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丹尼尔·贝尔（美）
一
【在“冷战思维的轨迹：《意识形态的终结》及其以后”（载于《国际政治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84-104页）和“观念的终结：后现代的意识形态状况”（张国清：《后现代情境》，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第163-193页）中，我对丹尼尔·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及相关问题作了探讨。本文是在前两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1919-）是一位中国读者并不陌生的当代美国著名学者和重要思想家。从加世纪50年代以来的近半个世纪里，贝尔一直是一位具有广泛读者的著作家。我们一般称他为批判的社会学家，不过，在美国社会学家乔纳森·H·特纳所著的《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乔纳森·H·特纳：《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一书中，我们却见不到关于丹尼尔·贝尔的专门介绍，学术界反而更频繁地把他看作是一位未来学家【由于丹尼尔·贝尔写了《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他同《第三次浪潮》的作者托夫勒一起，被看作是——位对人类社会未来发展具有深刻预见力的学者。参阅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商务印书馆，1986年。】、哲学家【参阅涂纪亮编：《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第四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政治学家、社群主义者【由于贝尔写了《社群主义及其批判》一书，他便同麦克·桑德尔、阿拉斯太·麦金太尔、麦克尔·华尔采和查尔斯·泰勒一起，成了社群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参阅俞可平：《社群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23-24，59-60页，1990年。】、新保守主义者等等。【赵一凡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译本绪言”开头对丹尼尔·贝尔一生的学术活动和成就作了很好的概括：丹尼尔·贝尔“在战后西方的社会学、未来学与发达资本主义研究诸领域据有领先地位。勋年代以来，贝尔一直在哥伦比亚大学（1952-1969年）和哈佛大学（1969年至今）担任社会学教授，参与创办了在美国社会科学界声誉遇尔的刊物《公众利益》。1972年全美知识精英普测时，他曾以最高票名列20位影响最大的著名学者之首。近年来，他作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2000年委员会’主席，批判社会学和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在欧美思想界声望益高，颇具影响。”参阅《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中译本绪言”，第l页。】贝尔的学术活动同时涉足了经济、政治、文化、历史、社会等专门领域。由于其学术活动领域的广泛性，贝尔是一位不太好把握的思想家。
贝尔的主要学术著作有：《美国的马克思派社会主义》（1952年）、《意识形态的终结》（1960年，1961年，1988年，2000年）、《极端右翼》（1964年）、《今日资本主义》（1971年）、《后工业社会的来临》（1973年）、《资本主义文化矛盾》（1976年）、《蜿蜒之路》（1980年）、《社群主义及其批判》（1990年）等等。其中《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和《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中译本已经分别由商务印书馆和三联书店出版。贝尔是一位综合性思想家，这种综合性使他在众多领域具有了发言权，且产生了广泛影响。这一点从《意识形态的终结》一书中也得到了证实。
作为冷战的产物，《意识形态的终结》是20世纪50年代西方学者对冷战在观念上作出的直接反应。其核心主张是，发端于19世纪人道主义传统的普遍性意识形态已经走向衰落，新的地区性意识形态正在兴起。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存在的“左”、“右”论战已经丧失了意义。【例如，贝尔在《意识形态的终结》临近结尾处明确地提出：“摆在我们美国和世界面前的问题是坚决地抵制在‘左派’和‘右派’之间进行意识形态争论的古老观念，现在，纵使‘意识形态’这一术语还有理由存在的话，那么它也是一个不可救药的贬义词。”（参阅Daniel，Bell：The End of Ideolog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P.406，1988）过了30多年之后，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的南巡讲话中也提出了相似的观点。不过两者之间具有完全不同的语境和动机。东西方之间在社会发展方向方面，尤其在意识形态方面，从以对抗为主导向以对话为主导的转变经历了几乎整整一个世纪。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谁都不是最后的胜利者。当然，这场斗争决不是没有意义的。回顾这个过程，我们清楚地看到，当“现代性”带有太强烈的西方色彩的时候，也就是说，当“现代性”作为西方专利强加于非西方国家和民族的时候，由于抗拒“西方化”进而抗拒“现代性”的运动便不可避免。因此，东方的现代化进程从一开始便具有一种要走出一条东方式道路的潜意识动机和动力。】他较早提出且较全面地讨论了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正在日益趋同的见解。他认为两大社会正在面临着相似或相同的基本社会问题，因此，两者不仅有对抗的一面，而且还可能有相互借鉴的方面。因此，丹尼尔·贝尔探讨了在意识形态领域首先结束“冷战”状态的可能性。他实际上是较早提出“全球化”观念的西方学者。在两大阵营在军事、经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几乎所有方面都存在着严重对垒的情况下，在当时实际上不存在“第三条道路”的情况下，贝尔的思想显得尤为可贵。
《意识形态的终结》还对美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变化、职业结构变化、社会流动、企业工作效率、劳工运动、政党、政治意识、种族等等问题作了新颖的社会学剖析。这是对20世纪后半个世纪的政治和思想论战产生重要影响的一部著作，是对当今世界格局具有重大预见力的一部著作。当然，由于作者立场所致，对于书中某些观点，请读者在阅读时注意鉴别。
20世纪80年代，布热津斯基发表了《实力与原则——1977-1981年国家安全顾问回忆录》、《运筹帷幄：指导美苏争夺的地缘战略构想》【参阅布热津斯基：《实力与原则——1977-1981年国家安全顾问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运筹帷幄：指导美苏争夺的地缘战略构想），译林出版社，1989年。》】等著作，前美国总统尼克松发表了《1999，不战而胜》，【尼克松：《1999，不战而胜》，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1989年美国学者弗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发表了论文“历史的终结？”并在不久出版了一部同名著作。【弗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远方出版社，1998年。】进入90年代后，又一位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发表了《文明的冲突》【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新华出版社，1998年。】等等。这些著作在当时都曾经引发了广泛争论。透过其争论的表面，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贯穿于其中的一条主线，即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的冷战思维的轨迹。“意识形态终结”论、“不战而胜”论、“历史终结”论和“文明冲突”论既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冷战思维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不同表现，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认为，在今天重提这些话题，重现这些话题的历史语境，将有利于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冷战时期发生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阵营之间的激烈争论，更加清楚地看到发生在当时西方学术界内部的激烈争论，更加清楚地看到在冷战结束后，西方的冷战思维仍然延续的方式。并且，对这段特定历史的重新了解和评价，将进一步丰富和深化我国学术界在近几年关于后现代话题的讨论。【我在最近出版的一本书中指出：“由于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同西方知识界的左倾思想和右倾思想的争论具有密切的联系。并且，那股思潮同20世纪60年代在西方国家引发的学生运动和各种政治运动具有密切的联系。因此，围绕‘意识形态是否已经终结？’的问题而开展的争论既构成了后来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一个理论来源，又构成了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张国清：《后现代情境》，第164页。】
在这里，通过对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所作的自我辩护作一番还原和重读工作，我们试着阐明这样一个观点：像贝尔及后来的布热津斯基、福山和亨廷顿这样的西方学者千方百计地替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进行辩护。他们既做了许多歪曲历史和事实的报道，也道出了某些实情。从表面上看来，其各自的观点似乎存在着矛盾，但都充分地暴露出了他们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的思想倾向。一方面，他们宣告意识形态已经衰微，历史已经终结，乌托邦已经破灭；另一方面，他们又拼命地为自己所推崇的意识形态进行辩护，把历史的终结点引向了资本主义，引向了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制度。并且，其所谓的“终结”还隐藏着这样一层含义：西方社会已经或正在走向所有其他人类社会和民族都迟早要走向的惟一目标和终点。
二
丹尼尔·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有一个有点哗众取宠的论题：20世纪"50年代政治观念衰微之考察”。贝尔承认，这本著作是因其书名而非内容才出名的。【Bell，Daniel，The End of Ideolog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P.409.1988】这本书一出版就遭到了来自左翼批评家们的批判，他们认为激进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的高涨反驳了《意识形态的终结》的主题。其他批评家则把它看作是替“技术治国论”或美国资本主义“现状”所作的一次“意识形态”辩护。对于这些批评和指责，贝尔进行了自我辩护和反驳。那么，《意识形态的终结》究竟算一部什么样的著作呢？
首先，作为一部“警世录”，《意识形态的终结》是当时发生在欧洲知识分子中间的关于苏联和斯大林主义前景所展开的一场观念论战的一部分。那场论战的一方是萨特、梅洛·庞蒂、布莱希特、恩斯特·布洛赫和卢卡奇，他们是共产主义苏联的同情者；另一方是加缪、雷蒙·阿隆、亚瑟·柯斯特勒、伊尼佐埃·西罗尼、乔治·奥威尔和C·米洛兹等人，他们是共产主义苏联的批判者。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由于莫斯科审判对几乎是整个老布尔什维克领导班子的可怕处理，由于斯大林大肃反的被披露，再加上纳粹和苏联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所有这一切都打消了西方知识分子对苏联的迷恋。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人民所作出的顽强抵抗和巨大牺牲，对于由苏维埃政权所带来的新气象的种种希望，使人们重新萌发了对社会主义苏联的向往。于是，梅洛·庞蒂写了一本小册子《人道主义和恐怖》，论证了压迫是螺旋式进步的辩证逻辑。布洛赫发表了《希望原理》，提出了一种揭示人类启示之乌托邦原理的历史哲学。萨特则声称，历史将选择苏联或者美国作为通向未来的继承人；并且，苏联比美国具有更多的优越性。因为前者是工人阶级的化身，而后者是粗俗的资产阶级的化身。于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一场围绕苏联和斯大林主义的未来，进而围绕整个人类的未来而展开的争论便在整个西方知识界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
其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冷战的展开，有人提出了“意识形态是否将要终结”的问题。敏感的西方知识分子开始探讨人类的未来问题，随着东西方越来越多的著名知识分子介入这场论战，一场规模浩大的论战便在世界范围里开展了起来，而文化和思想领域成了一个主战场。
在这场论战中，第一个使用“意识形态的终结”一语的是加缪。他在1946年就提出“意识形态已经走向了自我毁灭”。在加缪看来，意识形态是一种骗人的把戏。这个论题在西方右翼知识分子那里得到了重大发展。由克罗兹曼主编的《失败的上帝》（1949年）一书收集了西方右翼学者对苏联社会中存在的虚假性的各种证明。在《被囚的心灵》（1953年）一书中，米洛兹证明了苏联知识分子教条化马列主义所导致的一些消极后果。由于苏联的意识形态高度同一于其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体系，它导致了人们对权力的极度迷恋。于是，一些西方学者明确地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了斯大林和当时的苏联，他们把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纳粹德国的法西斯主义相提并论。因此，随着冷战时代的到来，一些西方右翼知识分子开始向当时的苏联全面发难。而恰恰在这时，赫鲁晓夫1956年对斯大林重大错误的披露，随之而来的波兰十月事件，1956--1957年的匈牙利革命，进一步印证了西方右翼知识分子的预想，使得他们的反共反苏势力更加嚣张。
第三，雷蒙·阿隆在《知识分子的鸦片》的最后一章中提出了意识形态时代是否已经终结的问题。那个问题随后变成了由一个主要由西方右翼知识分子组成的国际文化自由协会发起的1955年在米兰召开的一次国际会议的主题。在递交那次大会的论文中，阿隆、波拉尼、希尔斯、克罗斯兰、列普锡特和贝尔的观点都是一致的，即19世纪的传统意识形态已经过时，已经被新的历史事实和社会条件所否证。在接下来的几年中，虽然侧重点和论题各有所重，但是这个核心思想在他们的各种研讨会和著作中得到了精心的探讨。
第四，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从1950年起，贝尔开始了围绕“意识形态的终结”这一主题而开展的写作。10年后，即1960年，它终于以《意识形态的终结》的书名由自由出版社出版。1961年再版时贝尔对它作了修订。1988年，该书交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贝尔写了一个长篇的“跋”，对近三十年人们围绕这部著作而展开的争论作了辩护和回应。因此，我们现在可以读到三种版本的《意识形态的终结》。不过其基本精神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在“冷战思维的轨迹：《意识形态的终结》及其以后”（载于《国际政治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84-104页）和“观念的终结：后现代的意识形态状况”（张国清：《后现代情境》，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第163-193页）中，我对丹尼尔·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及相关问题作了探讨。本文是在前两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1919-）是一位中国读者并不陌生的当代美国著名学者和重要思想家。从加世纪50年代以来的近半个世纪里，贝尔一直是一位具有广泛读者的著作家。我们一般称他为批判的社会学家，不过，在美国社会学家乔纳森·H·特纳所著的《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乔纳森·H·特纳：《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一书中，我们却见不到关于丹尼尔·贝尔的专门介绍，学术界反而更频繁地把他看作是一位未来学家【由于丹尼尔·贝尔写了《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他同《第三次浪潮》的作者托夫勒一起，被看作是——位对人类社会未来发展具有深刻预见力的学者。参阅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商务印书馆，1986年。】、哲学家【参阅涂纪亮编：《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第四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政治学家、社群主义者【由于贝尔写了《社群主义及其批判》一书，他便同麦克·桑德尔、阿拉斯太·麦金太尔、麦克尔·华尔采和查尔斯·泰勒一起，成了社群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参阅俞可平：《社群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23-24，59-60页，1990年。】、新保守主义者等等。【赵一凡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译本绪言”开头对丹尼尔·贝尔一生的学术活动和成就作了很好的概括：丹尼尔·贝尔“在战后西方的社会学、未来学与发达资本主义研究诸领域据有领先地位。勋年代以来，贝尔一直在哥伦比亚大学（1952-1969年）和哈佛大学（1969年至今）担任社会学教授，参与创办了在美国社会科学界声誉遇尔的刊物《公众利益》。1972年全美知识精英普测时，他曾以最高票名列20位影响最大的著名学者之首。近年来，他作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2000年委员会’主席，批判社会学和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在欧美思想界声望益高，颇具影响。”参阅《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中译本绪言”，第l页。】贝尔的学术活动同时涉足了经济、政治、文化、历史、社会等专门领域。由于其学术活动领域的广泛性，贝尔是一位不太好把握的思想家。
贝尔的主要学术著作有：《美国的马克思派社会主义》（1952年）、《意识形态的终结》（1960年，1961年，1988年，2000年）、《极端右翼》（1964年）、《今日资本主义》（1971年）、《后工业社会的来临》（1973年）、《资本主义文化矛盾》（1976年）、《蜿蜒之路》（1980年）、《社群主义及其批判》（1990年）等等。其中《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和《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中译本已经分别由商务印书馆和三联书店出版。贝尔是一位综合性思想家，这种综合性使他在众多领域具有了发言权，且产生了广泛影响。这一点从《意识形态的终结》一书中也得到了证实。
作为冷战的产物，《意识形态的终结》是20世纪50年代西方学者对冷战在观念上作出的直接反应。其核心主张是，发端于19世纪人道主义传统的普遍性意识形态已经走向衰落，新的地区性意识形态正在兴起。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存在的“左”、“右”论战已经丧失了意义。【例如，贝尔在《意识形态的终结》临近结尾处明确地提出：“摆在我们美国和世界面前的问题是坚决地抵制在‘左派’和‘右派’之间进行意识形态争论的古老观念，现在，纵使‘意识形态’这一术语还有理由存在的话，那么它也是一个不可救药的贬义词。”（参阅Daniel，Bell：The End of Ideolog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P.406，1988）过了30多年之后，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的南巡讲话中也提出了相似的观点。不过两者之间具有完全不同的语境和动机。东西方之间在社会发展方向方面，尤其在意识形态方面，从以对抗为主导向以对话为主导的转变经历了几乎整整一个世纪。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谁都不是最后的胜利者。当然，这场斗争决不是没有意义的。回顾这个过程，我们清楚地看到，当“现代性”带有太强烈的西方色彩的时候，也就是说，当“现代性”作为西方专利强加于非西方国家和民族的时候，由于抗拒“西方化”进而抗拒“现代性”的运动便不可避免。因此，东方的现代化进程从一开始便具有一种要走出一条东方式道路的潜意识动机和动力。】他较早提出且较全面地讨论了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正在日益趋同的见解。他认为两大社会正在面临着相似或相同的基本社会问题，因此，两者不仅有对抗的一面，而且还可能有相互借鉴的方面。因此，丹尼尔·贝尔探讨了在意识形态领域首先结束“冷战”状态的可能性。他实际上是较早提出“全球化”观念的西方学者。在两大阵营在军事、经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几乎所有方面都存在着严重对垒的情况下，在当时实际上不存在“第三条道路”的情况下，贝尔的思想显得尤为可贵。
《意识形态的终结》还对美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变化、职业结构变化、社会流动、企业工作效率、劳工运动、政党、政治意识、种族等等问题作了新颖的社会学剖析。这是对20世纪后半个世纪的政治和思想论战产生重要影响的一部著作，是对当今世界格局具有重大预见力的一部著作。当然，由于作者立场所致，对于书中某些观点，请读者在阅读时注意鉴别。
20世纪80年代，布热津斯基发表了《实力与原则——1977-1981年国家安全顾问回忆录》、《运筹帷幄：指导美苏争夺的地缘战略构想》【参阅布热津斯基：《实力与原则——1977-1981年国家安全顾问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运筹帷幄：指导美苏争夺的地缘战略构想），译林出版社，1989年。》】等著作，前美国总统尼克松发表了《1999，不战而胜》，【尼克松：《1999，不战而胜》，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1989年美国学者弗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发表了论文“历史的终结？”并在不久出版了一部同名著作。【弗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远方出版社，1998年。】进入90年代后，又一位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发表了《文明的冲突》【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新华出版社，1998年。】等等。这些著作在当时都曾经引发了广泛争论。透过其争论的表面，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贯穿于其中的一条主线，即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的冷战思维的轨迹。“意识形态终结”论、“不战而胜”论、“历史终结”论和“文明冲突”论既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冷战思维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不同表现，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认为，在今天重提这些话题，重现这些话题的历史语境，将有利于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冷战时期发生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阵营之间的激烈争论，更加清楚地看到发生在当时西方学术界内部的激烈争论，更加清楚地看到在冷战结束后，西方的冷战思维仍然延续的方式。并且，对这段特定历史的重新了解和评价，将进一步丰富和深化我国学术界在近几年关于后现代话题的讨论。【我在最近出版的一本书中指出：“由于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同西方知识界的左倾思想和右倾思想的争论具有密切的联系。并且，那股思潮同20世纪60年代在西方国家引发的学生运动和各种政治运动具有密切的联系。因此，围绕‘意识形态是否已经终结？’的问题而开展的争论既构成了后来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一个理论来源，又构成了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张国清：《后现代情境》，第164页。】
在这里，通过对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所作的自我辩护作一番还原和重读工作，我们试着阐明这样一个观点：像贝尔及后来的布热津斯基、福山和亨廷顿这样的西方学者千方百计地替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进行辩护。他们既做了许多歪曲历史和事实的报道，也道出了某些实情。从表面上看来，其各自的观点似乎存在着矛盾，但都充分地暴露出了他们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的思想倾向。一方面，他们宣告意识形态已经衰微，历史已经终结，乌托邦已经破灭；另一方面，他们又拼命地为自己所推崇的意识形态进行辩护，把历史的终结点引向了资本主义，引向了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制度。并且，其所谓的“终结”还隐藏着这样一层含义：西方社会已经或正在走向所有其他人类社会和民族都迟早要走向的惟一目标和终点。
二
丹尼尔·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有一个有点哗众取宠的论题：20世纪"50年代政治观念衰微之考察”。贝尔承认，这本著作是因其书名而非内容才出名的。【Bell，Daniel，The End of Ideolog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P.409.1988】这本书一出版就遭到了来自左翼批评家们的批判，他们认为激进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的高涨反驳了《意识形态的终结》的主题。其他批评家则把它看作是替“技术治国论”或美国资本主义“现状”所作的一次“意识形态”辩护。对于这些批评和指责，贝尔进行了自我辩护和反驳。那么，《意识形态的终结》究竟算一部什么样的著作呢？
首先，作为一部“警世录”，《意识形态的终结》是当时发生在欧洲知识分子中间的关于苏联和斯大林主义前景所展开的一场观念论战的一部分。那场论战的一方是萨特、梅洛·庞蒂、布莱希特、恩斯特·布洛赫和卢卡奇，他们是共产主义苏联的同情者；另一方是加缪、雷蒙·阿隆、亚瑟·柯斯特勒、伊尼佐埃·西罗尼、乔治·奥威尔和C·米洛兹等人，他们是共产主义苏联的批判者。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由于莫斯科审判对几乎是整个老布尔什维克领导班子的可怕处理，由于斯大林大肃反的被披露，再加上纳粹和苏联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所有这一切都打消了西方知识分子对苏联的迷恋。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人民所作出的顽强抵抗和巨大牺牲，对于由苏维埃政权所带来的新气象的种种希望，使人们重新萌发了对社会主义苏联的向往。于是，梅洛·庞蒂写了一本小册子《人道主义和恐怖》，论证了压迫是螺旋式进步的辩证逻辑。布洛赫发表了《希望原理》，提出了一种揭示人类启示之乌托邦原理的历史哲学。萨特则声称，历史将选择苏联或者美国作为通向未来的继承人；并且，苏联比美国具有更多的优越性。因为前者是工人阶级的化身，而后者是粗俗的资产阶级的化身。于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一场围绕苏联和斯大林主义的未来，进而围绕整个人类的未来而展开的争论便在整个西方知识界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
其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冷战的展开，有人提出了“意识形态是否将要终结”的问题。敏感的西方知识分子开始探讨人类的未来问题，随着东西方越来越多的著名知识分子介入这场论战，一场规模浩大的论战便在世界范围里开展了起来，而文化和思想领域成了一个主战场。
在这场论战中，第一个使用“意识形态的终结”一语的是加缪。他在1946年就提出“意识形态已经走向了自我毁灭”。在加缪看来，意识形态是一种骗人的把戏。这个论题在西方右翼知识分子那里得到了重大发展。由克罗兹曼主编的《失败的上帝》（1949年）一书收集了西方右翼学者对苏联社会中存在的虚假性的各种证明。在《被囚的心灵》（1953年）一书中，米洛兹证明了苏联知识分子教条化马列主义所导致的一些消极后果。由于苏联的意识形态高度同一于其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体系，它导致了人们对权力的极度迷恋。于是，一些西方学者明确地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了斯大林和当时的苏联，他们把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纳粹德国的法西斯主义相提并论。因此，随着冷战时代的到来，一些西方右翼知识分子开始向当时的苏联全面发难。而恰恰在这时，赫鲁晓夫1956年对斯大林重大错误的披露，随之而来的波兰十月事件，1956--1957年的匈牙利革命，进一步印证了西方右翼知识分子的预想，使得他们的反共反苏势力更加嚣张。
第三，雷蒙·阿隆在《知识分子的鸦片》的最后一章中提出了意识形态时代是否已经终结的问题。那个问题随后变成了由一个主要由西方右翼知识分子组成的国际文化自由协会发起的1955年在米兰召开的一次国际会议的主题。在递交那次大会的论文中，阿隆、波拉尼、希尔斯、克罗斯兰、列普锡特和贝尔的观点都是一致的，即19世纪的传统意识形态已经过时，已经被新的历史事实和社会条件所否证。在接下来的几年中，虽然侧重点和论题各有所重，但是这个核心思想在他们的各种研讨会和著作中得到了精心的探讨。
第四，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从1950年起，贝尔开始了围绕“意识形态的终结”这一主题而开展的写作。10年后，即1960年，它终于以《意识形态的终结》的书名由自由出版社出版。1961年再版时贝尔对它作了修订。1988年，该书交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贝尔写了一个长篇的“跋”，对近三十年人们围绕这部著作而展开的争论作了辩护和回应。因此，我们现在可以读到三种版本的《意识形态的终结》。不过其基本精神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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