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志向、追求、目标和理想立志“救国救民”

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步一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经受深重灾难，遭受帝国主义多次的侵略，清朝政府腐败无能，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社会动荡不宁，人民群众遭受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中国向何处去，走什么道路?如何救国救民，改造国家和社会?成为摆在求进步的中国人面前的大问题和艰巨的历史任务。
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伟大人格和伟大业绩，是伟大的时代熔炉锻造出来的。毛泽东童年的反抗虽是自发的，却也是时代要求突破农村宗法伦理网罗和封建家长制的一种反映。毛泽东早年投身革命，长期处于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建党建军的前列，长期肩负领导核心的重任，他是一位创建党、国家和军队的最伟大的创业者，这和他所处的历史时代是分不开的。自然，也同他自身的素质、天赋、刻苦锻炼，勇于实践，深谙国情，精通马列，博古通今，文武兼备，既有无畏的革命胆略，又有卓越的创新精神分不开的。
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即清朝光绪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生于湖南湘潭县韶山冲南上屋场的一个农民家庭。他的父亲毛顺生(1870—1920年)精力充沛、性子暴烈。16岁时外出当兵，退伍后回到韶山在家务农兼做小生意和别的营生，攒积下一点钱，赎回典出去的土地，后来又积累钱买了7亩水田，雇了一个长工，他自己做贩谷子的生意，本钱逐渐滚到两三千元，在小小的韶山冲，可算个财东。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父亲原是一个贫农，年轻的时候，因为负债过多只好去当兵。他当了好多年的兵。后来，他回到我出生的村子，做小生意和别的营生，克勤克俭，积攒下一点钱，买回了他的地。”毛顺生勤劳倔强，精明干炼，脾气粗暴，对毛泽东管的很严厉，时而打骂训斥，并训练儿子双手打算盘，熟悉田间劳动，期望儿子能继承家业，学会经商。毛泽东的个性受他父亲性格的影响，也很倔强。他从小反抗父亲的打骂、体罚和专横。比如，他父亲骂他“不孝”，他就引用经书上“父慈子孝”，也就是只有“父慈”，才能“子孝”的话来回敬；他父亲指责他“懒惰”，他就说大人应该比小孩多干活，等我到了你那年纪，定会比你干的活更多。
有一次，毛顺生设宴款待生意场中的客人，叫儿子出来殷勤待客。毛泽东非常厌恶这一套繁文缛节，不愿奉迎。他父亲当着客人骂他“懒而无用”。于是，两人当众争吵起来，他父亲更加恼怒，要动手打人，他愤而出走。毛顺生也气势汹汹地追赶，一边骂，一边令他回头。他便跑到池塘边，恫吓他父亲说：“如果你再追近一些，我就投水。”由于以强抗顽，他父亲只好“妥协”了。从此，毛泽东萌发敢于反叛的意识。他后来自己回忆说：“我从这件事认识到，当我用公开反抗的办法来保卫自己的权利的时候，我父亲就软了下来；可是如果我保持温顺的态度，他只会更多地打骂我。”
毛泽东特别反对他父亲的刻薄和自私行为。毛顺生有个堂弟毛菊生，家境十分穷困，不得不将赖以活命的7亩田出卖。毛顺生要买进这7亩田，遭到儿子毛泽东和妻子文氏的反对。毛泽东认为这种只顾自己发财，不管他人死活和不尽兄弟情义的自私行为是极不道德的。虽然他们的反对没有效果，却增加了毛泽东的不满情绪，由家庭延伸到旧社会的制度。这件事在毛泽东的脑海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新中国成立后，他还多次与堂弟谈及。他说：“旧社会那种私有制，使兄弟间也不顾情义。我父亲和二叔是堂兄弟，买二叔那7亩田时，就只顾自己发财，全无兄弟之情，什么劝说都听不进去。我后来思考这些事，认清只有彻底改造这个社会，才能根绝这类事，于是下决心要寻找一条解放贫苦农民的道路。”
毛泽东的母亲叫文其美(1867—1919年)是湘乡县唐家坨人。她的性情完全不一样，善良敦厚，心地善良，为人慷慨厚道，“随时愿意接济别人”，在村子里很受尊敬。文其美长着一幅中国妇女所羡慕的梨子型脸盘。毛泽东长得更像他母亲而不像他父亲，并在小时深受他母亲言行的影响。因而，毛泽东在小时候就像他母亲一样，乐于助人，关心乡邻的疾苦。在韶山一带，至今还传颂着许多他们母子周济贫苦的动人故事。毛泽东对他母亲这种同情贫弱，兼爱众生的风范，十分敬佩。1919年10月5日，毛泽东母亲病故，他昼夜兼程，从长沙赶回韶山。他守在母亲灵前，在悲痛中，席地而坐，写出了一篇哀恸的《祭母文》。文中写道：“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恺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及，原本真诚。不作诳言，不存欺心。整饬成性，一丝不诡。手泽所经，皆有条理。头脑精密，劈理分情。事无遗算，物无遁形。洁净之风，传遍戚里。不染一尘，身心表里。……病时揽手，酸心结肠。但呼儿辈，各务为良。”[3]高度赞扬了母亲敦厚诚实，勤劳俭朴的美德。当时，毛泽东还含泪给他的同学、好友邹蕴真写信，说世界共有三种人：损人利己的人；利己不损人的；可以损己以利人的，自己的母亲便属于第三种人。
一个人的性格是在多种因素交互作用形成的。毛泽东从慈母那里继承了善良、敦厚的天性，从严父那里接受了倔强的个性，不同的气质，在毛泽东的身上重叠组合，成了他性格的最初雏形。
毛泽东6岁开始做一些家务和农活，如，放牛、割草、锄草，很勤快、扎实，特别是在13岁至15岁停学的日子里，他整天在地里和长工一起劳动。这样，自幼养成吃苦耐劳，勤快朴实，不畏艰难的习惯。也因为他是农家子弟，从小受劳动锻炼，与农民群众有着天然的密切的关系，爱农民，了解农民，尊重农民，同情劳苦大众，为穷苦人抱不平；支持穷苦人民起来造反，不失农民的本色。至今韶山一带还流传着他这方面许多真实动人的故事。一年秋收季节，突然下起倾盆大雨，大家都忙着抢收晒在坪里的谷子，他却跑到一家佃户大娘那里帮着抢收，然后才去帮父亲抢收，致使自己家快要晒干的稻谷又被淋湿，并被雨水冲走一些。对此他父亲十分生气。冬日的一天，他去上学，路遇一个穷苦青年，穿着一件单衣，冻得打颤。他和这个青年谈了几句话后，就脱下自己一件夹衣送给了他。1910年，本地的哥老会同地主发生冲突，他对造反的农民寄予深切同情，将被斩首的铁匠看成是了不起的英雄。辛亥革命前夕，因旱灾引起的长沙饥民暴动遭到残酷镇压。毛泽东得知这一事件，与同学们讨论了许多天，为他们遭到镇压而愤愤不平。这件事震撼着少年毛泽东的心，他同情那些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并觉得非把他们从苦难中解救出来不可。几十年后，他还深有感慨地说：“这件事，在我们学校里讨论了许多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影响了我的一生”[4]。这种为穷苦农民抱不平的朴素反抗精神，后来逐步升华为立志救国救民改造社会的思想，成为推动毛泽东投身革命的重要动力。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从韶山冲的情形来看，那里的人大多过着痛苦的生活，不是挨饿，就是挨冻。有无钱治病看着病死的；有交不起租谷和粮被关进监狱后活活折磨死的……，在韶山冲里，我就没有看见几个生活过得快活的人。……我真怀疑，人生在世间，难道都注定要过痛苦的生活吗?决不!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这是制度不好，政治不好，是因为世界上存在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所以使世界大多数的人都陷入痛苦的深渊。这种不合理的现象，是不应该永远存在的，是应该彻底推翻、彻底改造的!总有一天，世界会起变化，一切痛苦的人，都会变成快活的、幸福的人。”[5]这表明，毛泽东从青少年时代起，就下决心要寻找一条解放穷苦农民的道路。
毛泽东8岁开始读私塾，在韶山6年私塾，读了“孔夫子的书”。他从小好学，勤思，特别聪颖，除了读《论语》、《孟子》、《春秋》、《左传》和《史记》、《汉书》等经史书籍外，还阅读一些被视为“杂书”的《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精忠传》、《隋唐演义》等民间流传的小说，熟记其中的人物故事，倾心于造反的下层“贱民”那些劫富济贫、除暴安良的英雄好汉。这些书对他后来革命活动尤其是军事生涯，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后来回忆说：“我读过经书，可是并不喜欢经书。我爱看的是中国古代的传奇小说，特别是其中关于造反的故事。我读过《岳传》、《水浒传》、《隋唐演义》、《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那是在很年轻的时候瞒着老师读的，老师憎恨这些禁书，并把它们说成邪书。我经常在学校里读这些书，老师走过来的时候，就用一本经书把它们盖住。”“我认为这些书对我影响大概很大。”[6]6年私塾旧学，是中国古代文化在毛泽东身上最初积淀时期。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中，他还回忆这段私塾生活时说：“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四书、五经，读了六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孔孟儒学对毛泽东的思想发育有一定的影响，他后来还经常借鉴孔孟言论来阐述他的观点。1917年8月，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说：“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三界现象[7]，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言’。孔孟对答弟子之问，曾不能难，愚者或震之为神奇，不知并无谬巧，惟在得一大本而已。”[8]这也表明，他那时仍在指望有孔孟式的圣人出来救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