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精神分析的危机
　　当代精神分析学正经历着一场危机，从表面上看，它表现在要求去精神分析研究所接受训练的学生和从精神分析家那儿寻求帮助的病人减少了。近几年来，涌现出许多颇有竞争力的治疗方法，它们声称能取得更好的疗效并能省时节钱。十年前被城市中产阶级视作能解除精神烦恼的精神分析家现已被他们的竞争对手迫入守势，在临床医学方面正在丧失垄断地位。
　　为了正确评价这场危机，有必要回顾一下心理分析疗法的历史过程。半个多世纪前，精神分析学开辟了一块新的领域，用经济学术语来说，开辟了一个新的市场。在这之前，只有精神病或患有痛苦的社会障碍病的人才能得到精神病医生的治疗。当时，不太严重的精神病人只能由牧师或家庭医生治疗。在大多数情况下，要求人们自己处理自己的病情，在必要的时候还得默默地自我忍受。
　　当弗洛伊德开始他的临床工作时，他治疗的病人是一些通常意义上的“病人”，他们患有恐惧症，强迫性神经症，歇斯底里症等恶化病症，有些甚至不是精神病人。后来，精神分析慢慢地开始将它的方法扩展到那些传统意义上并不算作有“病”的人。“病人们”带着诸多的抱怨，如不能享受生活乐趣，不幸福的婚姻，遇事则焦虑，痛苦的孤独感，不能胜任工作等，来到治疗所。与过去的诊断相扳，这些抱怨都被归于“病”，新型的“治疗者”──精神分析家──将照料这些“难以生活”的人。在此之前，通常认为这种症状不需要职业医生的帮助。
　　这一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但它最终在城市中产阶级，特别是在美国生活中成了非常重要的因素。直到最近为止，城市亚文化群中的人“有自己的分析者”已成为“常事”。人们犹如习惯去教堂和庙宇一样，也习惯于在“长沙发躺椅”上花大量时间。
　　精神分析有这些繁荣景象是容易理解的。当今世纪是“焦虑的时代”，寂寞感和孤独感日益增长。宗教的崩溃，表面上看来政治的无用、完全异化的“驯服者”的出现，使城市中产阶级丧失了在这个无意义世界中的明确目标和安全感。虽然有些人仿佛在超现实主义，激进政治或禅宗佛教中找到了新的明确的目标，但清醒的自由派人士则一般都在寻找着一种哲学，使他们能赞同但又不致于根本改变自己的世界观，即，使自己不至于同朋友和同事们相比有什么“两样”。
　　精神分析能满足这种需要。即使病状未被根治，病人也会感到很大的宽慰，因为他能与耐心听他诉说并多少同情他的人交谈。分析者的收费只是病人小小的损失，也许这根本不是损失，因为人们付钱恰恰证明这种疗法是严肃的、可尊敬的，并且是有指望的。除此以外，它的威望也是高尚的，因为从经济角度上来说这是一种奢侈商品。
　　分析者提供了宗教、政治和哲学的替代物。据说弗洛伊德已发现了生命的全部奥秘：无意识、恋母情结、孩提经验在成年时的再现；一旦人们理解了这些概念，就不存在神秘的或可疑虑的事物了。人有点象秘教的成员，而分析者则像神父；人躺在沙发上接受分析治疗，会感到不那么疑惑，也不那么孤独了。
　　这种方法对那些并不患压抑症而只是一般不适的患者特别有效。为了以任何一种有意义的方式获得改观，后者不得不想象非异化的人应该是什么样子；想象如果将生活集中于“存在”而不是“有”和“用”，那么它意味着什么，这样一种想象要求对社会，对它公开和隐匿的准则、原理持激进的批判态度。这需要有勇气割断那些舒适和保险的联结，有勇气发现自己只属于少数人的圈子；这也需要更多的精神分析家，他们自身未陷入被电子计算机控制的工业社会生活中的心理的和精神的混乱。
　　人们常常能在病人和分析者之间发现一项“君子协定”，他们双方都不真正地愿意被彻头彻尾的新经验所震动。他们满足于微小的“改善”，他们的无意识中相互感激，因为他们都没有公开无意识的“共谋”而互相感谢。只要病人一来交谈和付钱，分析者便倾听和“解释”，他们遵守游戏规则，而游戏本身对于他们双方来说都是可接受的。再者，分析者的存在事实上往往被用于避免可怕而不可避免的生活现实；人们必须作出决定和冒险。当一个艰难的──甚至是悲剧性的──决定不能避免时，人们便沉溺于精神分析，以求将现实中的冲突转入需要“进一步分析”的“神经病”领域中，有时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这类决定消失为止。为数众多的病人并不怀疑被分析者，而分析者也不怀疑病人。既然没什么东西可动摇他们的“和平”共处之舟，那些无意中参与这一“君子协定”的人也就不会想到怀疑它。另外，因为精神分析家日益确信能拥有大量的病人，他们中许多人就越来越懒散和相信市场假相：他们的“使用价值”一定很高，因为他们的“市场价值”很高。由于强大而享有威望的国际精神分析协会的支持，所以许多人相信，他们经过从入学到毕业典礼的整套仪式后便掌握了“真理”。
　　这样说是否暗示精神分析并不给人们带来任何根本性的变化？它本身是目的而不是达到目的的手段？绝不是这个意思，这只是指一些开业者和病人滥用分析疗法，而不是指其他人成功地进行的严肃工作。确实，轻易否定精神分析疗法成功的人说得更多的是某些赶时髦的作者很难领会精神分析处理的复杂材料，而不是精神分析本身。在这一领域里，几乎没有或者根本没有什么经验的人所作的批判经不起分析者凭证据进行的反驳，这些分析者正观察了大量从其所抱怨的烦恼中解剖出来的人。许多病人已体验到一种新的生命感和接受愉快的能力。除了精神分析外，没有其它的方法能导致这些变化。当然，精神分析对其他人毫无用处，有些人的真正变化是和缓地发生的。但这里不是在统计精神分析疗法的成功率。
　　许多人被一种关于快速而又便宜的“治愈”方法的许诺所吸引，这并不奇怪。精神分析已向人们展示了痛苦可通过职业帮助而减轻的可能性。随着精神分析类型朝着更“有效”、快速和“群体活动”方向的变化，新的治疗方法必将非常吸引人，它将旧的精神分析者那儿拉走一大批潜在的病人。
　　至此，我仅仅涉及了一些当前精神分析危机的明显和表面的原因：大量开业者和病人对精神分析的误用。要解决这一危机，至少在现有水平上，只能要求对分析者和病人作更严格的挑选。
　　那么，有人必然要问：对精神分析的这种误用是如何产生的？我已试图作出了一些很有限的回答。然而只有当我们从表面现象转入深层危机，──精神分析从这危机中发现了自身──才能对这一问题作出圆满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