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解嘲

　　人生有时颇感寂寞，或遇到危难之境。人之心灵，却能发出妙用，一笑置之，于是又轻松下来。这是好的，也可以看出人之度量。古代名人，常有这样的度量，所以成其伟大。希腊大哲人苏格拉底，娶了姗蒂柏（Xantippe），她是有名的悍妇，常作河东狮吼。传说苏氏未娶之前，已经闻悍妇之名，然而苏氏还是娶她。他有解嘲方法，说娶老婆有如御马，御驯马没有什么可学，娶个悍妇，于修心养性的功夫大有补助。有一天家里吵闹不休，苏氏忍无可忍，只好出门。正到门口，他太太由屋顶倒一盆水下来，正正淋在他的头上。苏氏说：“我早晓得，雷霆之后必有甘霖。”真亏得这位哲学家雍容自若的态度。

　　林肯的老婆也是有名的，很泼辣，喜欢破口骂人。有一天一个送报的小孩子，十二三岁，不识道送报太迟，或有什么过失，遭到林肯太太百般恶骂，詈不绝口。小孩去向报馆老板哭诉，说她不该骂人过甚，以后他不肯到那家送报了。这是一个小城，于是老板向林肯提起这件小事。

　　林肯说：“算了吧！我能忍她十多年，这小孩子偶然挨骂一两顿，算什么？”这是林肯的解嘲。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林肯以后成为总统，据他小城的律师同事赫恩顿（Herdon）写的传记，说是应归功于这位太太。赫恩顿书中说，林肯怪可怜的，每星期六半夜，大家由酒吧要回家时，独林肯一人不大愿意回家。所以林肯那副出人头地，简练机警，应对如流的口才，全是在酒吧中学来的。又苏格拉底也是家里不得安静看书，因此成一习惯，天天到市场去，站在街上谈空说理。因此乃开始“游行派的哲学家”（Peripatetic School）的风气。他们讲学，不在书院，就在街头逢人问难驳诘。这一派哲学家的养成，也应归功于苏婆。

　　关于这类的故事很多，尤其关于几个名人临终时的雅谑。这种修炼功夫，常人学不来的。苏格拉底之死，由柏拉图写来是最动人的故事。市政府说他巧辩惑众，贻误青年子弟，赐他服毒自尽。那夜他慷慨服毒，门人忍痛陪着，苏氏却从容阐发真理。最后他的名言是：“想起来，我欠某人一支雄鸡未还。”叫他门人送去，不可忘记。这是他断气以前最后的一句话。金圣叹判死刑，狱中发出的信，也是这一派：“花生米与豆腐干同嚼，大有火腿滋味。”（大约如此）历史上从容就义的人很多，不必列举。

　　西班牙有一传说，一个守礼甚谨的伯爵将死，一位朋友去看他。伯爵已经气喘不过来，但是那位访客还是刺刺不休长谈下去。伯爵只好忍着静听，到了最后关头，伯爵不耐烦对来客说：“对不起，求先生原谅，让我此刻断气。”他藏身朝壁，就此善终。

　　我尝读耶稣最后一夜对他门徒的长谈，觉得这段动人的议论，尤胜过苏氏临终之言，而耶稣在十字架上临死之言：“上帝啊，宽恕他们，因为他们所为，出于不知。”这是耶稣的伟大，出于人情所不能及。这与他一贯的作风相同：“施之者比受之者有福。”可惜我们常人能知不能行，常做不到。


　　论幽默

　　〖我想一国文化的极好的衡量，是看他喜剧及俳调之发达，而真正的喜剧的标准，是看他能否引起含蓄思想的笑。

　　——乔治·麦烈蒂斯《喜剧论》〗

　　【上篇】

　　幽默本是人生之一部分，所以一国的文化，到了相当程度，必有幽默的文学出现。人之智慧已启，对付各种问题之外，尚有余力，从容出之，遂有幽默——或者一旦聪明起来，对人之智慧本身发生疑惑，处处发见人类的愚笨、矛盾、偏执、自大，幽默也就跟着出现。如波斯之天文学家、诗人荷麦卡奄姆，便是这一类的。《三百篇》中《唐风》之无名作者，在他或她感觉人生之空泛而唱“子有车马，弗驰弗驱，宛其死矣，他人是愉”之时，也已露出幽默的态度了。因为幽默只是一种从容不迫的达观态度，《郑风》“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的女子，也含有幽默的意味。到第一等头脑如庄生出现，遂有纵横议论捭阖人世之幽默思想及幽默文章，所以庄生可称为中国之幽默始祖。太史公称庄生滑稽，便是此意，或索性追源于老子，也无不可。战国之纵横家如鬼谷子、淳于髡之流，也具有滑稽雄辩之才。这时中国之文化及精神生活，确乎是精力饱满，放出异彩，九流百家，相继而起，如满庭春色，奇花异卉，各不相模，而能自出奇态之争妍。人之智慧，在这种自由空气之中，各抒性灵，发扬光大。人之思想也各走各的路，格物穷理，各逞其奇，奇则变，变则通。故毫无酸腐气象。在这种空气之中，自然有谨愿与超脱二派，杀身成仁，临危不惧，如墨翟之徒；或是儒冠儒服，一味做官，如孔丘之徒，这是谨愿派。拔一毛以救天下而不为，如杨朱之徒；或是敝屣仁义，绝圣弃智，看穿一切，如老庄之徒，这是超脱派。有了超脱派，幽默自然出现了。超脱派的言论是放肆的，笔锋是犀利的，文章是远大渊放不顾细谨的。孜孜为利及孜孜为义的人，在超脱派看来，只觉得好笑而已。儒家斤斤拘执棺椁之厚薄尺寸，守丧之期限年月，当不起庄生的一声狂笑。于是儒与道在中国思想史上成了两大势力，代表道学派与幽默派。后来因为儒家有“尊王”之说，为帝王所利用，或者儒者与君主互相利用，压迫思想，而造成一统局面，天下腐儒遂出。然而幽默到底是一种人生观，一种对人生的批评，不能因君主道统之压迫，遂归消灭。而且道家思想之泉源浩大，老庄文章气魄，足使其效力历世不能磨灭，所以中古以后的思想，表面上似是独尊儒家道统，实际上是儒道分治的。中国人得势时都信儒教，不遇时都信道教，各自优游林下，寄托山水，怡养性情去了。中国文学，除了御用的廊庙文学，都是得力于幽默派的道家思想。廊庙文学，不是假文学，就是经世之学，狭义言之，也算不得文学。所以真有性灵的文学，入人最深之吟咏诗文，都是归返自然，属于幽默派，超脱派，道家派的。中国若没有道家文学，中国若果真只有不幽默的儒家道统，中国诗文不知要枯燥到如何，中国人之心灵，不知要苦闷到如何。

　　老子庄生，固然超脱，若庄生观鱼之乐，蝴蝶之梦，说剑之喻，蛙鳖之语，也就够幽默了。老子教训孔子的一顿话：“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若是而已。”无论是否战国时人所伪托，司马迁所误传，其一股酸溜溜气味，令人难受。我们读老庄之文，想见其为人，总感其酸辣有余，温润不足。论其远大遥深，睥睨一世，确乎是真正Comic spirit（其说见下）的表现。然而老子多苦笑，庄生多狂笑，老子的笑声是尖锐的，庄生的笑声是豪放的。大概超脱派容易流于愤世嫉俗的厌世主义，到了愤与嫉，就失了幽默温厚之旨。屈原、贾谊，很少幽默，就是此理。因为幽默是温厚的，超脱而同时加入悲天悯人之念，就是西洋之所谓幽默，机警犀利之讽刺，西文谓之“郁剔”（wit）。反是孔子个人温而厉，恭而安，无适无必，无可无不可，近于真正幽默态度。孔子之幽默及儒者之不幽默，乃一最明显的事实。我所取于孔子，倒不是他的踧踖如也，而是他燕居时之恂恂如也。腐儒所取的是他的踧踖如也，而不是他的恂恂如也。我所爱的是失败时幽默的孔子，是不愿做匏瓜系而不食的孔子，不是成功时年少气盛杀少正卯的孔子。腐儒所爱的是杀少正卯之孔子，而不是“吾与点也”幽默自适之孔子，孔子既殁，孟子犹能诙谐百出，逾东家墙而搂其女子，是今时士大夫所不屑出于口的，齐人一妻一妾之喻，亦大有讽刺气味，然孟子亦近于郁剔，不近于幽默。理智多而情感少故也。其后儒者日趋酸腐，不足谈了。韩非以命世之才，作《说难》之篇，亦只是大学教授之幽默，不甚轻快自然，而幽默非轻快自然不可。东方朔、枚皋之流，是中国式之滑稽始祖，又非幽默本色。正始以后，王何之学起，道家势力复兴，加以“竹林七贤”继出倡导，遂涤尽腐儒气味，而开了清谈之风。在这种空气中，道家心理深入人的性灵，周秦思想之紧张怒放，一变而为恬淡自适，如草木由盛夏之煊赫繁荣而入于初秋之豪迈深远了。其结果，乃养成晋末成熟的幽默之大诗人陶潜。陶潜的《责子》，是纯熟的幽默。陶潜的淡然自适，不同于庄生之狂放，也没有屈原的悲愤了。他《归去来兮辞》与屈原之《卜居》、《渔父》相比，同是孤芳自赏，但没有激越哀愤之音了。他与庄子，同是主张归返自然，但对于针砭世俗，没有庄子之尖利。陶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只见世人为五斗米折腰者之愚鲁可怜。庄生却骂干禄之人为豢养之牛待宰之彘。所以庄生的愤怒的狂笑，到了陶潜，只成温和的微笑。我所以言此，非所以抑庄而扬陶，只见出幽默有各种不同。议论纵横之幽默，以庄为最，诗化自适之幽默，以陶为始。大概庄子是阳性的幽默，陶潜是阴性的幽默，此发源于气质之不同。不过中国人未明幽默之义，认为幽默必是讽刺，故特标明闲适的幽默，以示其范围而已。

　　庄子以后，议论纵横之幽默，是不会继续发现的。有骨气有高放的思想，一直为帝王及道统之团结势力所压迫。二千年间，人人议论合于圣道，执笔之士，只在孔庙中翻筋斗，理学场中捡牛毛，所谓放逸，不过如此，所谓高超，亦不过如此。稍有新颖议论，超凡见解，即诬为悖经叛道，辩言诡说，为朝士大夫所不齿，甚至以亡国责任，加于其上。范宁以王弼何晏之罪，浮于桀纣，认为仁义幽沦，儒雅蒙尘，礼坏乐崩，中原倾覆，都应嫁罪于二子。王乐清谈，论者指为亡晋之兆。清谈尚不可，谁敢复说绝圣弃智的话？二千年间之朝士大夫，皆负经世大才，欲以佐王者，命诸侯，治万乘，聚税敛，即作文章抒悲愤尚且不敢，何暇言讽刺？更何暇言幽默？朝士大夫，开口仁义，闭口忠孝，自欺欺人，相率为伪，不许人揭穿。直至今日之武人通电，政客宣言，犹是一般道学面孔。祸国军阀，误国大夫，读其宣言，几乎人人要驾汤武而媲尧舜。暴敛官僚，贩毒武夫，闻其演讲，亦几乎欲愧周孔而羞荀孟。至于妻妾泣中庭，施施从外来，孟子所讥何人，彼且不识，又何暇学孟子之幽默？

　　然幽默究竟为人生之一部分。人之哭笑，每不知其所以，非能因朝士大夫之排斥，而遂归灭亡。议论纵横之幽默，既不可见，而闲适怡情之幽默，却不绝地见于诗文。至于文人偶尔戏作的滑稽文章，如韩愈之送穷文，李渔之逐猫文，都不过游戏文字而已，真正的幽默，学士大夫已经是写不来了。只有在性灵派文人的著作中，不时可发见很幽默的议论文，如定庵之论私，中郎之论痴，子才之论色等。但是正统文学之外，学士大夫所目为齐东野语稗官小说的文学，却无时无刻不有幽默之成分。宋之平话，元之戏曲，明之传奇，清之小说，何处没有幽默？若《水浒》之李逵、鲁智深，写得使你时而或哭或笑，亦哭亦笑，时而哭不得笑不得，远超乎讽谏褒贬之外，而达乎幽默同情境地。《西游记》之孙行者、猪八戒，确乎使我们于喜笑之外，感觉一种热烈之同情，亦是幽默本色。《儒林外史》几乎篇篇是摹绘世故人情，幽默之外，杂以讽刺。《镜花缘》之写女子，写君子国，《老残游记》之写玙姑，也有不少启人智慧的议论文章，为正统文学中所不易得的。中国真正幽默文学，应当由戏曲传奇小说小调中去找，犹如中国最好的诗文，亦当由戏曲传奇小说小调中去找。

　　【中篇】

　　因为正统文学不容幽默，所以中国人对于幽默之本质及其作用没有了解。常人对于幽默滑稽，总是取鄙夷态度，道学先生甚至取嫉忌或恐惧态度，以为幽默之风一行，生活必失其严肃而道统必为诡辩所倾覆了。这正如道家先生视女子为危险品，而对于性在人生之用处没有了解，或是如彼辈视小说为稗官小道，而对于想象文学也没有了解。其实幽默为人生之一部分，我已屡言之，道学家能将幽默摒弃于他们的碑铭墓志奏表之外，却不能将幽默摒弃于人生之外。人生是永远充满幽默的，犹如人生是永远充满悲惨、性欲与想象的。即使是在儒者之生活中，做出文章尽管道学，与熟友闲谈时，何尝不是常有俳谑言笑？所差的，不过在文章上，少了幽默之滋润而已。试将朱熹所著《名臣言行录》一翻，便可见文人所不敢笔之于书，却时时出之于口而极富幽默味道。试举一二事为例：

　　〖（赵普条）太祖欲使符彦卿典兵，韩王屡谏，以为彦卿名位已盛，不可复委以兵柄。上不听，宣已出。韩王复怀之请见。上曰：卿苦疑彦卿何也？朕待彦卿至厚，彦卿能负朕耶？王曰：陛下何以能负周世宗？上默然，遂中止。〗

　　此是洞达人情之上乘幽默。

　　〖昭宪太后聪明有智度，尝与太祖参决大政。及疾笃，太祖侍药饵，不离左右。太后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上曰：此皆祖考与太后之余庆也。太后笑曰：不然，正繇柴氏。使幼儿主天下耳。〗

　　太祖所言，全是道学话，粉饰话。太后却能将太祖建朝之功抹杀，而谓系柴氏主幼不幸所造成。这话及这种见解，正像萧伯纳令拿破仑自述某役之大捷，全系其马偶然寻到摆渡之功，岂非揭穿真相之上乘幽默？

　　关于幽默之解释，有哲学家亚里斯多得、柏拉图、康德、哈勃斯（Hobbes）、伯格森、弗劳特诸人之分析。伯格森所论，不得要领，弗劳特太专门。我所最喜爱的，还是英小说家麦烈蒂斯在《喜剧论》中的一篇讨论。他描写俳调之神一段，极难翻译，兹勉强粗略译出如下：

　　〖假使你相信文化是基于明理，你就在静观人类之时，窥见在上有一种神灵，耿耿地鉴察一切……他有圣贤的头额，嘴唇从容不紧不松地半开着，两个唇边，藏着林神的谐谑。那像弓形的称心享乐的微笑，在古时是林神响亮的狂笑，扑地叫眉毛倒竖起来。那个笑声会再来的，但是这回已属于莞尔微笑一类的，是和缓恰当的，所表示的是心灵的光辉与智慧的丰富，而不是胡卢笑闹。常时的态度，是一种闲逸的观察，好像饱观一场，等着择肥而噬，而心里却不着急。人类之将来，不是他所注意的；他所注意是人类目前之老实与形样之整齐。无论何时人类失了体态，夸张，矫揉，自大，放诞，虚伪，炫饰，纤弱过甚；无论何时何地他看见人类懵懂自欺，淫侈奢欲，崇拜偶像，作出荒谬事情，眼光如豆的经营，如痴如狂的计较，无论何时人类言行不符，或倨傲不逊，屈人扬己，或执迷不悟，强词夺理，或夜郎自大，惺惺作态，无论是个人或是团体；这在上之神就出温柔的谑意，斜觑他们，跟着是一阵如明珠落玉盘般的笑声。这就是俳调之神（The comic spirit）。〗

　　这种笑声是和缓温柔的，是出于心灵的妙语。讪笑嘲谑，是自私，而幽默却是同情的，所以幽默与谩骂不同。因为谩骂自身就欠理智的妙悟，对自身就没有反省的能力。幽默的情境是深远超脱，所以不会怒，而会笑。而且幽默是基于明理，基于道理之参透。麦烈蒂斯说得好，能见到这俳调之神，使人有同情共感之乐。谩骂者，其情急，其辞烈，惟恐旁观者之不与同情。幽默家知道世上明理的人自然会与之同感，所以用不着热烈的谩骂讽刺，多伤气力，所以也不急急打倒对方。因为你所笑的是对方的愚鲁，只消指出其愚鲁便罢。明理的人，总会站在你的一面。所以是不知幽默的人，才需要谩骂。

　　麦烈蒂斯还有很好的关于幽默嘲讽的分辨：

　　〖假使你能够在你所爱的人身上见出荒唐可笑的地方而不因此减少你对他们的爱，就算是有俳调的鉴察力；假使你能够想象爱你的人也看出你可笑的地方而承受这项的矫正，这更显明你有这种鉴察力。

　　假使你看到这种可笑，而觉得有点冷酷，有伤忠厚，你便是落了嘲讽（Satire）的圈套中。

　　但是设使你不拿起嘲讽的棍子，打得他翻滚叫喊出来，却只是话中带刺地一半褒扬他，使他自己苦得不知人家是否在伤毁他，你便是用揶揄（Irony）的方法。

　　假使你只向他四方八面地奚落，把他推在地上翻滚，敲他一下，淌一点眼泪于他身上，而承认你就是同他一样，也就是同旁人一样，对他毫不客气地攻击，而于暴露之中，含有怜惜之意，你便是得了幽默（Humour）之精神。〗

　　麦烈蒂斯所论幽默之本质已经很透辟了。我尚有几句补充，就是关于中国人对于幽默的误会。中国道统之势力真大，使一般人认为幽默是俏皮讽刺，因为即使说笑话之时，亦必关心世道，讽刺时事，然后可为文章。其实幽默与讽刺极近，却不定以讽刺为目的。讽刺每趋于酸腐，去其酸辣，而达到冲淡心境，便成幽默。欲求幽默，必先有深远之心境，而带一点我佛慈悲之念头，然后文章火气不太盛，读者得淡然之味。幽默只是一位冷静超远的旁观者，常于笑中带泪，泪中带笑。其文清淡自然，不似滑稽之炫奇斗胜，亦不似郁剔之出于机警巧辩。幽默的文章在婉约豪放之间得其自然，不加矫饰，使你于一段之中，指不出哪一句使你发笑，只是读下去心灵启悟，胸怀舒适而已。其缘由乃因幽默是出于自然，机警是出于人工。幽默是客观的，机警是主观的。幽默是冲淡的，郁剔讽刺是尖利的。世事看穿，心有所喜悦，用轻快笔调写出，无所挂碍，不作滥调，不忸怩作道学丑态，不求士大夫之喜誉，不博庸人之欢心，自然幽默。

　　【下篇】

　　幽默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在西文用法，常包括一切使人发笑的文字，连鄙俗的笑话在内（西文所谓幽默刊物，大都是偏于粗鄙笑话的，若《笨拙》、《生活》，格调并不怎样高。若法文《Sourire》、英文《Ballyhoo》之类，简直有许多“不堪入目”的文字）。在狭义上，幽默是与郁剔、讥讽、揶揄相区别的。这三四种风调，都含有笑的成分。不过笑本有苦笑、狂笑、淡笑、傻笑各种的不同，又笑之立意态度，也各有不同，有的是酸辣，有的是和缓，有的是鄙薄，有的是同情，有的是片语解颐，有的是基于整个人生观，有思想的寄托。最上乘的幽默，自然是表示“心灵的光辉与智慧的丰富”，如麦烈蒂斯所说，是属于“会心的微笑”一类的。各种风调之中，幽默最富于情感，但是幽默与其他风调同使人一笑，这笑的性质及幽默之技术是值得讨论的。

　　说幽默者每追源于亚里士多德，以后柏拉图、康德之说皆与亚氏大体相符。这说就是周谷城先生（《论语》二十五期《论幽默》）所谓“预期的逆应”，就是在心情紧张之际，来一出人意外的下文，易其紧张为和缓，于是脑系得一快感，而发为笑，康德谓“笑是紧张的预期忽化归乌有时之情感”。无论郁剔及狭义的幽默，都是这样的。弗洛伊德在《郁剔与潜意识之关系》一书中引一例甚好：

　　〖某穷人向其富友借二十五元。同日这位朋友遇见穷人在饭店吃一盘很贵的奶浆沙罗门鱼。朋友就上前责备他说：“你刚跟我借钱，就跑来吃奶浆沙罗门鱼。这是你借钱的意思吗？”穷人回答说：“我不明白你的话。我没钱时不能吃奶浆沙罗门鱼，有钱时又不许吃奶浆沙罗门鱼。请问你，我何时才可以吃奶浆沙罗门鱼？”〗

　　那富友的发问是紧张之极，我们对那穷人同情，以为他必受窘了，到了听穷人的答语，这紧张的局面遂变为轻松了。这是笑在神经作用上之解说。同时另有一说，也是与此说相符的，就是说，我们发笑时，总是看见旁人受窘或遇见不幸，或做出粗笨的事来，使我们觉得高他一等，所以笑。看人跌倒，自己却立稳，于是笑了；看人凄凄惶惶热衷名利，而自己却清闲超逸，于是也笑了。但是假如同作京官而看同级的人擢升高位，便只有眼红，而不会发笑；或者看他人被屋压倒而祸将及身，也只有惊惶，不会发笑。所以笑之发源，是看见生活上之某种失态而于己身无损，神经上得一种快感。常人每好读骂人的文章，就是这样道理。或是自述过去受窘的经过，旁人未有不发笑。然在被笑者，常是不快的，所以有所谓老羞成怒之变态。幽默愈泛指世人的，愈得各方之同情，因为在听者各以为未必是指他个人，或者果指他一阶级，他也未必就是这阶级中应被指摘之分子。例如《论语》骂京官，京官读了仍旧可以发笑，或者骂大学教授，“温故”讲义而四处“支薪”，大学教授也可以受之无愧，因不十分迫近本身也。所以两方争辩，愈涉及个人，如汪精卫与吴稚晖之对骂，愈不幽默，而易渗入酸辣成分；反之，愈是空泛的、笼统的社会讽刺及人生讽刺，其情调自然愈深远，而愈近于幽默本色。

　　在这由紧张达到和缓的转变，其中每有出人意外（即“逆应”）的成分。其陡转的工夫，或由于字义之双关（此系最皮毛之幽默，但也有双关得机警自然，实在佳妙的），有的是出于无赖态度（如上举穷人一例），有的是由于笑话中人的冥顽，有的是由于参透道理，看穿人情。大概此种陡转，出于慧心，如公孙大娘舞剑，如天外飞来峰，没有一定的套版。善诙谐者，自出机智。如劳埃德·乔治（Loyd George）一次在演讲中，有女权运动家起立说，“你若是我的丈夫，我必定给你服毒。”劳氏对口应曰：“我若是你的丈夫，我定把毒吃下。”这种地方，只在人随机应变。无盐见齐宣王愿备后宫，实在有点无赖，也是一种幽默。然无赖，或胡闹，易讨人厌。好的幽默，都是属于合情合理，其出人意外，在于言人所不敢言。世人好说合礼的假话，因循不以为怪，至一人阐发真理，将老实话说出，遂使全堂哗笑。这在弗洛伊德解释起来，是由于吾人神经每受压迫抑制（inhibition），一旦将此压迫取消，如马脱羁，自然心灵轻松愉快，而发为笑声。因此幽默每易涉及猥亵，就是因为猥亵之谈有此放松抑制之作用。在相当环境，此种猥亵之谈是好的，是宜于精神健康。据我经验，大学教授老成学者聚首谈心，未有不谈及性的经验的，所谓猥亵非礼，纯是社会上之风俗问题，在某处可谈，在某处不可谈。英国中等阶级社交上言辞之束缚，每比贵族阶级更甚。大概上等社会及下等社会都很自由的，只有读书的中等阶级最受限制。又法国所许的，在英国或者不许，英国所许的，中国人或者不许。时代也不同，英国十七世纪就有许多字令人所不敢用的，莎士比亚时代也是如此，但现代人之心灵不一定比莎士比亚时人清洁，性之运用反益加微妙了。在中国，如淳于髡答齐威王谓臣饮一斗醉一石亦醉，威王问他既然一斗而醉，何以能饮一石，淳于髡谓在皇上侍侧一二斗便醉；若有男女杂坐，“握手无罚，目眙不禁，前有堕珥，后有遗簪，可八斗而醉”；及“日暮酒阑，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错，杯盘狼藉，堂上烛灭，主人留髡而送客，罗襦襟解，微闻芗泽，当此之时，髡乐甚，可饮一石”。这段虽然不能算为猥亵，但可表示所谓取消神经抑制，及幽默滑稽每易流于猥亵之理。张敞为妻画眉，上诘之，答曰夫妇之间，岂但画眉而已？亦可表示幽默。使人发笑，常在撇开禁忌，说两句合情合理之话而已。

　　这种说近情话的滑稽，有数例为证。德国名人Keyserling编著《婚姻书》邀请各国名家撰论，并请萧伯纳作一文关于婚姻的意见。萧伯纳回信说：“凡人在其太太未死时，没有能老实说他关于婚姻的意见。”一语破的，比书中长篇大论精彩深长，Keyserling即将该句列入序文中。相传有人问道家长生之术，道士谓节欲无为，餐风宿露，戒绝珍肴，不近女人，可享千寿。其人曰，如此则千寿复有何益，不如夭折，亦是一句近情的话。西洋有一相类故事，谓某塾师好饮，饮必醉，因此没有生徒，潦倒困顿。有人好意规劝他说：“你的学问很好，只要你肯戒饮，一定可以收到许多生徒。你想对不对？”那塾师回答道：“我所以收生徒教书者，就是为要饮酒。不饮酒，我又何必收生徒呢？”

　　以上所举的例，可以阐明发笑之性质与来源，但是都属于机智的答辩，是归于郁剔滑稽一门的。在成编的幽默文字，又不同了，虽然他使人发笑的原理相同。幽默小品，并非此种警句所合成的，不可强作，亦非能强作得来。现代西洋幽默小品极多，几乎每种普通杂志，要登一二篇幽默小品文。这种小品文，文字极清淡的，正如闲谈一样，有的专用土白俚语作时评，求其淡入人心，如Will Rogers一派；有的与普通论文无别，或者专素描，如Stephen Leacock；或者是长议论，谈人生，如G. K. Chesterton；或者是专宣传主义，如萧伯纳。大半笔调皆极轻快，以清新自然为主。其所以别于中国之游戏文字，就是幽默并非一味荒唐，既没有道学气味，也没有小丑气味，是庄谐并出，自自然然畅谈社会与人生，读之不觉其矫揉造作，故亦不厌。或且在正经处，比通常论文更正经，因其较少束缚，喜怒哀乐皆出之真情。总之西洋幽默文大体上就是小品文别出的一格。凡写此种幽默小品的人，于清淡之笔调之外，必先有独特之见解及人生之观察。因为幽默只是一种态度，一种人生观，在写惯幽默文的人，只成了一种格调，无论何种题目，有相当的心境，都可以落笔成趣了。这也是一句极平常的话，犹如说学诗，最重要是登临山水，体会人情，培养性灵，而不是仅学押平仄，讲蜂腰鹤膝等末技的问题。

　　因此我们知道，是有相当的人生观，参透道理；说话近情的人，才会写出幽默作品。无论哪一国的文化、生活、文学、思想，是用得着近情的幽默的滋润的。没有幽默滋润的国民，其文化必日趋虚伪，生活必日趋欺诈，思想必日趋迂腐，文学必日趋干枯，而人的心灵必日趋顽固。其结果必有天下相率而为伪的生活与文章，也必多表面上激昂慷慨，内心上老朽霉腐，五分热诚，半世麻木，喜怒无常，多愁善病，神经过敏，歇斯底里，夸大狂，忧郁狂等心理变态。《论语》若能叫武人政客少打欺伪的通电宣言，为功就不小了。


　　论东西文化的幽默

　　『——第三十七届笔会在汉城会议上的演讲』

　　各位女士和各位先生，我得以《论东西文化的幽默》这个题目向本届会议所特出的主题发表演说，深感欣幸。记得伯格森说过，“幽默可使紧张的情绪疏散，神经松弛。”我希望我们在讨论这一主题之后，大家不至于再犯过分紧张的错误。

　　【幽默是人类心灵开放的花朵】

　　一般认为哭是一切动物所共有的本能，笑却只是猿猴的特性，这种特性只有我们和我们的祖先人猿才有。我不妨补充一句，思想是人的本能，但对一个人的错误，以微微一笑置之却是神了。

　　我不否认海豚很会嬉戏作乐。至于象和马会不会笑，我却不知道了。即使他们会的话，似乎也不能很明显地表现出来。我认为幽默的发展是和心灵的发展并进的。因此幽默是人类心灵舒展的花朵，它是心灵的放纵或者是放纵的心灵。惟有放纵的心灵，才能客观地静观万事万物而不为环境所囿。

　　【维多利亚女王的遗言】

　　这可以算得是文明的一项特殊赐予，每当文明发展到了相当的程度，人便可以看到他自己的错误和他的同人的错误，于是便出现了幽默。每当人的智力能够察觉统治人们的愚行，政客们的伪善面孔与陈腔滥调，以及人类的弱点与缺失，徒劳无益的努力与矫揉造作的情态，我们自己的梦想与现实之脱节，幽默便必然表现于文学。

　　故幽默也是人类领悟力的一项特殊赐予。我特别欣赏维多利亚女王临终前的最后遗言。当她知道她的死期已到，这位大英帝国统治者的最后一句话：“我已尽力而为了。”她知道她不是完人，只不过是已尽了她一生最大的努力。我喜欢那种谦虚，那种健全的热情的和具有人情味的智慧。这就是最好的一种幽默。

　　【搔痒是人生一大乐趣】

　　有时我们把幽默和机智混为一谈。或者甚至把它混淆为对别人的嘲笑和轻蔑。实际发自这种恶意的态度，应称之谓嘲谑或讥讽。嘲谑与讥讽是伤害人的，它像严冬刮面的冷风。幽默则如从天而降的温润细雨，将我们孕育在一种人与人之间友情的愉快与安适的气氛中。它犹如潺潺溪流或者照映在碧绿如茵的草地上的阳光。嘲谑与讥讽损伤感情，辄使对方感到尴尬不快而使旁观者觉得可笑，幽默是轻轻地挑逗人的情绪，像搔痒一样。搔痒是人生一大乐趣，搔痒会感觉到说不出的舒服，有时真是爽快极了，爽快得使你不自觉地搔个不休。那犹如最好的幽默之特性。它像是星星火花般的闪耀，然而却又遍处弥漫着舒爽的气息，使你无法将你的指头按在某一行文字上指出那是它的所在。你只觉得舒爽，但却不知道舒爽在哪里以及为什么舒服，而只希望作者一直继续下去。

　　【朋友之间会心的微笑】

　　因此，我们必须把幽默的真谛与各种作用混淆不清的语意加以区分，正如我们要将哄笑与冷笑，捧腹大笑和淡淡的微笑，或者嗤嗤的讥笑加以区分一样。我喜欢一个作家含有淡淡带哀恸的微笑，那会给我们一点甜蜜的忧郁，就像葛瑞那首《墓园的哀歌》。绝妙的一种微笑是两个朋友相对“会心的微笑”，即一般所谓“相视莫逆”、“心照不宣”的浅笑。当爱默生和卡莱尔初次见面时，他们未发一语，而只是像“心心相印”般地发出微笑。这便是中国人所最欣赏的“会心的微笑”。

　　【佛祖与基督的爱与恕】

　　各位女士和各位先生，我认为最精微纯粹的幽默便是能逗引人发出一种含有思想并发人深省的笑耍。如果我们是天使，便不需要幽默，我们将整天翱翔在空际吟唱赞美诗。不幸我们生存在这人世间，居于天使与魔鬼之间的境界。人生充满了悲哀与忧愁，愚行与困顿，那就需要幽默以作为促使人发挥潜力，复苏精神的一个重要启示。

　　它表现在一种广大无垠的哀怜中——以一种悲恸且富有同情的态度来洞察人生。这惟有人类中最伟大的人物始克臻此，正如佛祖和耶稣。我想，佛祖的教训可用五个字总括，即“怜天下万物”。而耶稣对那个被捉住的淫妇正受犹太村民包围投石时说：“慢着！且让那些没有犯过罪的人投击第一块石头。”这就是表现出一种宽宏的哀怜并教众人反省的警惕，也就是崇高的洞察力，对全人类的一种包含着慈悲与仁恕的谅解。

　　且让我再举几个胸襟伟大的人所流露出来的一种幽默实例——一种由于承受这人世间所不可避免的事情，或者克服一种缺憾，借以表现内在潜力的幽默。

　　【苏格拉底泼辣的妻子】

　　诸位都知道苏格拉底有一位泼辣的悍妻。苏格拉底每当受到太太一连串的责骂后，他就走出屋子去找宁静的地方。他正跨出门外一步，他的悍妻便把一桶冷水从窗口倒在他的头上，淋得苏格拉底浑身潝湿。他却毫无愠色，而自言自语地说：“雷声过后必会降雨。”这样，便泰然自若地走向雅典市场去了。

　　他曾把结婚比拟为骑马。如果你想练习骑马，应当选择一匹野马，要是你想驾御一匹驯良的马以策安全，那就根本不需练习了。

　　很少人明了希腊哲学中逍遥学派的兴起系由于苏格拉底太太的功劳。倘苏格拉底沉醉在一个疼爱他的妻子的温柔怀抱里，恩爱缠绵，他决不会游荡街头，拉住路人问一些令人困窘的问题了。

　　【林肯太太好吹毛求疵】

　　另一个伟人林肯，大概也是由于他那个唠叨而又容易激动的妻子促使他做了美国总统。林肯经常坐在酒吧里跟别人开玩笑。据替他作传记的人说：每当周末的夜晚来临，大家都想回家，独有林肯是最不愿意回家的人。他宁愿在酒吧和人厮混，借以增强他的机智。因而使他获得那种纯朴自然的幽默感，并成为一个精通英语的人。

　　有一天，一个年轻的报童送报纸给林太太，因为迟到了一刻，林太太就痛骂他一顿。吓得那报童抱头鼠窜而逃，奔向他的老板哭诉去了。那是一个小市镇，人人都彼此互相认识。日后报馆经理遇到林肯便说起这件事，而林肯回答他说：“请你告诉那小伙计不要介意，他每天只看见她一分钟，而我却已忍受十二年了。”

　　从苏格拉底与林肯这两个例子，我们也可以看出表现在他们幽默中的一种精神慰藉，任何一个能容忍他的妻子一桶水淋头的人便必能成为伟人。

　　【老庄是我国大幽默家】

　　在中国，有好多大哲学家都富有幽默的机智。与孔子同时代的老子便常向孔子开玩笑，因为孔子的主张要人经常修养不断地求进步，老子则主张返璞归真。在老子看来，像孔子那样忙着到处乱跑，满口仁义道德的人，不免显得有点滑稽可笑。老子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因此，他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又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老子对孔子的批评虽很尖刻，但他的语调还是很婉转柔和，是从他的胡须里面发出来的。跟亚里士多德同一时代，且为老子杰出门徒的庄子，他那种粗壮豪放的笑声，却使历代均深受其影响。

　　庄子看到当时政治混乱的局面，曾经说道：“窃钩者诛，窃国者侯。”

　　庄子有一则关于寡妇的故事。使我联想起皮特罗尼斯（西历纪元一世纪罗马讽刺家）所著那本《艾菲萨斯的寡妇》。

　　一天，庄子从山林中散步归来，神情显得非常悲伤。他的门徒问道：“先生为何显得这么悲伤呢？”于是他便说：“我在散步的路旁，看到一个服丧的妇人跪在墓地上，手里拿着一把扇子用力扇一座新坟，而坟上的泥土还没有干呢。我就问她：‘你为何要这样做呢？’那寡妇回答说：‘我曾应允我亲爱的丈夫，我要等到他的坟土干了以后才会改嫁。现在你看，这可恶的天气！’”

　　我很快慰，我们有老子和庄子那样的圣人，如果没有他们，则中华民族早已成为一个神经衰弱的民族了。

　　【孔子对挫折付之一笑】

　　现在来谈谈孔子。孔子曾经被人描绘成一个道貌岸然，规行矩步的学究，其实他根本不是那种人。他能笑他自己所以失败和挫折的遭遇。孔子表面上虽像是个失败的人，他离乡背井，出国远行，周游列国十四年，想找寻一位乐意将他的主张付诸实施的统治者。他从一个城市走到另一个城市，他的门徒跟随着他，却一路上老是受到妒嫉他的小政客的痛恨。有好几次他被敌人在路上加以拦截，甚至有一次被围困在郊外一家小客栈中绝粮七日。当他的门徒开始发出怨声时，孔子却在雨中唱起歌来。孔子到郑国，有一天他和门徒走散了，孔子独自个站在城东门。郑人或谓子贡曰：“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你们看他泰然自若的态度多有趣。

　　【新儒家特别缺乏幽默】

　　我想在结束这篇演说时再说明一点，每当人的精神颓废而退化，伪善而夸大的陈腔滥调，甚至残酷，便会再度抬起头来。孔子的容忍、幽默和富于人情味的热情便被忘却了，于是一些新儒家便把他的教训纳入一套严厉的道德法典中，诸如女人缠足，寡妇守节，一个女子在其未婚夫于婚前夭折，即不得改嫁他人等等，竟成为一种崇尚的妇德，非常受到新儒家的鼓励和钦佩。在这些学者论道德的文章中，就找不出一点人情味和幽默感。而在一些匿名作家或者不敢将其姓名签署于文学作品的作家所写的小说中，我们才再度找到幽默和一种比较能真实反映人生，符合一般人思想、知觉与情绪的东西。


　　做文与做人

　　【一、做文可，做人亦可，做文人不可】

　　向来在中国文人之地位很高，但是高的都是死后，在生前并不高到怎样。我们有句老话，叫做“词穷而后工”，好像不穷不能做诗人。辜鸿铭潦倒以终世，我们看见他死了，所以大家说他是好人，而予以相当的同情，但是辜鸿铭倘尚活着，则非挨我们笑骂不可。我们此刻开口苏东坡，闭口白居易，但是苏东坡若活着，则非挨我们笑骂不可。苏东坡生时贬流黄州，大家好像好意迫他穷，成就他一个文人，死后尚且一时诗文在禁。白居易生时，妻子就不大看得起他，知音者只有元稹、邓鲂、唐衢几人。所以文人向例是偃蹇不遂的。偶尔生活较安适，也是一桩罪过。所以文人实在没有什么做头。我劝诸位，能做军阀为上策；其次做官，成本轻，利息厚；再其次，入商，卖煤也好，贩酒也好。若真没事可做，才来做文章。

　　【二、文人与穷】

　　我反对这文人应穷的遗说。第一，文人穷了，每好卖弄其穷，一如其穷已极，故其文亦已工，接着来的就是一些什么浪漫派、名士派、号啕派、怨天派；第二，为什么别人可以生活舒适，文人便不可生活舒适？颜渊在陋巷固然不改其忧，然而颜渊居富第也未必便成坏蛋；第三，文人穷了，于他自己实在没有什么好处。在他人看来很美，死后读其传略，很有诗意，在生前断炊是没有什么诗意的，这犹如我不主张红颜薄命，与其红颜而薄命，不如厚福而不红颜。在故事中讲来非常缠绵凄恻，身历其境，却不甚妙。我主张文人也应跟常人一样，故不主张文人应特别穷之说。这文人与常人两样的基本观念是错误的，其流祸甚广，这是应当纠正的。

　　我们想起文人，总是一副穷形极相。为什么这样呢？这可分出好与不好两面来说。第一，文人不大安分守己，好评是非，人生在世，应当马马虎虎，糊糊涂涂，才会腾达，才有福气，文人每每是非辨得太明，泾渭分得太清。黛玉最大的罪过，就是她太聪明。所以红颜每多薄命，文人亦多薄命。文人遇有不合，则远引高蹈，扬袂而去，不能同流合污下去，这是聪明所致；二则，文人多半是书呆，不治生产，不通世故，尤不肯屈身事仇，卖友求荣，所以偃蹇是文人自招的。然而这都还是文人之好处。尚有不大好处，就是文人似女人。第一，文人薄命与红颜薄命相同，我已说过；第二，文人好相轻，与女人互相评头品足相同。世上没有在女人目中十全的美人，一个美人走出来，女性总是评她，不是鼻子太扁，便是嘴太宽，否则牙齿不齐，再不然便是或太长或太短，或太活泼，或太沉默。文人相轻也是此种女子入宫见妒的心理。军阀不来骂文人，早有文人自相骂。一个文人出一本书，便有另一文人处心积虑来指责。你想他为什么出来指责，就是要献媚，说你皮肤不嫩，我姓张的比你嫩白；你眉毛太粗，我姓李的眉毛比你秀丽。于是大家争营对垒，成群结党，一枪一矛，街头巷尾，报上屁股，互相臭骂，叫武人见了开心，等于妓院打出全武行，叫路人看热闹。文人不敢骂武人，所以自相谩骂以出气，这与向来妓女骂妓女，因为不敢骂嫖客一样道理。原其心理，都是大家要取媚于世；第三，妓女可以叫条子，文人亦可以叫条子。今朝事秦，明朝事楚，事秦事楚皆不得，则于心不安。武人一月出八十块钱，你便可以以大挥如椽之笔为之效劳。三国时候，陈孔璋投袁绍，做起文章骂曹操为豺狼，后来投到曹家，做起檄来，骂袁绍为蛇虺。文人地位到此已经丧尽，比妓女不相上下，自然叫人看不起。

　　【三、所谓名士派与激昂派】

　　我主张文人亦应规规矩矩做人，所以文人种种恶习，若寒，若懒，若借钱不还，我都不赞成。好像古来文人就有一些特别坏脾气，特别颓唐，特别放浪，特别傲慢，特别矜夸。因为向来有寒士之名，所以寒士二字甚有诗意，以寒穷傲人；不然便是文人应懒，什么“生性疏慵”，听来甚好，所以想做文人的人，未学为文，先学疏懒（毛病在中国文字“慵”、“疴”诸字太风雅了）。再不然便是傲慢，名士好骂人，所以我来骂人，也可成为名士。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都不是好习气。这里大略可分为二派：一名士派，二激昂派。名士派是旧的，激昂派是新的。大概因为文人一身傲骨，自命太高，把做文与做人两事分开，又把孔夫子的道理倒栽。不是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而是既然能文，便可不顾细行。做了两首诗，便自命为诗人，写了两篇文，便自诩为名士。在他自己的心目中，他已不是常人了，他是一个文豪，而且是了不得的文豪，可以不做常人。于是人家剃头，他便留长发；人家纽纽扣，他便开胸膛；人家应该勤谨，他应该疏懒；人家应该守礼，他应该傲慢，这样才成一个名士，自号名士，自号狂生，自号才子，都是这一类人，这样不真在思想上用功夫，在写作上求进步，专学上文人的恶习气，文字怎样好，也无甚足取。况且在真名士，一身潇洒不羁，开口骂人而有天才，是多少可以原谅，虽然我认为真可不必。而在无才的文人，学上这种恶习，只令人作呕。要知道诗人常狂醉，但是狂醉不是诗人，才子常风流，但是风流未必就是才子。李白可以散发泛扁舟，但是散发者未必便是李白。中外名士每每有此种习气，像王尔德一派便是以大红背心炫人的，劳伦斯也主张男人穿红裤子、红背心。红裤子原来都是一种愤世嫉俗的表示，但是我想这都可以不必。文人所以常被人轻视，就是这样装疯，或衣履不整，或约会不照时刻，或办事不认真。但健全的才子，不必靠这些阴阳怪气作点缀。好像头一不剃，诗就会好。胡须生虱子，就自号为王安石，夜夜御女人就自命为纪晓岚。为什么你本来是一个好好有礼的人，一旦写两篇文章，出一本文集，就可以对人无礼。为什么你是规规矩矩的子弟，一旦做文人，就可以诽谤长上，这是什么道理？这种地方，小有才的人尤应谨慎，说来说去，都是空架子，一揭穿不值半文钱。其缘由不是他才比人高，实是神经不健全，未受教训，易发脾气。一般也是因为小有才的人，写了两篇诗文，自以为不朽杰作，吟哦自得，“一事惬当，一句清巧，神厉九霄，志凌千载，自吟自赏，不觉更有旁人。”彼辈若能对自己幽默一下，便不会发这神经病。

　　名士派是旧的，激昂派是新的。这并不是说古昔名士不激昂，是说现代小作家有一特别坏脾气，动辄不是人家得罪他，便是他得罪人家；而由他看来，大半是人家得罪他。再不然，便是他欺侮人家，或人家欺侮他，而由他看来，大半是人家欺侮他。欺侮是文言，白话叫做压迫。牛毛大一件事，便呼天喊地，叫爷叫娘，因为人家无意中得罪他，于是社会是罪恶的，于是中国非亡不可。这也是与名士派一样神经不健全，将来吃苦的，不是万恶的社会，“也不是将亡的中国！”而是这位激昂派的诗人自身。你想这样到处骂人的人，就是文字十分优美，有谁敢用，所以常要弄到失业，然后怨天尤人，诅咒社会。这种人跳下黄浦，也于社会无损。这种人跳下黄浦，叫做不幸，拉他起来，叫做罪过。这是“不幸”与“罪过”之不同。毛病在于没受教育。所谓教育，不是说读书，因为他们书读得不少，是说学做人的道理。

　　所以新青年常患此种毛病，一因在新旧交流青黄不接之时，青年侮视家长，侮视师傅以为常，没有家教，又没有师教，于是独往独来，天地之间，惟我一人，通常人情世故之ABC尚不懂。我可举一极平常的例，有一青年住在一老年作家的楼下，这位老作家不但让他住，还每月给他二十块钱用，后来青年再要向老作家要钱，认为不平等，他说你每月进款有三百元，为什么只给我二十元，于是他咒骂老作家压迫他，甚至写文章骂他，这文章就叫做激昂派的文章。又有一名流到上海，有一青年去见他，这位名流从二时半等到五时，不见他来，五时半接到一封大骂他的信，讥他失约。这也是激昂派的文章。这都是我朋友亲历的事，我个人也常有相同的经验。有的因为投稿不登出来，所以认为我没有人格，欺侮无名作者，所以中国必亡。这习惯要不得的，将来只有贻害自己。大概今日吃苦的商店学徒礼貌都在大学生之上，人情事理也比青年作家通达。所以我如果有什么机关，还是敢用商店学徒，而不敢用激昂派青年。一个人在世上总得学学做人的道理。以上我说这是因为现代青年在家不敬长上失了家教，另一理由便是所谓现代文学的浪漫潮流，情感都是怒放的，而且印刷便利，刊物增加，于是你也是作家，我也是作家，而且文学都是愤慨，结果把人人都骂倒了，只有剩他一人在负救国之责任。一人救不了国，责任太重，所以言行中也不时露出愤慨之情调，这也是无可奈何的。就是所谓乱世之音，并不是说青年一愤慨，世就会乱起来，是说世已乱了，所以难免有哀怨之音。大概何时中国飞机打到东京去，中国战舰猛轰伦敦之时，大家也就有了盛世之风，不致处处互相轻鄙，互相对骂出气了。

　　【四、唯美派】

　　其次，有所谓唯美派，就是所谓“为艺术而艺术”，这唯美派是假的，所以我不把他算为真正一派。西洋穿红背心红裤子之文人，便属此类，我看不出为艺术而艺术有什么道理，虽然也不与主张“为人生而艺术”的人意见相同，不主张惟有宣传主义的文学，才是文学。

　　世人常说有两种艺术，一为为艺术而艺术，一为为人生而艺术；我却以为只有两种，一为为艺术而艺术，一为为饭碗而艺术。不管你存意为人生不为人生，艺术总跳不出人生的。文学凡是真的，都是反映人生，以人生为题材。要紧的是成艺术不成艺术，成文学不成文学。要紧的不是阿Q时代过去未过去，而是阿Q写得活灵活现不；写得活灵活现，就是反映人生。《金瓶梅》你说是淫书，但是《金瓶梅》写得逼真，所以自然而然能反映晚明时代的市井无赖及土豪劣绅，先别说他是讽刺非讽刺，但先能入你的心，而成一种力量。白居易是为人生而文学者，他看不起嘲风雪，弄花草的诗文，他自评自己的诗，以讽喻诗及闲适诗为上，且不满意世俗之赏识他的杂律诗，长恨歌。讽喻诗，你说是为人生而艺术是好的，但是他的闲适诗，你以为是消沉放逸，但何尝不是怡养性情有关人生之作，哀思为人生之一部，怡乐亦人生之一部。白居易有讽喻诗，没有闲适诗，就不成其为白居易。

　　因为凡文学都反映人生，所以若是真艺术都可以说是反映人生，虽然并不一定呐喊，所以只有真艺术与假艺术之别，就是为艺术而艺术，及为饭碗而艺术。比方照相，有人为照相而照相，有人是为饭碗而照相。为照相而照相是素人，是真得照相之趣，为饭碗而照相，是照相家，是照他人的老婆的相来养自己的老婆。文人走上这路，就未免常要为饭碗而文学，而结果口不从心，只有产生假文学。今天吃甲派的饭，就骂乙派；明天吃乙派的饭，就骂甲派，这叫做想做文人，而不想做人，就是走上陈孔璋之路，也是走上文妓之路。这样的文人，无论你如何开口救国，闭口大众，面孔如何庄严，笔下如何幽默，必使文风日趋于卑下。在救国之喊声中，自己已暴露亡国奴之穷相来。文风卑鄙，文风虚伪，这是真正亡国之音。

　　【五、我看人行径不看人文章】

　　因为有这种种假文学，所以我近来不看人文章，只看人的行径。这样把道德与文章混为一谈，似乎不合理。但是此中有个分别。创作的文学，只以文学之高下为标准，但是理论的文学，却要看其人能不能言顾其行。我很看不起阮大铖之为人，但是仍可以喜欢他的《燕子笺》。这等于说比如我的厨子与人通奸，而他做的点心仍然可以很好吃。一人能出一部小说杰作，即使其人无甚足取，我还是要看。但是在讲理与批评满口道学的文章就不同，其人不足论，则其文不足观。这就是所谓载道文章最大的危险。一人若不先在品格上、修养上下工夫，就会在文章上暴露其卑劣的品性，现代文人最好骂政客无廉耻，自己就得有廉耻。前几年福建有地方政府勒收烟苗捐，报上文章大家挥毫痛骂烟毒，说鸦片可以亡国灭种，后来一家报馆每月领了七十五元，大家就鸦雀无声。这样鼓吹礼义廉耻是鼓吹不来的。舆论的地位是高于政界，开口骂人亦甚痛快，但是政客一月七十五元就可以把你封嘴，也不见得清高到怎样地步。文人自己鲜廉寡耻，怎么配来讥讽政府鲜廉寡耻。你骂政客官僚投机，也得照照自己的脸孔，是不是投机。你骂政府贪污，自己就不要克扣稿费，不要取津贴。将来中国得救，还是从各人身体力行自修其身救出来的。你骂官僚植党营私，就得看明你自己是不是狐群狗党。你骂资本主义，自己应会吃苦，不要势利，做骗子。你骂他人读古书，自己不要教古文，偷看古书。你骂吴稚晖、蔡元培、胡适之老朽，你自己也得打算有吴稚晖、蔡元培、胡适之的地位，能不能有这样操持。你骂袁中郎消沉，你也得自己照照镜子，做个京官，能不能像袁中郎之廉洁自守，兴利除弊。不然天下的人被你骂完了，只剩你一个人，那岂不是很悲观的现象？

　　【六、文字不好无妨，人不可不做好】

　　这样说来，文人还做得么？所以我向来不劝人做文人，只要做人便是。颜之推家训中说过：“但成学士，亦足为人，必乏天才，勿强操笔。”你们要明白，不做文人，还可以做人，一做文人，做人就不甚容易。如果不做文人，而可以做人，也算不愧父母之养育师傅之教训。子夏所谓贤与不贤，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孔子所谓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可见行字重要在文字之上。文做不好有什么要紧？人却不可不做好。

　　我想行字是第一，文字在其次。行如吃饭，文如吃点心。单吃点心，不吃饭是不行的。现代人的毛病就是把点心当饭吃，文章非常庄重，而行为非常幽默。中国的幽默大家不是苏东坡，不是袁中郎，不是东方朔，而是把一切国事当儿戏，把官厅当家祠，依违两可，昏昏冥冥生子生孙，度此一生的人。我主张应当反过来，做人应该规矩一点，而行文不妨放逸些。你能一天苦干，能认真办铁路，火车开准时刻；或认真办小学，叫学生得实益，到了晚上看看小书，国不会亡的，就是看梅兰芳，杨小楼，甚至到跳舞场拥舞女，国也不会亡。文学不应该过于严肃枯燥，过于严肃无味，人家就看不下去。因为文学像点心，不妨精雅一点，技巧一点。做人道理却应该认清。但是在下还有一句话。我劝诸位不要做文人，因为做文人非遭同行臭骂不可，但是有人性好文学，总要掉弄文墨。既做文人，而不预备成为文妓，就只有一道：就是带一点丈夫气，说自己胸中的话，不要取媚于世，这样身份自会高。要有点胆量，独抒己见，不随波逐流，就是文人的身份。所言是真知灼见的话，所见是高人一等之理，所写是优美动人的文，独往独来，存真保诚，有气骨，有识见，有操守，这样的文人是做得的。袁中郎说得好：“物之传者必以质（质就是诚实，不空疏，有自己的见地，这是由思与学炼来的），文之不传，非不工也。树之不实，非无花叶也，人之不泽，非无肤发也，文章亦尔。（一人必有一人忠实的思想骨干，文字辞藻都是余事。）行世者必真，悦俗者必媚，真久必见，媚久必厌，自然之理也。”这样就同时可以做文人，也可以做人。


　　一篇没有听众的演讲

　　以前在哪儿说过，假如有人仿安徒生作“无色之画”，做几篇无听众的演讲，可以做得十分出色。这种演讲的好处，在于因无听众，可以少忌讳，畅所欲言，似颇合“旁若无人”之义。以前我曾在中西女塾劝女子出嫁，当时凭一股傻气说话，过后思之，却有点不寒而栗，在我总算掬愚诚，郊野叟献曝，而在人家，却未必铭感五内。假如在无听众的女子学校演讲，那便可尽情发挥了。比如在这样一个幻想的大学毕业典礼演讲，我们可以不怕校长难为情，说些时常敢怒而不敢言的话。在一个幻想的小学教员暑期学校，也可以尽情吐露一点对小学教育不大客气的话……婚姻的致词向来也是许多客套，没人肯对新郎新娘说些结婚常识而不免有点不吉利的老实话。因此我就以“婚礼致词”为题作例举隅：

　　玛丽、兴哥，恭喜。今天兄弟想借这婚礼的盛会，同你们谈谈常人所不肯谈的关于结婚生活的一点常识。婚姻生活，如渡一大海，而你们俩一向都不是舵工，不会有半点航海的经验。这一片汪洋，虽不定是苦海，但是颇似宦海、欲海，有苦也有乐，风波是一定有的。如果你们还在做梦，只想一帆风顺，以为婚姻只有甜味，没有苦味，请你们快点打破这个迷梦。但是你们做梦，罪不在你们。世上老舵工航海的经验，向来是讳莫如深的。你们进过大学，受过高等教育，懂得天文地理的常识，但是没人教授过你们婚姻的常识。你们知道太阳与星球的关系，但是对于夫妇的关系，是有点糊里糊涂。假如我此刻来考你们，你们一定交白卷。这是现代的教育。玛丽，你懂得什么节育的道理，做妻的道理，驾驭丈夫的道理？兴哥，你懂得什么体谅温存的道理，女子哭时，你须揩她的眼泪；女人月经来时，你须特别体贴，你懂得吗？古人世界地理不如你们，但是夫道妇道比你们清楚。兴哥，现代教育教你做文，并没有教你做人。玛丽，现代教育教你弹钢琴，做新女子，并没有教你做贤妻。你说贤妻应该打倒，好，请你整个不要做妻，才是彻头彻底的办法，不然难道做不贤妻便可以完账了吗？补袜子的固然无益于“世界文化之前锋”，但是丝袜穿一只，扔一只，也是无补于世界文化的。总而言之，天下男女未全赤足之时，袜子总要有人补的，假如你不能自己补袜子而替兴哥省一点钱，你就马上文明起来吗？单单为这丝袜问题，兴哥就要和你吵架。你说补袜子是奴隶、是顽腐、不文明、不平等。好，兴哥得替人家抄账簿、拿粉笔，甚至卖豆腐，何尝不是奴隶？现代社会是叫男子赚钱，女子花钱的，若要反过来叫女子赚钱男子花钱，我也不反对。但是在制度未改之前，你不肯补袜子，替兴哥省一点钱，你就是一个不好的老婆，虽然是新文明的女子，钱是大家的，你们不肯合作，就得吵架。

　　在今天说到“吵架”两字，是有点不吉利的，是。但我并不后悔。早晚你们是要吵架的。世上没有不吵过架的夫妇。假定你们连这一点常识都没有，请你们先别结婚，长几年见识再来不迟。你们还不知道婚姻是怎么一回事，婚姻是叫两个个性不同、性别不同、兴趣不同、本来过两种生活的人去共过一种生活。假定你们不吵架，一点人味都没有了。你们此去要一同吃，一同住，一同睡，一同起床，一同玩。世上哪有习惯、口味、性欲、嗜好、志趣若合符节的两个人。向来情人都很易相处的，一结婚就吵起架来。这是因为在追求时代，大家尊重各人食寝行动的自由，一结婚后必来互相干涉。你的时间不能自己做主了，出入不能自己做主了，金钱也不是你一人的了，你自己的房间书桌也不是你一人的了。连你的身体也不是你自己的了。有人要与你共享这一切的权利。兴哥，有人将要有权利叫你剪头发，叫你换手绢，换一句话，你又要进你自以为早已毕业的小学校了。玛丽，有人要对你说不大客气的话，如同他对自己的姊妹一样。他不能永远向你唱恋之歌，永远叫你“达尔铃”、“安琪儿”，像他追求你的时候一样。一天到晚这样也未免单调。这种的表示，要来得自然才好。你要一定坚持兴哥行这义务，也未尝不可，不过兴哥一天三餐照例叫你三声“小天使”，于你也没有什么好处，反而呆板而失诚。夫妇之间，“义务”、“本分”两字最忌讳的。你若受了西洋人的影响，叫兴哥出门必定亲吻你一下，也未尝不可，不过兴哥奉旨亲吻总有点不妙，你自己也太觉无趣了。亲吻须如文人妙笔，应机天成才好。比方你话说得巧，他来亲你一吻，表示赞叹，这一吻是非常好的。或者两人携手游园，他突然亲你的颈，这一吻也是好的。你若因为兴哥出门不亲吻同他吵，那只令兴哥苦恼而已。你吵时，也许兴哥非常温存，拍拍肩背抚慰你，心里却在怪女子太麻烦了，为什么有这么许多泪水。

　　我诚实告诉你，结婚生活不是完全沐在蜜浴里的，一半也是米做的。玛丽，你脊梁须要竖起来，一天靠吃蜜养活是不成的。你得早打破迷梦，越早排弃你韶龄小女学生桃色的痴梦，而决心做一活泼可爱可亲的良伴越好。因为罗曼司不久要变成现实，情人的互相恭维捧场，须变成夫妇相爱相敬的伴侣生活。假定你不能叫兴哥把你看做一个可敬可亲的女人，也别梦想他要捧你做一个绝代的小天使。

　　你们那些情书，大可以焚掉了。除非你们是亚伯拉与哀卢伊，别人不要看的。过了些时候，你们自己也不要看，若非那情书中除了你们俩互相捧场的话以外，还有别种意味。假如这情书中表示着是两人的一段奋斗，交换两人对人生对时事的意见，那是要保存的。但是书信中只有你叫我心肝我叫你肉，你称我才郎我称你佳人这一套痴话，过了十年，你自己看看，才要伤心。兴哥，你别哄自己。玛丽并不是安琪儿、小天使。她只是很可爱很活泼的一个女子，她有的是幽默，是通见，是毅力，能帮你经过人生的种种磨练。她也算漂亮，但是你不久就要发现别人的太太更加漂亮。但是如果她单是漂亮，别无所长，那你须替她祷告。

　　你不久对那一副漂亮面孔，就会生厌，尤其是不搽粉打呵欠的时候。我明明知道有漂亮太太的男人，每每怪异人家何以把他太太看得像神仙似的。他们都是说：“不懂你们怎么看法？”《雨花》不是曾经载过一段故事吗？有青年在霞飞路上看见前面一个艳若神仙的女子同一男人走路，就低声发一感慨说：“讨了这样一个丽人做太太，不知要怎样快活得像神仙似的！”碰巧那位男子听到这一句话，回头来向青年说：“那个女人并不是丽人，她是我的太太，我已经讨了她十年，但现在此刻仍旧在人间世上，并没有成仙。”

　　不，兴哥，女人的美不是在脸孔上，是在姿态上。姿态是活的，脸孔是死的，姿态犹不足，姿态只是心灵的表现，美是在心灵上的。有哪样慧心，必有哪样姿态，擦粉打扮是打不来的。玛丽是美的，但是她的美，你一时还看不到。过几年，等到你失败了，而她还鼓励你，你遭诬陷了，而她还相信你，那时她的笑是真正美的。不但她的笑，连她的怒也是美的。当她双眉倒竖，杏眼圆睁，把那一群平素往来，此刻轻信他人诬陷你的朋友一起赶出门去，是的，那时你才知道她的美。再过几年，等她替你养一两个小孩，看她抱着小孩喂奶，娩后的容辉焕发，在处女的脸上，又添几笔母爱的温柔，那时你才知道处女之美是不成熟的，不丰富的，欠内容的。再过几年，你看她教养督责儿女，看到她的牺牲、温柔、谅解、操持、忍耐，头上已露了几丝白发，那时，你要称她为安琪儿，是可以的。

　　我已经说了一大堆话，浪费你们宝贵欢乐的时间。但是对你，玛丽，我还要说一句话，就是把你当我的女儿，也是要这样说的。你以为嫁了兴哥，兴哥整个地是属于你了，你可以整个地占有他了。你试试看吧。假如兴哥是个好男子，有作为，有才干，有自重心——这是成功必要的条件——他必不会全盘为你所占有。有的女人是要这样一个完全服从、完全听话的丈夫。比如在座那位朱太太。你看她把朱先生弄成什么样儿。老朱还有一点人味儿么？他小时服从母亲，出来服从老板，在家服从太太。他老跟人家抄账，但是你想他除了抄账以外，还能有所作为么？玛丽，你愿意嫁给这样一个丈夫么？我的意思是说，女子不应该图占丈夫整个十成的身体。假定兴哥十成中有七成属于你，三成属于他的朋友、他的志趣、他的书籍、他的事业，你就得谢天谢地了。有一种人一结婚，连朋友都不敢往来了，这还成个人么？你或者以为你非常有趣，你的丈夫一天到晚看你看不厌，然而至少他心灵中也有一部分需要不是你所能满足，而只有朋友、书籍能满足的。你一定要十成十足把他占有，结果他变成你的监犯，而你变成他的狱卒，而你要明白监犯没有恋爱狱卒之理，于是他越看你越恨，而越恨越非看你不可，感情破裂，乃意中事。那时你才照镜自怜，号啕大哭，自怨自艾叹着“他不爱我了”，也是无用。不，你也得明理些，这样驾驭丈夫是驾驭不来的。你也不可太看轻兴哥，以为他还得拉着你的裙带走路，他若真这样无用，这样靠不住，一刻不可放松，你简直不必嫁给他好了。假定因你的拘束而他果然不嫖、不赌、不吸烟、不喝酒，这种外来的拘束，也算不得有什么伦理的价值。你不能嫁一个男子来当你的小学生，自己做起女塾师。你知道塾师都是讨厌的，而你决不愿意兴哥讨厌你。你今天想起要烫头发，兴哥何必陪你去剃头？你自己不吸烟，兴哥为什么不可大吸其烟？婚姻之破裂，都是从这种极琐碎的事而来的。夫妇之结合必建筑于互相了解、互相敬重的基础之上。玛丽，我知道你很明理，很有通见，而你也不要看轻自己，要知你不一定要做兴哥的塾师、狱卒，仍旧有可吸引他的力量，有可得他敬重的人格。你也可以给他一点自由，一点人格。他对你这样的了解信重，比对你的过分的关防，还要因此更爱你。到了那个时候，他真要宝贵你如同一颗可遇而不可求的稀世之宝，好像没有像你这样一位彻底了解他的夫人，他就活不下去。世上这样稀世之宝本来不多。所以玛丽，我劝你做这样一个稀世之宝。


　　看电影流泪

　　因为我看电影常常会流泪，所以我总喜欢坐在我旁边的人默默地抽咽着他（或她）的鼻子，或脸上带着一道亮光光的泪痕离座而去。我总认为这样的人是一个比较好的人。现在我觉得看电影流泪是一点没有什么可耻的。这对于人是有许多好处的，且听我说来。

　　“你流泪了吗？”当我们看过了《孤星泪》这部电影，从南京大戏院里出来的时候，我的妻子问我道。“我当然流泪的咯！”我说道。“凡是看了那个打动我们全部情感的伟大小说而不流泪的，便算不得是一个有充分人性的人，是吗？”

　　事实上，我是大大地受了感动的。那天晚上我感到头痛，一点事情也不能做。我玩了一会扑克，但也毫无兴趣，我输掉了四元二角半钱。

　　看一本好的小说，不论是电影或原书，而不应该流泪，这种无谓的话有什么意思呢？为了尊重起见，我且不妨引点亚里士多德与司马迁的话。亚里士多德说，真正的悲剧精神是一种“泻剂”，是通利我们情感的药剂。而我们的那位大史学家及文章家司马迁则说悲剧可以“平和血气”。如果一个大作家写了一部大作品，搬上了舞台，观众看了并不流泪，那么演员或观众一定是有点毛病了。大家都说流泪是可耻的，是没有丈夫气的。在某种程度上，在日常生活中这句话是不错的。如果一个人太容易哭或笑了，我们便要说他是一个弱者，一个在感情上与脾性上有所不平衡的家伙，或是一个稚气的白痴了；这些话也都是对的。但一个人难道不应当有深深地受了感动而流几滴眼泪的时候吗？在电影中，生活以一种更凝集的姿态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以一种日常生活所没有的力量感动着我们。如果它不能使我们感动得流泪——如果不能感动我们这些驯良的、有纪律的、传统化的，且又以我们传统性自傲的人们，那么还说什么悲剧的通利作用呢？

　　伊萨多拉·邓肯会把一个女人比做一件乐器，并把一个只有一个爱人的女人比做一件只被一个音乐家弹奏过的乐器。每一个大情人对于同一个女人可以拿她当做一个各各不同的情人。正如每个音乐家可以从同一乐器中弹出不同的曲调。每一种艺术工作无非全是在艺术家与创作的资料或工具间的一种反应，有时又是艺术家与读者或观众间的反应。因此，同是一幅画面，可以使一个人激起热情，同时又使另一个人漠然无动于衷。不论是电影上或绘画上的画面，都是如此。观赏者越是敏感，他对于这艺术作品的反应也越大，比起别一些较少感受性的人们来，他在这画面中所感受的也越多。同样是一幅黄昏的风景，可以使一个人感动得流泪，而对于另一个人，也许只不过是一幅普通的落日图而已。老练的商人他每每因不受普通的落日图所动情而自得——难道他也没有流泪的时候吗？——为了他的股票每日涨价一倍而高兴得流泪，或为了银行界与他断绝往来而失望得流泪吗？既是如此，那么所谓流泪就算是没有丈夫气或不该流泪等等，这些无谓的话又算什么呢？

　　事实上，有的人比别人敏感一点，正如提琴之分优劣一样。一件伟大的艺术作品是需要一个敏感的人去吸取其所能被人享受感受的全部的。一匹名马需要一个好的骑手，一支好的乐曲也需要一个能了解的音乐家或乐队指挥，他要能够从舒伯特的作品中领略到舒之所以为舒的全部柔和性，以及从勃拉姆斯与柴可夫斯基的作品中领略到勃之所以为勃及柴之所以为柴的全部感伤性。对书与作家来说，那情形亦然如此。每一个人对于一个优秀作家的领略，是绝对受着他的智力与感情的天赋所限制的。这一个人领略他这一点，那一个人又领略他的那一点，在读者与作者之间有完全相同的反应这种情形我们极少看见，正如我们难得看见一支乐曲与一个天才乐队指挥的默契有完全同样的反应一样。

　　不错，在这个人世间是委实有泪的，问题只是我们在什么事上流泪而已。世上有欢喜的泪，哀愁的泪，爱的泪，宽恕的泪，母子间离合的泪。有的人听了一个令人作呕的感伤故事会流泪，有的人则对于真正的美与仁慈流泪。但无论什么人他感到要流泪的时候就尽管流他的泪吧，因为我们在未有理智之前本是动物，而流一点眼泪，不论是宽恕的泪，可怜的泪，或因真正的美而感到欢喜的泪，对于他总是有一点好处的。


　　论花与花的布置

　　花的享受和花的布置似乎是和机缘有点关系的。花的享受和树的享受一样，第一步必须选择某些高贵的花，以它们的地位为标准，同时以某种花与某种情调和环境发生联系。第一是香味，从茉莉那种强烈而显著的香味到紫丁香那种温和的香味，最后到中国兰花那种洁净而微妙的香味。香味愈微妙，愈不易辨别出来是什么花，便愈加高贵。此外又有色泽、外观和吸引力的问题，这也有很大的差异。有的像肥美的少女，有的像纤瘦的、有诗意的、恬静的贵妇，有的似乎是用它们的妩媚去引诱人们，有的则在它们自己的芬芳中感到快乐，似乎以在闲静中过日子为满足。有的颜色鲜艳夺目，有的则表现着比较柔和的色泽。不但如此，花和周围的环境及开花的季节更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我们的心目中，玫瑰花自然而然和晴朗的春日发生关系；莲花自然而然和池塘边的凉爽的夏之晨发生关系；木樨自然而然和收获时的月亮与中秋节发生关系；菊花和残秋吃蟹的节季发生关系；梅花自然而然和白雪发生关系，而且它和水仙花成为我们新年享受的一部分。每种花生在其周围的环境中似乎是很完美的；爱花的人们最容易使这些花在我们的心中构成各种不同季节的图画，有如冬青树代表圣诞节那样。

　　兰花、菊花和莲花，与松竹一样，人们是因为它们有某些质素而选择它们的；它们在中国文学上是君子的象征。尤其是兰花，因为它有一种异样的美。在一切花类之中，梅花也许是中国诗人最爱好的，关于这种花，我在前面一节中已经谈过几句。据说梅花在众花中是占第一把交椅的，因为它在新年开花，所以在众花中占第一位。当然，人们也有不同的意见，牡丹在传统观念中是被称为“花王”的，尤其是在唐朝。在另一方面，牡丹因为颜色鲜艳，所以常常被视为富足和快乐的象征。而梅花则是诗人之花，象征着恬静而清苦的学者；因此前者是属于物质的，而后者属于精神。唐朝的武则天有一天大发狂妄之念，命令皇宫花园中一切的花儿应当顺着她的意思，在仲冬的某一天开花，结果只有牡丹敢违反女皇帝的命令，迟了数小时才开花，因此武则天下令把几千盆的牡丹花由西安（当时的京都）贬到洛阳去。有一位文人就只为了这个缘故同情牡丹花。牡丹花虽然失了宠，但是在一般民众之间还保持着它的地位，而洛阳也变成牡丹花的大本营了。我想中国人对玫瑰花之所以不太加重视，乃是因为它的色泽和形状属于牡丹一类，可是没有后者的华丽。据中国古代的记载，牡丹花可分为九十种，每种都有一个极富诗意的名字。

　　兰花和牡丹不同，象征着隐逸的美，因为它常常生长于多荫的幽谷。据说它有“孤芳自赏”的美德，不管人们看不看它，而且极不情愿被移植到城市里去。如果它被人们移植在城市里，它须顺自然的本性生长起来，否则便会枯萎而死。所以，我们常常称美丽的、隐逸的少女，或隐居山中、鄙视名利权势的大学者为“空谷幽兰”。它的香味是很微妙的，似乎并不故意要去取悦任何人，可是当人们欣赏它的时候，其香是多么飘逸啊！为了这个缘故，它便成为不与凡俗为伍的君子以及真友谊的象征，因为有一本古书说：“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因为这人的鼻子已经充满花香了。李笠翁说：欣赏兰花的最好办法，不是把它们放在各房间中，而是只放在一个房间中，使人们进出的时候享受它们的香味。美国种的兰花似乎没有这种微妙的香味，可是其花较大，形状与色泽亦较为华丽。我的故乡的兰花据说是全中国最好的，称为“福建兰”。这种色泽浅绿，上有紫色的斑点，花形比普通的兰花小得多，其花瓣只有一英寸余长。最佳最宝贵的兰花种名为陈孟良，与水同色，浸在水里几乎看不出来。牡丹的种类是以出产的地方为名的，兰花的种类则和美国花一样，以它们的主人为名，如“浦将军”、“申军需官”、“李司马”、“黄八哥”、“陈孟良”、“徐锦楚”。

　　种兰极难，其花又极纤弱易萎，人类公认它具有高贵的性格，其原因无疑地即在于此。在众花中，兰花如栽植稍有不当，最易枯萎。所以爱兰的人往往亲自种植，不把它交给佣仆去照顾。我看见过有些人照顾兰花，有如奉养父母那样地小心。一株极贵重的植物能够像一具极好的铜器或花瓶那样地引起人家很大的妒忌，一个朋友如果不愿分一些新枝给人家，也会造成很深的怨恨。中国古书中有一段记载说，一位学者因为朋友不愿把一种植物的新枝送给他，便实行偷窃，结果被捕入狱。对于这种情感，沈复在《浮生六记》里曾有过这么美妙的描写：

　　〖花以兰为最，取其幽香韵致也，而瓣品之稍堪入谱者，不可多得。兰坡临终时，赠余荷瓣素心春兰一盆，皆肩平心阔，茎细瓣净，可以入谱者。余珍如拱璧。值余暮游于外，芸能亲为灌溉，花叶颇茂。不二年，一旦忽萎死。起根视之，皆白如玉，且兰芽勃然。初不可解，以为无福消受，浩叹而已。事后始悉有人欲分不允，故用滚汤灌杀也。从此誓不植兰。〗

　　菊是诗人陶渊明所爱的花，正如梅是诗人林和靖所爱的花，莲是儒家学者周濂溪所爱的花一样。菊花开于深秋，所以在人们的心目中是具有“冷香”和“冷艳”的。菊花的“冷艳”和牡丹的华丽比较起来，其特色是显而易见的。据我所知，菊花共有数百种，宋代一位大学者范成大以极美丽的名字去称呼各种的菊花，居然造成一种风气。种类之繁多似乎便是菊花的特色，其形状及色泽俱有不同之处。人们视白与黄为菊花的“正”色，对紫与红则视为变体，所以比较低贱。白菊与黄菊的色泽产生了许多不同的名称，如“银碗”、“银铃”、“金铃”、“玉盆”、“玉铃”、“玉绣球”等。有的则用著名美人的名字，如“杨贵妃”和“西施”。有时它们的形状如女人剪短了头发一样，有时它们的爪须则和长发一样。有几种菊花比其他的菊花更香，最佳的菊花据说有麝香或“龙脑”香的香味。

　　莲花自成一类，据我看来，它是花中最美丽的花。因为，它的花与茎叶整个在水上漂着，夏季没有莲花可赏是不觉其乐的。一个人如果没有一个房子在池塘之畔，尽可以把莲花种在大缸里。然而，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却很难享受莲花蔓延半英里的美景，它们弥漫在空气中的香味，以及花上的白色与红色，和点缀着水球的大绿叶互相辉映的妙趣（美国种的水莲和莲荷不同）。宋代学者周氏写了一篇小品文，说明他爱莲花的原因。他说莲花像君子，生于污浊的水中而保持着清白之身。他所说的话证明他是一个儒家的理论家。由实利主义的观点看起来，莲花的各部分都有用处。莲藕可以制成一种冷饮，莲叶可以包裹水果或其他的食物去蒸，莲花的形状和香味可供玩赏，莲子被人们视为神仙的食品，或剥出生吃，或晒干拌糖而食。

　　海棠和苹果花相像，与其他的花同样地得到诗人的爱好，虽则杜甫不曾提起这种产于他的故乡四川的花。人们提出过各种的解释，其中最可相信的解释是：海棠是杜甫母亲的名字，他为避讳起见，故不提起。我觉得只有两种花的香味比兰花更好，这两种花就是木樨和水仙花。水仙花也是我的故乡漳州的特产，此种花头曾大量输入美国，有一时期竟达数十万元之巨，后来美国农业部禁止这种清香扑鼻的花入境，以免美国人受花中或有的微菌所侵染。白水仙花头跟仙女一样地纯洁，不是要种在泥土里，而是要种在玻璃盆或瓷盆里，内放清水和小圆石，而且需要极细心的照顾的。说这种花里有微菌，可真有点想入非非。杜鹃花虽有含笑之美，却被视为悲哀的花，因为据说它是杜鹃泣血而化成的；杜鹃从前是一个男孩子，为了他的兄弟被后母虐待而逃亡，特地跑出来寻觅他的。


　　乔迁

　　我有一次搬进一家公寓去住。这在美国人听了，也许会说：“咦？有这事吗？”在英国人听了，也许会说：“啊，如此堕落！”可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只对自己说：“没办法，这是我的命运。”

　　我是被迫搬进去的。我不愿搬家，如果我的邻居停止播放他的无线电收音机，我决不搬家。在平时，如果有邻居在偷窥你的房间，你可以关上百叶窗。要对付邻居们好管闲事的眼睛，你甚至可以在前面筑一堵高墙，把屋子改成堡垒，准备和全世界抗衡。如果你不要电话来打扰的，你可以用块破布塞住。可是对于那无孔不入、震屋欲破的无线电的音乐，你却是束手无策的。自从我的邻居买了一架收音机，我也能免费分听后，我便全由我邻居支配了。他能使我兴奋，能使我忧郁。他要听斯特劳斯和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我也得听；他要听梅兰芳唱戏，我也只能跟着听；他什么时候觉得满意停止，于是我也停止。他特别喜欢珍妮·麦唐纳的《大军进行曲》。这简直是一种狂喘，他要我听，我也总听着，可是我终于受不了了。在上厕所的时候，听听莫扎特或孟德尔森的音乐是很好的，可是如果在考虑如何支付裁缝账的时候，或是在计划如何对匿名的文章写一篇辛辣的答复并如何能使这位藏头露尾的先生一定看得到的时候却不然了。而且如果来的是热门歌曲，那种气喘一样的狂叫声会钻进你的写作里。

　　在这种情形之下，英国人会跑到邻居那里去说：“马上停止，否则我要写信给捕房了。”中国的绅士是会设法使自己适应这环境，而尽量使自己神经宁静。受了英国教育的中国人的我却两者都不能做。所以当我第五十次听到珍妮·麦唐纳的歌声时，我就写了“招租”的条子，把它贴在房门上。我一定要离开这里——无论到什么地方。

　　住在公寓里对于我的个性是不合的。我至今坚持除非每个人自己都能有一块小土地来种些豌豆、番茄，孩子能在这里捉蟋蟀游玩，否则是毫无文明可言的。我曾经说过我不相信在按钮、开关、柜子、橡皮、地毯、钥匙孔、电线和警铃等的所谓“家”的组合物中会有现代文明的。我时常暗笑那些新时代推销员，想把那些如日间作沙发，夜间用作床铺的新奇便利来说动我。我总告诉他们我是不会被说动的。沙发应该便是沙发，床便是床。在我看来这种可转换的沙发床便是新式家庭毁损的征象，而很重要的也便是所谓时代文明，仅是骗取人类在日光下的正当地位的征象。新时代的精神家庭，因为新时代的物质家庭，如公寓汽车等被拘束而破灭了。人们搬进了三间式的公寓屋里，会因为看到年轻的一辈从不留在家中而觉得奇怪的。如果你不得不睡在日间沙发的床上，你至少不应再以此自傲。就是老鼠也总有相当宽裕的睡眠地位的。

　　可是我不管自己的偏见，终于搬进了这公寓。这是一些老树引我搬进去的，这似乎是不可能的，上海的确还有一个在绿草和丛林间的枯树旁的公寓。我不能抵御它的引诱，我屈服了。

　　我不必养什么盆花。我的书房窗外便有一株绿树。它那翠绿的树叶充满了整个房间。而我也不必备什么鸟笼。这倒并不是我不爱鸟，和世上其他真正爱鸟的人一样。我恨看见鸟笼。在一篇爱鸟的文章中曾说起爱鸟的惟一正当方法是去住在近林的地方，在那里可以在书房窗外看到在树梢间的黄莺，在树间飞跃的红胸雉鸡，在那里也能偶尔窃听到杜鹃的情歌。当我在屋中写作时，小鸟们在我窗前跳跃着，二三只麻雀在离我书桌一丈左右的地方喋喋地讲着情话。有时更幸运，有几只鸟会栖息在我的窗槛上，诉说像我们这种动物，不尽是碧眼黄须的三K党。假使我长住下去，我相信我也许能学鸟语。如果我是诗人，我当为它们而写一节中国诗：

　　〖青青梧桐叶，
　　苍苍穹天景。
　　轻轻初秋风，
　　悠悠心头恨。
　　喁喁鸟呢喃，
　　艳艳秋衣裙。
　　羽伴不复在，
　　密侣今去飞。
　　但因旧恩尽，
　　新人枝头栖。
　　我犹翘首观，
　　依依复依依。〗


　　记纽约钓鱼

　　纽约处大西洋之滨，鱼很多，钓鱼为乐的人亦自不少。长岛上便有羊头坞，几十条渔船，专载搭客赴大西洋附近各处钓鱼。春季一来，钓客渐多。今天是立春，此去又可常去钓鱼了。到了夏季七八月间，鲅鱼正盛，可以通夜钓鱼。每逢星期日，海面可有数十条船，环顾三五里内，尽是渔艇。在夜色苍茫之下，灯光澈亮，倒似另一世界。记得一晚，是九月初，鲅鱼已少，但特别大。我与小女相如夜钓，晨四点回家，带了两条大鱼，一条装一布袋，长三尺余，看来像两把洋伞，惊醒了我内人。

　　纽约鱼多，中国寓公也多，但是两者不发生关系。想起渔樵之乐，中国文人画家每常乐道。但是这渔樵之乐，像风景画，系自外观之，文人并不钓鱼。惠施与庄子观鱼之乐，只是观而已。中国不是没有鱼可钓，也不是没有钓鱼人，不过文人不钓罢了。真正上山砍木打柴的樵夫，大概寒山拾得之流，才做得到。文人方丈便不肯为。陶侃运甓，那才是真正的健身运动。陶渊明肩锄戴月，晨露沾衣，大概是真的，他可曾钓过鱼，然传无明文。赤壁大概鲥鱼很多而味美，东坡住黄州四年，可以钓而不钓，住惠州，住琼州，也都可以钓，而未尝言钓，不然定可见于诗文。不知是戒杀生，或是怎样。大概文人只站在岸上林下观钓而已。像陆放翁那种身体，力能在雪中扑虎，可以钓，而不钓。他的游湖方式，是带个情人上船，烹茗看诗看情人为乐，而不以渔为乐。

　　历史上想想，只有姜太公钓鱼，严子陵富春江的钓台近似。姜太公是神话，严子陵钓台离水百尺以上，除非两千年来沧海已变，钓台也只是传说而已。王荆公在神宗面前，把一盘鱼饵当点心吃光，此人假痴假呆，我不大相信。韩愈是钓鱼的。记得东坡笑韩退之钓不到大鱼，想换地方，还是钓不到。这是东坡从惠州又徙琼州，立身安命自慰的话。其实韩愈也不行。今日华山有一危崖，是游人要到山峰必经之路。路五六尺宽，两边下去是深壑千丈。这地方就叫做“韩愈大哭处”。后来毕沅做陕督，登华山，不敢下来，又无别路，还是令人把酒灌醉，然后用毛毯把他卷起抬下来。文人总是如此。

　　相传李鸿章游伦敦，有一回，英国绅士请他看足球赛。李氏问：“那些汉子，把球踢来踢去，什么意思？”英国人说：“这是比赛。而且他们不是汉子，他们是绅士。”李氏摇摇头说：“这么大热天，为什么不雇些佣人去踢？为什么要自己来？”这可说明中国文人不钓鱼的原因。台湾教育，有“恶性补习”害人子弟。当局若不赶紧设法救济，将来国内后生，也决不敢钓鱼，最多观鱼而已。

　　我想女子无才便是德，有德便无才，文人不出汗，出汗非文人，这也是古人所谓天经地义之一。

　　其实不然。垂钓并不必出汗。而其所以可乐，是因钓鱼常在湖山胜地，林泉溪涧之间，可以屏开俗务，怡然自得，归复大自然，得身心之益。足球棒球之类，还是太近城市罢，还是人与人之斗争。英国十七世纪钓鱼名著《The Complete Angler》（by I. Waltom）列入文学，就是能写到钓鱼时林涧之美，自然之妙。其书又名为《The Contemplative Man's Recreation》，意思是钓鱼是好学深思的人的娱乐。所以钓鱼与烟斗的妙用，差不多相同（Thackeray称烟斗也能发人深思），在静逸的环境中，口含烟斗，手拿钓竿，涤尽烦琐，与自然景色相对，此种环境，可以发人深省，追究人生意味，恍然人世之熙熙，是是非非，舍本逐末，轻重颠倒，未尝可了，未尝不欲了，而终不可了。在此刹那，野鸟乱啼，古木垂荫，此“触袖野花多自舞”之时也。顽石嶙峋，鱼虾扑跳，各自有其生命，而各自有其境界；思我自白驹过隙，而彼树也石也，万古常存，此“野花遮眼泪沾巾”之时也。

　　凡人在世，俗务羁身，有终身不能脱、不想脱者。由是耳目濡染愈深，胸怀愈隘，而人品愈卑。有时看看庄子，是好的，接近大自然，是更好的。陆龟蒙书《李贺小传》后，讲唐诗人孟郊废弛职务，日与自然接近，写得最有意思：“孟东野贞元中以前秀才，家贫，受溧阳尉。……南五里有投金濑，草木甚盛，率多大栎，合数十抱，藂蓧蒙翳，如坞如洞。地洼下，积水沮洳，深处可活鱼鳖辈。大抵幽邃岑寂，气候古澹可喜。除里民樵罩外无人者。东野得之忘归。或比日，或间日，乘驴，后小吏，经（迳）蓦投金渚一往，至得荫大栎，隐岩蓧坐于积水之傍，吟到日西还。”后来因此丢了差事。此孟东野所以成为诗人。

　　孟东野、李长吉都是如此。黄大痴也是如此。人生必有痴，而后有成，痴各不同，或痴于财，或痴于禄，或痴于情，或痴于渔。各行其是，皆无不可。

　　我最爱张君寿一首咏一对讨渔夫妇的诗：

　　〖郎提鱼网截江围，妾把长竿守钓矶；
　　满载鲂鱼都换酒，轻烟细雨又空归。〗

　　人生到此，夫复何求？


　　读书与看书

　　曾国藩说，读书与看书不同，“看者攻城拓地，读者如守土防隘，二者截然两事，不可关，也不可混。”读书道理，本来如此。曾国藩又说：读书强记无益，一时记不得，丢了十天八天再读，自然易记。此是经验之谈。今日中小学教育全然违背此读书心理学原理，一不分读书、看书，二叫人强记。故弄得学生手忙脚乱，浪费精神。小学国语固然应该读，文字读音意义用法，弄得清清楚楚，不容含糊了事。至于地理常识等等，常令人记所不当记，记所不必记，真真罪恶。譬如说，镇江名胜有金山、焦山、北固山，此是常识，应该说说，记得固好，不记得亦无妨，以后听人家谈起，或新游其地，自然也记得。试问今日多少学界中人，不知镇江有北固山，而仍不失为受教育者，何苦独苛求于三尺童子？学生既未见到金山、北固山，勉强硬记，亦不知所言为何物，只知念三个名词而已。扬州有瘦西湖，有平山堂，平山堂之东有万松林，瘦西湖又有五亭桥、小金山、二十四桥旧址，此又是常识，也应该说说，却不必强记。实则学生不知五亭桥、万松林为何物，连教员之中十之九亦不知所言为何物。今考常识，学生曰，万松林在平山堂之西，则得零分，在平山堂之东，则得一百分，岂不是笑话？卫生一科，知道人身有小肠大肠固然甚好，然大肠明明是一条，又必分为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又是无端添了令人强记名词，笑话不笑话？弊源有二：一教科书编者，专门抄书，表示专家架子；二教员不知分出重轻，全课名词，必要学生硬记。学生吓于分数之威严，为所屈服，亦只好不知所云地硬记，于是有趣的常识，变为无味的苦记。殊不知过些时候，到底记得多少，请教员摸摸良心自问可也，何故作践青年精神光阴？


　　论读书

　　『——十二月八日复旦大学演讲稿，又同月十三日大夏大学演讲』

　　本篇演讲只是谈谈本人对于读书的意见，并不是要训勉青年，亦非敢指导青年。所以不敢训勉青年有两种理由：第一，因为近来常听见贪官污吏到学校致训词，叫学生须有志操，有气节，有廉耻；也有卖国官僚到大学演讲，劝学生要坚忍卓绝，做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孟子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料想战国的土豪劣绅亦必好训勉当时的青年，所以激起孟子这样不平的话。第二，读书没有什么可以训勉。世上会读书的人，都是书拿起来自己会读。不会读书的人，亦不曾因为指导而变为会读。譬如数学，出五个问题叫学生去做，会做的人是自己脑里做出来的，并非教员教他做出，不会做的人经教员指导，这一题虽然做出，下一题仍旧非指导不可，数学并不会因此高明起来。我所要讲的话于你们本会读书的人，没有什么补助；于你们不会读书的人，也不会使你们变为善读书。所以今日谈谈，亦只是谈谈而已。

　　读书本是一种心灵的活动，向来算为清高。“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所以读书向称为雅事乐事。但是现在雅事乐事已经不雅不乐了。今人读书，或为取资格，得学位，在男为娶美女，在女为嫁贤婿；或为做老爷，踢屁股；或为求爵禄，刮地皮；或为做走狗，拟宣言；或为写讣闻，做贺联；或为当文牍，抄账簿；或为做相士，占八卦；或为做塾师，骗小孩……诸如此类，都是借读书之名，取利禄之实，皆非读书本旨。亦有人拿父母的钱，上大学，跑百米，拿一块大银盾回家，在我是看不起的，因为这似乎亦非读书的本旨。

　　今日所谈，亦非指学堂中的读书，亦非指读教授所指定的功课，在学校读书有四不可。㈠所读非书。学校专读教科书，而教科书并不是真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