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一个古希腊哲学家来到现代,他一定会大惑不解,因为他将看到,现代的哲学家们都在大谈语言问题,而对世界本身却毫无兴趣。据说哲学家们终于发现,两千多年来哲学之所以误入歧途,原因全在受了语言的误导。于是,他们纷纷把注意力转向语言,这种转向还被誉为哲学上的又一次哥白尼式革命。其间又有重大的区别。一派哲学家认为,弊在逻辑化的语言,是语言的逻辑结构诱使人们去寻找一种不变的世界本质。因此,哲学的任务是解构语言,把语言从逻辑的支配下解放出来。另一派哲学家则认为,弊在语言在逻辑上的不严密,是语言中那些不合逻辑的成分诱使人们对一个所谓本体世界想入非非,造成了形而上学假命题。因此,哲学的任务是进行语言诊断,剔除其不合逻辑的成分,最好是能建立一种严密的逻辑语言。不管这两派的观点如何对立,拒斥本体论的立场却是一致的。
可是,没有了那种追问世界之究竟的冲动,哲学还是哲学吗?因为理性不能把握神秘,我们就不再思考神秘了吗?难道哲学从此要对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无动于衷,仅仅满足于做逻辑的破坏者或卫士?
有两位哲学家分别代表上述两个对立的派别,然而,与其大多数追随者不同,他们心中仍然蕴藏着那种追思神秘的冲动。他们不愧是现代最伟大的两位哲学家。
作为逻辑经验主义的开创人之一,维特根斯坦也主张只有经验对象是可思考的,哲学只研究可思考的东西,其任务是通过语言批判使思想在逻辑上明晰。但是,他懂得的确存在着超验的领域,例如那种“从永恒观点来直观世界”的本体论式的体验,只是因为它们不属于经验范围,因而是不可思考的,而不可思考的东西也就是不可说的。“一个人对于不能谈的事情就应当沉默。”这是神秘的东西,甚至是最深刻的东西,却无法作为问题来讨论。针对此他写道:“真正说来哲学的方法如此:除了能说的东西以外,不说什么事情,也就是除了自然科学的命题,即与哲学没有关系的东西之外,不说什么事情……”真正的哲学性体验只能封闭在沉默的内心世界,作为一门学术的哲学只能谈论与真正哲学性体验无关的东西,这是多么无奈。
海德格尔却试图冲破这无奈的沉默。在他看来,他名之为“存在”的那个超验的领域,乃是作为意义之源泉的神秘领域,的确不是理性思维所能达到的。但是,他相信这个领域“总是处在来到语言的途中”,是可以在语言中向人显现的。不过,这不是沦为传达工具的逻辑化语言,而是未被逻辑败坏的诗的语言。在诗的语言中,存在自己向人说话。于是,海德格尔聚精会神于他所钟爱的荷尔德林、里尔克等诗人,从他们的诗中倾听存在的话语。
当然,沉默和诗都不是哲学。可是,我们应该相信,在维特根斯坦的沉默中,在海德格尔的诗思中,古老的哲学追问在百折不挠地寻找栖身之地。
七 哲学与现代人的精神生活
广义的宗教精神和广义的哲学精神是相通的,两者皆是超验的追思。在狭义上,它们便有了区分,宗教在一个确定的信仰中找到了归宿,哲学却始终走在寻找信仰的途中。一个渴慕大全的朝圣者,如果他疲惫了,不再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走下去了,他就会皈依某种现成的宗教。如果他仍然精力充沛,或者虽然疲惫了,却不甘心停下,他就会继续跋涉在哲学的路上。
现代的显著特点是宗教信仰的普遍失落。针对这一情况,雅斯贝尔斯指出,对于已经不相信宗教但仍然需要信仰的现代人来说,哲学是唯一的避难所,其意义在于鼓励人们寻找非宗教的信仰。我本人也倾向于认为,哲学一方面寻求信仰,另一方面又具有探索性质,它的这个特点也许能够使之成为处于困惑中的现代人的最合适的精神生活方式。哲学至少有以下好处:
第一,哲学使我们在没有确定信仰的情况下仍能过一种有信仰的生活。哲学完全不能保证我们找到一个确定的信仰,它以往的历史甚至业已昭示,它的矛盾的本性决定了它不可能提供这种信仰。然而,它的弱点同时也是它的长处,寻找信仰而又不在某一个确定的信仰上停下来,正是哲学优于宗教之所在。哲学使我们保持对某种最高精神价值的向往,我们不能确知这种价值是什么,我们甚至不能证实它是否确实存在,可是,由于我们为自己保留了这种可能性,我们的整个生存便会呈现不同的面貌。
第二,哲学使我们在信仰问题上持一种宽容的态度。价值多元是现代的一个事实,想用某一种学说(例如儒学)统一人们的思想,重建大一统的信仰,是行不通的,也是不应该的。哲学反对任何人以现代救世主自居,而只是鼓励每一个人自救,自己寻求自己的信仰。
第三,哲学的沉思给了我们一种开阔的眼光,使我们不致沉沦于劳作和消费的现代旋涡,仍然保持住心灵生活的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