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德性就是实践理性的自主性

把德性问题的讨论作为伦理学的中心，甚至当作哲学的中心，这本是西欧哲学的传统。在苏格拉底还活着的时候，就在雅典的集市上追究什么是德性了。“德”这词在古代汉语中，指的是事物所具有的某种出众的品质和特长，如将有五德、鸡有五德、玉有五德等等。这和古希腊语的arete大体相当。在《国家篇》第四卷里，柏拉图提出了著名的四德性说，认为在国家里每一个阶层都有自己所独具的品质和特长、都有自己善于做的事情。治理者善于谋划，他的德性是智慧；保卫者善于战斗，他的德性是勇敢；劳动者安分守己，他的德性是节制。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里，德性也保持着这个基本涵意，他认为伦理的德性就是“具有选择中间之点的特长”[5]。英语中Virtue是从拉丁语Virtus派生的。Vir意为男子，所以Virtus就是有力量和丈夫气概。在康德制定自己的德性论时，完全意识到西方哲学的这个传统。他指出：在德语中德性（Tugend)来自taugen（有能力）。因此，德性就是力量，就是坚强；缺德（Untugend)和软弱是同义语。[6]
然而，康德并不接受亚里士多德的“中间”原则。他认为这一原则虽然传烦千古，然而却如风声月影落不到实处。因为，如果德性居于两种恶邪之间，那么区别德性与恶邪就需要有一个标准，并且要有一个判断者来确定两者的区别，而亚里士多德的原则，既不能提供区别的标准，更不是一个判断者。其次，在逻辑上这一命题乃是一个重言式、是个Tautologie 。因为如果要问：怎样的行为是太过了？回答：比正确的多些。如果要问：怎样的行为是不及？回答只能是：比正确的少些。最后也是最根本的，这一原则把德性和恶邪只看作是量的差别，是多些和少些的差别。过度和不及的程度千差万别、因势而异，是无法确定的，正如什么程度是节俭，什么程度是吝啬无法确定一样。
康德以先天说为基础的德性论，恰恰相反，它竭忠尽智，力求证明；德性和恶邪之间决非程度之不同，而是质上的差别，是行为准则的特殊，是准则和道德规律在关系上的差异。
康德认为：德性就是意志的一种道德力量。且不去说一个神圣的、超人的东西，因为在他那里没有和理性意志相违反的欲念，所以他可以随心所欲而行不逾矩，无往不与规律相符合，他也就无需这种道德力量了。德性只是在责任的格守中人的意志的道德力量。由于创制规律的理性自身构成了执行规律的力量，所以责任就是人们自身立法意志所产生的一种道德必要性（moralische Notigung）。康德特别指出：德性并不是责任，人们也没有责任去具有德性。如果这样，自身就要犯重言的错误，就是主张有责任去具有责任。不过德性却在发号施令，它的诫律中伴随着道德强制（Sittlicher Zwang)。由于这强制是不可抗拒的，所以须有一种坚强的力量。这种力量的坚强程度，要由它克服人们爱好所产生的阻碍的能力的大小来评价。恶邪（Laster)、诸种胡作非为，就是人们与之搏斗的魔鬼。坚强作为一种道德力量，是人们的最大的、真正的光荣战功。它同时也是真正的智慧，也就是实践的智慧，因为它把人们生存的最终目的这一目的因，当作自己的目的。一个人只有获得了德性，他才是自由的、健康的、富足的，是一个王。任何的偶然性和命运都无法剥夺他的德性，一个有德性的人永远不会失去他的德性。从对人的关系来说，固然，有时有人有德性，有时有人无德性，似乎是种可有可无的东西，但就它对规律的关系来说，就本身来说，德性就是自身的目的，当然也就是自身的奖赏。
就德性和人的关系来说，康德又指出：德性作为一个完全完整的东西，不能认为是人占有了德性，而要看作是德性占有了人。因为人不能选择另一种德性，像选择摆在面前的货物那样。如若把德性看作是个多数，这不过是意味着意志的道德对象有所不同，导向这些对象的德性却仍然是一个，相对于诸恶邪来说德性总是一个。以上我们所转述的康德对德性的颂歌，虽不无一些火药味，如他特别选用了一些军事的字眼儿，什么“搏斗”（bekampfen)、“光荣战功”( Kriegsehre），但不难看出，作为一个启蒙主义者，他骨子里还是严守着大约在一个半世纪以前在莱茵河彼岸的启蒙主义先驱所遗下的诫条：“我始终只求克服自己，不求克服命运，只求改变自己的欲望，不求改变世界秩序。”[7]
康德所说的自主性（Autokratie)指的是理性的自我主宰、自我制约，克服自己，克服那些由爱好、欲望、一切非理性冲动带来的动机。理性是一种巨大的莫可抗御的力量，它排除一切外来的干扰，清洗全部利己的意图，保持自身所创制的道德规律的纯洁和严肃。在理性的主宰下，人们就可以不顾艰险，鄙弃诽讥，无私无畏地去担当起自己的道德责任。康德把这种不为外物所动的精神状态称之为“无情”( Apathie)。希腊语pathoe的意思是被感动，以至害病。在通常，“无情”不是个美名，在道德上，哥尼斯贝格哲人却认为，它是“德性的真正力量”。心灵宁静，泰山崩于前而不动，经过深思熟虑以坚定的决心将规律付诸实施。在道德生活里，这是一种健康状况。与之相反，冲动即使是因求善之心而引起的冲动，仍不过是电光石火，转瞬即逝，所留下的是空虚和黑暗。
在另一方面，他和斯宾诺莎一样并不给与“同情”这种德性以很高的伦理地位。斯宾诺莎把同情归之于情感和想象。[8］康德则把这众口交誉的德性和道德感一样称之为“并非必备的道德品质”[9]。这是不难理解的，同情（Sympathie)和无情恰恰相反，这是和别人共同忍受痛苦。痛苦须是感性的东西，忍受又谓无力的表现。这就是为什么，它要受到崇尚理性，推崇道德严肃的伦理学说所贬抑了。
尽管康德把德性看作人之所能得到的最高的东西，尽管他把先天理性和感性经验对立起来，但他并不排斥幸福原则。相反，他认为幸福是一个完善的道德所不可缺少的因素。幸福虽然和德性相关联，但它既不是德性的附属品，也不是德性的派生物，如斯多亚派所主张那样：幸福就是对德性的意识。在康德看来，一个有德性的人，还不是一个道德完善的人。德性虽然是最高的善，但不是唯一的善，也不是完全的善。一个有德性的人还应该得到幸福，最理想的情况是所得的幸福和他所有的德性在程度上相一致。无功之赏，不劳而获，不应得的幸福是无价值的，得不到报偿的德性本身虽然可贵，而伴随着应得幸福的德性却最为理想。德性是幸福的条件，其本身须是无条件的善。所以，康德的德性论并不否认幸福为完满的道德生活所必需。但他所着重的不是幸福，而是去研究怎样才值得幸福，才配得上去享受幸福，研究幸福的条件是什么，以及这种条件是从哪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