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功臣蒋梦麟
　　北大功臣蒋梦麟
　　在北京大学的历任校长中，蒋梦麟是在职时间较长的一个。关于他的贡献，傅斯年曾有这样的评断：蒋梦麟的人格魅力不如蔡元培，学问不如胡适，但办事却比他们高明。对于傅斯年的看法，蒋先生是认可的，但同时他又开玩笑地说：“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现代世界中的中国》第192页，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蒋梦麟为什么会成为他所谓北大“功狗”、其实也是北大功臣呢？这与他的早年经历、教育思想和在北大的所作所为有关。
　　一、早年经历
　　1、兴趣与理想
　　蒋梦麟字兆贤，号孟邻，1886年1月20日生于浙江余姚蒋村。出生时他父亲梦见一只熊来到他家，便给他起名梦熊。后来他在浙江高等学堂闹学潮，被列入黑名单，才改名梦麟。
　　蒋梦麟的祖父在上海开过钱庄，是个比较成功的商人。他的父亲是当地绅士，喜欢发明创造，曾经仿照西洋模式盖过一座洋楼，还造过一艘轮船。楼是盖成了，但轮船却因知识浅薄而失败。因此，他“一心一意要让他的儿子受现代教育，希望他们将来能有一天学会洋人制造神奇东西的'秘诀'。”（《西潮·新潮》第40页，岳麓书社2000年版）
　　蒋梦麟5岁多就进了私塾，由于痛恨那种死板的读书生活，曾经逃学回家，并发誓要杀了先生，烧毁私塾。对于小孩子的这种恶作剧，他的继母和先生都没有当真。这也可以看出当年的人们在教育孩子时，心态非常从容。
　　尽管没有挨打，但蒋梦麟还是回到私塾，继续那苦不堪言的读书生活。他说：“在最初几年，家塾生活对我而言简直像监狱，唯一的区别是：真正监狱里的犯人没有希望，而家塾的学生们都有着前程无限的憧憬。所有的学者名流，达官贵人不是都经过寒窗苦读的煎熬吗？”正因为这样，他才能忍受监狱似的煎熬。他还说，如果没有“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等名言警句的激励，他早就跑到上海经商去了。因此他认为：“理想、希望和意志可以说是决定一生荣枯的最重要因素。教育如果不能启发一个人的理想、希望和意志，单单强调学生的兴趣，那是舍本逐末的办法。只有以启发理想为主，培养兴趣为辅时，兴趣才能成为教育上的一个重要因素。”（同上，第31页）
　　平心而论，蒋梦麟最初的理想还是属于传统社会的一种个人奋斗，但是这种个人奋斗是与国家社会联系在一起的。儒家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我在《任鸿隽与四川大学》一文中，曾经引述陈衡哲对女儿任以都说过的一段话，也谈到这个问题。她说：“我们那一代人出去留学，都有一个理想，就是学成归国，要为国家、人民尽点心力、做点事。你们这一代却根本对公众的事，没有什么理想，只愿念个学位，找份好差事，这算什么？”当年任以都因为思想激进，一再痛骂士大夫祸国殃民。但陈衡哲对她说：“你知不知道士大夫阶级为国家人民做过多少事？真正的士大夫，处处为国家、人民着想，从不考虑个人利害，这样过一辈子才算是有意义的。”直到晚年，任以都对母亲的这番话还记忆犹新。她说：“他们那一代，不但开辟了很多新路径、新园地，为日后中国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也满怀崇高的理想与抱负，一心要为国家人民贡献心力。”（《任以都先生访问纪录》第120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八十二年出版）蒋梦麟比任鸿隽夫妇略大几岁，士大夫气质在他身上也有明显的表现。
　　2、思考与研究
　　据蒋梦麟说，他的童年教育有三个来源：一是念古书，二是听故事，三是观察大自然。这些经历养成了他的观察力、好奇心和理解力，再加上他喜欢思考、讨厌死记硬背，才有后来的成就。12岁以后，蒋梦麟先后在绍兴中西学堂、上海南洋公学和浙江高等学堂求学，并于18岁考中秀才。在绍兴中西学堂时，蔡元培正好是那里的“监督”（相当于校长）。没想到十几年以后，他居然会协助蔡元培主持北大。
　　南洋公学对蒋梦麟的影响也很大。该校是交通大学的前身，开办时采纳了美国传教士福开森的意见，一方面实行斯宾塞倡导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原则，一方面开设中学、西学课程。中学课程以四书和宋明理学为主，西学则包括西方的历史文化和新兴科学知识。蒋梦麟在这所学校不仅认识到研究学问必须有强健的体魄，还开始对中外道德进行比较研究。他说：“每当发现对某些问题的中西见解非常相似，甚至完全相同时，我总有难以形容的喜悦。如果中西贤哲都持同一见解，那末照着做自然就不会错。当发现歧见时，就加以研究，设法找出其中的原因。这样就不知不觉地做了一项东西道德行为标准的比较研究。这种研究工作最重要的结果是……对于如何立身处世开始有了比较肯定、比较确切、也比较自信的见解，因为道德观念是指导行为的准绳。”他还说，通过比较研究，他开始学会思考，学会用自己的理智来判断是非，这样一来，传统信仰就再也不能左右他的思想行为了。他说这是自己“思想上的一次大解放，像是脱下一身紧绷绷的衫裤那样舒服而自由。”从此，蒋梦麟开始认识到要救国，必须先救自己。于是他“决心努力读书，努力思考，努力锻炼身体，努力敦品励行。”（《西潮·新潮》，第67页）他觉得这才是儒家所谓修身的正确途径。
　　从蒋梦麟的经历中，我们可以发现思考是研究的起点，研究是思考的继续。好的教育就是要培养学生的思考和研究兴趣，但应试教育却要求学生死记硬背现成的知识，根本不需要他们怀疑、思考和研究。这其实是在扼杀学生的天赋与智慧。另外，许多人把研究看得过于神秘，以为那是学者专家的事，也是认识上的一大误区。记得蔡元培在就任北大校长时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5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如果说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话，那么中学和小学研究点低级粗浅的学问总可以吧。有了这种认识，才能改变死记硬背的应试教育模式。
3、育物与育人
　　蒋梦麟22岁时曾经去日本参观，深感日本教育的普及是跻身于世界强国的主要原因。第二年他赴美国留学，在“以农立国”思想的指导下选择了农学。一位朋友对他说：农学固然重要，但还有别的学科对中国更重要。换言之，“除非我们能参酌西方国家的近代发展来解决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否则农业问题也就无法解决。”这种见解对于解决现在的“三农”问题是个很好的参照。这位朋友还说：如果不改学社会科学，你的“眼光可能就局限于实用科学的小圈子，无法了解农业以外的重大问题。”（《西潮·新潮》第77页）蒋梦麟从小生活在农村，对大自然有浓厚的兴趣。但是听了这些话以后，他开始动摇了。正在这时，他下乡实习，看到一群活泼的孩子去上学。这情景也许触动了他的童年记忆，让他突然觉得与其研究如何培育植物，不如研究怎样培养人才。于是他决定放弃农学，改学教育。这样一来，他的兴趣也更加广泛，选读的书籍扩大到历史、哲学、文学、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许多方面。这种因为理想、兴趣而导致的专业改变，与鲁迅、胡适的情况颇为相似。
　　在美国，他的兴趣仍然集中在东西方文明的比较研究上。研究过程中，他喜欢用中国的尺度来衡量欧美的东西，这使他发现希腊文化及其自由教育在西方现代文明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认为这种方法其实就是利用旧知识来获得新知识的过程。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他举例说：如果一个孩子从来没有见过飞机，我们可以对他说飞机就像一只鸟，或者像一只长着翅膀的船。假如这个孩子连鸟和船也没见过，要让他了解飞机就困难了。同样的道理，要想让中国学生了解西方文明，最好的办法就是用中国文化进行比较。因为“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愈深，对西方文化的了解愈易。根据这种推理，我觉得自己在国内求学时，常常为读经史子集而深夜不眠，这种苦功总算没有白费，我现在之所以能够吸收、消化西思想，完全是这些苦功的结果。”（同上，第81页）这也提醒我们，改革开放以后大量出国的留学生，之所以对西方文化缺乏了解，也无法与20世纪初的欧美留学生相比，主要是因为他们经历了十年文革，对中国传统文化缺乏应有的了解之故。
　　说到这里，蒋梦麟想起小时候读过的《幼学琼林》。他说这是一本启蒙读物，它不仅押韵，内容也非常广泛，从天文、地理、草木虫鱼，到商业、农业、科学发明，甚至政治哲学，几乎无所不包。记得胡适在《四十自述》中也提到这本书，说这本书很有意思。最近我在旧书市上也看到这本书，版本很多，可见它是一百年前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影响很大的一本书。
　　二、教育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