往经历中令人沮丧的沉渣，一如滤去咖啡里的残渣一般？伊姆雷·凯尔泰斯［Imr　Kert　sz］是扬在风中的一面小旗帜，没有回忆，没有羁绊。在距苏黎世不远之处有一座名叫吕施林孔（R　schlikon）的小城，城中圣爱都特维勒学院（Gottlieb Duttweiler lnstitut）的大卫·勃斯哈尔特（DavidBosshart）将这面风中小旗作为自己的未来目标。他说，具有个人深度的人已经过时了。“保持充沛的精力不再意味着要培养出一个强壮的自我，而是要能够生存于各种潜在关系之中，并维护自身的多重身份。也就是说：我不再会跃上个体的‘核’，将它努力找寻。我要训练自己不再执著于明确的定位。形象地说：我们发展的方向是向着更广而非更深。我变成了表面的造型者，我用我的各种风格、未定形的性格和身份来建构外表。保持个人良好状态的核心和关键不再是形成独特稳定的身份，而是要避免固定的定位。”
也许，这样的想法很现实而且令人大有可为。和权威的钢铁性格相比，它甚至无法引起人们的厌恶感。但是，如果个体内核的说法确实已经过时，那么十诫——或者任何其他类似的东西——就成了一张废纸。没有回忆的信息蝴蝶不需要这些。节俭生产（Leanproduction）的原则由此转移到人的身上——这样的人是否需要摆脱十诫的铅锤？顽固的身份认同显得不合时宜。脱离约束的个体势必将道德的律条视为无理要求，视为阻拦他们奔向未来的障碍。一般认为，身处这样一个多变的时代，要对十诫做出反思将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要试一试。该隐出于嫉妒打碎了他兄弟亚伯的下颌。上帝给种地的该隐立了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但由于他的罪过，该隐必然流离飘荡在地上。在中世纪的时候，亚伯在犹太教堂艺术中被看做是象征性的人物，同时他的被杀也暗示了后来的基督之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