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我就是个很顽皮的学生。
　　高中，我编校刊，但学校给的钱太少，印出来的书活像垫锅子的几张纸。于是我跑到校外到处宣扬，说我们校长特别支持校刊，我们就要扩张版面了。接着又回学校对校长说外面某教育局长、某团主任说我们真走运，遇上这么支持文艺刊物的校长。
　　我"戴帽子"的战略很成功，没多久，大笔钱拨下来，校刊增厚了一倍。
　　大学三年级，我恋爱闹得昏天黑地，但是女朋友的父母不同意，惟恐我这艺术系的穷小子，拖累了"公主"的脚步，还警告她，如果乱谈恋爱就早早办休学出国。
　　我看情况不妙，有一天进教室，问谁带了图章，跟我去法院当"见证人"。于是上午登记，下午就办了公证结婚。我知道恋爱是两个人的事，只要她愿意跟我，天上"下刀子"也挡不住。
　　而今岳父母跟我们住在一起，已经十六年，他们都帮助我、照顾我、欣赏我......
　　大学毕业那年，有团体请我去主持"全民自强晚会"。我说主持可以，但要自己写脚本。于是每天跟着一群长官（当时由各中学校长组成），四处看场地、选节目。
　　我的脚本写出来，那些长官们东改西改，发表一堆意见，又说在中华体育馆因为有回音，所以要一个字一个字地说话，大家才听得清。
　　他们讲的，我全同意，但是到了演出那天，我一字未改，照样用我的方式主持。因为我知道有千万观众在看电视转播，电视观众的感觉更重要。据说节目很成功，而且使我一夕成名。
　
　　果然，没过多久，我就接到那个电视公司制作人的电话，说公司对他的主持人不满意，希望换我试试。我立刻兴奋地赶去，制作人却说那节目太老了，不如换个新花样，于是请我帮忙设计，并撰写脚本。
　　我忙了几天几夜，脚本写成，送过去，但是石沉大海。又过一阵，发现那制作人带着老主持人，居然跳槽到另一家电视公司，开了新节目，用的第一集脚本正是我写的。但我没怨，只是回去对电视公司节目部的主管说："再设计一个节目，跟那跳槽的制作人打对台吧！我保证赢他。"我知道"怨"没有用，最重要的是抓住机会、东山再起。
　　不久之后，节目出来了，就是当年广告满档的益智节目《分秒必争》。
　　隔年，我进电视公司当记者，公司要我开个《时事论坛》，那是台湾第一个新闻评论性节目。记得第一集，我找了一群学者讨论当年的大专联考，但是才录完，就接到通知，说"教育部"官员要审查，审完之后又通知我"不准播，因为批评太多，影响考生情绪"。
　　节目开播的预告早发出去了，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只好赶录别的东西，免得"开天窗"，同时把批评联考的录像带调出来，重新修剪。但我没真剪，只是锁在柜子里两个礼拜，又照原样送出去。而且播完之后打电话给各长官，问他们："这样是不是好多了？"每个长官居然都说："是啊！是啊！就是要这样，好极了！"
　　我知道这些大人先生只是挑骨头、摆架子，他们根本没再看。
　　一年后，《时事论坛》得到金钟奖。
　　十年过去，我到美国教书，并且利用寒暑假回台北，跟着国画大师黄君璧作研究，为他写成《白云堂画论画法》，起初我向一个学术文化基金会申请研究补助，被打了回票。
　　但我知道他们只是不信任我，所以当我把书做好，装订出样本之后，又送去试试，他们果然改变态度，欣然挂名赞助出版，并且大方地拨了几十万元。
　　又是十年过去，两岸开放了，我的书被介绍到祖国大陆，第一家签约的出版社，三年只印了一次。于是我换一家，并说前三个印次我一文钱版税也不拿，全交给他们做公关；才一年下来，居然就印了三次，而且愈印愈多，印了几十次。
　　有一阵子我被安排到各地签名售书，常看见出版社和发行商为利益争吵，还有人来向我告状，但我都装聋。
　　我更知道自己拿的版税与实际印数差异很大，我还是装糊涂。
　　我心里清楚，机关算尽、便宜占尽的人不见得会成功。你不把利益与人分享，别人凭什么捧你？
　　又是十年过去。
　　据说，我是在祖国大陆最早告盗版经销商成功的作家。我也发现，由于时代进步，今天的出版社已经远比以前上轨道。我甚至用在祖国大陆赚的版税捐建了许多希望小学，而且把打盗版获赔的每一分钱捐作两岸公益。
　　回顾过去五十多年，我生于忧患，九岁丧父、十三岁惨遭祝融、十六岁吐血休学，住在废墟与违章建筑区，使我知道"大丈夫能屈能伸"，使我知道要常常"以退为进"、"以柔克刚"，但我只是迂回地前进，我始终知道心中的目标，而且坚持到底。
　　这本书里呈现的就是此种人生态度，怎样"眼明心清"地看待世界、虚与委蛇地应付权贵，又怎么看风使帆，航向心中理想的目标。
　　因为：人生的兴衰荣辱、用舍行藏，都是点滴在心的滋味。
　　处世的尔虞我诈、欲擒故纵，都是妙不可言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