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大师不是圣人，不要对大师求全
　　文\桂杰
　　新出版的《季羡林生命沉思录》是一本很有嚼头的书，这是经过过滤之后的一个老人人生智慧的全部精华，也许我们很难把季羡林老先生的书通读一遍，以格言形式出现的这本书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说是一次特别有意义的思想游历和穿越。
　　季先生在书中说了这样一段话：在文学范围内，改文言为白话，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七十多年以来，中国文化创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据我个人的看法，各种体裁间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小说，包括长篇、中篇和短篇，以及戏剧，在形式上完全西化了。这是福？是祸？我还没见到有专家讨论过。我个人的看法是，现在的长篇小说的形式，很难说较之中国古典长篇小说有什么优越之处。戏剧亦然，不必具论。至于新诗，我则认为是一个失败。
　　有关季老的这段谈话最近成为争论和批评的重点。学者刘仰在自己的新浪博客上撰文表达“遇到知音的兴奋”并赞同了季羡林先生的看法，认为“中国现代诗一百年来走过的道路，确实证明是一个失败”是走上了“一条没有前途的道路”，是“走进死胡同”，并断言：“此路不通”。接着一些诗歌界的人士站出来对季老的话表示震惊和质疑，文学评论家何三坡的观点更像是在骂人，称季老先生一直在说昏话，“世界上有这样弱智的大师么……不该被打屁股么？”网络上因为季老的书一时热闹起来，仿佛新诗在当下的不景气似乎都是季老这一番话直接导致的结果，正在医院安心养病的季羡林老人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到底因为说了些什么而被现在的人说来道去、指手画脚。
　　中国人对于读书向来喜欢较真，喜欢在苛求大师当中求全责备，甚至以叫板和痛骂别人为快。其实，读书不必抱着学习的态度，也不要把所有大师的话当成普遍真理。捧读季老这样一本人生格言，应该感觉是和一个富有智慧的老者在聊天，应当心平气和用心聆听，而不应低眉顺眼或者怒目圆睁。
　　关于自己说话的立场和态度，其实季老在他的这本语录书中已经交代得十分清楚了，“个人的意见不管一时觉得多么正确，其实这还是一个未知数。时过境迁，也许会发现，并不正确。到了此时，必须有勇气公开改正自己的错误意见。”（Ｐ５０）也许，中国的新诗的确需要一点时间证明自己的不“失败”，并让健康长寿的季老在有生之年有机会改正自己这个“错误”的看法。对于骂人，其实季老也并不怕，他曾经说过“我觉得有一千只手挥动在我的头顶上，有一千只脚踢在我的腿上，有一千张嘴向我吐着唾沫。”（Ｐ７０）但是，季老还说，“每个人都有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别人阻挡不得，当然，我也有骇怪的权利，别人也阻挡不得。”（Ｐ４７）
　　其实，在《季羡林生命沉思录》当中蕴含着无量的智慧，阅读这样的书你不必像被毛主席语录一样牢牢记住大师的每一句观点并供奉起来，而是应该去用心体会一个大师的人生态度，他的思维方式，以及为人处事的方法，体会他的宽容、智慧、幽默、性情、风趣、简单、自责、忧虑等等。
　　在书中，季羡林说过这样一段话：“‘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千载难逢的‘盛事’。如果我自己不跳出来，就决不可能尝一尝这一场”革命“的滋味，决不可能了解这一场灾难究竟是什么样子”，对于文革这样的惊世浩劫，季羡林老人都有这样的心态，因此我可以下结论，无论网上那些所谓的评论家和文化人如何骂他，如何要打他的屁股，他会宽恕你们所有人，并报以淡然而无谓的一笑。
　　书评：向季羡林先生学习思考人生（1）
　　文\潘洗尘
　　近读季羡林先生的《季羡林生命沉思录》一书，再次体味学术大师后无来者的旷世学养，以及一个真正智者的人生千虑。每读季先生的文字，总有一种重回课堂的感觉，让你无法不正襟危坐、洗耳恭听。
　　季先生的许多人生感悟，精妙绝伦，足可以让我等后知后觉者一生珍藏受用。比如关于“霉”与“运”：“走的运越大，则倒的霉也越惨……中国历代的诗人、文学家，不倒霉则走不了运。”；比如关于“谦虚”：谦虚是美德，但必须掌握分寸……必须出之以真诚。有意的过分的谦虚就等于虚伪。“；比如关于”恐惧“：”应当恐惧而恐惧者是正常的；应当恐惧而不恐惧者是英雄……不应当恐惧而恐惧者是孱头。不应当恐惧而不恐惧者也是正常的。“；比如关于”傻瓜“：” 天下有没有傻瓜？有的，但却不是被别人称作“傻瓜”的人；而是认为别人是傻瓜的人，这样的人自己才是天下最大的傻瓜。“；比如关于”生命价值“：” 人一死就是涅盘，不用你苦苦追求……不管寿长寿短，都要尽力实现这仅有的一次生命的价值。多体会“民胞物与”的意义，使人类和动植物都能在仅有的一生中过得愉快，过得幸福，过得美满，过得祥和。“
　　季先生在《季羡林生命沉思录》一书中，洋洋洒洒，毫不吝惜将自己的一生历炼之所得倾囊相授。而在他诸多处处闪耀着智慧之光的人生命题中，窃以为最惊世骇俗也令人叹为观止的还是先生对”坏人“的洞见：”坏人是不会改好的……天下哪里会有不变的事物呢？哪里会有不变的人呢？我观察的几个“坏人”偏偏不变。几十年前是这样，今天还是这样。我想给他们辩护都找不出词儿来。有时候，我简直怀疑，天地间是否有一种叫做“坏人基因”的东西？……我但愿有一个坏人改变一下，改恶从善，堵住我的嘴。“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虽然做为一个连当学生都可能没有资格的晚辈，但因深知季先生的治学之道是以严谨为上，所以在此仍想将自己在学习过程中的一些”不解“之处斗胆拿出来与大家一起再思考，以让自己可以真正达到 ”解惑“之目的。
　　季先生在《季羡林生命沉思录》中对”坏人“是这样界定的：”干损人利己的事是坏人，而干损人又不利已的事，则是坏人之尤者。“而我有限的人生经验却一直告诉我：损人利己的人不一定就是坏人，而损人又不利已的人则一定已不是”坏人“而是精神病患者了。这是因为，我在个人的生活中经常遇到这样的人和事，那就是很多人在”利己“的时候，并没有”损人“的主观意愿，或者说他（她）们在做”利己“之事的时候，并不知道这样做会有”损人“的后果发生，甚至他（她）们对可能或已出现的”损人“的客观发生真的是一直无知无觉的，那么我们是否就可以简单地把他（她）们一概当坏人而论呢？当就这个问题再做更深一步思考的时后，自己突然觉得就更加迷惑了：”利己“和”损人“原来是那么的相伴相生，几乎不可能单独存在。于是感到害怕，于是搜肠刮肚地想找出一件 ”利己“而不”损人“的事来，竟真的一件都找不出！比如你去购物，你花自己的钱购什么购多购少本是你自己的事，但”物“总是有限的，你购得之后就一定会有人”购不得“，这算不算也是一种”损人“呢？这样想，按季先生的界定就岂不是这世界上就没有”好人“了吗，于是更加害怕，觉得自己也可能早已在不知不觉中做了”坏人“了。
　　至于对季先生的”干损人又不利已的事，则是坏人之尤者“的结论，我却觉得”坏人“也是人，所以坏人之坏就就在于其心怀一切皆要”利己“之念而为此”损人“也在所不惜，而一个连”利己“之念都没有的人，就算他再”损人“，也不能用好人坏人的评价标准去评价他（她）了，我觉得这已经由一个道德评价问题而转化成了医学问题了，而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病情估盼，不在社会道德层面，而在医院。
　　书评：向季羡林先生学习思考人生（2）
　　最后，还想就季先生有关对九十年来新诗也就是季先生所说的”白话诗“的发展的”全面“否定保留一点自己的看法。据我所知，季先生早年就喜欢”纯诗“，喜欢法国诗人魏尔兰、马拉梅，比利时诗人维尔哈伦的作品。也曾有人说季先生早年自己也曾写过”白话诗“，而与季先生从四十年代就开始是同事的金克木先生就正是一位大学者和大诗人。而季先生之所以认为新诗是一个”失败“。是因为”纯诗主张废弃韵律，我则主张诗歌必须有韵律，否则叫任何什么名称都行，只是不必叫诗。“而季先生对朦胧诗的评价则是”我总怀疑这是英雄欺人，以艰深文浅陋。“在此，我不敢妄断这是由于季先生虽学贯中西但仍对中国新诗尤其是近三十年来的新诗关注与阅读有限所导致的”误判“，但我仍然坚持认为，如果说五四以来中国的文学还有什么不”乏善可陈“之处的话，那就是新诗所获得的巨大的突破性成就了。
　　世相论语（1）
　　每个人都争取一个完满的人生。然而，自古及今，海内海外，一个百分之百完满的人生是没有的。所以我说，不完满才是人生。
　　在人生的道路上，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旅客。
　　对于人类的前途，我始终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相信，不管还要经过多少艰难曲折，不管还要经历多少时间，人类总会越变越好，人类大同之域决不会仅仅是一个空洞的理想。但是，想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经过无数代人的共同努力。有如接力赛，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一段路程要跑。又如一条链子，是由许多环组成的，每一环从本身来看，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一点东西；但是没有这一点东西，链子就组不成。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长河中，我们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任务，而且是绝非可有可无的。如果说人生有意义与价值的话，其意义与价值就在这里。
　　人活得太久了，对人生的种种相，众生的种种相，看得透透彻彻，反而鼓舞时少，叹息时多。远不如早一点离开人世这个是非之地，落一个耳根清净。
　　根据我个人的观察，对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来说，人生一无意义，二无价值。
　　我在这里发现了一条定理：年龄大小与处境坎坷同对世态炎凉的感受成正比。年龄越大，处境越坎坷，则对世态炎凉感受越深刻。反之，年龄越小，处境越顺利，则感受越肤浅。
　　任何一个人，包括我自己在内，以及任何一个生物，从本能上来看，总是趋吉避凶的。因此，我没怪罪任何人，包括打过我的人。我没有对任何人打击报复，并不是由于我度量特别大，能容天下难容之事，而是由于我洞明世事，又反求诸躬。假如我处在别人的地位上，我的行动不见得会比别人好。
　　走运有大小之别，倒霉也有大小之别，而二者往往是相通的。走的运越大，则倒的霉也越惨，二者之间成正比。
　　我认为，能为国家、为人民、为他人着想而遏制自己的本性的，就是有道德的人。能够百分之六十为他人着想，百分之四十为自己着想，他就是一个及格的好人。为他人着想的百分比越高越好，道德水平越高。百分之百，所谓”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是绝无仅有。
　　从历史上到现在，中国知识分子有一个”特色“，这在西方国家是找不到的：中国历代的诗人、文学家，不倒霉则走不了运。
　　对待一切善良的人，不管是家属，还是朋友，都应该有一个两字箴言：一曰真，二曰忍。真者，以真情实意相待，不允许弄虚作假；对待坏人，则另当别论。忍者，相互容忍也。
　　总之，谦虚是美德，但必须掌握分寸，注意东西。在东方谦虚涵盖的范围广，不能施之于西方，此不可不注意者。然而，不管东方或西方，必须出之以真诚。有意的过分的谦虚就等于虚伪。
　　把成功的三个条件拿来分析一下，天资是由”天“来决定的，我们无能为力。机遇是不期而来的，我们也无能为力。只有勤奋一项完全是我们自己决定的，我们必须在这一项上狠下功夫。
　　信缘分与不信缘分，对人的心情影响是不一样的。信者，胜可以做到不骄，败可以做到不馁；决不至于胜则忘乎所以，败则怨天尤人。中国古话说：”尽人事而听天命。“首先必须”尽人事“，否则馅儿饼决不会自己从天上落到你嘴里来。但又必须”听天命“。人世间，波诡云谲，因果错综。只有能做到”尽人事而听天命“，一个人才能永远保持心情的平衡。
　　我认为，应当恐惧而恐惧者是正常的；应当恐惧而不恐惧者是英雄。我们平常所说的从容镇定、处变不惊，就是指的这个。不应当恐惧而恐惧者是孱头。不应当恐惧而不恐惧者也是正常的。
　　记得鲁迅曾经说过，干损人利己的事还可以理解；损人又不利己的事千万干不得。我现在利用鲁迅的话来给坏人作一个界定：干损人利己的事是坏人，而干损人又不利已的事，则是坏人之尤者。
　　世相论语（2）
　　根据我的观察，坏人，同一切有毒的动植物一样，是并不知道自己是坏人的，是毒物的。
　　我还发现，坏人是不会改好的。这有点像形而上学了。但是，我却没有办法。天下哪里会有不变的事物呢？哪里会有不变的人呢？我观察的几个”坏人“偏偏不变。几十年前是这样，今天还是这样。我想给他们辩护都找不出词儿来。有时候，我简直怀疑，天地间是否有一种叫做”坏人基因“的东西？可惜没有一个生物学家或生理学家提出过这种理论。我自己既非生物学家，又非生理学家，只能凭空臆断。我但愿有一个坏人改变一下，改恶从善，堵住我的嘴。
　　任何人的一生都是一场搏斗。在这一场搏斗中，如果没有朋友，则形单影只，鲜有不失败者。如果有了朋友，则众志成城，鲜有不胜利者。
　　我觉得，碰到一件事，决不能不思而行，鲁莽行动。记得当年在德国时，法西斯统治正如火如荼。一些盲目崇拜希特勒的人，常常使用一个词儿Darauf-galngertum，意思是”说干就干，不必思考“。这是法西斯的做法，我们必须坚决扬弃。遇事必须深思熟虑。先考虑可行性，考虑的方面越广越好。然后再考虑不可行性，也是考虑的方面越广越好。正反两面仔细考虑完以后，就必须加以比较，做出决定，立即行动。如果你考虑正面，又考虑反面之后，再回头来考虑正面，又再考虑反面；那么，如此循环往复，终无宁日，最终成为考虑的巨人，行动的侏儒。所以，我赞成孔子的”再，斯可矣“。
　　天下有没有傻瓜？有的，但却不是被别人称作”傻瓜“的人；而是认为别人是傻瓜的人，这样的人自己才是天下最大的傻瓜。
　　好多年来，我曾有过一个”良好“的愿望：我对每个人都好，也希望每个人都对我好。只望有誉，不能有毁。最近我恍然大悟，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中国古人说：”食、色，性也。“爱情，特别是结婚，总是同”色“相联系的。家喻户晓的《西厢记》歌颂张生和莺莺的爱情，高潮竟是一幕”酬简“，也就是”以身相许“。个中消息，很值得我们参悟。
　　从前西湖有一座月老祠，有一副对联是天下闻名的：”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是前生注定事莫错过姻缘。“多么质朴，多么有人情味！只有对某些人来说，”前生“和”姻缘“显得有点渺茫和神秘。可是，如果每一对夫妇都回想一下你们当初相爱和结婚的过程的话，你能否定月老祠的这一副对联吗？
　　平心而论，人老了，不能说是什么好事，老态龙钟，惹人厌恶；但也不能说是什么坏事。人一老，经验丰富，识多见广。他们的经验，有时会对个人甚至对国家是有些用处的。但是，这种用处是必须经过事实证明的，自己一厢情愿地认为有用处，是不会取信于人的。
　　一个人受不受人尊敬，完全决定了你有没有值得别人尊敬的地方。
　　在对待生命问题上，中国人与印度人迥乎不同。中国人希望转生，连唐明皇和杨贵妃不也希望”生生世世为夫妻“吗？印度人则在笃信轮回转生之余，努力寻求跳出轮回的办法。以佛教而论，小乘终身苦修，目的是想达到涅盘。大乘顿悟成佛，目的也无非是想达到涅盘。涅盘者，圆融清静之谓，这个字的原意就是”终止“，终止者，跳出轮回不再转生也。
　　人一死就是涅盘，不用你苦苦追求。那种追求是”可怜无补费工夫“。在亿万年地球存在的期间，一个人只能有一次生命。这一次生命是万分难得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认识到这一点。切不可掉以轻心。尽管人的寿夭不同，这是人们自己无能为力的。不管寿长寿短，都要尽力实现这仅有的一次生命的价值。多体会”民胞物与“的意义，使人类和动植物都能在仅有的一生中过得愉快，过得幸福，过得美满，过得祥和。
　　所谓”净土“，指的就是我们常说的天堂、乐园，是许多宗教信徒烧香念佛，查经祷告，甚至实行苦行，折磨自己，梦寐以求想到达的地方。据说在那里可以享受天福，得到人世间万万得不到的快乐。我看了壁画上画的房子、街道、树木、花草，以及大人、小孩，林林总总，觉得十分热闹。可我觉得没有什么出奇之处。只有一件事给我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那就是，那里的人们都是笑口常开，没有一个人愁眉苦脸，他们的日子大概过得都很惬意。不像在我们人间有这样许多不如意的事情，有时候办点事，还要找后门，钻空子。在他们的商店里——净土里面还实行市场经济吗？他们还用得着商店吗？——售货员大概都很和气，不给人白眼，不训斥”上帝“，不扎堆闲侃，不给人钉子碰。这样的天堂乐园，我也真是心向往之的。但是给我印象最深，使我最为吃惊或者羡慕的，还是他们对待要死的人的态度。那里的人，大概同人世间的猫们差不多，能预先知道自己寿终的时刻。到了此时，要死的老嬷嬷或者老头，健步如飞地走在前面，身后簇拥着自己的子子孙孙、至亲好友，个个喜笑颜开，全无悲戚的神态，仿佛是去参加什么喜事一般，一直把老人送进坟墓。后事如何，壁画不是电影，是不能动的。然而画到这个程度，以后的事尽在不言中，如果一定要画上填土封坟，反而似乎是多此一举了。我觉得，净土中的人们给我们人类争了光。他们这一手比猫们又漂亮多了。知道必死，而又兴高采烈，多么豁达！多么聪明！猫们能做得到吗？这证明，净土里的人们真正参透了人生奥秘，真正参透了自然规律。
　　世相论语（3）
　　我首创了三”不“主义——不锻炼、不挑食、不嘀咕，名闻全国。我这个三”不“主义，容易招误会，我现在利用这个机会解释一下。我并不绝对反对适当的体育锻炼，但不要过头。一个如果天天望长寿如大旱之望云霓，而又绝对相信体育锻炼，则此人心态恐怕有点失常，反不如顺其自然为佳。至于不挑食，其心态与上面相似。我个人认为，第三点最为重要，对什么事情都不嘀嘀咕咕，心胸开朗，乐观愉快，吃也吃得下，睡也睡得着，有问题则设法解决之，有困难则努力克服之，决不视芝麻绿豆大的窘境如苏迷庐山般大，也决不毫无原则随遇而安，决不玩世不恭。”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有这样的心境，焉能不健康长寿？
　　学者们常说：”真理愈辩愈明。“我也曾长期虔诚地相信这一句话。但是，最近我忽然大彻大悟，觉得事情正好相反，真理是愈辩愈糊涂。
　　我决不反对一个人对自己本能的爱。应该把这种爱引向正确的方向。如果它引向自命不凡，引向自命”天才“，引向傲慢，则会损己而不利人。我害怕的就是这样的”天才“。
　　家庭是一个真正的安身立命之处。在这里，人们主要祈求的就是温馨。
　　在任何时代，人生都是一场搏斗，搏斗就难免惊涛骇浪。在这样的浪涛中，有胜利者，当然也有失败者。在整个社会中，家庭对这样的浪涛来说，就是一个安全的避风港。胜利者回到这个避风港中，在温馨的气氛中，细细品味这胜利的甜蜜；失败者回到这个避风港中，追忆和分析失败的教训，家庭的温馨会增强他的斗志。回忆之余，奋然而起，他又有了足够的勇气和力量，再回到社会中，继续拼搏，勇往直前，必须胜利在握而后止。
　　对世界来说，他是一个世界公民。对国家来说，他是一个国家公民。对社会来说，他是其中的一分子。他应当在道德方面不断修养和锻炼，能做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成为一个正直的人。对世界，对国家和社会，对家庭都能尽上应尽的责任。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我“，二者亲密无间，因为实际上是一个东西。按理说，人对自己的”我“应该是十分了解的，然而，事实上却不尽然。依我看，大部分人是不了解自己的，都是自视过高的。
　　古人说：”人生识字忧患始。“这实在是见道之言。”识字“，当然就是知识分子了。一戴上这顶帽子，”忧患“就开始向你奔来。
　　中国知识分子是一种很奇怪的群体，是造化小儿加心加意创造出来的一种”稀有动物“。虽然十年浩劫中，他们被批为”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修正主义“分子，这实际上是冤枉的。这样的人不能说没有，但是，主流却正相反。几千年的历史可以证明，中国知识分子最关心时事，最关心政治，最爱国。这最后一点，是由中国历史环境所造成的。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天没有虎视眈眈伺机入侵的外敌。历史上许多赫然有名的皇帝，都曾受到外敌的欺侮。老百姓更不必说了。存在决定意识，反映到知识分子头脑中，就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爱国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管这句话的原形是什么样子，反正它痛快淋漓地表达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声。
　　中国知识分子很多都标榜自己无意为官，而实则正相反。一个最有典型意义又众所周知的例子就是”大名垂宇宙“的诸葛亮。他高卧隆中，看来是在隐居，实则他最关心天下大事，他的”信息源“看来是非常多的；否则，在当时既无电话电报，甚至连写信都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他经世之心昭然在人耳目，然而却偏偏让刘先主三顾茅庐，然后才出山”鞠躬尽瘁“。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贫穷落魄的多，有诗为证：”文章憎命达。“文章写得好，命运就不亨通；命运亨通的人，文章就写不好。那些靠文章中状元、当宰相的人，毕竟是极少数。而且中国文学史上根本就没有哪一个伟大文学家中过状元。《儒林外史》是专写知识分子的小说。吴敬梓真把穷苦潦倒的知识分子写活了。没有中举前的周进和范进等形象，真是入木三分，至今还栩栩如生。中国历史上一批穷困的知识分子，贫无立锥之地，决不会有面团团的富家翁相。中国诗文和老百姓嘴中有很多形容贫穷而瘦的穷人的话，什么”瘦骨嶙峋“，什么”骨瘦如柴“，又是什么”瘦得皮包骨头“，等等，都与骨头有关。这一批人一无所有，最值钱的仅存的”财产“就是他们这一身瘦骨头。这是他们人生中最后的一点”赌注“，轻易不能押上的，押上一输他们也就”涅盘“了。然而他们却偏偏喜欢拼命，喜欢拼这一身瘦老骨头。他们称这个为”骨气“。
　　世相论语（4）
　　骨头本来就讲一种生理的东西，用到人身上，就是指人要讲气节。孟子就讲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富贵我们也不怕，贫贱我们也不怕，威武我们也不怕，这在别的国家是没有的。就是说作为一个人，我有我的人格，顶天立地，不管你多大的官，多么有钱，你做得不对我照样不买你的账。
　　当然，我们讲爱国主义要分场合，例如抗日战争里，我们中国喊爱国主义是好词，因为我们是正义的，是被侵略、被压迫的。压迫别人、侵略别人、屠杀别人的”爱国主义“是假的，是军国主义、法西斯。所以我们讲爱国主义要讲两点：一是我们决不侵略别人，二是我们决不让别人侵略。这样爱国主义就与国际主义、与气节联系上了。
　　一部中国古代政治史，至少其中一部分就是最高统治者皇帝和大小知识分子互相利用又互相斗争。互相对付和应付，又有大棒，又有胡萝卜，间或甚至有剥皮凌迟的历史。
　　古人常说，某某人一身系天下安危。陈寅恪先生《抚王静安先生》诗中有一句话：”文化神州丧一身。“而我却想说：北大一校系中国文化的安危与断续。
　　如果没有五四运动，我们真不能想象今天中国的文化和教育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中华乃文章大国，北大为人文渊薮，二者实有密可分的联系，倘机缘巧遇，则北大必能成为生产文学家的摇篮。五四运动时期是一个具体的例证，最近几十年来又是一个鲜明的例证。在这两个时期的中国文坛上，北大人灿若列星。
　　但愿你们永不忘记这一场燕园梦，永远记住自己是一个北大人，一个值得骄傲的北大人，这个名称会带给你们美丽的回忆，带给你们无量的勇气，带给你们奇妙的智慧，带给你们悠远的憧憬。有了这些东西，你们就会自强不息，无往不利，不会虚度此生。这是我的希望，也是我的信念。
　　北大上承几千年来太学与国子监的衣钵，师生向”以天下为己任“，在文化和政治方面一向敢于冲锋陷阵。
　　在中国古代，教授似乎只不过是一个芝麻绿豆大的小官。然而，成了舶来品以后，至少是在抗日战争之前，教授都是一个显赫的头衔。虽然没有法子让他定个几品官，然而一些教授却成了大丈夫，能屈能伸。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身子在北京，眼里看的、心里想的却在南京。有朝一日风雷动，南京一招手，便骑鹤下金陵，当个什么行政院新闻局长，或是什么部的司长之类的官，在清代恐怕抵得上一个三四品官，是”高干“了。一旦失意，仍然回到北京某个大学，教授的宝座还在等他哩。连那些没有这样神通的教授，工资待遇优厚，社会地位清高。存在决定意识，于是教授就有了架子，产生了一个专门名词：”教授架子“。
　　现在，在大学中，一登”学途“，则有”不到教授非好汉“之慨，于是一马当先，所向无前，目标就是教授。但是，从表面上看上去，达到目标就要过五关，其困难难于上青天。可是事实上却正相反，一转瞬间，教授可坐一礼堂矣，其中奥妙，我至今未能参悟。然而，跟着来的当然是教授贬值。这是事物的规律，是无法抗御的。于是为了提高积极性，有关方面又提出了博士生导师（简称博导）的办法。无奈转瞬之间，博导又盈室盈堂，走上了贬值的道路。
　　我从前到香港，买国产的商品，比大陆要便宜得多。一问才知道，原因是中国商品有的质量并不次于洋货，正是由于包装不讲究，因而价钱卖不上去。我当时就满怀疑惑：究竟是使用商品呢？还是使用包装？
　　我们使用的是商品，还是包装？而负担那些庞大的包装费用的，羊毛出在羊身上，还是我们这些顾客，而华美绝伦的包装，商品取出后，不过是一堆垃圾。
　　若干年前，我读过一本辛亥革命前后出版的书，叫做《厚黑学》。我颇同意他的意见。我只觉得”厚“、”黑“二字还不够，我加上了一个”大“字，总起来就是”脸皮厚，心黑，胆子大“。
　　世相论语（5）
　　我觉得，皇帝可以分为三类：开国之君，守业之君，亡国之君。开国之君可以从中国历史上仅有两个马上皇帝为代表：一个是刘邦，一个是朱元璋。二人都是地痞流氓出身，起义时，身边有一批同样是地痞流氓的哥们儿。最初当然都是平起平坐。在战争过程中，逐渐有一个人凸显出来，成了头子，哥儿们就服从他的调遣、指挥。一旦起义胜利，这个头子登上了宝座，被尊为皇帝。最初，在金銮殿上，流氓习气还不能全改掉，必须有叔孙通一类的”帮忙“或”帮闲“者（鲁迅语）出来订朝仪。原来的哥儿们现在经过”整风“必须规规矩矩，三跪九叩，山呼万岁，不许乱说乱动。这个流氓头子屁股坐稳了以后，一定要用种种莫须有的借口，杀戮其他流氓，给子孙除掉障碍；再大兴文字狱，杀害一批知识分子，以达到同样的目的；然后才能安心”龙御宾天“，成为什么”祖“。他们之所以能成功靠的是什么呢？厚、黑、大也。
　　如果每个人都像我这样，商店几乎都要关门大吉。商店越是高级，我越敬而远之。店里那一大堆五光十色，争奇斗艳的商品，有的人见了简直会垂涎三尺，我却是看到就头痛。而且窃作腹诽：在这些无限华丽的包装内的究竟是什么货色，只有天晓得。我觉得人们似乎越来越蠢，我们所能享受的东西，不过只占广告费和包装费的一丁点儿，我们是让广告和包装牵着鼻子走的，愧为”万物之灵“。
　　”考“者，考试也。在旧社会科举时代，”千军万马独木桥“，要上进，只有科举一途。你只需读一读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就能淋漓尽致地了解到科举的情况。以周进和范进为代表的那一批举人进士，其窘态难道还不能让你胆战心惊，啼笑皆非吗？现在我们运气好，得生于新社会中，然而那一个”考“字，宛如如来佛的手掌，你别想逃脱得了。幼儿园升小学，考；小学升初中，考；初中升高中，考；高中升大学，考；大学毕业想当硕士，考；硕士想当博士，考。”四人帮“横行时代，连大学教授也要考。考，考，考，变成烤，烤，烤；一直到知命之年，厄运仍然难免。现代知识分子落到这一张密而不漏的天网中，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我们的人生还谈到什么完满呢？
　　我认为，每一个大学都有四种构成因素或组成部分：第一个是教师，第二个是图书设备（包括图书馆和实验室），第三个是行政管理，第四个是学生素质。
　　根据中外各着名大学的经验，一所大学或其中某一个系，倘若有一个在全国或全世界都着名的大学者，则这一所大学或者这一个系就成为全国或全世界的重点和”圣地“。全国和全世界学者都以与之有联系为光荣。问学者趋之若鹜，一时门庭鼎盛，车马盈门。倘若这一个学者去世或去职，而又没有找到地位相同的继任人，则这所大学或这个系身价立即下跌，几乎门可罗雀了。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无法否认掉的。十年浩劫前，一位文教界的领导人说过一句话：”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在浩劫中受到严厉批判，在当时”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环境下，这是并不奇怪的。但印度古语说，”真理毕竟会胜利的“，这一个朴素的真理也胜利了：大学的台柱毕竟是教师，特别是名教师、名人。
　　在中国话里，”架子“这个词儿同”面子“一样，是难以捉摸，难以形容描绘的，好像非常虚无缥缈，但它又确实存在。有极少数教授自命清高，但精神和物质待遇却非常优厚。在他们心里，在别人眼中，他们好像是高人一等，不食人间烟火，而实则饱餍粱肉，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其中有人确实也是官运亨通，青云直上，成了羡慕的对象。存在决定意识。因此就产生了架子。
　　北大的师生，在所有抨击邪恶、伸张正义的运动中，无不站在最前列，发出第一声反抗的狮子吼，震动了全国，震动了全世界，为中华民族的前进，为世界人民的前进，开辟了道路，指明了方向。北大师生中，不知出现了多少烈士，不知出现了多少可以被鲁迅称为”脊梁“的杰出人物。这有史可查，有案可稽，决非北大人的”一家之言“。中国人民实在应该为有北大这样的学府而感到极大的骄傲。
　　世相论语（6）
　　我认为，一个第一流的大学，必须有第一流的设备、第一流的图书、第一流的教师、第一流的学者和第一流的管理。五个第一流，缺一不可。我们北大可以说具备这五个第一流的。
　　清华和北大各有其优点，清华强调计划培养，严格训练，北大强调兼容并包，自由发展，各极其妙，不可偏执。
　　规定60岁为老年，在旧社会是可以的。然而，到了今天，专就我们搞人文社会科学的人来说，60岁正是黄金时期，读书多了，资料掌握也多了，正面和反面的经验和教训都已经有了，正是写作的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