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新 （现代）
何新座右铭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
网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苏轼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
社会科学是一个异说纷呈的领域，学者竞争的领域。但也是一个有是非的领域，求真理的领域。唯利于天下者，则虽反潮流，逆多数，我必坚执之。唯利于天下者，则执我今日之是而攻我昔日之非。
叛逆与思考（本书序）
本书原名“叛逆与思考”。所谓叛逆，是指我个人政治和文化思想发展的两个阶段。
在第一阶段，由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我叛离了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文革政治思潮。在第二阶段，由80年代中期到当前，我又叛离了当代的主流意识形态——所谓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以及泛西化。反传统、激进主义的改革思潮。
我曾经尝试将我所经历过的事件写成自传。
但《孤独与挑战》第一卷出版后，我对之很不满意。所以我推迟了出版后续几卷的计划（此书我准备重写）。
近几年中，我接受了孙伟化等朋友的采访。他们对我的人生经历和思想发展进程感兴趣，提出了许多有趣的问题。我感谢这些朋友的采访所给予我的刺激，引发我对自身经历与思想形成发展过程重新作一系列系统的反省。我也感谢立意编写本书的黎明君，他将这些采访录音搞成了文字，编纂连贯起来，提供给我。使我能对这一系列采访记录作全面慎重的重新思索和修改。
本书并不是一次连续采访的记录。而是多次、多篇、多人访谈的汇纂和改编。因此书中作为对谈人的“记者”（已录者），只是一个综合的虚拟人格。
谈话录是一种方便的形式。通过与采访者的对谈，可以直接把我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简略明快地陈述出来。我大跨度地陈述这些观点，目的并不是建构一种体系；而是向读者提示一系列思路。这一思路中记录了我个人的思考历程，但它们并非终点。其中也包涵着某些方法。黑格尔说过，在哲学中方法是比观点更重要的东西。
但是，这种陈述不是学术论文，也不是专著，它省略了对许多复杂问题的逻辑论证。
这种叙述形式很难避免康德所谓“独断论”。我只是在作主观的自我陈述。我难以证明我的论点必定对，因此也不介意反对的人们会说它错。
我把此书托付于历史。托付给那些愿意读它的朋友们。
让人们去批评它吧！让历史来批判它吧。我讲的是真话。这些话，我已经反复思考了许多年。
何新
新世纪第一春记于沪上竹园守愚庐
一、影响重大而最具争议的学者
记者：您好。您是著名人物。但近几年很少在媒体上看到关于您的消息。
何新：有一些年我曾经是西方媒体的追逐对象。(微笑)但近几年来我有意回避媒体。与媒体周旋太累了。
记者：我们感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
何新：谢谢！
1、家庭与家世
记者：首先，可以先探问一下您的家庭情况吗?
何新：可以。
记者：您父亲是高干吗?
何新：不是。我父亲1995年已故世。他生前是一位中级知识分子干部，文革前级别是行政14级，不算高干。
记者：您是北京人吗?
何新：不，我出生在浙江温州苍南的一个小镇(钱库)。五岁才被大人接到北京。
记者：您父母那时在北京？
何新：是的，我父亲当时是光明日报记者。
记者：您祖上是务农的?
何新：不是。我祖上薄有田产，是当地的士绅(地主)。我的祖父是国民党部队的军官，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但是在1945年抗战胜利后退役回乡，因此他没有参加第三次国内战争。
记者：您的父亲何时参加革命?
何新：他在大学(前中央大学)中参加了左翼学生运动，1948年在华北加入共产党组织的新闻训练班，负责人是胡乔木。
2、专职全国政协委员
记者：您现在的职务是什么?
何新：我的职务是专职的全国政协委员，到本届已连任第三届了(第7、第8、第9届)。除政协委员之外，我没有其他公务。所以我不是公务员。
记者：您的工资是政协发吗?
何新：是的。
记者：那么您是什么级别呢?对不起，如果可以问的话。
何新：我的工资及供给关系都在全国政协，级别相当于正研究员或者正教授。此外，国家给予专职的政协委员一些特殊照顾。
记者：是体现在工资上吗？
何新：例如用车、医疗、住房、休养等等。
有一件事令我一直很感动。1992年我患脑病，当时主持政协工作的王任重副主席知道后，指示政协向卫生部联系为我办理高干看病使用的"蓝卡"。卫生部回复不行。因为根据有关文件，对享受这种蓝卡的干部在年龄和资历上有限制，我不够条件。王任重先生当时已患大面积心肌梗塞而住进北京医院。他在病榻上口授一信签发给当时主管中央办公厅的杨德中同志。（1992年3月17日《人民日报》新华社稿"最后的时刻"一文曾报道此事：在王任重同志病重的最后几天，他仍关注"有位政协委员在医疗上遇到困难，他一再叮嘱：这个委员是个人才，在医疗上要给予照顾。"王任重的原信全文如下：
"杨德中同志：何新同志是全国政协委员，是有才干的人，因身体不好，请给保健局说一下，给予特殊照顾。王任重（1992，3，10）"此信收录于《何新批判》，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版第424页。）
几天后，他就去世了。后来经杨德中同志特批，卫生部保健局给我办理了这张蓝卡。
医疗蓝卡是一种特权。这些年里我虽然享有，但几乎没有使用过。但是此事仍然令我深受感动。
3、我追求精神的自由
记者：您这种地位在知识分子中似乎是很特殊的。这是一种特殊安排吗？
何新：这应该算是一种特殊安排。国家还为专职的政协委员提供了一些生活待遇和照顾，但近年来我基本上都主动放弃了。
例如，国家为专职委员每年提供一个月的公费避暑休养（可以选择北戴河或其他风景名胜地），我自1996年后，没有去过。国家为我提供公务用车。但我开的是自己的车，汽油费也是自己出。我每年有公费视察的机会，可以申请公费出差、开会、调研，所有这些待遇，都是有正式文件的。但所有的这些，我都放弃。
记者：您为什么要放弃呢？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
网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苏轼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
社会科学是一个异说纷呈的领域，学者竞争的领域。但也是一个有是非的领域，求真理的领域。唯利于天下者，则虽反潮流，逆多数，我必坚执之。唯利于天下者，则执我今日之是而攻我昔日之非。
叛逆与思考（本书序）
本书原名“叛逆与思考”。所谓叛逆，是指我个人政治和文化思想发展的两个阶段。
在第一阶段，由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我叛离了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文革政治思潮。在第二阶段，由80年代中期到当前，我又叛离了当代的主流意识形态——所谓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以及泛西化。反传统、激进主义的改革思潮。
我曾经尝试将我所经历过的事件写成自传。
但《孤独与挑战》第一卷出版后，我对之很不满意。所以我推迟了出版后续几卷的计划（此书我准备重写）。
近几年中，我接受了孙伟化等朋友的采访。他们对我的人生经历和思想发展进程感兴趣，提出了许多有趣的问题。我感谢这些朋友的采访所给予我的刺激，引发我对自身经历与思想形成发展过程重新作一系列系统的反省。我也感谢立意编写本书的黎明君，他将这些采访录音搞成了文字，编纂连贯起来，提供给我。使我能对这一系列采访记录作全面慎重的重新思索和修改。
本书并不是一次连续采访的记录。而是多次、多篇、多人访谈的汇纂和改编。因此书中作为对谈人的“记者”（已录者），只是一个综合的虚拟人格。
谈话录是一种方便的形式。通过与采访者的对谈，可以直接把我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简略明快地陈述出来。我大跨度地陈述这些观点，目的并不是建构一种体系；而是向读者提示一系列思路。这一思路中记录了我个人的思考历程，但它们并非终点。其中也包涵着某些方法。黑格尔说过，在哲学中方法是比观点更重要的东西。
但是，这种陈述不是学术论文，也不是专著，它省略了对许多复杂问题的逻辑论证。
这种叙述形式很难避免康德所谓“独断论”。我只是在作主观的自我陈述。我难以证明我的论点必定对，因此也不介意反对的人们会说它错。
我把此书托付于历史。托付给那些愿意读它的朋友们。
让人们去批评它吧！让历史来批判它吧。我讲的是真话。这些话，我已经反复思考了许多年。
何新
新世纪第一春记于沪上竹园守愚庐
一、影响重大而最具争议的学者
记者：您好。您是著名人物。但近几年很少在媒体上看到关于您的消息。
何新：有一些年我曾经是西方媒体的追逐对象。(微笑)但近几年来我有意回避媒体。与媒体周旋太累了。
记者：我们感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
何新：谢谢！
1、家庭与家世
记者：首先，可以先探问一下您的家庭情况吗?
何新：可以。
记者：您父亲是高干吗?
何新：不是。我父亲1995年已故世。他生前是一位中级知识分子干部，文革前级别是行政14级，不算高干。
记者：您是北京人吗?
何新：不，我出生在浙江温州苍南的一个小镇(钱库)。五岁才被大人接到北京。
记者：您父母那时在北京？
何新：是的，我父亲当时是光明日报记者。
记者：您祖上是务农的?
何新：不是。我祖上薄有田产，是当地的士绅(地主)。我的祖父是国民党部队的军官，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但是在1945年抗战胜利后退役回乡，因此他没有参加第三次国内战争。
记者：您的父亲何时参加革命?
何新：他在大学(前中央大学)中参加了左翼学生运动，1948年在华北加入共产党组织的新闻训练班，负责人是胡乔木。
2、专职全国政协委员
记者：您现在的职务是什么?
何新：我的职务是专职的全国政协委员，到本届已连任第三届了(第7、第8、第9届)。除政协委员之外，我没有其他公务。所以我不是公务员。
记者：您的工资是政协发吗?
何新：是的。
记者：那么您是什么级别呢?对不起，如果可以问的话。
何新：我的工资及供给关系都在全国政协，级别相当于正研究员或者正教授。此外，国家给予专职的政协委员一些特殊照顾。
记者：是体现在工资上吗？
何新：例如用车、医疗、住房、休养等等。
有一件事令我一直很感动。1992年我患脑病，当时主持政协工作的王任重副主席知道后，指示政协向卫生部联系为我办理高干看病使用的"蓝卡"。卫生部回复不行。因为根据有关文件，对享受这种蓝卡的干部在年龄和资历上有限制，我不够条件。王任重先生当时已患大面积心肌梗塞而住进北京医院。他在病榻上口授一信签发给当时主管中央办公厅的杨德中同志。（1992年3月17日《人民日报》新华社稿"最后的时刻"一文曾报道此事：在王任重同志病重的最后几天，他仍关注"有位政协委员在医疗上遇到困难，他一再叮嘱：这个委员是个人才，在医疗上要给予照顾。"王任重的原信全文如下：
"杨德中同志：何新同志是全国政协委员，是有才干的人，因身体不好，请给保健局说一下，给予特殊照顾。王任重（1992，3，10）"此信收录于《何新批判》，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版第424页。）
几天后，他就去世了。后来经杨德中同志特批，卫生部保健局给我办理了这张蓝卡。
医疗蓝卡是一种特权。这些年里我虽然享有，但几乎没有使用过。但是此事仍然令我深受感动。
3、我追求精神的自由
记者：您这种地位在知识分子中似乎是很特殊的。这是一种特殊安排吗？
何新：这应该算是一种特殊安排。国家还为专职的政协委员提供了一些生活待遇和照顾，但近年来我基本上都主动放弃了。
例如，国家为专职委员每年提供一个月的公费避暑休养（可以选择北戴河或其他风景名胜地），我自1996年后，没有去过。国家为我提供公务用车。但我开的是自己的车，汽油费也是自己出。我每年有公费视察的机会，可以申请公费出差、开会、调研，所有这些待遇，都是有正式文件的。但所有的这些，我都放弃。
记者：您为什么要放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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