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贤治（现代）
序言
朋友告诉我，说有一位海上批评家说我是鲁迅的“凡是派”，问我意下为何？我回答说荣幸之至，只是愧不敢当。在中国，鲁迅是惟一使我确信的一位真正能为中国的进步和底层大众的命运着想的知识分子。不同于权势者，他没有指挥刀可供驱遣，所以教人向往者，全凭人格和思想的魅力。然而，以他的博大、崇高、深邃，实在难以追蹑，用一句古话来说，就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所谓“止”，换言之，也就是虽欲“凡是”而不能。
举最简单的例子。鲁迅要英俊出于中国，甘愿做“人梯”，让别人踏着他的肩背攀登向上。他后来加入左联，就是乐于为激进的青年所利用，但从当时的私人通信看，他早已看清这班人“皆茄花色”，却仍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份做牺牲的用心，坦白说我是没有的，相信那位自以为超拔的批评家也未必便有。
我读鲁迅始于中学时代，记得刚进学校，便买了一册《鲁迅小说集》。然而，在明净的玻璃窗下，最多只能在字面上浮游一些时，至于深隐的意义，那是无由体察的。到了文革，阅读才算是比较的有系统，虽然买不到全集，但所有的单行本都给我弄齐了。与其说这是书林中的一次邂逅，无宁说是带有一定意向性的选择。不过，只有这时候，我才意外地发现，鲁迅的著作原来是一服强力止痛剂。
“文革”初期，我被打成“小邓拓”、“牛鬼蛇神”，被揪斗了两天两夜，后来被红卫兵运动冲掉了。几年后，父亲先后两次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有一年多的时间被关押在一个叫“三结合”的监房里。大姐为了同隔别多年的丈夫团聚，于是成为“偷渡犯”，入狱不下数次。那时，“群众专政”是不管吃饭的，我便充当了一个送粮食的角色，奔走于“大队”与“公社”之间。最荒诞的有一次，因为送粮食的时间晚了，把我也给关了起来，直到一周过后才被释放出来。每当政治运动届临，宣传队工作队进驻村子，不问而知，我家必定最先成为审视的对象。惊恐、焦虑、屈辱和苦痛笼罩了每一个日子。在这个世界上，有谁能给我慰藉？谁能给我以生存的勇气，教我走人生的长途？我庆幸自己能够阅读，因为在焚余的有限的书籍中，我得以重新认识那个叫鲁迅的人。
是人，不是神。人们谈“文革”是“现代造神运动”，其实所造的乃是别的神祗，并非鲁迅。鲁迅永远是无权者的灵魂的保护人——这是我，从自身多年的生活和阅读经验中所感知的，而不是从圣谕或权威著作中获得的结论。鲁迅从困顿中来，深知底层的不幸；他经历过各式革命：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国民革命、共产革命（除了出版物，主要通过左联及留苏朋友的关系），对革命和革命者有深刻的观察；他一直经受黑暗的压迫，从国家这头怪兽到出没无常的鬼蜮，都曾一一见识过，交战过。他站在壕堑里，但有时也走出来，露出笔直的颈项、骨头和血肉，抵抗背腹两面的夹击。然而，即使在搏战最激烈的时候，他仍然不忘以宽大的布衣护卫弱小的一群。他说过，他本人更偏于“姑息”的一面。然而，社会不容他姑息，他惟一可选择的只有抗争。
“文革”进入后期，气候不但不见晴朗，反而愈加恶劣。在乡村寂静的夜晚，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我一共写下十余篇论文：《鲁迅论秦始皇》、《鲁迅与瞿秋白》、《鲁迅论〈水浒〉》、《鲁迅论写真实》……这些文字，都是为当时的时代语境所激发的，而且都同鲁迅有关。除了论《水浒》一篇在多年以后拿出发表外，其余没有发表，写作时根本就没有想到要发表，相反极其害怕被发现。稿纸写满后，便小心地一页一页投放到木匠朋友为我的桌子特制的活动夹层里。我不是一个勇敢的人。鲁迅当年说他是戴枷锁跳舞，我却是在枷锁中静静地呆着，想象当众跳舞的幸福。记得巴金曾经说他在“文革”中翻译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每译到那些诅咒沙皇暴政的话，就有一种复仇般的快意。我很能体会这种心情。
上世纪80年代初，正值反“自由化”的时候，我被借调到目下所在的单位做编辑工作。两年后，“清除精神污染”不期而至。我再次成为批判的对象，好在罪名不大，“提倡‘现代派’”而已。而今，后现代主义大行其道；想想20年前的那场吵闹，真是如同儿戏，谁能说我们的历史没有进步呢？可纪念的是，因为有了这场批判，也就有了《人间鲁迅》的写作。凭经验，无论日子如何艰窘，只要有鲁迅出现其中，我就近乎神迹般地有了坚持的确信。传记完成后，除了《鲁迅全集》和有数的几本论著，我把所有关于鲁迅研究的资料都赠给博物馆的一位朋友了，心里想，从此写点别样的东西罢。然而，事实上，我还是断断续续地写了不少有关鲁迅的文字，除了专论，其他评论文字也都时时提到他，夹带着他的话语。这时我发现，我已经无法绕开他了。
承蒙出版社的盛意，让我编辑了这样一个集子。比起别的中国人来，我的道路不能算坎坷，自然也不算太平坦，但是有一个较为特殊的情况是，鲁迅介入了我的生活。对我个人来说，多出一个鲁迅或是少了一个鲁迅是大不一样的。作为一种阅读经验，的确是纯个人的，无法复制，也无法转让。我无须劝诱他人阅读鲁迅，但是，当鲁迅遭到恶意的歪曲或者诬陷时，却做不到如鲁迅说的“最高的蔑视”，不能保持沉默而不予以反击，自觉这是对于师长者应有的道德。集子中有几篇论辩式的文字，即缘出于此。至于其他散论，谈不上什么高见，仅余私下的一点感念之情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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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爱与死》 守夜者札记
守夜者札记（1）
周围的人都睡了。……他们都在寂静中集合在一起，一个露天的营地，无数的人，一支军队，一个民族，在寒冷的天空下，在坚实的大地上……而你，你整夜不睡，你是一个守夜人，在你挥动的火把下，你瞥见脚下燃烧的火更近了……你为什么通宵不眠？必须有一个守夜人，大家都这么说！必须要有一个。
——［奥］ 弗朗茨·卡夫卡
１夜
夜是黑的。
中国的夜更黑。
他一生所叙说的，都是中国的夜。
狂人所目睹的吃人的惨剧是在夜里展开的；单四嫂子的希望是在夜里破灭的；神往于革命的阿Ｑ，是在夜里迷迷糊糊地被提到县城里去的。陈士成、祥林嫂、魏连殳、子君，还有范爱农，还有柔石，或死于阒寂之夜，或死于喧阗之夜，或死于余生者的无尽的怀悼之夜，总之是在夜里。整个吉光屯为夜——昏睡的白天——所笼罩，不然，何以要点长明灯呢？关在木围栅里的疯子竟然要熄掉它，声言放火烧毁千百年祥和的黑暗；不但这黑暗，而且连同那崇拜祖先和神祗的黯淡然而惟一的光。但是，所有一切罪恶、不平、挣扎和反抗，全都为夜所罗织所抹杀了……
临终前，他写下杂记《写于深夜里》。他还曾有过一种设想，即取“夜记”的形式写一组杂感，在生命的最后时光……
“惯于长夜过春时”。
夜是永久性记忆，所以是永恒性话语。
要穿透博大深沉的夜，除非具有同等博大深沉的思想。
思想源于记忆。
在某种意义上说，他的写作，都是为了对抗遗忘。他常常慨叹于中国人的健忘。权势者的愚民手段之一，就是不避重复地粉饰现状，篡改历史。正如他所写的细腰蜂，向捕食的小青虫灌输毒液，目的在于麻痹神经中枢，使之失去记忆。
与其说，他是一个伟大的思想者，毋宁说是一个伟大的记忆者。
他是“爱夜的人”。
他写《夜颂》，说是自在夜中，看一切暗。他有听夜的耳朵和看夜的眼睛。
法国作家拉罗歇·福科在《箴言集》中说：“阳光与死亡概莫能凝视之。”然而他能。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
查理·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
win, 1809~1882），英国博物学家，进化论的创始人。著有《物种起源》，以及《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人类起源及性的选择》等，在生物科学的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革命意义。他的进化论经严复译的《天演论》引进中国以后，在知识界影响深远，构成为鲁迅的科学、民主和进步思想的重要来源之一。
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发生在某个夏夜里的这样两个先觉者的对话，其实可以看作新旧时代之交的关于个人与群体，理想与存在，责任与承当的对话；它构成为启蒙思想者的全部诱惑，怀疑和痛苦。
启蒙思想者生活在夜的深处，是黑暗的一部分，却自外于黑暗。他们是守夜者。
守夜者往往把意识到的责任加以放大，使肩头感觉沉重；因而又往往把自身的力量加以夸大，藉以平衡重负，使内心获得慰安。对于他们，启明星是常见的幻象；而其实，它距明天最远。
他尝拟预言，都是关于夜的，却从来未曾摹画过明天如何的灿烂光明。小说题名《明天》，通篇几与明天无涉，是很有意味的。
他是猫头鹰，专作恶声的夜鸟。青年时，信仰进化论，后来便在事实中发现它作为发展观的缺陷与危机了。历史能停滞，且能退化。他把绝望和反抗当作自己的宗教哲学，所凝视的，惟是包围自己的无边的黑暗与死亡。
既不相信上帝，也不相信先知，他不会预约了未来的黄金世界给人类。他拒绝天国。
果戈理（Никола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Гоголь， 1809～1852），俄国作家，出生于乌克兰一个地主家庭，中学毕业后当过小公务员，后辞职专事写作。1836年6月出国，最后定居罗马。著有长篇小说《死魂灵》、讽刺喜剧《钦差大臣》及多种中短篇小说集，果戈理是鲁迅留日时最爱读的几个作家之一，在《摩罗诗力说》中作过介绍。从创作第一个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与果戈理小说同名）到逝世前翻译《死魂灵》，都可以看出果戈理作为一个专制国家中的伟大的讽刺家在鲁迅心目中的地位。
在一个畸形、病态的社会里，倘要求思想一定要变得明朗、豁达、平和、公正、全面，也即所谓正常或健康，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思想是压迫的产物，因此必定是反常态的，常有难以平复的棱角和皱襞。
可以说，思想原来是属于守夜者的。守夜者的思维是黑夜思维，即使内心有着理想的光，思维的聚合点仍是黑暗。黑夜思维是深沉的，
列夫·托尔斯泰（Лев Миколаевич Толстой，1828～1910），俄国作家，出身贵族，后来转而坚持宗法制农民立场。著有《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他的作品一方面暴露沙皇专制制度及新兴资本主义的罪恶，一方面宣传“勿以恶抗恶”，美化“自由平等的”小农社会，以人道主义者著称。鲁迅虽然不认同托尔斯泰的“勿抗恶”的主张，但高度评价并多次辩护他的人道主义思想。孙伏园曾以“托尼学说，魏晋文章”八字赠鲁迅，其中托即托尔斯泰，尼是尼采。
朋友告诉我，说有一位海上批评家说我是鲁迅的“凡是派”，问我意下为何？我回答说荣幸之至，只是愧不敢当。在中国，鲁迅是惟一使我确信的一位真正能为中国的进步和底层大众的命运着想的知识分子。不同于权势者，他没有指挥刀可供驱遣，所以教人向往者，全凭人格和思想的魅力。然而，以他的博大、崇高、深邃，实在难以追蹑，用一句古话来说，就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所谓“止”，换言之，也就是虽欲“凡是”而不能。
举最简单的例子。鲁迅要英俊出于中国，甘愿做“人梯”，让别人踏着他的肩背攀登向上。他后来加入左联，就是乐于为激进的青年所利用，但从当时的私人通信看，他早已看清这班人“皆茄花色”，却仍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份做牺牲的用心，坦白说我是没有的，相信那位自以为超拔的批评家也未必便有。
我读鲁迅始于中学时代，记得刚进学校，便买了一册《鲁迅小说集》。然而，在明净的玻璃窗下，最多只能在字面上浮游一些时，至于深隐的意义，那是无由体察的。到了文革，阅读才算是比较的有系统，虽然买不到全集，但所有的单行本都给我弄齐了。与其说这是书林中的一次邂逅，无宁说是带有一定意向性的选择。不过，只有这时候，我才意外地发现，鲁迅的著作原来是一服强力止痛剂。
“文革”初期，我被打成“小邓拓”、“牛鬼蛇神”，被揪斗了两天两夜，后来被红卫兵运动冲掉了。几年后，父亲先后两次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有一年多的时间被关押在一个叫“三结合”的监房里。大姐为了同隔别多年的丈夫团聚，于是成为“偷渡犯”，入狱不下数次。那时，“群众专政”是不管吃饭的，我便充当了一个送粮食的角色，奔走于“大队”与“公社”之间。最荒诞的有一次，因为送粮食的时间晚了，把我也给关了起来，直到一周过后才被释放出来。每当政治运动届临，宣传队工作队进驻村子，不问而知，我家必定最先成为审视的对象。惊恐、焦虑、屈辱和苦痛笼罩了每一个日子。在这个世界上，有谁能给我慰藉？谁能给我以生存的勇气，教我走人生的长途？我庆幸自己能够阅读，因为在焚余的有限的书籍中，我得以重新认识那个叫鲁迅的人。
是人，不是神。人们谈“文革”是“现代造神运动”，其实所造的乃是别的神祗，并非鲁迅。鲁迅永远是无权者的灵魂的保护人——这是我，从自身多年的生活和阅读经验中所感知的，而不是从圣谕或权威著作中获得的结论。鲁迅从困顿中来，深知底层的不幸；他经历过各式革命：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国民革命、共产革命（除了出版物，主要通过左联及留苏朋友的关系），对革命和革命者有深刻的观察；他一直经受黑暗的压迫，从国家这头怪兽到出没无常的鬼蜮，都曾一一见识过，交战过。他站在壕堑里，但有时也走出来，露出笔直的颈项、骨头和血肉，抵抗背腹两面的夹击。然而，即使在搏战最激烈的时候，他仍然不忘以宽大的布衣护卫弱小的一群。他说过，他本人更偏于“姑息”的一面。然而，社会不容他姑息，他惟一可选择的只有抗争。
“文革”进入后期，气候不但不见晴朗，反而愈加恶劣。在乡村寂静的夜晚，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我一共写下十余篇论文：《鲁迅论秦始皇》、《鲁迅与瞿秋白》、《鲁迅论〈水浒〉》、《鲁迅论写真实》……这些文字，都是为当时的时代语境所激发的，而且都同鲁迅有关。除了论《水浒》一篇在多年以后拿出发表外，其余没有发表，写作时根本就没有想到要发表，相反极其害怕被发现。稿纸写满后，便小心地一页一页投放到木匠朋友为我的桌子特制的活动夹层里。我不是一个勇敢的人。鲁迅当年说他是戴枷锁跳舞，我却是在枷锁中静静地呆着，想象当众跳舞的幸福。记得巴金曾经说他在“文革”中翻译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每译到那些诅咒沙皇暴政的话，就有一种复仇般的快意。我很能体会这种心情。
上世纪80年代初，正值反“自由化”的时候，我被借调到目下所在的单位做编辑工作。两年后，“清除精神污染”不期而至。我再次成为批判的对象，好在罪名不大，“提倡‘现代派’”而已。而今，后现代主义大行其道；想想20年前的那场吵闹，真是如同儿戏，谁能说我们的历史没有进步呢？可纪念的是，因为有了这场批判，也就有了《人间鲁迅》的写作。凭经验，无论日子如何艰窘，只要有鲁迅出现其中，我就近乎神迹般地有了坚持的确信。传记完成后，除了《鲁迅全集》和有数的几本论著，我把所有关于鲁迅研究的资料都赠给博物馆的一位朋友了，心里想，从此写点别样的东西罢。然而，事实上，我还是断断续续地写了不少有关鲁迅的文字，除了专论，其他评论文字也都时时提到他，夹带着他的话语。这时我发现，我已经无法绕开他了。
承蒙出版社的盛意，让我编辑了这样一个集子。比起别的中国人来，我的道路不能算坎坷，自然也不算太平坦，但是有一个较为特殊的情况是，鲁迅介入了我的生活。对我个人来说，多出一个鲁迅或是少了一个鲁迅是大不一样的。作为一种阅读经验，的确是纯个人的，无法复制，也无法转让。我无须劝诱他人阅读鲁迅，但是，当鲁迅遭到恶意的歪曲或者诬陷时，却做不到如鲁迅说的“最高的蔑视”，不能保持沉默而不予以反击，自觉这是对于师长者应有的道德。集子中有几篇论辩式的文字，即缘出于此。至于其他散论，谈不上什么高见，仅余私下的一点感念之情而已。
/* 2 */
《一个人的爱与死》 守夜者札记
守夜者札记（1）
周围的人都睡了。……他们都在寂静中集合在一起，一个露天的营地，无数的人，一支军队，一个民族，在寒冷的天空下，在坚实的大地上……而你，你整夜不睡，你是一个守夜人，在你挥动的火把下，你瞥见脚下燃烧的火更近了……你为什么通宵不眠？必须有一个守夜人，大家都这么说！必须要有一个。
——［奥］ 弗朗茨·卡夫卡
１夜
夜是黑的。
中国的夜更黑。
他一生所叙说的，都是中国的夜。
狂人所目睹的吃人的惨剧是在夜里展开的；单四嫂子的希望是在夜里破灭的；神往于革命的阿Ｑ，是在夜里迷迷糊糊地被提到县城里去的。陈士成、祥林嫂、魏连殳、子君，还有范爱农，还有柔石，或死于阒寂之夜，或死于喧阗之夜，或死于余生者的无尽的怀悼之夜，总之是在夜里。整个吉光屯为夜——昏睡的白天——所笼罩，不然，何以要点长明灯呢？关在木围栅里的疯子竟然要熄掉它，声言放火烧毁千百年祥和的黑暗；不但这黑暗，而且连同那崇拜祖先和神祗的黯淡然而惟一的光。但是，所有一切罪恶、不平、挣扎和反抗，全都为夜所罗织所抹杀了……
临终前，他写下杂记《写于深夜里》。他还曾有过一种设想，即取“夜记”的形式写一组杂感，在生命的最后时光……
“惯于长夜过春时”。
夜是永久性记忆，所以是永恒性话语。
要穿透博大深沉的夜，除非具有同等博大深沉的思想。
思想源于记忆。
在某种意义上说，他的写作，都是为了对抗遗忘。他常常慨叹于中国人的健忘。权势者的愚民手段之一，就是不避重复地粉饰现状，篡改历史。正如他所写的细腰蜂，向捕食的小青虫灌输毒液，目的在于麻痹神经中枢，使之失去记忆。
与其说，他是一个伟大的思想者，毋宁说是一个伟大的记忆者。
他是“爱夜的人”。
他写《夜颂》，说是自在夜中，看一切暗。他有听夜的耳朵和看夜的眼睛。
法国作家拉罗歇·福科在《箴言集》中说：“阳光与死亡概莫能凝视之。”然而他能。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
查理·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
win, 1809~1882），英国博物学家，进化论的创始人。著有《物种起源》，以及《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人类起源及性的选择》等，在生物科学的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革命意义。他的进化论经严复译的《天演论》引进中国以后，在知识界影响深远，构成为鲁迅的科学、民主和进步思想的重要来源之一。
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发生在某个夏夜里的这样两个先觉者的对话，其实可以看作新旧时代之交的关于个人与群体，理想与存在，责任与承当的对话；它构成为启蒙思想者的全部诱惑，怀疑和痛苦。
启蒙思想者生活在夜的深处，是黑暗的一部分，却自外于黑暗。他们是守夜者。
守夜者往往把意识到的责任加以放大，使肩头感觉沉重；因而又往往把自身的力量加以夸大，藉以平衡重负，使内心获得慰安。对于他们，启明星是常见的幻象；而其实，它距明天最远。
他尝拟预言，都是关于夜的，却从来未曾摹画过明天如何的灿烂光明。小说题名《明天》，通篇几与明天无涉，是很有意味的。
他是猫头鹰，专作恶声的夜鸟。青年时，信仰进化论，后来便在事实中发现它作为发展观的缺陷与危机了。历史能停滞，且能退化。他把绝望和反抗当作自己的宗教哲学，所凝视的，惟是包围自己的无边的黑暗与死亡。
既不相信上帝，也不相信先知，他不会预约了未来的黄金世界给人类。他拒绝天国。
果戈理（Никола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Гоголь， 1809～1852），俄国作家，出生于乌克兰一个地主家庭，中学毕业后当过小公务员，后辞职专事写作。1836年6月出国，最后定居罗马。著有长篇小说《死魂灵》、讽刺喜剧《钦差大臣》及多种中短篇小说集，果戈理是鲁迅留日时最爱读的几个作家之一，在《摩罗诗力说》中作过介绍。从创作第一个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与果戈理小说同名）到逝世前翻译《死魂灵》，都可以看出果戈理作为一个专制国家中的伟大的讽刺家在鲁迅心目中的地位。
在一个畸形、病态的社会里，倘要求思想一定要变得明朗、豁达、平和、公正、全面，也即所谓正常或健康，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思想是压迫的产物，因此必定是反常态的，常有难以平复的棱角和皱襞。
可以说，思想原来是属于守夜者的。守夜者的思维是黑夜思维，即使内心有着理想的光，思维的聚合点仍是黑暗。黑夜思维是深沉的，
列夫·托尔斯泰（Лев Миколаевич Толстой，1828～1910），俄国作家，出身贵族，后来转而坚持宗法制农民立场。著有《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他的作品一方面暴露沙皇专制制度及新兴资本主义的罪恶，一方面宣传“勿以恶抗恶”，美化“自由平等的”小农社会，以人道主义者著称。鲁迅虽然不认同托尔斯泰的“勿抗恶”的主张，但高度评价并多次辩护他的人道主义思想。孙伏园曾以“托尼学说，魏晋文章”八字赠鲁迅，其中托即托尔斯泰，尼是尼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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