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自 序

从1989年初开始，应当时上海《解放日报》文艺部主任吴芝麟兄之约，我在该报《朝花》副刊上开设了一个名曰“京华胜迹”的专栏，大抵每月一篇，写北京的游记。在那以前，我虽然从未在北京一次逗留超过十天，却非常喜欢这座古老的城市；总是利用出差的机会在北京漫游，寻找烹煮文字的灵感和素材。加上后来我供职的公司，总部设在北京，更给我的创作提供了机会。我在那个专栏上前后发表了大约二十来篇文字。利用公务之余，我在北京蹀躞，搜索宫廷、园林、胡同。无论是人头攒动的名胜古迹，还是无人知晓的犄角旮旯，我都喜欢一次又一次地探访。加上阅读史料，考证辨析，将原先的文章不断修改丰富，渐渐形成了以游记为载体，重新探讨晚清历史与人物的一批历史散文。199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将其结集出版，名曰《被调整的目光》。书评家小宝曾概括说：“北京固然有许多风景绝佳的去处，但姜鸣笔下的‘胜迹’，大多是地以人名，‘胜迹’之‘胜’，在人事而非风物。使作者挥之不去的，是在北京扬名养名，曾经风华绝代的历史亡灵。”

这同我自己的想法是一致的。这些文章，其实并不是单纯的风花雪月的游记，而是倾注着我对于发生在彼时彼地历史旧事和历史人物的追索，反映着我在思索中形成的一些新鲜片段。我当时曾说过，自从转入金融业后，我很难再进行纯学术的研究了，所以用游记的体裁写一些史学杂感，既自由，也适合我这样一个史学票友的身份。我所探索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大多集中在晚清。

19世纪下半叶，是中国由盛转衰的关键年代，也蛰伏着再次崛起的各种准备。处在历史的重大转折期，晚清到民国的发展脉络波澜壮阔，起伏跌宕，宫廷和官场斗争激烈诡异，充满复杂的情节和不为人知的秘密，这里面，有太多太多的题目，需要后人调整目光，重新省视。作为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业余学者，我研究清史，一是广泛搜集和阅读原始史料，通过重新考证，建立自己的观点，尽量不被传统陈说束缚住思维翱翔的翅膀；二是注重历史细节的积累，力图再现昔日的氛围，并把研究的人物和事件放到整体的环境中去推敲。这两点，说起来平淡无奇，但真要做到，却极为困难。

历史研究的迷人之处，也正在于此。每当夜深人静，我坐在书房里与历史对话，从故纸堆里翻检出许多不为人们所知的真相和细节的时候，总有着悄悄的喜悦——比如我考证出康有为自我吹嘘的所谓“公车上书”历史事件并不存在的时候；比如我证明了张爱玲自称老家在河北丰润“比三家村只多四家的荒村七家坨”，其实应该是“齐家陀”的时候；比如我通过四年的追踪寻觅，从北京琉璃厂旧书店的一副挂轴上的题款，纠正了上海博物馆镇馆之宝大克鼎的出土年份的时候。无论成果大小，都使我陶醉，这是驱使我继续投身历史研究的动力。历史研究的进步总是这样，点点滴滴，从具体的细微末节积累起来，然后慢慢地恢复出事情本来的面目。

转瞬十年过去。这次三联书店出版我的历史散文，是以《被调整的目光》为基础，增加了一些篇目和图片，也抽出若干篇。所有保留下的文章，都有多少不等的修订或附记，在此特做说明，以免给读者“新瓶旧酒”的误解。《被调整的目光》出版后，受到诸多好评，我感谢读者的厚爱。我相信，这本新书，也一定不会使你失望。“天公不语对枯棋”，典出沧趣老人陈宝琛的诗作“感春四首”，那是诗人对甲午战争失败后国事危机的浓缩概括，我移作本书书名，因为书中描写的诸多事件，正是发生在那个艰难的年代。

最后，我要向一向关心指导我的沈渭滨老师致谢。向协助本书出版的潘振平先生和本书的责任编辑孙晓林女士致谢。向为我提供各种学术支持的翁飞、马忠文、傅林祥、许敏、宋晓军、许华、李光羽诸先生致谢。向为本书扫描和修改照片的焦宏亮、绘制北京街坊简图的孙吉明先生致谢。我还要借此机会再次感谢当初鼓励我开始写作并一直热情发表我文章的吴芝麟先生，感谢帮助我出版《被调整的目光》的朱金元先生和苏贻鸣先生。

感谢为本书撰写推荐评语的老领导赵启正部长。启正部长十几年前读到我的游记文字后，在上海高安路19号8楼机关的走廊里，曾背诵了一段他小时候听到的北京民谣：“吃面不搁酱，炮打交民巷；吃面不搁卤，炮打西什库”，鼓动我写一篇重评义和团的文字，可惜这篇文章我迄今还未写成。我要特别感谢我的母亲，是她安排我1968年前往北京作第一次旅行。从而使我11岁的心灵里开始记下对首都的最初印象。在那个年代，三年级的小学生很难有旅游机会。这次北京之行，对于我后来研究晚清北京，埋下最初的种子。我要感谢我的妻子，一直是她的理解和支持，使我得以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依然能够不间断地从事写作和研究。

姜鸣

2005年11月

第一部分 难与运相争(1)

％％％难与运相争——奕其人

第一次游览恭王府花园，是在1991年初。

那会儿，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未久，我正在为中农信公司筹建上海证券业务部奔忙，奉召去京，面见老总。天寒地冻时节，本来人就慵懒，干完正事，并不想在户外闲逛。但听朋友告知恭王府花园已经对外开放，马上按捺不住，急急赶去。这是因为我向来将恭亲王奕看作晚清最重要的政治家，而抱有景仰的心情，很愿意到他府邸旧址去怀古、去寻找一种支离破碎、自己也难以说清道明的复杂感觉；同时，这花园也是北京市目前保存得最为完善的一处王府花园，名声极大，自然是值得一游的胜地。

从北海公园静心斋出北门，隔街便是一片冰封的什刹海。什刹海分作前海、后海及后海西北的积水潭（亦称西海）三部分，加上前海之南的北、中、南三海，统称“六海”，是镶嵌在北京城中央的漂亮闪光的宝石。《辞海》上称，“海”字可作“大湖”解，并举“青海”、“里海”为例。我不研究训诂，也不懂地名学，讲不出北京市内的这些湖泊命名的原则。若按面积论，中、南二海为平方公里，北海为平方公里，什刹海为平方公里，都算不上大湖。联想到四川九寨沟风景区内叫做“长海”、“五花海”、“树正群海”的湖泊，揣想若将“海”解作“湖”，字义才更确切。

什刹海据说得名于元代后海附近的十座古刹。或说“什刹海”原来只是一座古庙的名字，后来延伸为湖名。湖水来自城外的高粱河。旧时，海边高柳芦苇间，飘荡着暮鼓晨钟的悠扬回声。每至夏日，荷花盛放，湖水初平，很有点儿情趣。海边又有许多酒肆茶馆，文人士大夫常常在此作文酒之会，确实引人流连忘返。如今，庙宇早已不存，但海边依然有古老的垂柳，成片的小院平房，安静整洁的街道，透着一番渐渐远去的古意。

顺着前海西街北行，过郭沫若故居（原先是恭王府的马厩）拐到柳荫街，恭王府就在眼前了。从地势上看，王府的东部和北部被什刹海环抱，向西望去，隐隐约约地现出西山的轮廓，确是建府建园的风水宝地。晚清的另外两座著名王府——醇王府和庆王府也都在附近。时下，王府旧址为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音乐学院等单位占用，花园单独辟出修复，以供游览。恭王府花园又名“萃锦园”，从前是高宗宠臣和的宅第。乾隆年间，门前冠盖如云，极一时之盛。嘉庆四年和籍没后，花园被仁宗赏赐给了他的四弟永。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永孙奕继承王府时，他的身份是辅国将军。两年后，朝廷便把庆王府改派给恭亲王奕居住。从此，这个府第和花园便在近代史上留下了它的声名。

19世纪下半叶，清王朝帝祚世系中共有三位皇帝——文宗奕（咸丰）、穆宗载淳（同治）、德宗载（光绪）。与此同时，朝野间还有三位潜在的可能君临天下的人物——一位是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一位是湘军统帅、晚清最重要的汉族大臣曾国藩，另一位则较为特殊，他就是皇家玉牒中人，宣宗宁（道光）第六个皇子奕。

洪秀全是清廷的反叛者，自打定都天京后，已在南面称朕，但毕竟没有夺取全国政权。虽说提出了颇为后世历史学家推崇的《天朝田亩制度》及其他富有平均平等禁欲色彩的理论构想，但并未实行之，也不准备实行之；并且在刚刚夺得半壁江山之时，已沉湎于自我陶醉的宗教幻想和骄奢淫逸的物欲享受，言不由衷，一派乡村小财主的气象。加之极为血腥的内部猜忌、倾轧和屠杀，神经也似乎有点儿不正常，终于难成大事。

曾国藩以镇压太平天国起家，建立湘军武装，平定农民起义，挽救清王朝于倒悬危亡之时。他以理学带兵，以引荐提携科场和官场不得意而有经世之才者为己任，因他保举而出将入相、官至总督巡抚尚书侍郎提督者达数十人之多。其中著名者，包括胡林翼、李鸿章、左宗棠、郭嵩焘、沈葆桢、丁日昌、曾国荃、彭玉麟、杨岳斌、刘蓉、李瀚章、李续宜、刘坤一、李宗羲、钱应溥、梅启照、倪文蔚，皆在历史的车道上碾下了自己的辙痕。其他政坛学界著名人士，如薛福成、吴汝纶、李善兰、徐寿、华蘅芳、黎庶昌、王运、俞樾、赵烈文、容闳、陈兰彬等，也都出入过他的幕府。曾国藩手握兵权，门生故旧遍布要津。王运曾劝他称帝，夺爱新觉罗天下而代之，却为他拒绝。时人认为他是大清忠臣，他死后，朝廷谥他“文正”。与他极不相得且自视极高的左宗棠也不得不承认：“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

奕曾与他的四哥奕同是皇位的竞争者。就文才武略而论，他都大大超过乃兄，野史上称其“天资颖异，宣宗极钟爱之，恩宠为皇子冠，几夺嫡者数”。他之所以最后未能继承皇位，据说是才华过于展示；而庸碌无能的奕，则受老师杜受田密计，“藏拙示孝”，博得道光帝的好感，由此可见道光的昏聩。清史学者认为，道光朝是清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拿后来历史发展的结果反观道光立储的得失，确实也可看出此点。假如奕在1851年继承皇位，中国同样面临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汹涌东来的滔滔波澜，太平天国起义也照样爆发，但奕的眼光及处理方式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可由1861年咸丰帝去世后，奕以议政王身份，辅佐两宫太后平定太平天国起义和发动洋务运动为证。

第一部分 难与运相争(2)

奕当政的枢机，是与慈安、慈禧太后联手发动北京政变，捕杀咸丰帝安排的以肃顺为首的八位“顾命大臣”。但他秉政时，“阴行肃顺政策，亲用汉臣”（刘体智《异辞录》语）。同治年以前，清廷对汉族官员一直控制很严，各省督抚，满人居十之六七。据薛福成记载，当曾国藩率湘军攻克

武昌后，咸丰喜形于色地说：“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奇功。”军机大臣祁隽藻即说：“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闻此，“文宗默然变色者久之。由是曾公不获大行其志者七八年”。而肃顺是在满族大员中，最早看出要挽救大清，必须起用汉人者。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皆受过他的保荐。曾国藩在咸丰驾崩后评论说：“八君子辅政，枪法尚不甚错，为从古之所难，卜中兴之有日。”他听到北京政变的消息后，忧惧异常，在家书中含蓄地称为“中外悚然”。然而，是奕给了曾国藩更大的信任，以朝廷名义命曾国藩管辖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大胆地将军政大权交给汉族官员，为最后平定起义创造了条件。

如果说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方略上，奕阴行了肃顺路线的话，在应对西方殖民势力东来的方略上，奕的做法正好相反。肃顺在对外政策上，还是以天朝大国自居，盲目排外；奕则能看清世界大势，发起近代化运动：从建立总理衙门、设立驻外使馆、兴办近代学校、派遣学生留洋，到引进外国武器、创办近代工业、建设新式海军、开设电报矿务。这场大陆学界称作“洋务运动”、台湾学界称作“自强运动”的新政，给中国近代社会带来了十分巨大的冲击和变化，奕的历史地位也因此得以奠定。

台湾作家高阳在《清朝的皇帝》一书末尾，对清朝的九位皇帝作了很有趣的打分评价（见下表）。

若恭王得承帝位，放在咸丰的位置上，按照我的看法，其资质、教育、统驭皆不相差，均可同样得“上”。机遇则同样为“下”。享年65岁，体格可得“中”。以其待咸丰、待两宫太后的态度，本性亦当在“中”之上。以其在同光年间取得的政绩，责任感可评为“上”（至少不低于道光），应变则可评“中”。他的私生活也无可指摘，可得“上”（同样不低于道光）。则其总得分为115分，可在总名次中超过乾隆而位居第二。如此，慈禧太后就没有机会在历史上崭露头角，当然也就不会有同治和光绪。

资质本性体格教育责任感统驭应变私生活机遇得分名次

顺治上中中中中中下下中838

康熙上上上中上上上上上1171

雍正中下中中上上上上中1073

乾隆上中上上上上上中上1102

嘉庆中上中中中中中中中954

道光下中中中上下下上下857

咸丰上中下上中上中下下935

同治中中中下中下下下中689

光绪中中下中中中下上下876

以上各项，上等为15分，中等为10分，下等为５分。私生活及机遇两项另有加减分，私生活上等加２分，下等减２分；机遇上等减15分，下等加５分。“本性”指仁厚，“机遇”指国运及个人得位之机会。又，台湾远景出版事业公司版《清朝的皇帝》所刊之表，按评分标准，所有得分皆多10分,现减去。

以上三人，洪秀全是有机会当皇帝，当不了；曾国藩是有可能当皇帝，不愿当；奕是极想当皇帝，没当成。对前二位在历史舞台上的表演，已毋庸多说。但奕当皇帝，倒确实是可以让人丰富地想象一番。中国会不会有一个如同日本明治维新一样的机会呢？历史的偶然性在这里是否使中国与近代化失之交臂？读大学时，老师总是严肃地告诫我们，历史学只能按照已经发生的事实去研究，不能对没有发生的情况去想象，因为这种想象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这话自然有道理，可是如果把一切想象都剥夺了，历史研究岂不太乏味了吗？

如今在恭王府花园，看不到变幻莫测的政治风雨，只能看到满族王公优雅恬适生活的痕迹。严冬腊月，林木萧瑟，几无游人，这也正合我的心意。我在园子里慢慢地走着，心中在追寻恭王的足迹。

花园很大，按东、中、西三路，设有二十余个景点，当年曾被称作“邸园精华”。东路的主体建筑是大戏房，一座三卷勾连搭全封闭的剧场。面积685平方米，场中仅用四根柱子，托起庞大的屋顶。这种样式，在古建筑中是很少见的。南面为一米高的戏台，北面是王爷和贵宾的包厢，中间置十几张八仙桌，为一般来宾听戏的座位。整个戏房十分高敞，戏台上悬挂着书写有“赏心乐事”四字篆书的匾额。四壁和梁枋间，涂刷成淡淡的粉绿底色上，绘满藤萝和紫藤花，给人在花架下观戏的奇妙感觉。如此豪奢而又典雅的私人室内剧场，当时在国内堪称首屈一指，连皇宫和颐和园中也是没有的。著名京剧演员谭鑫培、王瑶卿、梅兰芳、程继先都曾在这里演出过。野史传说，清末著名彩旦刘赶三在某王府唱堂会，恰见道光皇帝的五子亲王、六子恭亲王、七子醇亲王在座，便学着妓院老鸨的腔调插科打诨：“老五、老六、老七，出来见客——”不知是否就发生在这里？

第一部分 难与运相争(3)

西路的“诗画舫”也很别致，它建在一泓湖水正中，上舫必须登舟，而舫中是观鱼的佳处。曾在西城区政府工作的彭君后来向我透露，某位气功大师告诉他，这个看来清幽的园子，其实充满了浊气，决不能在此练功。因为他测出，就在舫下，和埋下了大批财宝。这说法使我想起，和抄家后，共查出家藏黄金33551两，白银3014095两，以及大量珠宝器玩和土地房产。副都统萨彬图上奏，认为和财产还大有隐匿，建议进一步审讯挖掘。当时民谚曰：“和跌倒，嘉庆吃饱。”然而嘉庆批说，这些宝物，纵有隐寄，亦不过天之下地之上，何以辗转探求，近于搜刮耶？和宅已赏庆郡王居住，王府中再令番役多人遍行掘视，也是断无此事的。因此嗣后大小臣工，不得再对和资产妄行渎奏。嘉庆诛和，以除巨蠹、平民愤、肃朝纲为宗旨，不求在枝节上纠缠不休。薛福成在《庸笔记》中评价这一谕旨时说：“大哉皇言，洵昭垂万世。”和之财，从此也就成为一个巨大的谜，有的笔记上甚至说这个数字达到８亿两，足以使武侠小说家敷衍出连篇累牍、动人心魄的故事。不过仔细再想，舫下若真有财物，和倒台后的近两百年里，居然没被人发现，也不可信。尤其在前些年，这里曾改为某单位家属宿舍，要想探宝，还是很容易的。

中路有座假山，层层叠叠，全用太湖石垒成，称作“滴翠岩”。山下有“秘云洞”，洞中嵌着康熙帝手书的“福”字碑。碑下有副用碎石排成的象棋盘。遥想盛夏之时，在此小憩对弈，真有超尘脱俗的飘飘然感。在山顶，则是称作“绿天小隐”的一个敞厅，仲秋之夜，煮茗清谈，举杯邀月，何其乐哉。

恭王府花园里也不完全都是轻歌曼舞的绮丽、鸟语花香的风雅。在悠闲淡泊的都市园林中，我们可以隐隐地看到权力斗争失败后的愤懑。在假山之前，正对着园门，竖立着一块五米高的太湖石，上书“乐峰”二字。这是奕在光绪十年被慈禧太后罢黜后，借北宋司马光失意时所作《独乐园记》，在石上刻出“独乐峰”，但又怕引起麻烦，便把“独”字凿在石顶，以此来曲折迂回地排遣自己失意不平的心绪。

奕与慈禧太后在发动“北京政变”时，曾结成战略同盟。以后，奕以“议政王”身份主持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直接领导内政外交事务，与“垂帘听政”的太后有着很好的默契。但慈禧对他则是极不放心的，以致有同治四年三月（1865年4月）和同治十三年七月（1874年9月）的两次严谴。第一次以御史蔡寿祺弹劾为由，慈禧太后亲笔拟了一份别字连篇的懿旨，称“恭亲王从议政以来，妄自尊大，诸多狂傲”，命革去议政王、军机大臣及其他一切差使，由于受到全体王公及军机大臣反对，最后只能收回成命（议政王头衔仍革去）。第二次是为了重修圆明园，同治与奕又爆发激烈冲突，奕还劝诫同治不要微行私出。同治恼羞成怒，撤去奕的职务，最后全体军机大臣再次站在奕一边抗命，迫使同治和他的母亲慈禧太后退让。显示出奕班底强大的政治实力。

奕主持中枢，在推行现代化进程中，很有些值得一书的事迹，其中最著名的，是与顽固派在兴办同文馆问题上的争论。

同文馆原是总理衙门兴办的培养外语人才的语言学校，1866年12月，奕上奏，建议在馆中开设“天文”、“算学”馆，也就是讲授自然科学，招收满汉举人及中下级官员入馆学习。这一主张遭到了以理学大师、同治师傅、大学士倭仁为首的顽固派的强烈反对。奕说：“夫中国之宜谋自强，至今日而已亟矣。识时务者，莫不以采西学、制洋器为自强之道。”“若夫以师法西人为耻者，其说尤谬。夫天下之耻，莫耻于不若人。查西洋各国，数十年来，讲求轮船之制，互相师法，制作日新，东洋日本近亦遣人赴英国学其文字，究其象数，为仿造轮船张本，不数年后亦必有成。……

独中国狃于因循积习，不思振作，耻孰甚焉！”倭仁说：“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古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为此，奕在1867年4月6日，向皇帝上呈了一个极为著名的奏折，其中回顾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占领北京，逼迫中国签订城下之盟的历史，以及此后他在寻求中国自强之路的心迹：

溯自洋务之兴，迄今二三十年矣。始由中外臣僚未得款要，议和议战大率空言无补，以致酿成庚申之变。彼时兵临城下，烽焰烛天，京师危在旦夕。学士大夫非袖手旁观，即纷纷逃避。先皇帝不以奕等为不肖，留京办理抚务。臣等不敢徒效贾谊之痛哭流涕，胡铨欲蹈东海而死，空言塞责，取誉天下，而京师内外尚以不早定约见责，甚至满汉臣工连衔封奏，文函载道，星夜迭催，令早换约。臣等俯查情形，不得不俯徇舆论，保全大局。自定约以来，八载于兹，中外交涉事务，万分棘手，臣等公同竭力维持，……以为即此可以防范数年，数十年后则不可，是以臣等筹思长久之策，与各疆臣通盘熟算，如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制造机器各法，教练洋枪队伍，派赴周游各国访其风土人情，并在京畿一带设立六军，藉资拱卫；凡此苦心孤诣，无非欲图自强。……臣等反复思维，洋人敢入中国肆行无忌者，缘其处心积虑在数十年以前，凡中国语言文字，形势虚实，一言一动，无不周知，而彼族之举动，我则一无所知，徒以道义空谈，纷争不已。……左宗棠创造轮船各厂，以为创议者一人，任事者一人，旁观者一人，事败垂成，公私均害。李鸿章置办机器各局，以为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该督抚等所论，语多激切，岂故好为辩争，良由躬亲阅历，艰苦备尝，是以切实不浮，言皆有物。在臣等竭虑殚思，但期可以收效，虽冒天下之大不韪，亦所不辞。该大学士既以此举为窒碍，自必别有良图。如果实有妙策，可以制外国而不为外国所制，臣等自当追随该大学士之后，竭其昧悉心商办，用示和衷共济，上慰宸廑。如别无良策，仅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等词，谓可折冲樽俎，足以制敌之命，臣等实未敢信。

第一部分 难与运相争(4)

从此奏折中，我们可以看出，青年时代的奕，确实是勇于任事，锋芒毕露的。

在此后的争论中，他进一步设计，任命倭仁这位保守的冬烘先生担任总理衙门大臣，谕令倭仁“酌保数员”讲授自然科学，倭仁被迫承认原说中国之大，不患无精通西学之人，不过是凭空想象，“意中并无其人，不敢妄保”。而奕仍然寻他开心，以皇帝的名义命他“随时留心，一俟咨访有人，即行保奏”。弄得倭仁蹶倒昏迷。在同文馆争论中，奕主持下的军机处，多次拟旨，精彩纷呈，至今读来，依然余音缭绕，令人回味。

从1862年到1884年的二十余年里，奕一直处在中国政治前台的大漩涡里，不停地旋转。直到中法战争爆发，才被西太后强行将整个军机处一起开缺，并让奕回家整整闲赋了十年。以奕之才华和能量，却斗不过慈禧太后，主要的原因可归结为名分，由此可以猜想，奕在书写“独乐峰”时，心情是多么地沮丧。

从此，恭王只能寄情园林和唐诗。他在这个花园里消磨着才华和生命，集唐人诗句，写成八卷的《萃锦吟》，虽说是玩弄技巧的笔墨游戏，有的诗还刻意显示淡漠政治、韬光养晦，但其中仍有不少诗篇抒发了忧郁的心境，如在给同时下野的政治老友，前军机大臣宝的诗中说：

纸窗灯焰照残更(齐己：《荆渚偶作》。)，半砚冷云吟未成(殷文圭：《江南秋日》。)；

往事岂堪容易想（李：《定风波》。），光阴催老苦无情（白居易：《题酒瓮呈梦得》。）。

风含远思晚（高蟾：《秋日北固晚望二首》。），月挂虚弓霭霭明（陆龟蒙：《江城夜泊》。）；

千古是非输蝶梦（崔涂：《金陵晚眺》。），到头难与运相争（徐夤：《龙蛰二首》。）。

岁月如温温的小火，煎噬着人寿。恭王在他的精巧的花园里，渐渐地进入老境，不仅身体衰弱，思想也趋于老化、圆滑和保守。待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在前后清流的两位领袖李鸿藻、翁同的一起要求下，慈禧太后重新起用恭王主持大政，而恭王却以主和敷衍的姿态使他们失望。这种衰朽的状况甚至连外国人也看不下去，英国公使欧格讷（Sir’Conor）1895年10月底在离任回国前，当着恭王和总理衙门其他大臣的面，直率地问道：

恭王爷为中国第一执政，又国家之尊行也。此今日之事，舍王谁能重振哉？自中倭讲和六阅月，而无变更，致西国人群相訾议。昨一电德欲占舟山，今一电俄欲借旅顺，由是推之，明日法欲占广西，又明日俄欲占三省，许之乎？抑拒之也？且中国非不振也，欲振作亦非难能也。前六个月吾告贵署曰：急收南北洋残破之船聚于一处，以为重立海军根本，而贵署不省。又曰练西北一枝劲兵以防外患，而贵署不省。今中国危亡已见端矣，各国聚谋，而中国至今熟睡未醒何也？且王果善病，精力不济，则宜选忠廉有才略之大臣图新政，期于未成，何必事事推诿，一无所成乎？

欧格讷显然书生气了。君主挑选宰相是为了办事，但一个强有力的君主必然要虚化相权。恭王复出后的政治生态环境早已不同以往，加之十年赋闲的修炼，自然把一切看淡了，他又岂会再亟亟从事呢？

他的观念也在变化。到了戊戌年间，他更是多次谏言，反对变法。据说直至临终时，他还嘱咐前去探视的光绪，对主张变法的人，要慎重，“不可轻信小人言也”。以致新派人物，将这位曾经倡导变革的老前辈，看成阻碍维新的死对头；而将他的去世，看成是立即推进变法的历史机遇。恭王的这种变化和结局，似乎也是政治舞台上许多老人的通例，对比青年时代的万丈豪情，真是不堪回首话当年了。

但恭王毕竟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重要的历史人物，对于他自己亲手写下的历史，有权力反思和发问。《萃锦吟》中，有一首“元夕独酌有怀宝佩蘅相国”的诗：

将茶代云觥，竹坞无尘水槛清。

金紫满身皆外物，文章千古亦虚名。

因逢淑景开佳宴，自趁新年贺太平。

吟寄短篇追往事，一场春梦不分明。

据文廷式在他的著名笔记《闻尘偶记》中说，最后一联原来是“猛拍栏杆思往事，一场春梦不分明”，诗意就大大值得玩味了。恭王何必要“猛拍栏杆”？“一场春梦”又指什么？他是否在含蓄地抱怨同慈禧太后的合作与结盟？假如没有这种合作与结盟，便没有北京政变和后来的洋务运动，那么，肃顺主持下的中国政坛又是怎样一番风光？

光绪的变法诏书，颁布于恭王死后第十三天，戊戌变法失败于恭王死后第一百十六天。光绪的一生，也是毁于慈禧太后之手，他和他的六叔，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悲剧人物。

恭王府花园虽是奕的旧居，但现在的陈列中，对奕只是简单提过，大多数参观者恐怕既不知晓、也无意弄清历史上的种种往事了。导游们更愿意津津乐道地谈论着电视剧里的和，不断强调这儿就是和故居，这对奕真是一种悲凉，对历史学家更是一种悲凉。离开花园的时候，我向独乐峰鞠了一躬，算是自我纪念了这位故去的老人。忽然想到，园子里为什么不为奕塑一座造像呢？

见过恭王的外国人说，他“虽是麻子，但是仪表堂堂”。见过他的京官陆龟蒙：《袭美留振文宴龟蒙抱病不赴猥示倡和因次韵酬谢》。

第一部分 难与运相争(5)

徐铉：《送萧尚书致仕归庐陵》。

刘兼：《江岸独步》。

宋齐丘：《陪华林园试小妓羯鼓》。

韩愈：《同李二十八员外从裴相公野宿西界》。

翁承赞：《文明殿受册封闽王》。

张泌：《寄人》。

李商隐：《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衮》。

何刚德说，他“仪表甚伟，颇有隆准之意”。都对他的相貌表示恭维。但从传世的照片上看，奕长得一点也不漂亮，面目中还带有点苦相。辽宁大学董守义先生撰《恭亲王奕大传》是本很好的传记，填补了国内学术研究的空白，但在讲到奕的容貌时，似乎也为尊者讳，说“奕前额宽阔，眉目清秀，鼻梁挺拔”，这就更无必要了。书中还引证何刚德回忆，“与奕共事多年的宝也说恭王‘甚漂亮’”。其实何刚德在《客座偶谈》中讲的不是这个意思。原文是：“宝文靖尝对余言，恭王虽甚漂亮，然究系王子，生于深宫之中，外事终多隔膜，遇有疑难之事，还是我们几个人帮忙。”此处的“漂亮”，显然是指行事的手腕和气度。不知董先生以为然否？反正奕以亲王之尊，不需要靠相貌去找对象，长得漂亮不漂亮并不打紧。他一生共娶了八位嫡、侧福晋，个人生活还算是和满幸福的。

1995年初稿

2003年12月修订

第一部分 半生名节(1)

半生名节——贤良寺·李鸿章

一东华门大街往东走到头，穿过繁华嚣杂的王府井，对面是金鱼胡同。

金鱼胡同比一般胡同宽，长五百四十米，可算是条马路。著名的吉祥戏院和东来顺饭庄都设在这里。东安市场在胡同里也开有北大门。再往东，是和平宾馆，这儿本是清末大学士那桐的府第。金鱼胡同中段与校尉胡同相交，沿校尉胡同向南到冰盏胡同(又称冰渣胡同)再往东转，那片毫不起眼的围墙里，便是从前的贤良寺。

贤良寺原在校尉胡同西侧，雍正十二年由怡亲王故邸舍地为寺，山门开在帅府胡同，约在今天王府井全聚德烤鸭店的东面。后身也到金鱼胡同。乾隆二十二年迁到现址，规模缩小了三分之二。

旧时，佛教和道教的庙宇宫观并不是天天对外开放的，更不收门票。一般多在初一、十五开庙，接受信徒膜拜和香火布施。也有一年仅开放几天的，如白云观是每年正月初一至二十日，黄寺是正月二十三至二十五日等等。平常的费用花销，除了靠香客布施和做水陆道场赚取些收入外，大多依赖出租“庙寓”维持。唐代元稹在《莺莺传》中写到张生寓普救寺，遇借宿的崔莺莺母女，就可看出这种房产生意的悠久历史。如今在北京卧佛寺两旁，有六七个精致的四合院落，提供开会租用，名曰“卧佛寺饭店”，很有从前“庙寓”的遗风。我对贤良寺感兴趣，是因为这里在清朝时，曾是高级地方官员进京时常借宿的馆舍，更是直隶总督李鸿章进京时的行辕。那时李鸿章虽开府保定、天津，却以文华殿大学士的身份而据相国之位，是晚清政坛上炙手可热的大员。史载，李鸿章当时外出，必有一百名身穿灰呢窄袖衣，肩扛洋枪的淮军卫队作前导，贤良寺门前冠盖如云，风光一时。甲午战争后，李鸿章因签订《马关条约》和《中俄密约》，为国人垢病，又被罢去直隶总督的职务，挂着大学士和总理衙门大臣的头衔，在京闲赋；1901年庚子之乱时，李鸿章奉诏从两广总督任上北旋，与各国公使谈判和约，也都住在这里。《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中说：“东城名刹最少，只有校尉营冰渣胡同内贤良寺。……自李文忠侨居之后，已成什官行台矣。”

李鸿章是个复杂的历史人物，大体说来，他从镇压太平天国起家，以一介文人投身戎马，匡扶行将倒塌的帝国大厦。他目睹时艰，看到西方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军事装备对中国的直接威胁，于是大声疾呼必须改变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鼓吹“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亲手创建了工厂、铁路和装备近代兵器的军队，努力地想把中国引导上现代化的道路。他是朝廷内部贤良寺内仅存的旧建筑。其背景上的大楼，是在海军衙门旧址上建造的对于世界大势较有了解的少数领导人之一，从承认中国国力及技术装备不如外国出发，力主在外交战略上实行“以夷制夷”。奉“自强”为宗旨，奉“守疆土、保和局”为圭臬，力主“忍小忿而图远略”，努力创造和平的外部环境，争取喘息和发展的时间，甚至不惜以重大妥协来避免与列强发生直接军事对抗。他是当时公认的外交家，有的外国人居然将他称做“东方俾斯麦”。可惜从来弱国无外交，他的外交实践，往往是代表中国政府在屈辱的城下之盟上签字。

今天的国人对李鸿章的印象已是很淡漠了。有之，也不过是个奸臣卖国贼的形象。我却不能忘记这个长躯疏髯，性情诙谐、饱经沧桑的老人。所以，我一直想到他曾经生活过的贤良寺一游。

二

1988年的最后一个周末下午，北京天空的云层呈现出一片奇诡的红色，有人猜测是地震的前兆。没有明媚的阳光，城市显得灰蒙蒙的，无精煤渣胡同是冰盏胡同南面的一条胡同，西面与校尉胡同相交，“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就在煤渣胡同，借神机营衙署办公打采。才到四点，已是薄暮暝暝。我和作家钱钢在踏访清末“总理海军事务衙门”旧址的过程中，无意间来到了贤良寺。

清代北京寺庙之多，令人惊讶。据《北京文物胜迹大全》统计，仅东城区，有名称有地址的祠寺宫观，就有二百五十个。如今，绝大多数都已湮没、拆除，或是改作他用。贤良寺也不例外，残破的山门上挂着“校尉小学”的牌子。进校一看，天王殿、大雄宝殿和藏经楼全被改作教室了，厢房则是教师办公室。雍正、乾隆题写的御碑、钟鼓楼不见踪影。打听下来，原来毁于“破四旧”的浪潮。寺庙的另一部分，是街道纸盒工厂和区教育局机关。

天很冷。黄昏的乌鸦在“哇、哇”地啼号着，给人肃杀的感觉。在用山门改建的传达室里，一位老校工边给火炉添煤，边絮絮叨叨地告诉我们，当年赛金花就是在这里，劝说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不要杀戮无辜平民。在我的记忆中，瓦德西的总部设在中南海仪銮殿（今居仁堂），赛二爷咋会跑到贤良寺与他会面呢？看来，北京的每栋房子，都有自己的故事和传说。我向他打听李鸿章的故居，得知就在旁边的西跨院，只是早已与小学校园堵死了通道。

从前，西跨院在冰盏胡同也开有大门，现今关着。住户们都从校尉胡同院墙上凿出的小门进出，门牌是4号。进得院来，发现这是座四合院的最后一进，已与前院分开。院子气派很大，与我曾见过的某些王公贝勒府差不多规模。由于长期失修，梁柱上的油漆剥落殆尽，只留下朽木的枯黄颜色。北京人对住房挨庙是有讲究的，民谚曰：“宁住庙前，不住庙后。宁住庙左，不住庙右。”李鸿章是外来户，大概不在乎这类规矩。不过他住在庙右，可真是倒了楣的。

第一部分 半生名节(2)

我在院子里询问谁是老住户，人们便把我们指向东屋。东屋果然住着一位84岁的老人，叫王懋章，是唐山铁道学院的退休教师，曾在比利时列日大学留学。他的父亲王稼成（号寿琪），据说是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的第一班学生，被清政府派往比国留学，授过工科进士，当过京汉铁路的总工程师。老人听说我们来访古，很热情地把我们招呼进屋里。

据老人说，西跨院是李鸿章出钱盖的。李鸿章生前曾在北房居住，后来也殁于这里。又说《辛丑条约》在这里草签。李鸿章和贤良寺方丈甚为投契，许多人通过方丈走李的门路，带携得方丈也显赫一时。李死后，院子送给庙里，算作庙产。李鸿章用过的绿呢大轿，还一直存放在贤良寺的藏经楼。民国初年，烟酒公卖局局长张小松娶了曾经是赵秉钧内阁国务秘书洪述祖（即谋杀宋教仁案主凶）的下堂姨太太做老婆，搬到这里住过。老人的父亲是从1916年搬进这里的，当初，院子美轮美奂，如今则彻底败落。而他家，“文化大革命”中从北屋被撵出，和侄子分住东西屋，“至今没有落实政策”。

我环顾四周，见屋内杂乱一片，毫无高级知识分子住所的优雅。只有门边的墙上，挂着一堆德国制造的温度计、湿度计、气压表，和老人额上的皱纹一样苍老。老人笑笑说，这东西在欧洲很普遍，他已养成习惯，从不相信电台播送的气象预报。每当出门去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和其他退休老人闲侃的时候，就从这些仪器中自己判断是否要带雨伞。

我请老人带我们看看院子。他打开房门，用一句好听的吴侬软语说道：“耐走好！”我才知道他原是姑苏人氏。屋外已是一片漆黑了，天上的星星也很寥落。我仔细观察了联结北屋和东西厢房的短廊，不由想起李鸿章幕僚吴永所写的关于李在贤良寺生活的一段回忆，说李：

早间六七钟起，稍进餐点，即检阅公事，或随意看《通鉴》数页，临王《圣教》一纸。午间饭量颇佳，饭后更进浓粥一碗，鸡汁一杯。少停，更服铁水一盅。即脱去长袍，短衣负手，出廊下散步，非严寒冰雪不御长衣。予即于屋内伺之，看其沿廊下从彼端到此端，往复约数十次。一家人伺门外，大声报曰：“够矣！”即牵帘而入，瞑坐皮椅上，更进铁酒一盅，一伺者为之扑捏两腿……凡历数十百日，皆一无更变。

如今，短廊里堆满了蜂窝煤、大白菜和各种垃圾杂物，一只积满灰尘的日本“东芝”牌电冰箱的包装纸盒昂然耸立着，主人还不舍得将它扔掉，大约是要找个好点的价钱卖给收破烂的。廊外装了个露天自来水龙头，停了五六辆自行车。真是“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旧屋尚在，人事全非了。

老人认真地执着我和钱钢的手说：“听说明年这片房子都要拆了。你们能不能向有关方面反映一下，这里可是文物啊！”我默然。对于北京市的市政建设，我又能说些什么呢？

三

李鸿章的晚景过得很忧郁。

闲居贤良寺的时候，他曾感慨地说过：“予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遭遇不为不幸。自问亦未有何等陨越。乃无端发生中日交涉，至一生事业，扫地无余，如欧阳公所言，‘半生名节，被后生辈描画都尽。’环境所迫，无可如何。”这自然是为自己开脱。中日甲午战争，决非无端发生，中国的失败，也与李鸿章对整个事态的判断及对政治、外交、军事战略战术的运用失误有着直接的联系。但他的另一番解释，却是很令人回肠荡气、扼腕三叹：

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是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言语间，李鸿章透出了一缕回天无力的悲凉。

李鸿章很早就看出日本的崛起对中国生存的威胁。1874年底，他在一份奏折中指出：“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以外，日本则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为了防御日本侵略，他疾呼重视海防，组建北洋海军，并十分明确地把日本作为假设敌：“今日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从1874年至1894年间，中日两国的军事对峙或冲突共有四次：1874年日本藉口琉球船民被台湾土著居民杀害出兵台湾，清政府以支付50万两白银的代价换取日本退兵；1879年日本废琉球国改设冲绳县，清政府虽多次谈判交涉，最终却是不了了之。这两次事件促使清政府重视海防，发愤建设海军，并使中国在中日海军发展竞赛中超出日本。在1882年朝鲜“壬午事变”中，由于中国海军迅速运兵入朝，扼制了日本介入的企图；1884年朝鲜“甲申政变”，北洋海军再次入朝，使得日本拟趁机侵略朝鲜和中国的企图无法实现。此外，北洋海军的主力舰只还在1886、1891年两次访问日本，向日本展示中国铁甲舰的威力。

李鸿章发展海军的计划，从一开始就遇到诸多磨难，历经坎坷。其间，又饱受朝廷派系倾轧之苦。

第一部分 半生名节(3)

1891年6月，北洋海军成军未久，李鸿章奏请在胶州（今青岛）、烟台添筑炮台，方获上谕允准，户部尚书翁同就以户部名义，奏准暂停南北洋购买外洋枪炮、船只、机器二年。李鸿章大为愤懑，在写给云贵总督王文韶的信中抱怨说：“枢密方议增兵，三司已云节饷，军国大事岂真如此各行其是而不相谋！”台湾巡抚刘铭传也顿足叹道：“人方我，我乃自决其藩，亡无日矣！”正是在这几年中，中国对日本海军原先保持的领先地位被倒置了。

中日朝鲜冲突方起之时，翁同积极主战，获得时誉的好评。而直接掌管军事力量的李鸿章，主张依靠外国调解来消弭战端，却因事机未成，被后人扣上“投降卖国”的大帽子。据一位当事人王伯恭回忆，中日冲突方起时，他曾向翁同提出中日军力相差甚远，中国不宜开战。翁说：“合肥治军数十年，屡平大憝，今北洋海陆两军，如火如荼，岂不堪一战耶？”又说：“吾正欲试其良，以为整顿地也。”那年9月30日，中日黄海大战之后，翁同奉旨前往天津，与李鸿章会商战况。问及北洋军舰时，李“怒目相视，半晌无一语”，旋慢慢调头说：“师傅总理度支，平时请款辄驳诘，临事而问兵舰，兵舰果可恃乎？”

翁同辩称：“计臣以樽节为尽职，事诚急，何不复请？”

李鸿章愤愤反问：“政府疑我跋扈，台谏参我贪婪，我再哓哓不休，今日尚有李鸿章乎？”

翁同为之语塞。

在民族危机面前，能否以国家社稷为重，敢不敢与侵略者战斗，是区分历史人物民族气节的主要标志。但在生死存亡关头，京中大老的主要精力，仍在党同伐异，权衡官场得失，这才是最可痛心的。

李鸿章的幕僚周馥曾如此描绘双方的斗争：

部臣惜费，局外造谣，余益知时事难为矣。一日余密告相国（按，指李鸿章）曰：“北洋用海军费已千余万，军实不能再添。照外国海军例，不成一队也。倘一旦有事，安能与之敌？朝官皆书生出身，少见多怪，若请扩充海军，必谓劳费无功。迨至势穷力绌，必归过北洋，彼时有口难诉。不如趁此闲时，痛陈海军宜扩充，经费不可省，时事不可料，各国交谊不可恃。请饬部枢统筹速办。言之而行，此乃国家大计幸事也。万一不行，我亦可站地步。否则人反谓我误国事矣。”相国曰：“此大政，须朝廷决行，我力止此。今奏上，必交部议，仍不能行，奈何？”……后中日事起，我军屡败，兵舰尽毁，人皆谓北洋所误。逾数年，……太后问及前败军之故，余将户部费、言者掣肘各事和盘托出，并将前密告李相国之言亦奏及。且谓李鸿章明知北洋一隅，不敌日本一国之力，且一切皆未预备，何能出师？第彼时非北洋所能主持。李鸿章若言不能战，则众唾交集矣。任事之难如此。太后、皇上长叹曰：“不料某（按，指翁同）在户部竟如此！”

这里，是在争是非，还是在斗心机呢？

四

李鸿章对于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心中其实比谁都更苦涩。他的朋友吴汝纶回忆说：“平壤之败，李相痛哭流涕，彻夜不寐。……及旅顺失守，愤不欲生。”

到了1895年初，前方战事完全绝望，朝廷只得议和，又想起李鸿章，命他作全权代表，东渡扶桑，在敌人的炮口下换取和平。都是读书人，都熟读过历史，知道此行的结局，必是谈判者个人声誉的毁灭，但李鸿章没有逃避责任。进京请训时，他邀翁同同赴日本。翁立即闪避了：“若余曾办过洋务，此行正不辞。今以生手办重事，胡可哉？”李鸿章说：“割地不可行，议不成则归耳。”枢臣皆知此时日本非迫中国割地，否则不接待议和代表，故相对默默，唯有翁依然空谈宁赔款而不割地。聪明的慈禧亦不愿对割地表态，借口肝气发作，不接见李鸿章，让皇帝自行决定。光绪帝在无可奈何之中，只得授予李鸿章商让土地之权。

历史的这一页是多么地沉重。历史学家杨国强说：

炮口勒逼之下的委曲求和既是难事，又是污名。但面对“日人方图远略，举倾国之师，逼我和款，所索即奢，且不愿遽和”的局面，却没有一个人愿为天下作计，分担难事和污名。“诸人相对默默”正写出了当初一腔义愤与如今一腔和心的对比。若以这些人作为反衬的景观，李鸿章白发远行的零丁身形确乎显出了挺拔和刚毅。

当时也有人是把李、翁一块儿骂的。有副著名的对联说：

宰相合肥天下瘦；

司农常熟世间荒。

李鸿章是安徽合肥人，大学士通常被人称作宰相。翁同是江苏常熟人，户部尚书往往被人称作大司农。《小奢摩馆脞录》说这联“嵌官名地名而意主双关，真匪夷所思”，构思确实绝妙。

李鸿章在马关议和时，遭日本人小山丰太郎开枪刺杀，弹中颧骨，幸未致命。强忍伤痛，签署和约。回到天津后，称病不入京，派随员杨福同携条约文本送至总理衙门。自然，他遭到朝野内外的一致唾骂。甚至有人参奏说：“今道路传言，云有见李鸿章者，谈笑自如，依然故态，面上并无一点伤痕。然则非真中枪也，恐人议与倭通，故假捏之耳。”

不久，朝廷调王文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失去军权，在贤良寺闲住。因俄国在《马关条约》签订后联络法、德二国逼迫日本归还辽东半岛，造成李鸿章对俄国的轻信和提出“联俄制日”的外交构想。但俄国利用了中国的信赖，却在打中国的主意，通过《中俄密约》获得西伯利亚铁路通过中国东北连接海参崴的筑路权；又借德国强占胶州湾之机，迫使清政府租让旅顺口。黄遵宪批评李鸿章是“老来失计亲豺虎”，真是一语中的。不过当时亲俄的，也不仅是李鸿章一人。比如湖广总督张之洞，便建议总理衙门“急与俄国商订密约，如肯助我攻倭，胁倭尽废全约，即酌量划分新疆之地，或南路回疆数城、或北路数城酬之”。更有后来名满天下的谭嗣同先生，开出了出卖国土、筹款变法的价码：

第一部分 半生名节(4)

今夫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大而寒瘠，毫无利于中国，反岁费数百万金戍守之。地接英俄（按，指西藏与英国殖民地印度接壤），久为二国垂涎。一旦来争，度我之力终不能守，不如及今分卖于二国，犹可结其欢心，坐获厚利。……计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不下二千万方里，每方里得价五十两，已不下十万万。除偿赔款外，所余尚多，可供变法之用矣。

可见联俄心情之迫切。唯独李鸿章的真正污点，却是在谈判租借旅顺口时，拿了俄国外交官璞科第送去的五十万两银子的贿赂。

拿回扣、收门包，送冰敬、炭敬、节敬，是清末官场的陋习。恐怕没有一个官僚能够免俗。是以历来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之谚。但李鸿章在对俄谈判时拿俄国人的贿赂，却显示出其品行中贪弊的一面，既损人格国格，也为外人所蔑视。不过话又说回来，李鸿章在离开直隶总督之任时，将其带兵数十年截旷扣建所存之“小金库”八百余万两白银全部移交给后任王文韶，又可看出他性格的另一面。据说这笔巨款，后来落入袁世凯之手，作为他内外行贿，交通王侯的特别经费，这就是李鸿章万万料想不到的了。

李鸿章依然关心时事，默默地看着甲午之后的新生代接过他在三十年前就亮出的变法旗帜。他向强学会捐款三千两，要求入会，被拒绝，老脸上很是难堪。但当戊戌变法失败，慈禧太后重新训政之时，他却敢于坦露自己对维新党人的同情。某次他和幕僚亲信闲谈，讲到奉懿旨捕拿康梁，如能获此二人，功甚大，超过平定太平天国和捻军，我还能进爵位，说毕大笑。李指着侄婿孙仲愚说：“你是康党吗？”孙答：“是康党。”他问:“不怕抓吗？”孙答：“不怕。中堂擒康党，可先抓我。”李鸿章说：“我哪能抓你，我也是康党。”李鸿章还说太后将别人的弹章拿给他看：“有人谗尔为康党！”他当即回答：

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

满朝衮衮诸公，恐怕没有这份耿直。

五

从1895年到1899年，李鸿章投闲京师，在贤良寺住了漫漫的五年。此时，门生故吏，纷纷叛离。他韬光养晦，看尽世态炎凉。而翁同的权势正

好如日中天。但翁也有不满之处，他不是大学士，不能被人称作“丞相”。虽有帝师之尊，可以影响皇帝，只是难成相业，心中不免耿耿。

他自然看上了文华殿大学士李鸿章的位置。

有一天，袁世凯赴贤良寺拜谒李鸿章。他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说道：

“中堂是再造元勋，功高汗马。现在朝廷待您如此凉薄，以首辅空名，随班朝请，未免过于不合。您不如暂时告归，养望林下，俟朝廷一旦有事，闻鼙鼓而思将帅，不能不倚重老臣。届时羽檄征驰，安车就道，方足见您的身份呢。”

李鸿章一眼看穿这位昔日部下的来意，厉声喝斥：“慰廷，你来替翁叔平作说客吗？他汲汲想得协办大学士，我开了缺，以次推升，腾出个协办，他即可顶补。你告诉他，教他休想！旁人要是开缺，他得了协办，那不干我事。想补我的缺，万万不能！诸葛亮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两句话我还配说。我一息尚存，决不无故告退，决不奏请开缺！花言巧语，休在我面前卖弄，我不受你的骗！”

李鸿章从心底里看不起总理衙门的那帮同事，他在家信中评论说：恭王浮光掠影，毫不用心；翁同依违其间，专讲小过节，不问大事。李鸿藻迂腐更甚。又说翁同周旋于太后和恭王之间，惟恐失权，翁的能力实在不足以肩担此任。

清朝不设丞相，以大学士为内阁首领。当时官场中，内阁是辅佐皇帝办理国家政事的中枢机关。清中叶，雍正帝恐内阁专权，设军机处以分其权。惟对军机大臣和内外各官中资望特重者，仍授大学士作为荣典，习称“拜相”。大学士以紫禁城三殿（保和殿、文华殿、武英殿）、三阁（文渊阁、体仁阁、东阁）冠名。保和殿大学士自乾隆朝傅恒担任过以后，再也没有任命，故通常以文华殿大学士为首辅。大学士之外，又设协办大学士二人，为大学士之副职，协助办理阁务。李鸿章是在1868年在湖广总督任上担任协办大学士的。1872年曾国藩去世后，他接任武英殿大学士。1875年1月9日，他极为引人瞩目地被授予文华殿大学士，成为有清一代唯一获此殊荣的汉人，并把这项职务保持到他去世。李鸿章从来没有做过军机大臣，他以大学士加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特殊身份，在晚清政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李鸿章出任文华殿大学士是两宫皇太后的决定。时值同治帝因患天花而病假，内外陈奏大事交太后批览裁定。而李获踞首辅，排名在军机大臣文祥（武英殿大学士）、宝（体仁阁大学士）之前，如此重大的人事安排在皇帝驾崩的前三天匆匆做出，其中必有至深之意。可惜迄今未见学者对此关注研究。同治帝患病是个延续月余的过程，按照清制，由谁继承皇位应当由皇帝作出决定。但在这一过程之中，深谋远虑的西太后肯定已经考虑了嗣皇帝的人选，即不为同治立嗣，而为咸丰再立嗣子，以保证慈禧能以皇太后身份继续垂帘听政。这种违反祖制的安排在大行皇帝龙驭上天之后能够肆无忌惮地实现，一方面显示了太后在宫廷政治中异乎寻常的实力，另一方面也必然同各方政治力量达成了高度的默契。比如以王公大臣名义恳请太后裁定政务的上谕，就是由同治的师傅翁同亲笔起草的。

第一部分 半生名节(5)

如今难以找到关于此项任命的确切背景资料。就最高层的政治运作而论，依然是恭亲王奕主持日常工作，而两宫太后保持最后拍板的权力，但恭王与太后叔嫂之间，因1865年前者被削去“议政王”名号和1874年重修圆明园事件，已经两次摊牌，双方心里都有难解的疙瘩。过去总以为恭王主政时期，能够控制廷臣，敢与太后颉颃。仅在数月之前，他便成功地阻止了同治与慈禧谋修圆明园的计划。在双方对抗最为激烈的时候，恭王与近支亲王、御前大臣、军机大臣保持一致，拒不奉诏。但在最深层的内部，恭王与他最重要的助手文祥之间，已经出现危险裂缝的蛛丝马迹。吴庆坻在《蕉廊脞录》中谓：

文文忠在政府最久，知大体，有廉操。恭邸初与相得，其后以大婚保举之事意不合，自是事无巨细，显与文相龃龉，文相不能堪，癸酉（1873年）随扈上陵，归即欲请假。恭邸贤王，其待大臣犹不能无稍褊处。

可见恭王的真实地位也很脆弱，需要寻找具有实力的同盟者。而在慈禧太后这边，公然重返政治舞台毕竟是史无前例的巨大冒险，她也要多找可靠的奥援。李鸿章无疑是当时继曾国藩之后最有实权的军事领袖，在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的过程中，他充分显示了对朝廷的耿耿忠心。他所掌握的淮军，此时正布置在京师的附近。因此，笼络李鸿章，无疑是双方都愿意接受的一步棋子。

李鸿章于1875年1月28日从保定抵达北京，参加大行皇帝的葬礼。29、30日，2月2日，获太后三次召见。他们密谈的内容，没有人知道。李鸿章是一个高明的政治家，善于在各种政治力量之间周旋。出任文华殿大学士，使他得以真正崛起，虽不常驻北京，而居全国最重要官员的实际地位。

翁同终生未能获任大学士。他从1897年9月起，顶李鸿藻去世的空缺，担任过九个月的协办大学士。而李鸿章，在文华殿大学士的宝座上，稳稳地坐了二十七年。

六

1899年底，李鸿章外放两广总督，离开了贤良寺。

那时，列强瓜分中国已成汹涌之势，国内的各种矛盾也已激化。次年，义和团开进北京，遍地设坛，围攻使馆，滥杀洋人。朝廷中的保守势力希望用团民对付列强压力，以达到更换皇帝的政治目的。八国联军藉口保卫使馆和侨民，从大沽口登陆，向北京进发。南方督抚谋划东南互保，拒绝执行朝廷排外的指令。整个国家处于危急之中。

耐人寻味的是，李鸿章此时与革命党人孙中山开始暗通款曲。在香港议政局议员何启的建议下，他的幕僚刘学询及英国驻香港总督卜力爵士（SirHenryBlack）穿针引线，企图讨论“两广独立”后双方合作的可能性。在卜力给英国殖民大臣张伯伦（JosephChamberlain，二次大战前主张绥靖政策的英国首相张伯伦［NevilleChamberlain］之父）的电报中，提到谣传李鸿章“想自立为王或是总统”。日本人宫崎寅藏在《三十三年之梦》一书中，也记载孙中山当时曾告诉说，卜力想在“两广独立”后，用孙来施行新政，卜力在暗中作保护人保证安全。“李为了晚年有所回忆缅怀，也有意独树一帜，因此表示赞成。”此事后来由于清政府重新起用李鸿章北上议和而作罢，个中的情节也有许多扑朔迷离之处，但毕竟提醒我们对于政治、对于李鸿章的许多新理解。李鸿章的内心世界，远比我们的想象更为深邃和复杂。

1900年10月11日，李鸿章孑身重返北京，住进贤良寺，开始与各国公使谈判和约。离京仅十个月，所见已是一片惨状：朝廷西狩，生灵涂炭，整个北京被联军分段占领，连贤良寺门前也有俄国兵守护，李鸿章岂能不太息流涕？其实，早在从广州启程时，他已知此行艰难，自谓：“燕北之行，早已安排死所。……《语》云：‘死而后已’，兄竟未已也。蒙尘两圣，困苦庶民，每用抚怀，潸然泣下。”作为中方主要代表，李鸿章经过近一年唇焦舌敝的谈判，终于以空前屈辱的条件，签署了城下之盟《辛丑条约》。

签约之后，李鸿章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写道：

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上年事变之来尤为仓猝，创深痛巨，薄海惊心。今议和已成，大局少定，仍望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譬诸多病之人，善自医调，犹恐或伤元气，若再好勇斗狠，必有性命之忧矣。

这是他对自己外交思想的最后总结，是非曲直，留待后人评说。近代中外关系涉及到整个工业文明在世界范围的扩张，不是“我不要你来，你就不该来”之类简单的结论便可概括的。中国在鸦片战争后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苦难，导致在19、20世纪交替之时民族排外情绪的总爆发，但从国际法上来说，庚子之役却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各国的一次宣战，一次以极为情绪化戏剧化的挑逗开始，而以极为悲惨结局告终的民族灾难。

签完和约后，李鸿章也精殚力竭了。两个月后，他的老部下周馥接到李鸿章病危的消息，赶到贤良寺西跨院那间北屋时，李已身着殓衣，处于呼之能应口不能语的状态。延至次日午刻，目犹瞠视不瞑。周馥哭号着说：

“老夫子有何心思放不下，不忍去耶？公所经手未了事，我辈可以办了。请放心去吧！”

第一部分 半生名节(6)

李鸿章忽然睁大眼睛，嘴唇喃喃颤动，两滴清泪缓缓滚出眼窝。周馥一面哭号，一面用手抚其眼睑，李鸿章的双眼方才合上，须臾气绝。终年七十八岁。是日为1901年11月7日。

李鸿章临终前，曾吟诗一首：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乱，八千里外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

维新派人士，自称是李鸿章“政治公敌”的梁启超，在听说李去世的消息后，怀着敬其才、惜其识、悲其遇的复杂心情，写出如下挽联：

太息斯人去，萧条徐泗空，莽莽长淮，起陆龙蛇安在也？

回首山河非，只有夕阳好，哀哀浩劫，归辽神鹤竟何之。

另一位著名维新思想家、当年被李鸿章派往英国留学海军的严复，更作挽联曰：

使先时尽用其谋，知成功必不止此；

设晚节无以自见，则士论又当何如？

严复显然是同情李鸿章的。他以为，当初李鸿章办洋务办海军，若不受到那么多的掣肘，后来也不会有甲午、庚子的惨败。反过来，到了敌军兵临城下之际，李鸿章不出来主持和议，收拾残局，则士大夫又要攻击他为保名节而误国。

做官实在是很难的。从日本议和回国后，有人曾劝李鸿章引退，他却说：“于国实有不能恝然之谊，今事败求退，更谁赖乎？”便是表达了他的心迹。这种心迹，后人可能难以想象，但挽联所反映的观点，却是当时的实情。

著名戏曲作家、梅兰芳剧目的主要撰写者齐如山先生曾是同文馆的学生，他在回忆录中，讲到了那会儿北京人的心绪：

当义和团正盛、西后最得意的时候，合肥（即李鸿章）正在广东，旗人们有的说他能勾结外国人，太监们说得更厉害，所以想着把他调进京来杀了他。……各国军队进京后，……（旗人）从前虽骂他，但现在已知道非他不可，所以大家都盼他来，因他来得慢，大家又怨恨他。……他来的那两天，北京所有的人，可以说是狂欢。尤其旗人，自西后光绪走后，他们每月的钱粮，谁也得不到。可是旗人又专靠钱粮吃饭，所以几个月以来，都跟没有娘的孩子一样。听说李鸿章要来，总以为他是跟外国人有勾手的，他来了一定有办法。……东四牌楼一带，旗人（在小饭铺）吃饭的很多，正喝着酒，忽提李鸿章来了，便高兴地说，再来一壶，盼他来的程度，就如是之高。我问他们，你们向来很讨厌李鸿章，为什么现在这样欢迎呢？他们的回答是：说人家是汉奸，没人家又不成，就是里勾外联的这么个人。……彼时许多人对李鸿章都是这样的批评。

呜呼！可怜的旗人。他们在认定“汉奸”和“救星”时，就和今天沪、深股市中擅长多空互翻的短线客一样，只有眼前利益，没有任何原则。

谁能理解真正的李鸿章呢？

露天茶座聚集的人群1990年２月底，我藉去京出差之便，重访贤良寺，想给王懋章老人拍一张照片。溶溶月色下，看到的是瓦砾遍地，整个金鱼胡同与冰盏胡同连成一片空地了。再往东看，昔日清朝海军衙门和神机营衙门的旧址上，耸立起富丽辉煌的王府饭店。人们说，这是北京最高级的饭店。

5月10日，我写的散文《踏访贤良寺》在《解放日报》上刊出。不久，报馆转来上海交通大学材料工程系沈嘉猷先生的大函，告之他与王懋章老人是失去联系多年的老同事、老同乡，想知道老人的联系地址。我不知王老先生现迁何处，但在采访本中记有他侄子的工作单位，便复信请他去查询一下，也不知道找到没有。

如今，贤良寺的旧址上又盖起了校尉小学的新校舍，一幢白色釉面砖贴面的四层楼建筑物，由艺术家韩美林题写校名。学校东首，还留有贤良寺的几间旧屋，由北京市包装装潢工业联合公司及中国包装技术协会包装设计委员会占用。校舍西侧底层，从前西跨院的位置，学校破墙开店，承包给了一家叫做“蓉府酒楼”的餐厅，兼营川菜和粤菜。吧台上陈放着北京餐馆不多见的用酒浸泡着金、银环蛇和蛤蚧的大玻璃瓶。服务员都是年轻漂亮的川妹子。随着岁月的流逝，从经营者到就餐者，肯定都不知道这段曲折的历史，甚至不知李鸿章为何许人了。

1990年初稿

1995年修订

2003年再改

第一部分 秋风宝剑孤臣泪(1)

秋风宝剑孤臣泪——访李鸿章墓地

踏访驱车出合肥城区，向东行驶不久，就到了东乡大兴集。在合肥钢厂的围墙边，朋友叫开了关闭着的铁门，带我走进一个荒芜的院落。没有料到，在高大的烟囱和轧钢车间厂房旁，就是我想探访的李鸿章墓地。三开间的享堂正门，只有柱子和山墙，南北侧既无墙垣，更无门窗，一片凄凉的景象。享堂所在的四合院，正房和东西厢房，因为前些年做过钢厂幼儿园，侥幸地保留下建筑的基本轮廓。享堂院子里，栽有两株广玉兰。广玉兰是南方树种，在安徽本不多见。但在1884年中法战争之后，慈禧太后向淮军参战有功大员赏赐了一批广玉兰，受赏者又把树木送回老家栽种，使得合肥一带保存了好些百余年树龄的广玉兰。眼前的广玉兰，一株略小，是后来补种的；另一株长得高大参天，正是当年御赐的原物。院子里，荒芜的杂草中，横卧着两块截断的李鸿章神道碑。冬日的上午，阴霾的天空没有阳光，我的心也像灰色的天空，沉甸甸的。我的眼前，仿佛出现了李鸿章临终的场景。

临终李鸿章病逝于1901年11月7日，此时，距他代表清政府，同德、奥、比、西、美、法、英、意、日、荷、俄十一国签订《辛丑条约》，恰好三个月。签约前两天，李鸿章得了感冒，鼻塞声重，精神困倦。他是扶病前往西班牙公使馆签约的。从当时拍摄的照片看，他呈现出风烛残年的衰颓景象。持续一年极为艰难和屈辱的议和谈判，完全摧毁了他的健康。而签约之后，与俄国谈判从东三省撤退俄军的方案久拖不能定局，更使他焦虑万分。10月30日，李鸿章去俄国使馆谈判，回来后病情加重。当夜，李鸿章

胃部血管破裂，咯血半盂，色紫黑，有大血块。急请德国、美国大夫治疗，安排药剂和鸡汤、牛奶、米汤、锅巴粥等流质食物。根据身边幕僚记录，11月1日，病人胃部感觉渐舒，能靠床坐，睡眠也安静。5日，病情似乎更有好转。早上起床后，幕僚感到病人精神清爽。白天所谈，皆是公事时事。话多了，吐字有点不太清楚，精神也有些恍惚。事后想来，这正是回光返照的表征。晚间，李鸿章吃了少量梨汁、藕汁。半夜中感到他喉中有痰，呼吸带喘。6日早晨，病情忽然转重。当他的老部下，直隶布政使周馥闻讯赶到贤良寺的时候，李鸿章已身着殓衣，处在呼之能应口不能语的弥留状态。延至7日中午，两目炯炯，瞠视不瞑。周馥哭喊着：“老夫子有何心思放不下，不忍去耶？公所经手未了事，我辈可以办了。请放心去吧！”李鸿章的嘴唇忽然喃喃翕动，欲语泪流。周馥一面哭号，一面用手抚其眼睑。李鸿章的双眼方才合上。

墓地十六个月后，李鸿章被安葬于安徽合肥东乡夏小影。夏小影就是现在的大兴集。这一带安葬着宋代名臣包拯和朱元璋部下大将张得胜，待到李家墓地落成，当地就有了“一里三公”的说法，三座墓地处在一平方华里之内。这是李鸿章生前认可的墓地。1892年，李鸿章夫人赵小莲去世后，他在给儿子李经方的家信中，曾谈到对生后葬事的安排：

夏小影生圹，大伯与王少谷看定有年，汝应亦闻知。前年少谷赴金匮县任之先，带桐城善做坟工匠至彼处堪开圹穴，寄来土色甚佳，内有小灵龟四个，谓是真穴。此次伯父书怂恿趁今年山向大利卜葬，余惟恐赶不及……风水之说，吾不甚为然，只求无水无蚁，以安体魄。今世所云地师者，言人人殊，各挟小术以欺世射利，而置先人遗体悬搁不葬，于心忍乎？信中提到的大伯，为李鸿章大哥，时任两广总督的李瀚章。而从信的内容看出，李鸿章不太迷信风水，这同他请西医看病一样，在当时的官场，是很罕见的脾气。在李鸿章给李瀚章的家信中，他还谈到“弟本不知堪舆，亦不甚信风水，但喜邻近包公坟，又滨大河”，从中可以看出，在选址时，比邻包公墓，是李鸿章感到满意的重要条件。李鸿章生前爱办洋务，却没有想到过自己的墓地会变为钢厂的一部分。但李鸿章并没有长久地安眠在他曾经痴恋的工厂脚下。到了1958年，当地人民公社挖坟取宝、兴办工厂，他的遗骸被从墓地掘出。老人记得，当时被称为“汉奸卖国贼”的李鸿章穿着黄马褂的遗体保存完好，狂热的人们用绳子拴着遗体，挂在拖拉机后面游街，直到尸骨散尽。陪绑游街、同时粉身碎骨的另一具遗骸，是他挚爱的赵夫人。同年，全民大炼钢铁，合肥钢厂兴建起来了。钢厂就把挖掘一空的李鸿章墓地划进厂区。

遗言临终前，李鸿章曾给远在上海的盛宣怀写信。向他，并通过他，与沪上官、商圈内的朋友诀别。这封遗书，去年首次披露。遗书中写道：

四十年来百战身，几回此地息风尘；

经营庶富羞言我，纽握机权耻授人。

尽一分心酬圣主，收方寸效作贤臣；

诸君努力艰难日，莫误龙华会里因。

鸿章又拈句柬海上官商寅友，并谢拳拳，乞弟代为一一致意。愿诸君努力共济时艰，鸿章虽死犹生。李鸿章是从上海起家的，临终时想起海上旧友并不令人意外。年轻时，李鸿章曾是个科场得意的才子，24岁就考中进士，又拜在父亲李文安的同年曾国藩门下做弟子，讲求义理之学。假如没有太平军起义，没有西方列强入侵，在平庸的咸丰朝，他只能逐日到衙门画卯，在京寓的四合院里读书吟诗；或者外放出去做父母官，在漫漫的宦海生涯中积累履历。只要瞻前顾后，不犯过失，内外打点，建立奥援，到了晚年，攀爬到权力金字塔阶梯中最高几层也是有可能的。二十四史中，这样的人物何至成百上千？他们死后，朝廷照例“交国史馆立传”，然后就湮没在浩如烟海的列传中，再也无人理会了。然而，李鸿章生逢中国历史的最大变化时代，他注定要成为重要人物。他创建淮军，恢复了清王朝的统治秩序；他创办中国最早的近代工厂、铁路、矿山、学校，建立西式装备的海陆军，以图自强；他主持对外各项交涉，签订了许多条约。在中国的大门逐渐向世界打开的时候，中国社会也逐渐走向半殖民地化的深渊。日益加剧的民族危机和社会矛盾，使得他成为极具争议的人物，直至一百多年后，人们依然在反思李鸿章当年的种种往事。

第一部分 秋风宝剑孤臣泪(2)

名节甲午战争后的《马关条约》和庚子事变后的《辛丑条约》，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两个最为屈辱的城下之盟。但细细分析，在当时的社会舆论中，对前者，多是夹杂着对李鸿章军事和外交失败的严厉批评；而对后者，却认为李鸿章替朝廷解决了一场巨大的国运危机。所以，维新思想家严复献给李鸿章的挽联是这样写的：

使先时尽用其谋，知成功必不止此；设晚节无以自见，则士论又当何如？挽联的上联，是惋惜李鸿章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倡导的各项改革未能真正得到实施。下联则说，倘若李鸿章不从广东奉诏赴京，谈判议和，知识分子们又要批评他为了自己的名誉，置国家利益于不顾了。这个区别，后世的人几乎很少体察。李鸿章和他当时的同事们，在签订两个条约的时候，其实都考虑过身后的名声。早在李鸿章马关议和期间，英国公使欧格讷就注意到，北京的“大臣们不准备承担给李鸿章指示的责任，而是坚持必须让李鸿章特使采取主动，而大臣们将批准他所作出的任何决定”。到了向日本割让台湾的时候，朝廷又命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前去办理。据议和使团顾问、美国前国务卿科士达（JohnWatsonFoster）披露，李“对此非常生气和吃惊，这表明北京感兴趣的是把人们对条约的全部憎恨都加在他和他的亲属身上”。他给儿子去电，说“我父子独为其难，无可推诿，汝宜妥筹办法”，又给总理衙门去电，称经方忧劳成病，牵发旧疾，症忡日剧，神志不清，断难胜此巨任。然而朝廷不允，诏命“李经方迅速前往，毋许畏难辞避。倘因迟延贻误，惟李经方是问，李鸿章也不能辞其咎”。翁同在日记中记载：“面奉谕旨，总署致李鸿章电信一件，为李经方事也。”淡淡的语气背后，隐含了多少诡谲的政海波澜？在离开广州，北上与各国使节开展议和谈判前，他对送行的朋友说：“我已垂老，尚能活几年。总之，当一日和尚撞一天钟。钟不鸣了，和尚亦死了。”说罢涕泪长流。此时，他完全知道自己是在为不可为之事。惟有北京人在期盼他欢迎他，等待他了结残局。著名戏曲作家齐如山先生回忆说：“他来的那两天，北京所有的人，可以说是狂欢。”

李鸿章之子李经方功罪如今，世间已无李鸿章。今天的合肥人，不仅不再简单地说李鸿章是“卖国贼”，还策划打李鸿章牌，整合旅游资源，发展地方旅游经济，提高城市的知名度与开放度。他们恍然大悟，“原来李中堂是位给合肥人长脸的乡前辈啊！”前些年，合肥城区改造，动工的街坊涉及到李鸿章故居。经过有关人士多方呼吁，早已残破不已的故居终于保存下来，并修建成陈列馆供人参观。脚下这块李鸿章墓地，也将由故居陈列馆主持修复。故居陈列馆里，有一件带着长长血迹的黄马褂，这是复制品。上了年纪的人记得，在从前李鸿章的祠堂里，保存着李鸿章马关谈判遇刺时的原件血衣。陈列馆里，还有当年李鸿章为格致书院学生亲拟的考题：

问：各国立约通商，本为彼此人民往来营生起见。今设有一国，议欲禁止有约之国人民来往，其理与公法相背否，能详考博证之欤？当人们读着这道意味深长的题目时，似乎感受到李鸿章思索的目光正端详着自己。无疑，李鸿章是清末官场最有世界意识的政治家，但在处理外患逼迫的复杂局面时，却是一个失败者，一个悲剧人物，甚至被视为民族罪人。这是他能力不济，还是中国的国运不济？经验告诉我们，国际交往中，依凭的是实力而不是口号，讲究的是审时度势折冲樽俎而不是激情冲动肆意行事。在李鸿章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俄国代表还逼迫他将东三省路矿及其利益全部让给俄国华俄道胜银行，引发他激动、争辩、呕血，并导致死亡。李鸿章内心抱着“尽一分心酬圣主，收方寸效作贤臣”的主旨，最后却只能发出“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的哀叹，令人感慨良多。但现在又有一种观点，把一切历史责任统统推给别人，单纯来说李鸿章办事所受的掣肘，显然，这样做也是片面的。梁启超曾说：李鸿章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为19世纪世界史上一人物，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短也；不避辛劳，不畏谤言，是其长也。又说，我不能说李鸿章不是英雄，但他是时势所造的英雄，不是造时势的英雄。至于因中法、中日战争而把李骂成秦桧，只能算是狂吠。他的结论是：“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一百年来，学术界对李鸿章做了无数研究，但总体把握和评价，却没有超出梁任公的识见。现在重读梁氏所写《李鸿章——中国近四十年大事记》，历史学家是否感到汗颜？

写于2002年2月

第一部分 失鹤零丁(1)

％％％失鹤零丁——寻访两代帝师翁同故居

一

一直想访翁同在北京的旧居，却始终没有机会。从前读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书中说：“户部尚书翁同，住东单二条胡同。”又见张謇诗序，“都门二条胡同翁相故宅，后归袁太常（袁昶），太常死于庚子之祸，辗转为城东电局，辛亥二月入都，友人邀住，怆怀有作。”我对翁宅的了解，就只有这么一点儿。1994年6月，我在北京遇到钱钢兄，谈起这个愿望，钱钢兄也大有兴趣，说：“咱们一块儿去找找吧。”东单二条，是从当年东单牌楼——亦即今天东长安街与东单北大街交汇处起，往北排列的第二条胡同，地处喧哗的闹市。钱钢兄说他知道这条胡同，因为这胡同每个院落门口，都贴有一些有趣的文字，堪为北京市一景。他以前办杂志时，曾布置记者前去采访过。我们拐入二条后，他立即指给我看９号院门框上的一副对联：

闲人免进贤人进；

盗者不来道者来。字迹虽已黯淡，但仍一一可辨。

接着回头看对门10号，门框上也有一副对子：

退一步风平浪静;

让一分海阔天空。几乎每个院子的门上都有对联，内容皆是防盗和邻里关系，诸如“生人之中有小偷”、“和为贵、忍为先”之类。11号的门楼上，除了写有“生人进院要盘问，目送生人出大门”外，还钉了块小木板，上面用毛笔抄录一份“相邻公约责任书”：

１.法制道德要遵守，粗野行为要不得；

２.水电用费要自觉，损人利己不应当；

３.饲养猫鸟与信鸽，不扰邻里和街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