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每一个人就是整个国家(1)

(第一节请想一想华盛顿

每一种制度都可以被看作是一些伟人影子的延伸。

——爱默生

美国历史上，华盛顿及其伙伴们属于为自己的母邦开创了诸多伟大先例和精神路标的人。在那块荒蛮的北美处女地上，他们不仅垦辟了宪政共和的绿洲，还神奇地缔结出一脉清澈的政见传统和榜样力量，犹如一团团“冠军”般的浓翳树伞，为后世撑起盛大的荫凉——200年来，靠着这份殷实基业和先人目光的注视，这个移民国家的子嗣一直安稳地享受着新大陆的丰饶、自由与辽阔……

每一国家都有她群星璀璨、精英齐瑰的魅人夜晚，尤其在发生大的社会振荡和思想激变之时。北美独立战争前后正是这样一个经典性的辉煌时段：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斐逊、本杰明·富兰克林、托马斯·潘恩、帕特里克·亨利、约翰·亚当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詹姆斯·麦迪逊……《常识》《独立宣言》《论自由与必然》《不自由，毋宁死》《弗吉尼亚州宗教自由宣言》《联邦党人文集》……这些纪念碑式的天才与著作，其密度之高、才华之盛、能量之巨、品德之优，皆可谓空前绝后。短短几十年，他们为这个没有历史的国家所积蓄的精神资源、所创下的光荣与骄傲，比后续几代人的总和还要多，还要令人惊叹和钦慕。他们不遗余力、倾尽全部的心血和“智慧”——以最干净和节约的手法，一下子为母邦解决了那么多难题，替未来者省去了那么多麻烦和隐患，更实现了那么多令欧亚大陆难以企及的梦想——关于军队、国家和元首的关系，政教分离，军政独立；关于联邦与共和、普选代议、三权制衡的宪政框架；关于现代大学教育……其制定的1789年宪法和《权利法案》，披沥二百多年风雨被原封不动地延伸至今。其建国水平所表现出的才智、胆魄、美德——远远超越了造物主所赋予那个时代的国家素质的“平均值”。

世界经验已反复证明，最初创业者的一举一动于该国的体制定位及命脉走向是影响至深的。就像锯齿在圆木上咬开的第一道缝隙、手术刀在体肤上划出的第一丝刃口，它涉关整场事业的功败垂成。

在这点上，北美人是幸运的。他们等来的是华盛顿而非拿破仑，是富兰克林而非俾斯麦，是杰斐逊而非罗伯斯庇尔或戈培尔……仿佛一夜间抓到了一副世界上最漂亮最璀璨的人物扑克牌，这批不知从哪儿突然冒出来的中年人，其额头和眸子都闪烁着同样的光色和寓意——同样的精神豪迈、心理健正，同样的英勇与纯洁，无论军中还是议会，无论危急时刻还是成就之日，你都难觅小人踪迹。他们是焦灼的战士，而非暴虐的武夫；乃平民出身的领袖，而非歇斯底里的野心家。他们像晶莹的蝌蚪，来自四面八方，又不约而同朝着同一光点挺进：独立、平等、自由……

这群清高而儒雅的北美人真是太自尊太富有诗意了。那种不费周折就迅速叠成的共识，那种彼此扶持从不欺诓的同道友谊，那种面对胜利后的权力果实坐怀不乱的从容与定力——真是一点不像后来的欧亚同行们：你看不出狗苟蝇营的蠢蠢欲动，听不见密谋者的窃窃私语，感受不到妒忌者的血脉贲张和磨刀霍霍，亦没有异邦常见的宫闱政变与鸿门宴式的权力搏杀，更无所谓“狡兔灭，走狗烹”的祭坛血灾……这群高智商的大号儿童，成熟而富于幻想，理性又热情澎湃，勇猛且不失教养，喜欢考试却拒绝作弊，他们要通过勾绘一幅叫“美利坚”的地图，以检验自己的能力、智识与品德。

在这场浩大的理想建国工程中，着实发生了几件令人感动且影响深远的事。

一个新生国家的雏形往往最早反映在国父们的信仰执念中。按一般的民族解放惯例，开国元首应由斗争中最具负责精神、表现最英勇、贡献最卓巨的人来担司，唯最高威望者才天然匹配这种象征“统一”的精神覆盖力和道德凝聚性——也就是说，须寻一位“镇”得住天下的人以坐镇天下。

其时的北美，此人无疑即乔治·华盛顿了。这位叱咤马背的将军，该如何面对唾手可得的最高权力和民众拥戴呢？历史学者有个说法：华盛顿是打下了一场美国革命，而杰斐逊则思考了一场美国革命（后者乃《独立宣言》起草人和一切重大决策的构思者之一）。按通常的游戏规则，将军和他的参谋长很自然地一前一后登上御座即可，甚至干脆玩点野的——像刘邦、赵匡胤们那样：由一个干掉另一个（或一群）算了。谙悉历史的人都清楚，革命得手后最棘手的莫过于权力的重组与分配了，常闪现出比革命本身更凶舛更血雨纷飞的险情。从世界历史的范围看，革命残剩的激情此际少有例外地向着阴暗、贪婪、狭私的方向喷泻，共患难又岂能同富贵？你不这样想不等于人家不这样想——不等于不疑心人家这样想。

奇怪的是，在美国独立战争的功勋部落里，你竟找不到一点与此有染的蛛丝马迹（你为自己的“经验”羞愧了）。他们似乎天生就不会这么想，压根就没有这“厚黑”基因，既没人策划所谓“斩草”，亦无人酝酿什么“除根”。胜利的喜悦洋溢在每张脸上，一起传递、一起分享，谁也不想比别人据有更多。在这里，欧亚的许多惯术，千百年来岿然不动的那些皇历仿佛失灵了。

此时的华盛顿心里想什么？

他在思考眼下这支军队和政府的关系。

1776年，《独立宣言》一诞生，大陆会议就把军权正式授予了华盛顿。可当时这个纸上的国家并无一兵一卒，华盛顿临危受命，历尽艰辛，从无到有缔造了一支属于“美国”的子弟兵。8年浴血，终将殖民者赶下了大海，使“美国”真正成为一块名副其实的版图。现在，建国者遇到了最棘手的难题：这些战功赫赫、九死一生的将士该怎样安置？何去何从？……正义的召唤使他们将身上的布衣竞相换成了军服，可胜利后的当务之急是家园建设而非斗争搏杀，无须维持如此庞大的武备……怎么办？如何使军队转化为一支有益于和平与稳定——而不沾带内政色彩的安全力量？欧亚的例子早已证明：由残酷斗争启动并急速旋转起来的澎湃激情，若战后得不到合理的终止，得不到妥善的转移与稀释，那将极为可怕——随时都有被野心家、独裁者或宗派集团挟持之险。如何定义军队性质及其在国家体系中的职能，这是能否避免恶性政治与专制悲剧的钥密。

于其时的美国而言，真正实施这个理念并不轻松，仍有很长的崎岖。在此问题上，有一个人的态度举足轻重：乔治·华盛顿。这位披坚执锐的美利坚军队之父，与军方的关系最胶固最瓷实，彼此的感情和信任也最深。按一般理解，双方的利益维系无疑也最紧，算得上“唇齿”“皮毛”的共栖关系。国家静静地期待着他的抉择，代表们焦灼的目光也一齐投向将军……

华盛顿显得异常平静，他说：他们该回家了。

这样说的时候，将军一点也没犹豫，但其内心却涨满了刀割般的痛苦和愧疚，要知道，这支刚刚挽救了国家的队伍，尚未得到应有的荣誉和任何犒劳，此时的美国财政一片空白，连军饷都发不出，更不用说安置费退役金了，尤其伤残病员，亦得不到任何抚恤……

如今，却要让他们回家——多么残酷和难以启齿的命令啊。

华盛顿做到了。他能做的，就是以个人在8年浴血中积攒起来的全部威望和信誉，去申请部下的一份谅解。那一天，他步履沉重地迈下礼台，走向排列整齐的方阵，他要为自己的国家去实现最后一个军事目标：解散军队！他的目光仔细掠过一排排熟悉的脸，掠过那些随己冲锋陷阵的带伤躯体，替之整整衣领，掸掸尘土，终于艰难地说：“国家希望你们能回家去……国家没有恶意，但国家没有钱……你们曾是英勇的战士，从今开始，你们要学做一名好公民……你们永远是国家的榜样……”将军哽咽了，他不再以命令，而是以目光在恳求。寂静中，士兵们垂下头，默默流泪。当他们最后一次，以军人的姿势齐刷刷向后转的时候，将军再也忍不住了，他热泪盈眶，赶上去紧紧拥抱部下……没有这些人，就没有“美国”，但为了“美国”，他们必须无言地离去。

一个理念就这样安静地兑现了。从构思到决定，从颁布到履行，自始至终没有吵闹，没有牢骚，更没有什么动乱和内讧。正直的第一代美国大兵们，就这样循着他们尊敬的统帅指定的“行军路线”，两手空空，一瘸一拐地回家去了。唯一带走的，是将军的祝福。

不愧为世界裁军史上的奇迹。唯华盛顿们才做得到，才想得出，才行得通。

华盛顿也要离开了。他要和部下们一样，开始“学做一个好公民”。

他先把军中行装打成包裹，托人送回故乡费侬山庄，然后去找好友杰斐逊，他们要商量一件大事：战事既已结束，将军理应将战时授予自己的权力归还国家。在华盛顿们看来，此乃再正常不过的道理了，且刻不容缓，应尽快履行。

这种主动弃权的事自古有之，摊在华盛顿身上就更不足怪了，连亲兵都可遣散，拱让军权又算得了什么？奇怪的是，这紧要关头竟无人赶来挡驾，竟无臣子们的联名奏本——苦苦哀求明主“以天下社稷为重，万不可弃民而去”云云（不少屡屡心软的大人物不就被“民意”劝回去了吗）。美国毕竟辽阔，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欲“成人美事”的忠臣自然也有过，只惜华盛顿耳根子硬，死活听不进去。

近来翻阅一套书，“世界散文随笔精品文库”，美国卷的题目是“我有一个梦想”。蓦然发现“梦想”中竟藏有华盛顿本人的书简一封：“致尼古拉上校书——1782年5月22日寄自新堡”。此信缘于一位保守的老绅士尼古拉上校。独立战争激酣之际，他曾暗地里上书华盛顿，对之从头到脚大大捧颂一番后，再小心翼翼献上一记金点子：望取消共和恢复帝制，由将军本人担任新君……

这是个于“国家安全”业已构成威胁的信号，一个腐朽透顶的馊主意——堪称“精神犯罪”。但此劣迹在人类史上屡见不鲜，在热衷威权的主子眼里，倒也不失大功一件：狭义来讲，反映了提案人的忠诚；广义上看，亦可谓一项“民意调查”收获，让主人触到了一份妙不可言的前景，不妨“心中有数”……

谁知，这盘蜜饯竟使华盛顿心情沉重，羞愧不已。如同一位突然被学生贿赂的老师，他感到自责、痛苦，陷入揪心的扪问：我何以使人恶生这样的念头？我究竟曾做错了什么，以致给人落下如此印象？

在这封“尼古拉上校大鉴”的信中，他忧心忡忡疾问道——

“您所说的军队里有的那种思想，使我痛苦异常，自作战以来，没有一件事令我这样受创。我不得不表示深恶痛绝，视为大逆不道。目前我尚能暂守秘密，若再有妄论，定予揭发。我过去所为，究竟何事使人误解至此，以为我会做出对国家祸害最烈之事，诚百思不得其解，如我尚有自知之明，对于您之建议，谁也没我这样感到厌恶……若您仍以国家为念，为自己、为后代，或仍以尊敬我，则务请排除这一谬念，勿再任其流传。”

显然，华盛顿把这位从“后门”爬进来的尼古拉当成了一顶屎盆子，厌其臭、恨其秽、怒其不争，捂鼻踹脚，又从“后门”给踢了出去。有这样一段插曲在先，我们即不难理解将军后来的种种表现了。同时，这封信也极大震慑了其他欲效颦的尼古拉们。

此时距独立战争结束尚有两年。

在今天的美利坚国会大厦里，有一幅巨制油画，讲述的是二百年前华盛顿正式向国会归还军权的情景——

在一间临时租借的礼堂里（当时国会尚无正式办公场所），历史功臣和会议代表们济济一堂，屏息以待那个重要时刻的到来。会场气氛肃穆庄严，大家已提前被那将要发生的一幕感动了：他们知道，再过几分钟，在这场卸职仪式上，自己竟要接受国父的鞠躬礼——而作为受众的他们，只需让手指轻触一下帽檐即可以了。这真让人有点受不了，但必须如此，因为此非日常生活的普通礼节，而是作为一个理念象征，它从此将规定一种崭新的国家意志和政体秩序：将军只是武装力量的代表，而议员却是最高权力的代表，无论如何，军队都只能向“国家”表示尊敬和服从。

华盛顿出场了。寂静中，其身躯像降旗一般徐徐垂落，代表们无不隐隐动容，谁都明白，这是将军正竭尽全力——用身体语言——对这个新诞生的政体作最彻底和最清晰的阐释。感怀之余，有人竟忘了去触帽。

将军发言极简：“现在，我已完成了战争所赋予的使命，我将退出这个伟大的舞台，并且向尊严的国会告别。在它的命令之下，我奋战由久……谨在此交出委任并辞去所有的公职。”

他从前的下属，现任议长答道——

“您在这块土地上捍卫了自由的理念，为受伤害和被压迫的人们树立了典范。您将带着全体同胞的祝福退出这个伟大的舞台，但是，您的道德力量并没随您的军职一起消失，它将永远激励子孙后代！”

据史记载，当时所有的眼眶都流下了热泪。

个人、权力、军队、政府、国家……政治金字塔周围这些萦绕不清的魍魉蛛网，就这样被华盛顿们以一系列大胆而优美的新思维杠杆给予了澄清和定位。它们的性质与职能，被一一定格在严厉的法律位置上，不得混淆或僭越。将军朝向议员们的鞠躬是为了让后人永远牢记一条常识：一切权力来自上帝和人民，武器的纯洁性在于它只能用来保卫国家和公民安全；军队不是个人或集团财产，作为公民社会的盾牌，它只能献身国防而不可施于内政；领袖本人须首先是合格公民，须随时听从国家召唤，其权力将随着阶段任务的完成而及时终止……

这是第一代美国人为后世贡献的最杰出的理念之一。犹如慈爱的父母在孩子胳膊上提早种下的一粒“痘”，正是凭借这份深情的疫苗，此后的美国政治才在肌体上灵巧地避开了军事独裁的凶险，最大限度地保证了社会的稳定、自由与和平。

华盛顿鞠躬的油画悬挂了二百年，“国家绝不允许用武力来管理”这个朴素理念，也在美国公众心里扎根了二百年。两个世纪以来，美国社会的政治秩序一直温和稳定、未有大的集团动乱和恶性斗争——和该理念的始终在场有关，和华盛顿们最初对军队的定位有关。1974年6月，颇有作为的尼克松总统因“水门事件”倒了霉，当最高法院的传票下达时，白宫幕僚长黑格曾冒失地提议：能否调第82空降师保卫白宫？国务卿基辛格轻轻一句话即令这位武夫羞愧难当，他说：“坐在刺刀团团围住的白宫里，是做不成美利坚总统的。”

那幅画不是白挂的，它绝非装饰，而是一节历史公开课，一盏红灯闪烁的警示屏。它镌铭着第一代建国者以严厉目光刻下的纪律。尼克松难道会自以为比华盛顿更伟大、更享有军中威望吗？谁敢把乔治当年交出的权力再劫回来？

保卫白宫和保卫每座民宅的都只能是警察，而永远轮不到军队。美国宪法明示：任何政党、集团不得对军队发号施令，动用军事力量干预国内事务是非法的。军队只能是“国防军”，而不会沦为所谓的“党卫军”“御林军”“冲锋队”或“锦衣卫”。尼克松最终向这一理念耷下了高傲的头颅，他宣布辞职的刹那，脑海里会不会蓦闪出华盛顿那意味深长的微笑？

第2章 每一个人就是整个国家(2)

绝对的权力绝对腐蚀人。僵滞的权力也绝对僵滞一个社会的前行。权力者爱护这个国家最好的方式便是在适当之时交出权力。凭这种清洁的信仰和人文美德，华盛顿和伙伴们终于齐力将“美利坚”——这艘刚下水的世纪旗舰推出了殖民港湾，并小心绕过浅滩和暗礁，引向燃烧着飓风与海啸的深水，引向自由、干净与辽阔……

仪式一完，华盛顿真就回家了。像一个凯旋的大兵，两手空空，轻松地吹着口哨，沿波托玛克河，回到阔别多年的农庄。那儿有一幢简楼、家人和几条可爱的狗等着他。5年后，当美利坚急需一位总统的吁求正式下达，他的休养计划被迫中止。但连任两届后，他坚决辞去了公职，理由很简单：我老了，不能再耽搁下去了。他当然明白，假如自己乐意，即使再耽搁几年，也不会有人喊“下课”的。但那样一来，即等于背叛了自己的信仰，等于不尊重国家和民众对自己的选择……离职后不久，他在故乡平静地去世。

布衣——将军——布衣——总统——布衣，此即华盛顿平凡而伟大的生涯故事。8年军旅，置生死于度外；8年总统，值国家最艰困之时，实无福禄可享……每一次都是临危受命，挽狂澜于即倾；每一次都是听从国家召唤，履践一个公民的纯洁义务。

那提议用“华盛顿”来为首都命名的人真是太智慧了。

史上大人物的名字比比皆是，可真正禁得住光阴测试和道义检验的却寥寥。有的凭权势或时运，固可煊赫一朝，但验明正身后很快即暗淡无光，甚至被弃汰如粪、沦为恶名。而“华盛顿”不，作为生命个体，他的清白、诚实及所有伟岸特征皆完整保持到了终点。作为一个响亮的精神名词，内涵不会因光阴的淘洗而褪色变质，相反，却历久弥新，来自后世的敬重与感激——随着历史经验的积累和世界坐标的参照——而愈发强烈、挚深……

2000年

(第二节是“国家”错了

在民法的慈母般的眼里，每一个人就是整个国家。

——孟德斯鸠

1

一百年前的法兰西。正义的一天——

1898年1月13日，著名作家左拉在《震旦报》上发表致共和国总统的公开信，题为《我控诉》，将一宗为当局所讳的冤案公曝天下，愤然以公民的名义指控“国家犯罪”，替一位素昧平生的小人物鸣不平……

该举震撼了法兰西，也惊动了整个欧洲。许多年后，史家甚至视之为现代舆论和现代知识分子诞生的标志。

事件源于法兰西第三共和时期，1894年，35岁的陆军上尉、犹太人德雷福斯受诬向德国人出卖情报，被军事法庭判终身监禁。一年后，与此案有关的间谍被擒，证实德雷福斯清白。然而，荒谬登场了，受自大心理和排犹意识的怂恿，军方无意纠错，理由是：国家尊严和军队荣誉高于一切，国家不能向一个“个人”低头。这个坚持得到了民族主义情绪的响应，结果，间谍获释，德雷福斯“为了国家利益”——继续当替罪羊。

面对如此不义，左拉怒不可遏，连续发表《告青年书》《告法国书》，披露军方的弥天大谎，痛斥司法机器滥用权力，称之“最黑暗的国家犯罪”，称法兰西的共和荣誉与人权精神正经历噩梦。尤其《我控诉》一文，如重磅炸弹令朝野震动，所有法国报刊都卷入了争论，左拉更被裹至旋涡中心：一面是良知人士的声援；一面是军方、民族主义者的谩骂，甚至有暗杀恐吓。

左拉没退缩，他坚信自己的立场：这绝非德雷福斯的一己遭遇，而是法兰西公民的安全受到了国家权力的伤害；拯救一个普通人的命运就是拯救法兰西的未来，就是维护整个社会的道德荣誉和正义精神。在左拉眼里，他这样做，完全是履践一个公民对祖国和同胞的义务，再正常再应该不过了。

然而，令人悲愤的一幕又出现了：一个真正的爱国者总是为他的国家所误解。同年7月，军方以“诬陷罪”起诉左拉。作家在友人的陪伴下出庭，他说：“上下两院、文武两制、无数报刊都可能反对我。帮助我的，只有思想，只有真相和正义的理想……然而将来，法国将会因为我挽救了她的名誉而感谢我！”

结果，左拉被判罪名成立，流亡海外。

左拉远去了，但这个英勇的“叛国者”形象，却像一颗尖锐的沙子折磨着法国人的神经，这毕竟是有着反强权传统、签署过《人权宣言》的民族……终于，敏感的法兰西被沙粒硌疼了，渐渐从“国家至上”的恍惚中醒来：是啊，不正是“个人正义”守护着“国家正义”吗？不正是“个体尊严”组建了“国家尊严”吗？国家唯一让国人感到骄傲和安全的，不正是它对每个公民作出的承诺与保障吗？假如连这点都做不到，国家还有什么权威与荣誉可言？还有什么拥戴它的理由？

愈来愈多的民意开始倒戈，向曾背弃的一方聚集。在舆论压力下，1906年7月，即左拉去世后第4年，法国最高法院重新宣判：德雷福斯无罪。

军方败诉。法院和政府承认了自己的过失。

法兰西历史上，这是国家首次向一个“个人”低下高傲的头颅。

德雷福斯案画上了公正的句号。正像九泉之下的左拉曾预言的那样：法兰西将因自己的荣誉被拯救而感激那个人——那个率先控诉母邦的人。

作为一桩精神事件，德雷福斯案之所以影响至深，且像爱国课本一样被传颂，并不因为它“蚍蜉撼大树”的奇迹，而在于它紧咬不舍的人权理念，在于它揭呈了现代文明的一个要义：生命正义高于国家神话；人的价值胜过一切权威；任何蔑视、践踏个体尊严和利益的行为都是犯罪，都是对法之精神的背叛、对生命的背叛。

可以说，这是世界人权史上的一次重要战役，在对“人”的理解和维护上，它矗起了一座里程碑。

2

国家是有尊严的，但尊严不是趾高气扬的“面子”，它要建立在维护个体尊严和保障个体权益的承诺上，要通过为公众服务的决心、能力和付诸来兑现，它不能要求预支，更不能凭空勒索。在价值观上，国家权威与公民权益不存在大小之分，个体永远不能沦为集体羽翼下的雏鸟或孵卵，否则，就会给权力滥用国家名义谋集团之私或迫害异己提供依据。孟德斯鸠早就说过：“在民法慈母般的眼里，每一个人就是整个国家。”法国《人权宣言》、美国《权利法案》及联合国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都开宗明义地宣扬了该常识。

如果为了国家利益可任意贬低个体尊严，如果牺牲个体自由与权利的做法得到了宣传机器的大肆鼓吹，那么，不管该国家利益被冠以怎样的“崇高”或“伟大”，其本质都是可疑的。任何政府和部门之“权威”，唯有在代表公意时才具合法性，才配得上民间的服从。在一个靠常识维护的国家里，每一个“个人”都是唯一性资源，都拥有平等的社会席位，每个人的福祉都是国家重要的责任目标……正是基于这些同构、互动和彼此确认的关系，个人才可能成为国家的支持者，才会滋生真正的爱国者和“人民”概念。

权力会出错，领袖会出错，政府会出错，躲闪抵赖本来就可耻，而将错就错、封杀质疑就更为人不齿了，也丢尽了权力的颜面。

有无忏悔的勇气，最能检验一个团体、政府或民族的素养与质量。1992年11月，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为17世纪被教廷审判的伽利略正式平反，不久又致函教皇科学院，为达尔文摘掉了“异端”罪名。连素以“万能”著称的上帝代言人都承认“寡人有疾”，更何况凡夫俗子？同时也说明，这不失为一位胸襟辽阔、值得信赖的“上帝”。

1997年，美国总统克林顿正式为士兵艾迪·卡特平反，并向其遗属颁发了一枚迟到的勋章。艾迪是一位非洲裔美军士兵，曾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立下战功，后被误控有变节行为，停止服役。1963年，艾迪抑郁而终，年仅47岁。事隔半个世纪，美国政府终于良知醒来，并向亡魂道歉。

曾炒得沸沸扬扬的《抓间谍者》禁书案，经过3年审理，于1988年10月，由英国最高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政府起诉。这部被视为泄露国家机密的书，拥有自由印刷、发行和报刊转载的权利。

不得不承认，当今世上，让政府向个体认错、大人物向小人物认错、大国向小国认错……确属不易，关键要有一种良好的理性制度、一套健正的社会价值观和文化心理——既要有周严的法律保障，又要有公正的民心资源和舆论环境。要坚信：错了的人只有说“我错了”时——才不会在精神上惨败，才不会在道德和尊严上输光。今天，在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私人图书馆里，最常听到的便是他的录音资料：“犯下错误不可怕，可怕的是掩盖错误……”谁也没过多责备这位自责的老人，在他去世一周年之际，美国仍发行了印有其头像的纪念邮票。

3

德雷福斯案，至少有两点让一百年后的我大为感慨，也是让我吃惊和敬羡的地方。

首先，舆论的“讨论空间”如此之大。

它包含“此类政事竟允许舆论参与”（即民众的知情范围和讨论范围）和“舆情的规模、幅度、持续性竟如此强劲”（民众对公共事务的积极性）两层意思。一个世纪前，一个冒犯国家威严、对政府不恭的声音竟能顺利出笼，竟有报刊敢“别有用心”地发表——且不受指控，确乎不可思议。而在一场对手是国家机器的较量中，竟有那么多的民间力量汹涌而入，不仅不避嫌、不为尊者讳，反而敢于大声对政府说“不”，就更令人惊叹了。试想，在另一些国度，即使有左拉般的斗士站出来，谁又保证会有《震旦报》那样不惧烧身的媒体呢？《我控诉》能公开问世并迅速传播，至少说明一点：在当时法国，此类政治问题的讨论空间是存在的，或者说，言论自由有较可靠的社会根基和法律依据，连政府都没想要去背叛它——这确令人鼓舞。否则，若话题一开始就被封杀，“德雷福斯”连成为街谈巷议的机会都没了。而在别的地方和时代，让这类事胎死腹中、秘密流产后偷偷埋掉，是最容易想到和做到的。

其次，事件的理性结局。

表面上，它迎合了一个再朴素不过的公式：邪不压正！真理必胜！但实际生活中，要维持此公式的有效却极难。“正义”“真理”，从主观的精神优势到客观的力量优势，中间有很长的崎岖和险情。个人挑战权威的例子不罕见，但能迅速赢得社会同情、升至一场全民性精神运动并获胜，即不简单了。其中，既有先驱者的孤独付出和后援力量的锲而不舍，又有来自权力的某种程度的精神合作与妥协，否则，法兰西又徒添几条为真理殉葬的舌头或烈士而已。该案的结局是令人欣慰的，它不仅实现了左拉的控诉企图，且让“真理”用短短8年就显示了它神圣的逻辑力量。

政府最终选择了真相，选择了理性，即使它是被迫的，这个让步也值得嘉许和为后世所纪念。它需要勇气，需要文化和理性的支持，或许还受到了某种古老榜样的注视与鼓励……这与法兰西深入人心的自由传统和民主渊源有关，与制度自身的空间和弹性有关。左拉的胜利，乃欧洲现代民主精神的胜利。在无数人组成的“个人”面前，任何国家和政府都是渺小的；知耻近乎勇，承认过失乃维护荣誉的唯一方法……想到并做到这些，对一个诞生过狄德罗、伏尔泰、卢梭的民族来说，固然在信仰资源和精神背景上不是难事，但它所费周折和成本也令人反思，比如曾将左拉逼入绝境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

德雷福斯案距法国大革命已有一个世纪，在由拉斐德起草的号称“旧制度死亡书”的《人权宣言》里，早就宣告了社会对“人”的种种义务——

“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人之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凡权利无保障和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可言。”“自由传达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因此，各个公民都有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

可最初的德雷福斯和左拉，不仅没享受到以上保护，反而遭及同部宣言中其他条款的迫害：“意见的发表不得扰乱法律所规定的公共秩序”“法律有权禁止有害社会的行为”……可见，再伟大的法律和政治文书，都难免给权力留出“利己性司法解释”和“选择性依法”的机会。而这类舞弊，在今天的很多国家仍司空见惯。

英国学者戴雪说过一句寓意深远的话：“不是宪法赋予个人权利与自由，而是个人权利产生宪法。”是啊，真正的法不是刻在大理石或纪念碑上，而是栖息于人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细节中。唯一让制度和政党具有“合法”性的，是每个社会成员的权利和福祉，是来自个体的信任和满意。

2000年

(第三节一个人的遭遇

迟来的正义为非正义。

——威廉·格莱斯顿

1999年，《信息日报》载有一篇文章，题为“迟到17年的判决”——

35年前，学炼油专业的青年周永臣，千里迢迢来到西北兰州，怀着一腔赤诚，甘为祖国的石油工业奉献自己的青春。仅仅3年，“文革”开始了，周因“窃听敌台罪”被捕，继以“反革命”嫌疑被判入狱3年……刑满后，周背着破铺卷返回原籍，谁知，望眼欲穿的父母没等到儿子回家就相继离世，此间，大哥也含冤自尽。之后，周永臣住在一间5平方米的窝棚里，形影相吊，凄风苦雨，开始了长达27年的捡破烂生涯。“文革”结束后，周永臣像无数含冤者那样企盼平反，未料这一等就是20年。直到1996年元月，才有兰州来人，向他宣布平反决定，同时递上一份兰州中院改判其无罪的复印件。周永臣接过该纸，从头看到尾，从尾追到头，不禁惊呆了：原来，这纸迟来的公文——竟是1979年签发的！竟拖延了整整17年才抵达受害人手中！17年！周永臣呜咽道：“1979年，我还不到40岁，还可为国家工作20年，可现在……”他脆弱的神经再也无法承受这一现实，精神恍惚，万念俱灰，元月底，周永臣悬梁自尽。

读完这则报道，我禁不住掩面长泣，为一个卑微的生命从青春到白发、从英姿勃发的壮志到双目枯陷的绝望……我久久地黯然，揣想着那纸尘封17年的判决于一双颤巍巍的枯手是何等的沉重，那迟到的光亮给一位捡破烂的老人蒙上了怎样意想不到的漆黑？

哪里是什么自杀？分明是他杀，铁证如山的他杀。

又岂止是潦草的“命运”二字所能遮蔽得了的。

一个艰难挺过了六七十年代的人，为何竟在九十年代走上了黄泉路？一具没有被罪绳勒垮的血肉之躯，为何在突如其来的松绑后却魂飞魄散？人，何以被轻蔑、被遗忘到如此卑贱的地步？生命何以被愚弄至此？

有个问题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周永臣唯一可剩的就是以死弃权？就是甘于宿命的自我凋谢？为什么悲愤之余没有去申诉去抗议？至少也该学“秋菊”讨一个诚意或说法吧？什么原因使他竟凑不齐一丝勇气去迎对这惨淡呢？

固然有性格因素，但我以为这并非主要，深处的原因恐怕尚在于一种牢固的政治文化心理和积弱习惯——它主宰着主人对环境及自我的一切看法，注定了他对命运的无异议领受。

第3章 每一个人就是整个国家(3)

长期以来，我们一再被叮咛：个体是渺小的、微不足道的，任何重视或放大个体的做法皆自私可耻，唯国家和集团利益至高无上，为了“大”，必须时刻准备牺牲“小”……正像“皮毛论”鼓吹的那样，“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借助这样的经验逻辑，作为“毛”的个体就天然披覆了一种自卑，被烙上了一记鲜红的耻字，也使得“小”在一切被誉为“大”和“皮”的权威前羞愧地低下头，自惭形秽。

一旦“大小”“皮毛”这些日常经验话语通过权力指认——被政治哲学赋予意想不到的伦理身份，一旦生物现象学变成了社会政治学，“小”和“毛”的“刍狗”悲剧即开场了。“大”永远先声夺人、不战而胜，永远象征着权威、全能、无限、光荣与真理，永远匹配垄断、覆盖、替代一切的图腾魅力。

但问题是：这个“大”是否真正含有那个“小”？若是，那么“大”对“小”该负怎样的责任与义务呢？它对“小”所承诺的庇护与保障是否履行？若未履行或履行不好，那么，它还有什么资格与底气从对方那儿领取信任和拥戴？它的合法性从何而来呢？

1930年，胡适在《介绍我的思想》中告诫当时的青年：“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起来的！”

“人”被榨干了。“人”奇怪地消失。个体之尊严、利益、价值、权利、意义，统统消失在组织、单位、团队、党派、国家、民族——这些以集体名义注册的政治大词中。生命作为一种零散物件，像“螺丝钉”“小数点”一样被严厉地拧固在国家机器上。可以说，“文革”结束前，在体制文化上，生命个体从未得到过价值观层面的充实与滋养，它被不断地向外抽、吸，日益干瘪。相反，“集体”“人民”“领袖”这些榜首词却源源不绝地输入新政治能量，愈发神采奕奕、傲慢无礼。所谓“革命”，即要求“大”愈大——无穷大、“小”愈小——无穷小，大到万寿无疆、重比泰山，小至轻若鸿毛、贱如粪土。

周永臣，一个绝对威权阴影下长大的知识分子，他不会不被告知自己的渺小，不会不对一切带有“国家”标志的东西和来自“上面”的指令抱以敬畏，不会不清楚自己的遭遇乃典型的“中国制造”。他面对的始终是国家机器，是至高无上的权力意志，是不容置疑的公章部门……作为民间卑微的个体，一介自幼在“民怕官”的积弱文化和大一统思想下——靠“服从”“遵纪”成长起来的草芥书生，既然从未感受到来自“大”的庇护和抚爱，又怎敢伸手向长久笼罩自己的“大”要什么公道？讨什么说法呢？

当“小”的对手被放扩为无边无际的“大”时，“小”无法不绝望，无法不崩溃。除了一遍遍地自卑、沮丧，他能怎样呢？他能说出“国家错了”那样的话吗？他敢想象“政府应向这个人道歉”那样的事吗？能忍则忍，能屈则屈，能受则受，实在受不了就只剩一条路……

他实在太弱了。何止是“小”——简直是渺小。正是几十年藐视“人”的文化激素和凶险的政治环境，发育了这种畸形可怜的弱和唯唯诺诺。正是长期“个”的缺席和权利的严重不足值，导致了一代人根本不理会或不敢动用自己的权利。尤其一个被下放到垃圾堆、含垢咀辱达37年的老人，如何在一夜间拣回久违了的尊严、拣回自己的公民资格？

或许有人嘀咕：时代毕竟不同了嘛，其实他完全可以……

不错，他走得太安静了，甚至看上去有点窝囊、没出息。

但人为什么要逃避控诉的权利？

唯一的解释是：他内心根本就不信这权利！根本就不信这权利已到手——无论它被标榜得多么逼真和近在咫尺！他对突然授予的东西既陌生又恐惧，对历史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政治凶险记忆犹新。几十年来，虽然周围人的境遇多有改善，但他的境遇却从未有变，难道他没理由怀疑一切吗？

将一盆香喷喷的肉赏给一匹快要饿死的骆驼，这何尝不是一种羞辱？其内心除了悲凉、空荡、凄楚，什么都不会再有。

那17年的迟到又是怎么回事？

说到底，仍是漠视人。在那些职能部门眼里，一介草民实在太微不足道了，所以才会发生那样的遗忘，且对遗忘不以为然，既无道歉，也无赔偿……因为自己据守的是“大”，对方是“小”，大对小怎么会低头呢？

西人有言：迟到的正义为非正义。而周永臣收到的，已是“迟到的迟到的不完全正义”了。

轻描淡写的“平反”与30年前的“罪名成立”，实质上有多大区别？缺少诚意的“精神安慰”和当年的“精神摧残”又有何二致？甚至说，它比当年的出手更重，更具杀伤力和毁灭性——人往往可以承接命运的严酷，但却受不了人生的奚落和捉弄。正是这鬼使神差、不期而至的大赦，让他的神经一下子瘫痪了，一个人苦苦支撑的幻想被击溃了，一个人的存在被忽略、废弃和贬值到了极点，他听到了冥冥深处的嘲笑声……17年的顽强“活着”突然变得毫无意义，悲壮变成了可悲，坚忍变成了滑稽，正剧变成了荒诞。他实在没有力气再重视自己，心成了废墟，所有的生存理由皆已散去。

历史本身并没能累垮这个人，但历史的后来却杀死了他。这只能说明，那场历史并未结束，而是一直暗暗延续着，是整座“加长的历史”摧毁了他。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周永臣的悲剧实为一代“个人”的悲剧。

余华曾有一部催人泪下的小说《活着》，描述了一个普通中国人的生涯故事，从青春到白发，从挈妻携子到家破人亡，从屡败屡战到万念俱灰……其实，阅读周永臣的遭遇，我觉得其履历或许更能印证“活着”——这道伟大又残酷的语义。

严肃地活着，有尊严有价值地活着——多么不易。

2001年

(第四节为什么不让她们活下去

革命肉体的洁癖

电影中，不止一次看过这样的情景：美丽的女战士不幸被俘，虽拼死反抗，仍遭敌人侮辱……接下来，无论她怎样英勇、如何坚定，多么渴望自由和继续战斗，都不能甩开一个结局：殉身。比如敌群中拉响手雷，比如跳下悬崖或滚滚怒江……

小时候，面对这样的情节，在山摇地撼、火光裂空的瞬间，在悲愤与雄阔的配乐声中，我感到的是壮美，是激越，是紧挨着悲痛的力量，是对女战士的由衷怀念和对法西斯的咬牙切齿。

成年后，当类似的新版画面继续冲来时，心理却渐渐起变。除了对千篇一律的命运生厌外，我更觉出了一丝痛苦，一缕压抑和疑问……那象征“永生”的轰鸣似乎炸在了自己胸膛，我感到了一股毁灭之疼，一股死亡的惊恐。

为何不设置一种让其逃脱魔窟、重新归队的结局？为何不让那些美丽的躯体重返生活和时间？难道必须去死？她们就没有活下去的理由和愿望？难道她们的“过失”必须以死相抵吗？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创作心态？

终于，我懂了：是完美主义的要求，是革命洁癖的要求。

不错，她有“过失”，她唯一的过失就是让敌人得了手。在革命者眼里，这是永远的痛惜，永远挥不去、擦不掉的内伤。在这样的大损失面前，任何解释都不顶事。对女人来说，最大的生命污点莫过于失身，而革命荣誉，似乎更强调这点，不仅精神纯洁，更要肉体清白，一个女战士的躯体只能献给自己的同志，决不能被敌染指。试想，假如她真的有机会归队，那会是怎样一种尴尬？怎样一种不和谐？同志们怎么与之相认？革命完美主义的面子怎受得了？

唯一的出路，即所有编剧都想到的那种办法。在一声轰响中，所有耻辱都化作了一缕猩红的硝烟，所有人都如释重负，长舒一口气。硝烟散尽，只剩下蓝天白云的纯净，只剩下美好的往事，只剩下复仇的决心和升级了的战斗力……

这是所有人都不愿看到的，却是所有人都暗暗希望的。

她升华了，干净了，永生了。她再也不为难同志们了，再也不令自己人尴尬了。她成全了所有的人生观众。

这算不算一种赐死？

我不得不佩服编剧的才华和苦心。他们都那么聪明，那么为革命荣誉着想，以死雪耻，自行了断，既维护了革命的贞节牌坊，又不让活着的人背上心灵包袱……说到底，这是编剧在揣摩革命逻辑和原则行事，尽管正是他，暗中一次次驳回了她继续活下去的请求，但他代表的却是自己的阵营，是整个集团的形象工程。他是称职的。

失身意味着毁灭，这层因果，不仅革命故事中存在，好莱坞电影里也有。

《魂断蓝桥》我喜欢，但不愿多看，因为压抑，因为“劳拉”的死。我更期待一个活下来的妓女，一个有勇气活下来的妓女，一个被我们“允许”活下来的妓女……若此，我会深深感激那位编剧。

让一个曾经“失足”的人有颜面地活着，难道给谁丢脸？

是什么让艺术变得这样苛刻和脆弱？这样吝啬和不宽容？

其实是一种隐蔽的男权，一种近乎巫术的大众心理学，一种“法老”式的对女性伦理和生命角色的认定（即使在以“解放妇女”为目标之一的革命运动中也不例外）。为此，我认定那个暗示“劳拉”去死的编剧乃一俗物，我喜欢它也仅仅因为前半部，因为费雯·丽那泪光汹涌的眸子。

看过两部热播的公安题材电视剧：《一场风花雪月的事》和《永不瞑目》，作者海岩。不知为何，当剧情展开至半，当那位女警察欲罢不能爱上了香港黑社会老大的弟弟，当那位卧底的大学生被诱与毒贩女儿有了肌肤之亲，我脑子里忽闪过一丝不祥之兆，似乎已预感到她（他）必须死了……不仅因为她（他）犯了规，违反了职业纪律，关键在于其身子出现了“不洁”——这是为革命伦理所难以谅解的“罪”啊。开始我还盼着自己错了，希望我的经验过时了……但很遗憾，那经验仍很“先进”。

或许作者就是那样的道德家吧，有着难以启齿的洁癖。也或许是自我审查所为，不这么写，即无法从革命伦理的标尺下通过。

贞操、完美、亵渎、玷污、耻辱、谢罪、洗刷、清白……

世人竟臆造了那么多凌驾于生命之上——乃至可随意取代它的东西——甚至铸造出了命运的公式！

这让我想起了自然界的一种哺乳现象：据说一些敏感的动物，若幼崽染上了陌生的气味，比如与人或其他动物接触过，生母往往会将之咬死。原因很简单：它被染指过了，它不再“纯洁”。

对女性身体的“领土”想象

印度女学者布塔利亚·乌瓦什在《沉默的另一面》中记述了1947年、随着印度和巴基斯坦宣布分治和独立建国、在被拦腰截断的旁遮普省发生的一场大规模流亡和冲突：以宗教隶属为界，印度教、锡克教徒逃向印度，伊斯兰教徒涌向巴基斯坦。短短数月内，1200万人逃难，100万人死亡，10万妇女遭掳掠。作者以大量实录记述了这场人类灾难，尤以女性遭遇最为惨烈：为防止妻女被玷污，大批妇女被男性亲属亲手杀死，或自行殉身。

被采访者中有位叫辛格的老人，当年他和兄弟把家族中的17名女人和儿童全部杀死。他说：“有什么可害怕的呢？可怕的是蒙受耻辱。如果她们被抓去，我们的荣誉，她们的荣誉就都完了……如果你觉得自豪，就不会害怕了。”屠杀的方法有服毒、焚烧、刀砍、绳勒等。在锡克族的一个村子，90名女人集体投井，仅3人幸存。一位叫考尔的幸存者回忆：“我们大家都跳进了井里，我也跳了进去，带着我的孩子……井太满，我们没法淹死自己。”读到这，我惊出一身冷汗，世上竟有一种叫“谋杀”的爱？死，反倒成了一种救赎、一种恩赐？

据说，那口井太惨烈太著名，连印度总理尼赫鲁都曾去探视。

对于那些亲手杀戮亲人的男子来说，即使事情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他们也不为当年的事有一丝愧疚，反倍感自豪，对妻子姐妹毅然领死而充满赞美之情。

几十年后，许多被掳的妇女大难不死返回故里，迎接她们的第一句话竟是：“为什么回来？你死了会更好点儿。”

作者分析说：“不论印度教还是锡克教，都把女性的母亲角色和生殖功能联系于民族国家大业的开展，联系于传统的维护。女人身体成为民族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男人集体的财产、反殖民抗争的工具。”

其实，女体身体成为男性决斗的战场，成为民族拱卫的领土，这种情况在人类历史上已成普遍。只不过愈是宗教形态强硬的地区，愈发变本加厉而已，为浇固教旨的尊严和民族性的纯粹，往往竞相在对妇女的约束上下功夫，对女性形象和操守的约定与禁忌，总远大于对男人的要求。比如在阿富汗塔利班的统治下，女性被剥夺了受教育和参与公共活动的权利，身体终日被裹在密不透风的长袍里，只许露一双眼睛——这种对女体的超强重视，这种监狱般的严密防守与封锁，其实昭示了一种对宗教母本的捍卫决心，一种对外来文化窥视的严格防范，一种充满敌意的警告与断然呵斥。

你甚至很难说清楚，这究竟算一种护爱，还是一种刻意的虐待？

由于女性天然的生理构造、原始的生殖色彩、性行为中的被压迫和受侵略姿态，使女体艰难地担负起宗族的繁衍、荣辱、盈亏、尊严、纯洁、忠诚等符号学意义，女体成了一种特殊的隐喻和载体，人们在她身上灌注了超重的价值想象和历史记忆：政治的、伦理的、血缘的、地缘的，甚至经济学的……于是就产生了一种奇怪现象：古老的民族风情和习俗特征似乎总能在妇女身上得以顽强的保留和遗存，乃至在社会生态学和旅游业中，妇女无形中竟成了最大的文化看点之一。

于女人而言，这些超常赋予带来的是不堪承受之重，平常日子里，意味着身心禁锢，特殊时期则意味着灾难降临。尤其当宗教火拼和异族战事发生，女性身体更首当其冲，沦为双方的战场和争夺的战利品——因为自己的重视，也势必会引起对方的重视。“当两阵敌对冲突时，争相糟蹋和强奸对方的女人，成为征服、凌辱对方（男人）社群的主要象征和关于社群的想象。”（布塔利亚）这在近年的波黑战争和科索沃动乱中都表现得极充分。

所以，战乱中的女人最不幸。文明与历史的牺牲，很大程度上沉淀为女性的牺牲。动乱最大的代价，最凶猛、最决绝和阴暗的部分，往往以落实到女性身上为终结。胜利往往只是男人的胜利，而不会给女人带来多大轻松。日本侵略战争过去了那么多年，但“慰安妇”问题至今仍是笼罩受害国的一团浓得化不开的阴霾：毁损的国土、被掠的资源、阵亡的生命，皆可不要赔偿，但被侮辱的女性身体，却需讨一个说法……或许在我们眼里，战争最大的毁坏，即对女性身体的占领；最难愈合的创伤，即女性体内的隐痛。

这种对女体过度的利益想象和价值比附，即使在理性发达的西欧，也很难例外。二战后，在法国或意大利，人们竟自发组织起来，对那些与纳粹军人或德国侨民通婚的女子施以惩罚，将之剃光头，令其抱着“孽子”上街游行，随意羞辱甚至杀戮……即使对德军俘虏，也没这般态度。可假如“占领”异国女子的事发生在男人身上，非但不受谴责，反被捧为英雄……为什么？难道是女性在生理构造上的隐秘性和凹陷性，较之男性肉体，更易使人产生“不洁”的联想？

不管怎样，我对所谓“女性解放”时代的到来并不乐观。只要对男女肉体的审视态度仍存在双重标准，只要不能平等地看待男女“失身”，只要继续对女性肉体附加超常的非生理意义和“领土”属性——“洁癖”就会继续充当女性最大的杀手。

2002年

(第五节战俘的荣誉

第4章 每一个人就是整个国家(4)

人有害怕和惜命的权利。

——题记

1

近读军事史书，竟读出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战俘命运。

如果说战争是一个政治受精卵的话，那么在她所有的分娩物里，有一种最令其羞恼：战俘。显然，战俘是战争的胎儿之一，哪里有厮杀，哪里即有战俘，这是胜负双方都无法避免的尴尬。

“杀身成仁”，似乎永远是英雄的标准贞操，也成了考核一个人对信仰、团队或领袖之效忠度的最重砝码。作为一枚有“验身”意味的朱红大印，它已牢牢加盖在人们的日常心理中，更被古往今来的太史公们一遍遍漆描着。

苏德战争爆发后，由于苏联当局缺乏应变准备和决策错误（另一原因还在于长期的“肃反”政策。据《西蒙诺夫回忆录》披露，早在战前五六年，红军的中高级将领几乎已被消灭殆尽，战场上竟频频上演尉级军官代理师旅长的事），致使苏军惨遭重创，仅1941年夏季被俘人员就达200多万，而据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部统计，整个战争期间，红军总被俘人数高达459万。即便如此，并不能否定苏军的顽强与勇敢，德军战况日志证实：绝大部分苏军官兵是在受伤、患病、弹尽粮绝的情势下被俘的。应该说，他们是为国家尽了力的，即使在战俘营，也没有令红军的荣誉和国家尊严蒙受污损。

他们后来的遭遇却极为悲惨，最令之不堪的并非法西斯的虐待和绞杀，而是来自祖国“除奸部”的审判。前苏联宣传部长雅科夫列夫在《一杯苦酒》中回忆道——

“卫国战争一开始，苏联当局甚至把那些在战线另一边仅逗留很短时间的人也当作叛徒，军队的特别处不经审判就处决形迹可疑的突围出来或掉队的官兵……苏联国防委员会还在战时就通过决议成立特种集中营，以审查从俘虏营释放的和在解放区发现的‘原红军军人’……1945年8月18日，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关于派送从德国俘虏营中释放的红军军人和兵役适龄的被遣返者到工业部门工作的决议》，根据这一决议，他们悉数被编入‘国防人民委员部工人营’，其性质和内务部的劳改营没甚区别。

“苏联领导对被俘红军人员的态度，早在1940年就已确定：苏芬战争一结束，芬兰将5.5万名战俘转交苏联当局。他们被悉数解送到依万诺沃州尤扎镇的特种集中营，四周上了铁丝网……大部分被判处了期限不等的监禁，剩下的于1941年春被押送到极北地带，后来的命运即无从知晓了。”（《一杯苦酒》，新华出版社，1999年8月版）

显然，在当局眼里，军人的使职即等于出让生命，每一项军事目标都须以性命去抵押，当战事失利、任务未竟时，“活着”就成了罪状！不管何种理由何等情势，被俘都是一种耻辱，都是对职责的辜负与背叛，都是怯懦保守、没有将力量耗尽的证明！二战结束后，每个苏联公民都要接受一份特殊表格的过滤：“您和您的亲属有没有被俘过、被拘留或在敌占区呆过？”其实，这和我们过去熟悉的“家庭出身”性质一样，皆属一种决定人命运的政审试纸。

一个战场军人的命运不外乎三种情形：凯旋者、烈士或战俘。对于投身卫国战争的一名苏联士兵来说，能迎来最后凯旋，当然是最幸运的，而一旦沦为战俘，则等于被打入地狱……即使被释放，余生亦将陷入黑暗与困顿之中，非但得不到抚恤与勉慰，反而一生背负象征耻辱的“红字”，倍遭歧视和人格伤害。

哈姆雷特的著名抉择：生，还是死？确是让苏联军人痛苦不已的题目。

或许，正是出于对当局有着清醒的估计和预判（苏芬战争那5万战俘的遭遇早已对未来者的命运作了残酷的预演），二战结束时，拒绝回国的苏联公民竟高达45万，其中17.2万是军籍。可以说，他们是怀着对国家政治的恐惧远离母邦和亲人的。

2

应承认，无论过去、现在或未来，奢望一个政权或民族对战俘抱以对英雄那样的态度，都是困难的。这从人性心理和文化价值观的角度都可找到答案，亦完全可理解。但是，像苏联那样几乎视战俘为叛徒的极端例子，则不是单靠文化成因就可辩解的了，它远远偏离了“本能”，远超出了人性的正常逻辑和行为路线……说到底，乃悖人道、违理性的极权所酿，乃畸形政治心理和粗野意识形态所致。

可慰的是，同样是接纳集中营里出来的战友，在温煦的太平洋西岸，我看到了一幕相反的风景——

1945年9月2日，日本投降仪式在美军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

上午9时，盟军最高统帅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出现在甲板上，这是一个举世瞩目的伟大时刻。面对数百名新闻记者和摄影师，将军突然做出了一个让人吃惊的举动，有记者这样回忆：“陆军五星上将麦克阿瑟代表盟军在纳降书上签字时，突然招呼陆军少将乔纳森·温赖特和英国陆军中校亚瑟·帕西瓦尔，请他们过来站在自己的身后。1942年，温赖特在菲律宾、帕西瓦尔在新加坡向日军投降，俩人是刚从满洲的战俘营里获释，搭飞机匆匆赶来的。”

可以说，该举动几乎让所有在场者都惊讶，都羡慕，都感动。因为俩人现在占据着的，是历史镜头前最耀眼的位置，按说该赠予那些战功赫赫的常胜将军才是，现在这巨大的荣誉却分配给了两个在战争初期就当了俘虏的人。

麦帅何以如此？其中大有深意：俩人都是在率部苦战之后，因寡不敌众、没有援兵、且接受上级旨意的情势下，为避免更多青年的无谓牺牲才放弃抵抗的。我看过当时的一幅照片：两位战俘面容憔悴，神情恍惚，和魁梧的司令官相比，身子薄得像两根生病的竹竿，可见在战俘营没少了遭罪吃苦。

然而，在这位将军眼里，似乎仅让他俩站在那儿还不够，于是更惊人的一幕出现了——

“将军共用了5支笔签署英、日两种文本的纳降书。第一支笔写完前几个字母后送给了温斯特，第二支笔的获得者是珀西瓦尔，其他的笔完成所有签署后，将分赠给美国政府档案馆、西点军校（其母校）及其夫人……”

麦克阿瑟可谓用心良苦，他用特殊的方式向这两位忍辱负重的落魄者表示安慰，向其为保全同胞的生命而付出的个人名望的牺牲和落难致以答谢。

与其说这是将军本人的温情表现，不如说乃其价值信仰的选择，它受驱于一种健康的生命态度和宽容的战争理念。它并非个人情感的一时冲动，亦绝非私谊所为，而是代表一种国家意志热烈拥抱这些为战争作出特殊贡献的人，超常的礼遇乃对其巨大自卑和精神损失的一种弥补——在将军眼里，只有加倍弥补才是真正的弥补！那支笔大声告诉对方：别忘了，你们也是英雄！你们无愧于这个伟大的时刻！

是啊，难道只有“死”才是军人最高的荣誉和贞操标准吗？才是对祖国和同胞最好的报答吗？若此，提出这等要求的祖国和同胞岂非太自私太狭隘太蛮横了呢？爱惜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生命，尊重个体存在的价值，难道不正是人道社会的诉求吗？

3

平时，我们在战争题材的小说或影视中常见类似的诅咒性台词：“除非……就别活着回来！”“别人死了，你怎么还活着？”

当然，这样不雅的话多由反方嘴里说出来。而对正方的描写，虽在话语方面巧妙地避开了此类尴尬，但价值观上掩饰不住相同的逻辑，无论作者编剧，还是读者观众，在对我军失败人员的命运期待上，都表现出一种非此即彼的价值取向：烈士，或者叛徒。我们心目中的英雄是绝不能作“合格俘虏”的，情感上受不了，一旦被俘，要么设计他虎口脱险，要么安排他拉响“光荣弹”（随着那声“同归于尽”的轰响，我们的灵魂也骤然获释，轻松了许多）。

我们的眼里，安排一个人去死，恰恰是对其荣誉的保卫和价值的维护？“赐死”成了一种隐隐约约的“爱”？

不错，放弃毁灭而选择被俘，确是对生命的一种贪恋——说白了即“怕死”，可怕死有错吗？何以连这种不投敌不出卖同志的求生——也被我们视为了一种背叛呢？乃至让一向器重他、爱戴他的人感到遗憾、难堪，感到被欺骗与受伤害？暗地里我们对“英雄”预支的那份鬼鬼祟祟的期待是公平的吗？抛除政治因素，是否也暴露出了一种生命文化的畸形？

我们常在新闻中看到解救人质的报道，在大家眼里，人质显然是被当作受害的弱方来看的，我们也很少犯如是偏执：为何你宁肯老老实实做人质，却不去反抗、不去和歹徒誓死一拼？

其实，战俘又何尝不是另种意义上的人质和受害者呢？不仅是，而且是为国家作出了贡献——正在忍受委屈、肉体和精神正在服刑的受害者。被俘固然是一种失败，但充其量只是一种物质较量（肌肉或钢铁）和场次意义上的失败，是一种按战争算术得出来的“负数”结果，它远非对一个人最终的人格价值和生命力量的评价。准确和公正地说，“被俘”本身亦是一种有力的存在，它并未丧失掉精神上的硬度和韧性，它有尊严，有值得敬重和感谢的地方。任何一位被俘士兵都有权说：是的，我失败了，但我更战斗过！

我始终认为，一个人对集体和社会的贡献是有限的，责任也是有限的——它不是无条件无节制地牺牲——不应以绝对方式随意地勒索个体，动辄以性命去做赌注、去换取什么。

4

苏美战俘的不同境遇折射出两宗不同的战场伦理和生命价值观：一个激励牺牲、鼓吹舍命、颂扬忘我，一个鼓励生存、呵护个体、体恤自由；一个让军事充分政治化和教旨化，以严厉的律令和窒息化的逼视谋取集团利益的最大值，一个则把战争程序推向职业化和人性化，尽可能给战场输送氧气和弹性。

在形象和气质上，前者虽威武与壮烈，但飘散着声色俱厉的冷血味儿。后者虽懂得“害怕”，有松软和保守之嫌，却洋溢着人道与人性的温情。

“不怕死”，真符合战场的理性之美和军人的光荣原则吗？

希特勒的纳粹党徒、日本“神风突击队”不也是被这样的动员令和颁奖词所召唤着、鼓舞着而疯狂地杀人、自杀或被杀吗？在太平洋战争即将结束、胜负已定的尾期，驻守科雷吉多尔岛的5000名日军几乎全部战死，只有伤残的26个人做了美军俘虏。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硫磺岛之战上……这样庞大的亡魂阵容，这样“视死如归”的炮灰，足以让历史上所有的长官意志都满意，也足以让任何一个野心勃勃的政治家妒羡不已。但从和平与良知意义上看，其实际罪孽、对人类安全的威胁、对生命的伤害，反而是最残酷、最恐怖的。

“生”（生命、生存、生活）是最宝贵的，它高于一切，也远胜于一切。生命就是生命本身，而不是别的什么，一切政治盔甲的包装和贞操面具都是对它的篡改。

人，是社会文明的唯一和全部目的。

人，有害怕和惜命的权利。

2000年6月

(第六节打捞悲剧中的“个”

死亡印象

1995年的《东方》杂志曾刊登了犹太裔汉学家舒衡哲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博物馆的光照之外》，文章认为，我们今天常说纳粹杀了600万犹太人、日本兵在南京杀了30万人，实际上以数字和术语的方式把大屠杀给抽象化了。他说：“抽象是记忆最疯狂的敌人。它杀死记忆，因为抽象鼓吹拉开距离并且常常赞许淡漠。而我们必须提醒自己牢记在心的是：大屠杀意味着的不是600万这个数字，而是一个人，加一个人，再加一个人……只有这样，大屠杀的意义才是可以理解的。”读到这，我的心怦怦踉跄了起来。

我们对悲剧的感知方式有问题？

平时看电视、读报纸，地震、海啸、洪水、矿难、火灾……当闻知几十乃至更多的生命突然消逝，我们常会产生一种本能的震惊，可冷静细想，便发觉这“震惊”不免有些可疑：很大程度上它只是一种对表面数字的愕然！人的反应更多地瞄准了那些统计数字——为死亡体积的硕大所羁绊、所撼动。它缺乏更具体更清晰的所指，或者说，它不是指向实体，不是指向独立的生命单位，而是指向概念，苍白、空洞、模糊的概念。

有次聚会，某记者朋友的手机响了，通知他某处发生了客车倾覆，“死了多少？什么？一个……”其表情渐渐平淡，肌肉松弛下来，屁股重新归位，继续喝他的酒了。显然，对“新闻”来说，这小小的“一”不够刺激，兴奋不起来。

多可怕的“数学”！对别人的不幸，其身心没有丝毫的投入，而是远远的旁观和悠闲的算术。对悲剧的规模和惨烈程度，他隐隐埋设了一种“大额”的预期，就像评估一场电影，他有奢望，当剧情达不到高潮的分贝值时，便会失落、沮丧、抱怨。这说明什么？它抖出了我们人性中某种阴暗的嗜好，一种对“肇事”的贪婪，一种冷漠、猎奇、麻木的局外人思维。

重视“大”，藐视“小”，怠慢小人物和小群落的安危，许多悲剧不正是该态度浸淫的结果吗？四川綦江虹桥的坍塌之所以轰动一时，很大程度上，并非它藏匿的权力腐败之深刻和典型，而是其死亡“面值”的巨大，是它作为事故吨位的“重量级”。若非几十人罹难，而是一个或几个，那它或许根本没机会被“新闻”相中，并成为反腐败的一个热议视点……那该桥的腐败就会被不动声色地包养下去，即会有更多更长的桥悄悄步其后尘。

永远不要忘了，在那一朵朵烟圈般被嘴巴们吞来吐去的数字背后，却是实实在在的“死”之实体、“死”之真相——

悲剧最真实的承重是远离话语场之喧嚣的，每桩噩耗都以它结实的羽翼覆盖住了一组家庭、一群亲人——他们才是悲剧的真正归属者，对之而言，这个在世界眼里微不足道的变故，却似晴天霹雳，死亡集合中那小小的“个”，于之却是血脉牵连、不可替代的唯一性实体，意味着绝对和全部。此时，它比世上任何一件事都巨大、都严重，无与伦比。除了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痛苦，除了晕眩和凄恸，就再没别的了。无论如何，他们都不会理解那种“新闻”式的体验，而只会诅咒它。因为这一个“个”，他们的生活全变了，日常被颠覆，时间被撕碎，未来被改写。

海哭的声音

20世纪末的最后一个深秋，共和国历史上最惨烈的一桩海难发生了。1999年11月24日，一艘号称“大舜”的客轮在烟台到大连途中失事。312人坠海，22人获救。这样短的航线，这样近的海域，这样久的待援，这样自诩高速的时代，这样渺小的生还比例……举世瞠目，寰宇悲愤。

2000年3月18日，《南方都市报》“决策失误害死290人”的大黑题框下，贴了一位遇难者家属的照片。沉船时，他与船上的妻子一直用手机通话，直到声波被大海吞没……

这是我第一次触及该海难中的“个”，此前，与所有人一样，我的记忆中只贮存了一个笼统的数字：290。

那个阳光灿烂的下午，我久久地凝视那幅画面：海滩，一群披着雨衣神情凌乱的家属；中年男子，一张悲痛欲绝的脸，怔怔地望着苍天，头发凌乱，一只手紧紧捂住张开的嘴，因泪水而鼓肿的眼泡，因克制而极度扭曲的颧骨……我无法得知他喃喃自语什么，但我知道，那是一种欲哭无泪、欲挣无力的失去知觉的呼唤，一种不敢相信、不愿承认的恍惚与绝望……

一个被霜袭击的生命。一个血结了冰的男人。或许他才是个青年。

第5章 每一个人就是整个国家(5)

那种虚脱，那种老人脸上才有的虚脱和枯竭，是一夜间人生被洗劫一空的结果。

想想吧，11月24日，那一天我们在干什么？早忘了。然而他们在告别。向生命，向世间，向最舍不得撒手的人寰，向最亲密的事物告别。那是怎样残酷的仪式！怎样使尽全力的最后一次眺望！最后一滴声音！

想想吧，那对年轻的灵魂曾怎样在电波中紧紧相拥，不愿撒手，不愿被近在咫尺的海水隔开……那被生生劈作两瓣的一朵花！

这是死亡情景，还是爱情情景？

那一刻，时间定格了，凝固了。生活从此永远改变。

290，一个多么抽象和无动于衷的数字。我不愿以这样一个没有体温的符号记忆这次海难。我只是攥紧手中的照片，攥紧眼前的真实，生怕它从指缝间溜走。我全身心都在牢牢地体会这一个“个”，这个绝望的男子，这个妻子的丈夫，那一刻，他听到了什么？她对生命的另一头说了些什么……

渐渐，我感觉已和他没了距离。他的女人已成了我的女人，他的情景已是我的情景。从肉体到灵魂，我觉出了最亲密者的死。

手脚冰凉，我感到彻骨的冷。风的冷，海的冷，水底的冷。

天国的冷。

我想起了许多事。出事那天，我从电视人物尤其官员的脸上（他们在岸上，在远离大海的办公室里），看到的只是备好的语言和廉价的悲悯，只是“新闻”折射出的僵硬表情。显然，他们的全部注意力都押在了“290”这个数据上。他们严肃、冷峻，他们从容不迫、镇定有方……看上去连他们自己都像一堆数据。一切表现都是格式化、公章式的（太面熟了），都是机件对“数据”产生的反射，是“290”而非那一个个的“个”在撞击他们。那深思熟虑的咬字和措词（太耳熟了），是被量化了的，是受数据盘和公务软件操控的。你感觉不到其情感和内心，他们身上没有汹涌的东西，只有对责任的恐惧和应变能力。

死了的人彻底死了，活着的人懒懒地活着。

今天，是海难的周年祭。我重新翻出这张照片，打量他。想象他年轻的妻子，想象她平日在家里的情景，想象那一天那一夜的甲板，想象那最后一刻还死死抱着桅杆、对陆地残存一丝乞望的生命……

我更清楚，夺走她的不仅仅是海水，还有人类自己，还有陆地上的一切。那些“事不关己”的人们。

我暗暗希望今晚能有更多的人想起那艘船，想起那个黑色的滂沱之夜。为了生活，为了照片上的那个人，为了更多相爱的生命。

个体：最真实的生命单位

在对悲剧的日常感受上，除了重大轻小的不良嗜好，人们总惯于以整体印象代替个体的不幸——以集合的名义遮蔽最真实的生命单位。

由于缺乏对人物之命运现场的最起码想象，感受悲剧便成了毫无贴身感和切肤感的抽象注视。人们所参与的仅仅是一轮信息传播，一桩单凭灾难规模和牺牲体积确认其价值的“新闻”打量。

这是一种物质态度的扫描，而非精神和情感意义上的触摸——典型的待物而非待人的方式。该方式距生命很远，由于数字天然的抽象，我们只留意到了生命集体轮廓上的变化和损失（“死了多少”），而忽略了发生在真正的生命单位——个体之家——内部的故事和疼痛（“某个人的死”）。

数字仅仅描述体积，它往往巨大，但被抽空了内涵和细节，它粗糙、笼统、简陋、轻率，缺乏细腻成分，不支持痛感，唤不起我们最深沉的人道感情和理性。过多过久地停留在数字上，往往使我们养成一种粗鲁的记忆方式，一种遥远的旁观者态度，一种徘徊在悲剧体外的“客人”立场，不幸仅仅被视为他者的不幸，被视为一种隔岸的“彼在”。

如此，我们并非在关怀生命、体验悲剧，相反，是在疏离和排斥它。说到底，这是对生命的一种粗糙化、淡漠化的打量，我们把悲剧中的生命推得远远的，踢出了自己的生活视野和情感领地。

久之，对悲剧太多的轻描淡写和迎来送往，便会麻木人的心灵，情感会变得吝啬、迟钝，太多的狭私和不仁便繁殖起来了，生命间的良好印象与同胞精神也会悄悄恶化。

感受悲剧最人道和理性的做法：寻找“现场感”！为不幸找到真实的个体归属，找到那“一个，又一个……”的载体。世界上，没有谁和谁是可以随意叠加和整合的，任何生命都唯一、绝对，其尊严、价值、命运都不可替代。生生死死只有落在具体的“个”身上才有意义，整体淹没个体、羊群淹没羊的做法，实际上是对生命、对悲剧主体的粗暴和不敬，也是背叛与遗忘的开始。

同样，叙述灾难和悲剧，也必须降落到实体和细节上，才有丰满的血肉，才有惊心动魄的痛感和震撼，它方不失为一个真正的悲剧，悲剧的人性和价值才不致白白流失。

一百年前的“泰坦尼克”海难，在世人眼里之所以触目惊心，是因为两部电影的成功拍摄：《冰海沉船》和《泰坦尼克号》。通过银幕，人们触摸到了那些长眠于海底的“个”，从集体遗容中打捞起了一张张鲜活的生命面孔：男女情侣、船长、水手、提琴师、医生、母亲和婴儿、圆舞曲、美国梦、救生艇……人们找到了和自己一样的人生、一样的青春、一样的梦想和打算……

如此，“泰坦尼克”就不再是一座抽象的遥远时空里的陵墓，悲剧不再是新闻简报，不再是简单的死亡故事，而成了一部关于生活的远航故事，所有的船票和生离死别都有了归宿，有了“家”。有了这一个个令人欷歔、刻骨铭心的同类的命运，“泰坦尼克”的悲剧价值方得实现，人们才真正记住了它、拥有了它。

美国华盛顿的“犹太人遇难者纪念馆”，在设计上就注重了“个”的清晰，它拒绝用抽象数字来控诉什么，而是费尽心机搜录了大量个体遇难者的信息：日记、照片、证件、通信、日用品、纪念物，甚至还有偶尔的声音资料……当你对某一个名字感兴趣时（比如你可以选一个和自己面容酷似或生日相同的人），便可启动某个按钮，进入到对方的生涯故事中去，与其一道重返半世纪前那些晴朗或阴霾的日子，体验那些欢笑和泪水、安乐和恐怖、幸福和屈辱……这样一来，你便完成了一次对他人的生命访问，一次珍贵的灵魂相遇。

走出纪念馆大厅，一度被劫走的阳光重新回到你身上，血液中升起了久违的暖意，你会由衷地感激眼下。是啊，生活又回来了，你活着，活在一个让人羡慕的时空里，活在一个告别梦魇的时代……你会怀念刚刚分手的那个人，你们曾多么相似，一样的年轻，一样的热爱和憧憬，却不一样的命运，不一样的今天……

记住了他，也就记住了恐怖和灾难，也就记住了历史、正义和真理。

与这位逝者的会晤，相信会对你今后的每一天，会对你的信仰和价值观，发生某种正直的影响。它会成为你生涯中一个珍贵的密码，灵魂密码。

这座纪念馆贡献了真正的悲剧。

重视“小”，重视那不幸人群中的“个”，爱护生也爱护死，严肃对待世上的每一份痛苦，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意义重大。它教会我们一种打量生活、对待同胞、判断事物的方法和价值观，这是我们认知生命的起点，也是一个生命对另一生命的最正常态度。在世界眼里，我们也是一个“个”，忽视了这个“个”，也就丧失了对人和生命最深沉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