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詹姆斯・米勒（美）
1972年2月5日，福柯同皮埃尔·维克多坐到一起，就“人民司法”的意义问题作了一次讨论。这次讨论是为萨特《现代》杂志的一期特刊而安排的。那时，维克多身上那种嗜血的狂热劲头，已开始在他的同盟者和知识分子同路人中引起日益广泛的不安。据格吕克斯曼的回忆，他们希望对他的主张发起持续不断的批评，借以遏制他的行动。
在他们的讨论中，福柯对于维克多所热衷的人民法庭活动，事实上采取的是一种猜忌的态度。他拒斥法庭的这种“形式”，认为把一个本来可能不会受到惩罚的人抓起来，带到一个法庭上，说服一个陪审团“本着某些公平的方式”来审判他，然后强迫这个被判定有罪的人去接受惩罚——这样做，无论是以国家的名义还是以人民的名义，都是要不得的。
那么该怎样做才好呢？福柯主张：抛弃法庭形式，直接诉诸“人民的司法行动……。因为，我的前提是：法庭与其说是人民司法的自然表现形式，不如说它的历史作用恰恰就在于将人民司法诱入圈套，将它纳入作为国家机器典型特征的制度规范，从而控制它和约束它”。
那么究竟什么是“人民司法的自然表现形式”呢？福柯认为：我们不应当老把眼睛盯着法庭，而应当将目光转向街头——譬如，转向1792年的“九月屠杀”！
残忍狠毒者如维克多，也不禁被他举出这个例子的含义吓得一哆嗦。在法国大革命的(禁止)期间，巴黎的好斗分子群众，为“王党阴谋”的谣言所激怒，曾疯狂地冲进监狱，扑向叛国嫌疑犯；棍棒、长矛、铁头、刀剑，甚至木匠的锯子，一齐向那些被认定有罪的人（其中有些只是（禁止）和普通刑事犯）猛击狠刺、胡劈乱砍过来，当受害者们被打死和被切割成碎块之后，被扔到血淋淋的尸堆上的算是幸运的，而其他的则被人们用长矛挑起尸体的部分碎块（包括头颅和(禁止)），在巴黎的大街上游行示众。在这屠杀狂欢结束之前，已有一千多男女命丧黄泉。
发现自己竟被人从左翼包抄了，维克多不免有点发懵。但他很快就清醒了过来，并赶紧表示同意福柯：当然，群众在任何革命开始的时候，都会采取行动处决他们的敌人。是的，“暴君的被处决，为人民千百年来遭受的种种压迫而采取的一切复仇行动”自然会发生——维克多说。“这一切都很好。”不过，他又防御性地补充道：在这种大流血演成无休无止的日常事件之前，法治的重建肯定还是十分必要的。新法庭的设立肯定还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样做，正是为了确定“这一处决行动或那一复仇行动”是否确实“不只是一种个人算账——就是说，不单单是一种公报私仇”。
福柯不同意了。
他反驳道：对待人民司法的最好做法，就是打开一切监狱的大门和关闭一切法庭的大门。最好是坦率地把最新消息告诉群众（就像在兰斯的那个法庭上所发生的那样），然后便任由民众的“复仇需要”去自行其是，而不要去建立什么“正常化”手续，和根据什么法律来作出判决。通过不受阻碍地行使他们的权力，群众也许会恢复“一些古代的仪式，那曾是‘前司法的’司法的一些特征”。
就在这儿，福柯提到了那种“古老的日耳曼习俗”，“在敌人被杀后，将他的脑袋放在椿砧上示众”。1789年7月14日攻克巴士底狱之后，暴民们用长矛挑着守备军指挥官的人头在巴黎街头游行，正是这种习俗的再现。福柯评论道，用的显然是赞许的口气：“围绕着［巴士底狱］这个镇压机构的象征，不断地浮现着一种民众的习惯做法，它拥有自己古老的祖传权利，而现代的任何司法诉讼中却全无它的踪影。”
在这一惊人的会谈过程中，福柯的确也对他的一些观念作了限定。在维克多的反复诘问下，他让了一步，承认“回击阶级敌人的正义行动不能托付于某种即刻的、缺乏思考的自发性”。他甚至承认“革命的国家机器”有可能发挥某种建设性的作用，但这种作用的发挥，不是通过建立新的法庭，而毋宁是通过对群众的“政治教育”：
“那么在这里，这种国家机器的工作就是确定判决吗？完全不是。它的工作是训练群众和群众的意志，而这种训练只能采取这样的方式，即告诉他们，得由你们自己来说，‘事实上我们不能杀这个人’，或‘事实上我们必须杀了他’。”
这次会谈中讨论的问题并不是学术性的。
1972年2月25日，即福柯和维克多之间的辩论被录音的三个礼拜之后，一位名叫皮埃尔·奥维奈（Pierre Overney）的毛派工人在雷诺工厂大门外的示威活动中，被该厂的保安人员开枪打死了。奥维奈原先曾在该厂工作，后因政治上过于激进而被厂方解雇（同时被解雇的还有他的一些同志）。
当晚，福柯参加了他的毛派朋友们在雷诺工厂举行的示威集会。示威者同警察之间爆发了一场混战。
福柯又一次投入了对秩序军队的(禁止)抵抗行动。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目击者们看到，这位法兰西学院大教授亮光光的秃头，被一位警官用警棍重重地敲了好多下。
3月8日，“复仇需要”得到了满足：一支自称“新抵抗运动皮埃尔—奥维奈小组”（Groupe PierreOverney de la Nouvelle Résistance）的毛派地下游击队，抓获了雷诺工厂的人事部长，并把他扣押在一个秘密地点。
舆论哗然。不仅保守派和自由派，就连法国学生左派的许多斗士都为之震惊。
游击队提出了释放雷诺官员的条件：赦免雷诺工厂所有被捕的抗议者，并为每个被解雇的工人提供一份工作。
政府拒绝谈判。
在往日的法国左派战友们的批评下，毛派游击队泄气了。两天之后，那位雷诺官员被释放了，而且毫发未损，同德国和意大利的朋友们不一样，法国的毛派在政治谋杀之前给自己划了一条界线。
可是，为什么划的是这条界线，而不是其他什么界线呢？
对于福柯（他当时正在写一本论罪行与惩罚的书）来说，这不能不是一个难解的、而且可能是不可解的问题。差不多20年前，就是说在1953年，他就宣告：“人能够而且必须透过仇恨和侵犯，消极地体验自己。”在自己15年后的政治“极限体验”（先后在突尼斯和法国）的激励下，他参加过和警察的激战，促发过监狱中的不满，并且号召过摧毁“社会的统一性”——悄悄地期待着人民起义带来的大流血。
难怪，在福柯生命的下一个阶段，尤其是在他关于“现代道德谱系学”的那部著作（他称之为《规训与惩罚》，这是他影响最大的一本书）里，“仇恨和侵犯”的问题会产生一种关键性的、错综复杂的作用。
在他们的讨论中，福柯对于维克多所热衷的人民法庭活动，事实上采取的是一种猜忌的态度。他拒斥法庭的这种“形式”，认为把一个本来可能不会受到惩罚的人抓起来，带到一个法庭上，说服一个陪审团“本着某些公平的方式”来审判他，然后强迫这个被判定有罪的人去接受惩罚——这样做，无论是以国家的名义还是以人民的名义，都是要不得的。
那么该怎样做才好呢？福柯主张：抛弃法庭形式，直接诉诸“人民的司法行动……。因为，我的前提是：法庭与其说是人民司法的自然表现形式，不如说它的历史作用恰恰就在于将人民司法诱入圈套，将它纳入作为国家机器典型特征的制度规范，从而控制它和约束它”。
那么究竟什么是“人民司法的自然表现形式”呢？福柯认为：我们不应当老把眼睛盯着法庭，而应当将目光转向街头——譬如，转向1792年的“九月屠杀”！
残忍狠毒者如维克多，也不禁被他举出这个例子的含义吓得一哆嗦。在法国大革命的(禁止)期间，巴黎的好斗分子群众，为“王党阴谋”的谣言所激怒，曾疯狂地冲进监狱，扑向叛国嫌疑犯；棍棒、长矛、铁头、刀剑，甚至木匠的锯子，一齐向那些被认定有罪的人（其中有些只是（禁止）和普通刑事犯）猛击狠刺、胡劈乱砍过来，当受害者们被打死和被切割成碎块之后，被扔到血淋淋的尸堆上的算是幸运的，而其他的则被人们用长矛挑起尸体的部分碎块（包括头颅和(禁止)），在巴黎的大街上游行示众。在这屠杀狂欢结束之前，已有一千多男女命丧黄泉。
发现自己竟被人从左翼包抄了，维克多不免有点发懵。但他很快就清醒了过来，并赶紧表示同意福柯：当然，群众在任何革命开始的时候，都会采取行动处决他们的敌人。是的，“暴君的被处决，为人民千百年来遭受的种种压迫而采取的一切复仇行动”自然会发生——维克多说。“这一切都很好。”不过，他又防御性地补充道：在这种大流血演成无休无止的日常事件之前，法治的重建肯定还是十分必要的。新法庭的设立肯定还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样做，正是为了确定“这一处决行动或那一复仇行动”是否确实“不只是一种个人算账——就是说，不单单是一种公报私仇”。
福柯不同意了。
他反驳道：对待人民司法的最好做法，就是打开一切监狱的大门和关闭一切法庭的大门。最好是坦率地把最新消息告诉群众（就像在兰斯的那个法庭上所发生的那样），然后便任由民众的“复仇需要”去自行其是，而不要去建立什么“正常化”手续，和根据什么法律来作出判决。通过不受阻碍地行使他们的权力，群众也许会恢复“一些古代的仪式，那曾是‘前司法的’司法的一些特征”。
就在这儿，福柯提到了那种“古老的日耳曼习俗”，“在敌人被杀后，将他的脑袋放在椿砧上示众”。1789年7月14日攻克巴士底狱之后，暴民们用长矛挑着守备军指挥官的人头在巴黎街头游行，正是这种习俗的再现。福柯评论道，用的显然是赞许的口气：“围绕着［巴士底狱］这个镇压机构的象征，不断地浮现着一种民众的习惯做法，它拥有自己古老的祖传权利，而现代的任何司法诉讼中却全无它的踪影。”
在这一惊人的会谈过程中，福柯的确也对他的一些观念作了限定。在维克多的反复诘问下，他让了一步，承认“回击阶级敌人的正义行动不能托付于某种即刻的、缺乏思考的自发性”。他甚至承认“革命的国家机器”有可能发挥某种建设性的作用，但这种作用的发挥，不是通过建立新的法庭，而毋宁是通过对群众的“政治教育”：
“那么在这里，这种国家机器的工作就是确定判决吗？完全不是。它的工作是训练群众和群众的意志，而这种训练只能采取这样的方式，即告诉他们，得由你们自己来说，‘事实上我们不能杀这个人’，或‘事实上我们必须杀了他’。”
这次会谈中讨论的问题并不是学术性的。
1972年2月25日，即福柯和维克多之间的辩论被录音的三个礼拜之后，一位名叫皮埃尔·奥维奈（Pierre Overney）的毛派工人在雷诺工厂大门外的示威活动中，被该厂的保安人员开枪打死了。奥维奈原先曾在该厂工作，后因政治上过于激进而被厂方解雇（同时被解雇的还有他的一些同志）。
当晚，福柯参加了他的毛派朋友们在雷诺工厂举行的示威集会。示威者同警察之间爆发了一场混战。
福柯又一次投入了对秩序军队的(禁止)抵抗行动。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目击者们看到，这位法兰西学院大教授亮光光的秃头，被一位警官用警棍重重地敲了好多下。
3月8日，“复仇需要”得到了满足：一支自称“新抵抗运动皮埃尔—奥维奈小组”（Groupe PierreOverney de la Nouvelle Résistance）的毛派地下游击队，抓获了雷诺工厂的人事部长，并把他扣押在一个秘密地点。
舆论哗然。不仅保守派和自由派，就连法国学生左派的许多斗士都为之震惊。
游击队提出了释放雷诺官员的条件：赦免雷诺工厂所有被捕的抗议者，并为每个被解雇的工人提供一份工作。
政府拒绝谈判。
在往日的法国左派战友们的批评下，毛派游击队泄气了。两天之后，那位雷诺官员被释放了，而且毫发未损，同德国和意大利的朋友们不一样，法国的毛派在政治谋杀之前给自己划了一条界线。
可是，为什么划的是这条界线，而不是其他什么界线呢？
对于福柯（他当时正在写一本论罪行与惩罚的书）来说，这不能不是一个难解的、而且可能是不可解的问题。差不多20年前，就是说在1953年，他就宣告：“人能够而且必须透过仇恨和侵犯，消极地体验自己。”在自己15年后的政治“极限体验”（先后在突尼斯和法国）的激励下，他参加过和警察的激战，促发过监狱中的不满，并且号召过摧毁“社会的统一性”——悄悄地期待着人民起义带来的大流血。
难怪，在福柯生命的下一个阶段，尤其是在他关于“现代道德谱系学”的那部著作（他称之为《规训与惩罚》，这是他影响最大的一本书）里，“仇恨和侵犯”的问题会产生一种关键性的、错综复杂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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