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简介

　　《孟子》是记载孟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
　　孟子（约前372-前289），名轲，字子舆，战国中期皱国（今山东皱县东南人），离孔子的故乡曲阜不远。是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
　　孟子的出生距孔子之死（前479）大约百年左右。关于他的身世，流传下来的已很少，《韩诗外传》载有他母亲“断织”等故事，《列女传》载有他母亲“三迁”和“去齐”等故事，可见他得力于母亲的教育不少。据《列女传》和赵岐《孟子题辞》说，孟子曾受教于孔子的孙子子思。但从年代推算，似乎不可信。《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他“受业子思之门人”，这倒是有可能的。无论是受业于子思也罢，孟子的学说都受到了子思的影响。所以，荀子把子思和孟子列为一派，这就是后世所称儒家中的思孟学派。


　　和孔子一样，孟子也曾带领学生游历魏、齐、宋、鲁、滕、薛等国，并一度担任过齐宣王的客卿。由于他的政治主张也与孔子的一样不被重用，所以便回到家乡聚徒讲学，与学生万章等人著书立说，“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今天我们所见的《孟子》七篇，每篇分为上下，约三万五千字，一共二百六十章。但《汉书.艺文志》著录“孟子十一篇”，比现存的《孟子》多出四篇。赵岐在为《孟子》作注时，对十一篇进行了鉴别，认为七篇为真，七篇以外的四篇为伪篇。东汉以后，这几篇便相继亡佚了。


　　赵岐在《孟子题辞》中把《孟子》与《论语》相比,认为《孟子》是“拟圣而作”。所以，尽管《汉书.文艺志》仅仅把《孟子》放在诸子略中，视为子书，但实际上在汉代人的心目中已经把它看作辅助“经书”的“传”书了。汉文帝把《论语》、《孝经》、《孟子》、《尔雅》各置博士，便叫“传记博士”。到五代后蜀时，后蜀主孟昶命令人楷书十一经刻石，其中包括了《孟子》，这可能是《孟子》列入“经书”的开始。后来宋太宗又翻刻了这十一经。到南宋孝宗时，朱熹编《四书》列入了《孟子》，正式把《孟子》提到了非常高的地位。元、明以后又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更是读书人的必读书了。


　　历代为《孟子》作注释比较重要的有东汉赵岐的《孟子》注和宋代朱熹的《孟子集注》。清代的焦循总结了前人的研究成果撰成《孟子正义》一书，是集大成的著作。
　　孟子生活的战国中期较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更为变乱，社会更加动荡不安。同时，思想也更加活跃正当“百家争鸣”的时代。所以，孟子一方面继承了孔子的政治思想和教育思想等，另一方面又有所发展，形成了自己的政治和学术思想。同时，在与墨家、道家、法家等学派的激烈交锋中，孟子维护了儒家学派的理论，也确立了自己在儒学中的重要地位，成为仅次于孔子的正宗大儒。随着儒家地位的不断提高，孔子被尊为“圣人”，孟子也被称为“亚圣”。


　　与论语一样，《孟子》也是以记言为主的语录体散文，但它比《论语》又有明显的发展。《论语》的文字简约、含蓄，《孟子》却有许多长篇大论，气势磅礴，议论尖锐、机智而雄辩。如果说《论语》给人的感觉是仁者的谆谆告诫，那麽《孟子》给人的感觉就是侃侃而谈，对后世的散文写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以义治国，何必言利

　　【原文】
　　孟子见梁惠王①。王曰：“叟②！不员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③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土庶人④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⑤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⑥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⑦。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⑧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⑨。未有仁而遗⑩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注释】
　　①梁惠王：就是魏惠王（前400-前319），惠是他的谥号。公元前370年继他父亲魏武侯即位，即位后九年由旧都安邑（今山西夏县北）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西北），所以又叫梁惠王。②叟：老人。③亦：这里是“只”的意思。④土庶人：土和庶人。庶人即老百姓。⑤交征：互相争夺。征，取。⑥弑：下杀上，卑杀尊，臣杀君叫弑。⑦万乘、千乘、百乘：古代用四匹马拉的一辆兵车叫一乘，诸侯国的大小以兵车的多少来衡量。据刘向《战国策。序》说，战国末期的万乘之国有韩、赵、魏（梁）、燕、齐、楚、秦七国，千乘之国有宋、卫、中山以及东周、西周。至于千乘、百乘之家的“家”，则是指拥有封邑的公卿大夫，公卿封邑大，有兵车千乘；大夫封邑小，有兵车百乘。⑧苟：如果。⑨餍（yan）：满足。遗：遗弃，抛弃。


　　【译文】
　　孟子拜见梁惠王。梁惠王说：“老先生，你不远千里而来，一定是有什麽对我的国家有利的高见吧？”
　　孟子回答说：“大王！何必说利呢？只要说仁义就行了。大王说‘怎样使我的国家有利？’大夫说，‘怎样使我的家庭有利？’一般人士和老百姓说，‘怎样使我自己有利？’结果是上上下下互相争夺利益，国家就危险了啊！在一个拥有一万辆兵车的国家里，杀害它国君的人，一定是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大夫；在一个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里，杀害它国君的人，一定是拥有一百辆兵车的大夫。这些大夫在一万辆兵车的国家中就拥有一千辆，在一千辆兵车的国家中就拥有一百辆，他们的拥有不算不多。可是，如果把义放在后而把利摆在前，他们不夺得国君的地位是永远不会满足的。反过来说，从来没有讲“仁”的人却抛弃父母的，从来也没有讲义的人却不顾君王的。所以，大王只说仁义就行了，何必说利呢？”


　　【读解】
　　是啊，何必一开口就说利呢？
　　孔子不是早就说过吗？——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
　　为人处世是这样，治理国家也是这样。
　　荀子认为，盛世重义，乱世重利。（《荀子.大略篇》）
　　司马迁说自己读孟子见梁惠王，常常感叹不已：利实在是天下大乱的原因啊！（《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所以，君子不言利。这的确是儒学传统。
　　不过，朱熹《孟子集注》说的好：“君子不言利并不是完全不想利，只不过不唯利是图而已。孟子之所以说的那麽坚决，是因为当时的人惟利是图不知世上有“仁义”二字，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圣贤之心也。”


　　对于我们今天来说，利义齐飞，君子已不羞与言利，或者说，君子也要言利。但是不是也有必要多言“仁义”而“救其弊”呢？当然，的确也不可能只说仁义而不说利，这已不合乎我们今天的现实。应该是既说利也说义，或者，还是用圣人孔子的那句话来调节，叫做——


　　“见得思义。”（《论语.季氏》、《论语.子张》）


与民同乐

　　【原文】
　　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
　　孟子对曰：“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诗云》⑴：‘经始灵台⑵，经之营之。庶民攻⑶之，不日⑷成之。经史勿亟⑸，庶民子来⑹。王在灵囿⑺，幽鹿攸伏⑻。幽鹿濯濯⑼，白鸟鹤鹤⑽。王在灵沼⑾，於轫⑿鱼跃。’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汤誓》⒀曰：‘时日害丧⒁？予及女⒂偕亡！’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


　　【注释】
　　⑴《诗》云：下面所引的是《诗经.大雅.灵台》，全诗共四章，文中引的是前两章。⑵经始：开始规划营造；灵台，台名，故址在今陕西西安西北。⑶攻：建造。⑷不日：不几天。⑸亟：急⑹庶民子来：老百姓像儿子似的来修建灵台。⑺囿：古代帝王畜养禽兽的园林。⑻幽鹿：母鹿；攸：同“所”。⑼濯（zhuo）濯：肥胖而光滑的样子。⑽鹤鹤：羽毛洁白的样子。⑾灵沼：池名。⑿於（wu）:赞叹词；轫（ren）,满。⒀《汤誓》：《尚书》中的一篇，记载商汤王讨伐夏桀是的誓师词。⒁时日害丧：这太阳什么时候毁灭呢？时，这；日，太阳；害，何，何时；丧，毁灭。⒂予及女：我和你。女同“汝”，你。


　　【译文】
　　孟子拜见梁惠王。梁惠王站在池塘边上，一面顾盼着鸿雁麋鹿，等飞禽走兽，一面说：“贤人也以次为乐吗？”
　　孟子回答说：“正因为是贤人才能够以次为乐，不贤的人就算有这些东西，也不能够快乐的。《诗经》说：‘开始规划造灵台，仔细营造巧安排。天下百姓都来干，几天建成速度快。建台本来不着急，百姓起劲自动来，国王游览灵园中，母鹿伏在深草丛。母鹿肥大毛色润，白鸟洁净羽毛丰。国王游览到灵沼，满池鱼儿欢跳跃。’周文王虽然用了老百姓的劳力来修建高台深池,可是老百姓非常高兴,把那个台叫做‘灵台’，把那个池叫做‘灵沼’，以那里面有麋鹿鱼鳖等珍禽异兽为快乐。古代的君王与民同乐，所以能真正快乐。相反，《汤誓》说：‘你这太阳啊，什麽时候毁灭呢？我宁肯与你一起毁灭！’老百姓恨不得与你同归于尽，即使你有高太深池、珍禽异兽，难道能独自享受快乐吗？”


　　【读解】
　　这一段记载很有点戏剧性。
　　梁惠王正在花园中休闲散心，那个劝他不要谈利的‘叟’——孟老头又去拜见他了。他一边左顾右盼地观赏园林池台中的珍禽异兽，一边漫不经心的问：“你们这些不言利的贤人先生们觉得这园林风光，这珍禽异兽怎麽样啊？你们也会以次为乐吗？”语辞间满含奚落的味道。想不到孟老先生聪明人装糊涂，就像没有觉察出什麽来似的，反而将话就话，接过他的话头来就亮出了自己的主题：“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然后沿着这一正一反两条线索展开，以周文王和夏桀的典型例证作为论据，提出了当政者应“与民同乐”的思想主张。从而又一次教育了梁惠王。


　　孟子的基本思想是：仁慈的政治领导人与民同乐，所以能享受到真正的快乐。残暴专制独裁者穷奢极欲，不顾老百姓的死活，其结果是自己也得不到真正的快乐。从历史的情况看，夏桀王固然没有好下场，后世的殷纣王造酒池肉林，秦始皇建阿房宫，隋炀帝修迷楼，宋徽宗筑艮岳，慈禧太后建颐和园等，大兴土木，原本都是为了享受快乐，但由于贪婪残暴，不顾人民死活，结果是民怨鼎沸，几乎没有一个有好结局，也没有一个享受到了真正的舒心的快乐。这些都证实了孟子“与民同乐”思想的正确性。


　　其实与民同乐的思想对各级领导人来说都很重要,比如说,作为一个单位的领导人，是一心想中饱私囊，捞它一把，还是想致力于改善广大职工的福利，走大家共同富裕的道路，这的确是一块试金石。而实际情况是，往往那些只顾自己，不惜挺而走险的人，虽然也可能在短时间内满足自己的欲望，真的捞上了一把。但是，欲壑难填，其最终结果多半是以身试法，并不能获得真正的快乐。


　　甚至包括我们每个个人，只需要把与民同乐的“民”字稍加替换，改成“与人同乐”，对于我们立身处世都是具有非常积极意义的。我们的确看到，有的人通过千辛万苦的拼搏和奋斗，钱倒是挣了不少，可是晚景凄凉，并没有亲人乃至知心的人来与自己分享，结果是了无生趣，并不觉得人生有什麽快乐可言。相反，是穷家小户，“人亲喝口水也甜”，一家人和和美美，其乐也溶容。


　　说到底，乐的问题本来就不是一个物质的问题，而是一个精神的问题。虽然物质条件和环境的好坏可以影响精神和心理，但它毕竟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而不是物。如孔子：“饭疏食，饮水，曲肱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论语.述而》）又如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不都是精神超越物质的典型吗？所以，如果精神方面出了问题，像孟子举出夏桀的例子那样，老百姓恨不得与你同归于尽，的确也是：“虽有台池鸟兽，其能独乐哉？”


　　谁有快乐不愿意与人分享呢？反过来说，只有人与你分享时，你才会真正感到快乐。这恐怕是我们都会有的体验罢。
　　回到孟子的思想上来，与民同乐实际上是他仁政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这一点，在以后的篇章中还会有所体会。


父母官的职责

　　【原文】
　　梁惠王曰：“寡人愿安①承教。”
　　孟子对曰：“杀人以挺②与刃，有以异乎：？”
　　曰：“无以异也。”
　　“以刃与政，有以异乎？”
　　曰：“无以异也。”
　　曰：“庖③有肥肉，厩④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⑤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⑥在其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⑦，其无后乎！’为其象⑧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


　　【注释】
　　①安：乐意。②梃（ting）：木棒。③庖（pao）：厨房。④厩（jiu）：马栏。⑤且人恶（wu）之：按现在的词序，应是“人且恶之”。且，尚且。⑥恶（wu）：疑问副词，何，怎么。⑦俑（yong）：古代陪葬用的土偶、木偶。在用土偶、木偶陪葬之前，经历了一个用草人陪葬的阶段。草人只是略略像人形，而土偶、木偶却做得非常像活人。所以孔子深恶痛绝最初采用土偶、木偶陪葬的人。“始作俑者”就是指这最初采用土偶、木偶陪葬的人。后来这句话成为成语，指首开恶例的人。⑧象：同“像”。


　　【译文】
　　梁惠王说：“我很乐意听您的指教。”
　　孟子回答说：“用木棒打死人和用刀子杀死人有什么不同吗？”
　　梁惠王说：“没有什么不同。”
　　孟子又问：“用刀子杀死人和用政治害死人有什么不同吗？”
　　梁惠王回答：“没有什么不同。”
　　孟子于是说：“厨房里有肥嫩的肉，马房里有健壮的马，可是老百姓面带饥色，野外躺者饿死的人。这等于是在上位的人率领着野兽吃人啊！野兽自相残杀，人尚且厌恶它；作为老百姓的父母官，施行政治，却不免于率领野兽来吃人，那又怎么能够做老百姓的父母官呢？孔子说：‘最初采用土偶木偶陪葬的人，该是会断子绝孙吧！’这不过是因为土偶木偶太像活人而用来陪葬罢了。又怎么可以使老百姓活活地饿死呢？”


　　【读解】
　　现在已经不是孟子找梁惠王游说了，而是反过来，梁惠王主动向孟子请教。
　　孟子也就当仁不让，再一次对梁惠王来了一次关于父母官为人民的教育。
　　在孟子看来，执政者作为老百姓的父母官，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其基本的职责。相反，如果自己过着丰食足食的生活，而人民群众却在挨饿受冻，那简直就像是率领野兽吃人一样，是极大的犯罪。
　　孟子的言论并不深奥，道理也是大家都懂得的，不外乎是一种民本主义的思想。问题还是出在实施上。
　　梁惠王固然是实施得不好，不然怎么会出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而“民有饥色，野有饿莩”的现象呢？但是，无论是与梁惠王同时代的其它国家统治者，还是后世若干年的当权执政者，又有多少“父母官”实施得很好呢？


　　这的确是千古政治的一大课题，或者说一大难题啊！
　　今天我们树立人民公仆的意识，反腐倡廉，为民办实事等等，不是依然在考虑如何为人民谋利益，真正为人民服务吗？
　　所以，孟子的言论并不过时，直到今天，仍然对我们各级领导人起到警戒作用。
　　是啊，“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不也是孟子思想的翻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