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大法东来之载体

　　追溯佛法东传的源头，任何一本佛家史说或佛学论著，都必然提到汉明求法故事。汉明帝永平年中，遣使往西域求法，似为僧俗两界所公认的佛教入华之始。其最早的没有争议的记载，当是东晋袁宏（328-376）《后汉纪》卷十「永平十三年」所录：

　　　初，帝梦见金人长大，项有日月光，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其
　　　名曰佛，其形长大，陛下所梦得无是乎？」于是遣使天竺，而问其道
　　　术，遂于中国而图其形象焉。

　　很明显，这是最典型的把一切历史都归结为帝王史的传统史说。更有甚者，以尚古崇上为文化特征的中国人，任何事物愈古愈好，于是乎，佛教早在秦始皇、孔子甚至于大禹时代就传入了中国；似乎唯有如此，佛祖才胜过任何人而是世界上最伟大者。
　　事实上，如同任何宗教、文化传播一样，佛法入华是一个过程，再发达、精确的历史记录，都无法确定是哪一个人在哪一天把佛教传入了中国，因为历史上本来就不存在这样的一个「点」。
　　作为一种宗教，佛教是一整体的存在，一巨大的、复杂的运作系统：它既是观念系统（教义和神谱），又是行为系统（戒律、礼仪和献祭）；既是道德和法的规范（制度和戒律），又是物质实体（寺庙、偶像）；既是具有特定心理状态和生活信条的个体，又是具有特定服饰、制度和氛围的社会团体……然而它的传播并不是如有形的物件一样，组装完毕、车载船运，一次完成，而是依不同的因缘时机，随机的、分散的进行。但随机不是随意，分散不是无形，同任何宗教一样，佛教也是一观念系统支配、指导下的行为事实系统，教义是佛教的神魂、核心，没有特定教义的支撑和内涵，任何行为、规范、实体都只能是貌似而神离，更可能是外道异端。所以佛教的传播可以某一部分某一层面先行，但作为灵魂的教义却是不可缺少的。因此，观察历史，佛教的传播可以通过通商通婚、社交迁移、音乐歌舞甚至战争奴役而实现，但其传播的载体首先是其「硬件」──观念意识形态、理论形态的教义以经典文字为载体，这是原始佛教史上「四次结集」的理由和意义，更是佛法宏布的根基。大法东来，波澜庄阔，滚滚二千年，其主流始终是不绝如缕的译经注经运动。
　　翻看中国佛教经录，从《出三藏记集》到《开元释教录》，汉魏时代的早期译经情形，迥异于隋唐以还正规化、格局化、甚至计划制度化的气象，原始的记录加上大量的佚经，给人的印象实是杂乱无章、无迹可寻，恰如日本学者静俊上野等著的《中国佛教史概说》所断言：

　　　像如此的翻译经典，是当时的西域及印度各地的僧侣，将各自所传承的
　　　东西，毫无秩序带到中国，故其经典的内容，也无任何的统一可言，多
　　　属片断的译，况且翻译者的本身，对中国语文亦不达练。【3】

此言当符事实。但若我们换一角度，从中国文化对印度佛法的选择著眼──为什么有的经典佚失了，而有的却流传下来了？为什么有的经典没什么影响，而有的却绎成宗派？这里或许有章可循。
　　考诸史籍，汉魏时中国佛教的主流有二：一是安世高（汉桓帝建和二年﹝148﹞来华）所传，一是支娄迦谶（汉桓帝末年﹝约160﹞前后来华）所传。安世高堪称中国译经第一人，其人于桓灵时译经达二十余年，所译经典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著录一百七十六部，唐智升（668-740）《开元释教录》载九十五部，梁慧皎（497-554）《高僧传》谓三十九部，晋道安（312-385）《综理众经目录》录三十五部，出入甚大，但其中主要几部如：《四谛经》、《转法轮经》、《八正道经》、大小《十二门》、《修行道地》、《明度五十计校》、大小《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等都流行一时，晋谢敷＜安般守意经序＞盛赞安世高之学：

　　　于时俊乂，归宗释华崇实者，若禽兽之从麟凤，鳞介之赴蝤蔡矣。【4】

又有汉末魏初之＜阴持入经注序＞，留下了当时亲听安世高讲经而撮取师说为注者的记录：

　　　安侯世高者，普见菩萨也。捐王位之荣，安贫乐道，夙兴夜寐，忧济涂
　　　炭，宣敷三宝，光于京师。于时俊乂云集，遂至滋盛，明哲之士，靡不
　　　羡甘。【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