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秧歌》侧重讲的还是女人的故事，叙事也是用女性视角来叙述的，这是张爱玲的强项。小说一开始，两个女人就要“归来/离去”，在上海城里帮佣三年的月香在“鼓励劳工回乡生产”的号召下告别城市，回到山乡，暂时的被“乡下跟从前不同了，穷人翻身了。现在的政府是老百姓自己的政府”豪言壮语激动着，憧憬回到山乡过上幸福的家庭生活，她的丈夫是“新社会”的劳模老实人谭金根，一个只看到地契上写有自己名字而忽略其它主张，忍气吞声的青年农民。在嫂子归来的时候，金根的妹妹金花要出嫁到邻村的周村去了。 香在回来的当夜就发现回乡完全是错误的决定，是被宣传鼓动的盲目回乡：“现在我才晓得，上了当了！”，因为她看见山村到处蔓延着无边无际的“饥饿”，尽管长辈谭老大、谭大娘还小心翼翼的竭力掩饰，并说一些口号和标语式的话，但月香已经看破玄机了，她开始后悔。现在连金根最疼爱的女儿阿招都在嚷着肚子饿，因为，但凡有一口吃食，金根会毫不犹豫的给阿招，这个时间出嫁相依为命的妹妹金花，也是因为贫困与饥饿逼迫的。 很快，月香就被借债的乡亲们包围住了，连她亲娘和亲戚谭老大也来借钱，显然，月香微薄的钱很难让所有人满意，尽管他们开借的仅仅是城里一副油条早点的数字。现在，比饥饿更难堪的，就是让村干部王霖偶然看见中午吃稠粥，这是一种极大的罪恶和恐惧，因为在目睹过“土改”的金根看来，所有人都在饥饿死亡线上挣扎，“稠粥”意味着“三反之一”（地、富、右）的“富农”行径。王霖是某种党机器教化的化身，他是失意的青年老干部，在各种权利运动倾轧中求得缝隙生存，他是一个没有多少感情的冷漠的人。像他这样的人在乡间不在少数，第四章里描述的收麻的合作社干部恶魔行径就是冷漠的注脚。 尽管，饥饿与恐惧攫住了所有人的内心，但大家见面还都笑哈哈的，并时不时讲一些时髦的标语口号，这以积极分子谭大娘最为拿手。但她指使媳妇金有嫂第一个来借钱时，就已道出实情：“收成虽然好，交了公粮就去了一大半。现在那些苛捐杂税倒是没有了，只剩一样公粮，可是重的吓死人。蚕丝也是政府收买，茶叶也得卖给政府，出的价特别低。”。 饥饿笼罩着山乡，但似乎大家有化解的“精神胜利法”，甚至“风里飘来咚咚的锣鼓声……·这两天村子上天天押着秧歌队在那里演习。”。小说的主轴意象“秧歌”，这时是以这样的情境出现的，张的“荒凉”和“倩笑”意味也明朗清晰起来。 饥饿的现实如此逼仄，已经使月香只有无奈的顺从，因为她已经没有退路了。但这时还有人到哀鸿遍野的饥饿里来寻觅所谓的“乡村神话”，以便到更大的空间去宣示、布道这里的优越性，一个城里文联的电影编导顾冈，来此收集资料体验生活，小说又多了一些穿插，也多了另一重视角来观察饥饿世界里的“人造神话”。他被安排住在积极分子谭大娘家，顾冈也看穿了房东大娘是王霖“最得意的展览品”。王霖虽愤愤不平鄙视接待这些“‘解放后’才加入他们阵营的投机分子”，但觉得可以借他们“体验”出的“神话”来换取政绩，以使自己离开这穷乡僻壤。而顾冈也觉得王霖如此资深的资历却在山乡当一个村干，肯定是一个被“清”掉的危险分子，接近他对自己不利，也疏远他。张爱玲让两个各自来自基层的小人物都从政治角度来考量、鄙视、猜疑对方，将时代特征烙在他们冷漠而麻木、萎琐的内心上。 顾冈面对“这里的人一日三餐都是一锅稀薄的米汤，里面浮着切成一寸来长的一段段的草。”的饥饿世界，“报纸上从来没有提过一个字，说这一带地方——或是国内的任何地方——发生了饥馑。他有一种奇异的虚空之感，就像是他跳出了时间与空间，生活在一个不存在的地方。”。他知道城里派他下来是要编造一个“乡村神话”，而不是来写写饥饿真相场面的，这一点，顾很清楚。所以，顾想臆造一个不存在的水坝故事。张爱玲刻意要让顾在饥饿现实面前，还编造假故事、假剧本，显然是要借此讽刺当时文学读物的“神话性”来源。 年关到了，饥饿已经到了悬崖边沿了，山村笼罩着一股死亡的气息，却还要承担军属的年礼：“每家摊派半只猪，四十斤年糕，上面挂着红绿彩稠，由秧歌队带领，吹吹打打送上门去。”。或折成现金，限一个日子交齐。王霖带领人上门索取，金根怒不可遏，拒绝捐献，面对王霖强硬的姿态和不顾死活的盘剥，悲愤的说：“等不到秋天，我们都不知道死到哪里去了！”，月香为了息事宁人，就将自己仅有的一点钱拿给狂暴的王霖，请他去置办爆仗竹，半只猪，但王还要他们置办四十斤年糕，金根被月香的妥协激怒了，他隐隐觉得那个贪婪的盘剥黑洞永远不会填满的，为此，他对自己深爱的月香大打出手。 金根还是在满腔愤怒中蒸了自己都没有尝过的年糕以作捐献，并在第二天去村公所缴纳捐献。终于，金根在王霖的言语激衅下，忍无可忍的带头反击了，暴动终于发生了，村民冲击粮仓准备抢粮食，与守卫的民兵发生冲突，乱枪之下，阿招被践踏至死。金根身受重伤，但借助月香之力得以逃脱，由谭村去往周村。月香只有求助于金花，但金花权衡兄妹、夫妻利弊，最后也放弃了收留这个“反革命”兄长，金根也不忍连累月香，自己找一个隐秘的地方悄然死去。月香发现时，金根已杳无踪迹了。最后，她悲愤的回到谭村，用满腔怒火将自己当作火种，烧掉了屯着金根缴纳粮食和蚕丝的粮仓，自己也随之化为灰烬。 最后，张爱玲还不忘揶揄那个满脑子拼凑“时代典型神话”的顾冈，他甚至想：“一个强壮的惊心动魄的景象，作为我那张影片的高潮。只要把这故事搬回去几年，就没有问题了，追叙从前在反动政府的统治下，农民怎样为饥饿所逼迫，暴动起来，抢粮烧仓。”。当然，在那个顾冈白日梦似的影片里，细节、原由、结局都被演绎篡改，月香成了剥削阶级的漂亮地主姨太太，因不满政府纵火而纵火焚烧粮仓。——总之，谎言就是这样出笼的，张爱玲结合自己两年多在上海观察、听闻的事例，看出了蹊跷的正面宣传影片大约就是这样被制造/编造出来的。而王霖认为：农民暴动是“间谍”在作祟。同前者一样，这都是张爱玲深刻的讽刺手法。小说结局是第二天一早，村民扭着秧歌簇拥着年礼照常拜年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