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前言

给自己人的贴己话：

　　书是武汉出版社出的，书名是《正面抗日战场第一部——我的家在松花江上》，以后的每本书都会有一个独立的书名，这也是我与出版社达成的一个妥协，“八千里路云和月”可能会作为今后其中一册的书名。大概在九月十八日前后全国上市。大家愿意买来放家中或赠送朋友的，在下先行谢过，不买的也没关系，能来帖子里支持一下老关，已经感激不尽。我希望全套书能够出齐，当然书的数量就会多一些。我也知道出版社的意思，卖得好，书出得越多越好，如果卖得一般，不用出版社说，我也是个知情识趣的人，这又不是自费出书，总不能让出版社赔本吧，能出到几本就几本了。
　　以上是给我的书打打广告，以后可能还得自己出来吆喝。毕竟这不是一个酒好不怕巷子深的时代，而我更希望把这套书全部出完。当然，作为作者，真正能做的，就是把自己的全部情感都投入到写作中去，让读者看后觉得有收藏的价值。
　　在寻访抗日战场的时候，我遇到最多的问题是，什么年代了，你们找这些地方有意思吗？问这个问题的，年轻人居多。其实，我这部书也可能面临这个问题。我想说的是，我不是愤青，我写的抗战可能与之前的任何一部都不同，我想写的，是一个民族曾面临的困境和抗争，一个无数中国人曾困惑、曾纠葛、曾奋斗的历史，他们曾像我们一样的年轻。
　　在我把前面评论都看完的时候，我看到一个朋友问我对钓鱼岛的看法，我愿意把这句话送给大家：来自外部的威胁从来不是我们最大的敌人，我们最大的敌人是我们自己，古往今来，一向如此。而这，也是我在书中反复阐述的一个观点。

序

　 写在“八一五”边上：不是八年抗战，是十五年抗战
　　
　　我这一两年，一直在写一个以正面抗战为主题的长篇文章，就叫《正面抗日战场》。因为一直觉得，现在还没有一部真正非常详细的，能够一点点把正面抗日战场写清楚的著作。一寸山河一寸血。不能单纯以最终的成败论英雄。那些为了民族大义而流血牺牲的战士，我们已经遗忘太久，必须重新从泛黄的故纸堆中将他们一一捡拾出来，重新擦亮。
　　刚刚在新浪博客上发连载时，看到比较多的评论是：既然你说的是正面抗日战场，怎么会从东北和张作霖讲起，要知道，那时离“七七事变”还远得很哩，是不是跑题了，而且跑得很严重。
　　我想，之所以有这么一个疑问，与我们脑子里一直存在的一种习惯性思维有关，那就是，一讲到抗日战争，肯定是“八年抗战”。
　　但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其实抗战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起，在史学界早就有争议了。不独国内专家有不同意见，甚至我们当年的敌人——日本，在界定中日战争时，也把起点确定为“九一八”事变，因此他们称抗战为“十五年战争”。
　　任何事的发生都有缘由。全面抗战，也就是“八年抗战”，不是一下子就爆发起来的。事实上，“七七事变”发生时，日军已对北京形成了包围，而日本人当初的构想，是想把华北平津作为“满洲国”，也就是东北的隔离带的。
　　这个时候，东北已被日本入侵达七年之久。
　　有人可能会说，这七年里面，主要是东北义勇军在作战，那是敌后战场，而不是正面战场。
　　这种说法是值得推敲的。事实上，在“九一八”事变后的很长时间里，日本并没有能够完全占领东北，特别是黑龙江。
　　民族英雄马占山属于东北军中的黑龙江军，而黑龙江军又属于东北军中相对强悍善战的一支正规部队。马占山发起江桥抗战，就是阻止日军进入黑龙江，包括其他义勇军，也延缓了日军对东北的占领，所以，在东北被完全占领之前，这里不是敌后战场，而是正面战场，这也是我在连载时，用了很大篇幅来描写马占山和东北义勇军的原因所在。
　　除了东北之外，中日两国政府军队的直接碰撞也从没有中断，甚至还有大规模作战。
　　比如“九一八”事变后仅仅几个月不到，就爆发了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会战”。这是中国最早与日军进行的一次大会战，参战部队除19路军外，还有数量相当的国民党中央军精锐部队。又比如1933年的“长城抗战”，它实际上也是一次大会战，中央军、东北军、29军、晋绥军都参战了，总人数达到了二十万以上。这两次会战，都有中日两国政府的背景。一直到1936年的绥远之战，虽然是由傅作义的绥军出面，打的是满蒙伪军，但近年的史料表明，它的后面也有国民政府策划并支持。
　　或许你会说，不叫“十五年抗战”，而叫“八年抗战”，可能是中国没有正式对日宣战的缘故。
　　然而中国对日宣战，还是太平洋战争后的事，而不是在“七七事变”之后，那时即使“八年抗战”也已经打了过一半了。
　　日本入侵东北，是抗战的“原罪”和起点，而抗战又以暂时失去东北为开始，以胜利收复东北乃至台湾为结束，这是我一直抱有的观点。
　　另外，我想说的一点是，对于历史，我们应该抱有一点起码的温情和对前辈的尊崇。
　　我常常看到在一些描写抗战的作品中，把失败的中国军队写得狼狈不堪，作者甚至用一种嘲弄的口吻来极尽笑骂之能事。
　　每每这时，我都倍感无语，同时感到非常之痛心。
　　无知者无畏，岂后辈小子之谓乎。
　　作为正面抗日战场的主要力量，国民党的确是一个相对松散的军政团体。有很多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所以才有延续多年的军阀混战，某种程度上，如果没有内部争权夺利的中原大战，“九一八”事变可能不会那么早发生。
　　1930年的9月18日，张学良调兵十万入关，以参加中原大战。一年之后，1931年的9月18日，就爆发了“九一八”。这并不是偶然的。所以，我在《正面抗日战场》中写了很多国民党军阀、政客的内耗和权斗，这些内耗和权斗影响了抗战力量的发挥，也在客观上造成了侵略者的乘虚而入。
　　但总体而言，在抗日战场上，并不能一味谴责国民党及其政府的“腐败无能”。当时，无论在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还是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环境都是一样的严酷，强弱对比也是一样的悬殊，一个又一个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然而，人这一生，难道就只能生活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氛围中，除了胜利就是失败吗？
　　恰恰相反，在抗战史上，很多生命的辉煌，正是在所谓“失败”之后盛开绽放的。
　　中条山之战失败了，滇军名将、身为上将军长的唐淮源饮弹自尽。他认定，在抗日战场上，“只有阵亡的军师长，没有被俘的军师长”，所以要“为国家为民族保全人格”。
　　枣宜会战，你也可以说它失败了，因为作为集团军总司令的张自忠都当场战死殉国。可是张将军的死，让日军都为之感动不已，称他是“绝代勇将”、军人楷模。
　　没有这么多感人肺腑的失败，我们能想像抗战有胜利的那一天吗？
　　我总觉得，我们今天纪念抗战胜利，不仅仅是愤怒声讨侵略者的罪恶那么简单，也应该知道，我们的先辈们，无论是国民党爱国将士，还是八路军新四军，都曾经是真正的勇士，都为这场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可以说，在他们身上，体现了我们这个民族的特质和传统文化中比较优秀的一面。
　　如果要弘扬传统，这就是最好的传统。

九一八寄语：你对历史有多少温情和敬意
　　
　　先讲两件事。
　　因为“重走正面抗日战场”，我们在沈阳寻找“九一八”的重要见证物——北大营遗址。但是没有人知道它在哪里，最后还是一位老人出来告诉我们，北大营的主体其实早就被拆毁了，变成了居民小区。几年前，作为北大营的最后一块完整遗迹，马厩也被铲车铲平，成了通用汽车的二期项目。
　　当地政府说，拆就拆了吧，不就是要纪念吗，我们在旁边立一块碑代替好了。
　　这是一件。
　　另一件，是在抚顺的平顶山惨案纪念馆，看到了一幅触目惊心的画面：八百多具白森森的骨骸呈现在面前，做着各种挣扎的姿式。
　　馆长亲自陪同，他用凝重的表情和语调告诉我们，这是九一八后日军针对平民发动的一次大屠杀，牺牲者中，老弱妇孺占有大多数。
　　两件事联系在一起，让我想起了我们对待历史的态度。
　　在记忆中，九一八是耻辱的开始，无论是北大营的溃退，还是平顶山的屠杀，都不是那么令人愉快的事，既然不愉快，就往往会被人们选择性遗忘，比如中国的戏曲中，结局基本是一个套路，那就是欢天喜地的大团圆。
　　一切似乎都那么合情合理。
　　但是，我仍然会对那位馆长表示敬意，而对拆毁北大营的做法表示愤慨和痛心。
　　我想起了一面墙壁，一面残存的石墙，它叫哭墙。
　　很多年前，犹太人建立了他们的王国，很多年后，他们被迫流亡，昔日的王宫只剩下了断壁残坦，也就是哭墙。
　　此后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来到这里，面对着哭墙，默默祈祷，长跪悲戚。
　　他们不会咒骂先人的无能，也从不会选择故意遗忘，他们只是在历史面前伏首痛哭，为民族遭遇不幸而痛哭，为背井离乡而痛哭，为无数被异族杀害的同胞而痛哭。
　　然后，他们把祈求和祝愿写在纸上，塞进墙壁的缝隙。
　　我知道，这里面有宗教的因素。但是这样一个民族，难道不值得我们尊敬吗。
　　怕痛，你就永远进步不了。
　　我在书中曾经多次表达过这样的意思，即在九一八事变中，东北军自己负有很大的责任。但是当我经人引导，又奇迹般地找到一座至今尚存的北大营营房时，我真的有一种想流泪的感觉。
　　营房还在，昔日的主人却已经不在了。
　　有谁知道，中国空军“四大天王”中，有三位都是东北人。“空军战神”高志航、“红武士”刘粹刚、“金刚”李桂丹都是九一八前后进入空军服役，并在抗战中成为超级英雄的。其中，高志航等人直接就来自于东北军。
　　还有无数的东北军官兵，在后来一次比一次更为惨烈的大战中血洒战场，倒在抗日战场的时候，许多人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未能留下。
　　终其一生，他们再也没有能够重回故土，回到这些让他们魂牵梦萦的营房。
　　很多时候，民族的悲剧也是个人的悲剧，而这种悲剧情结往往具有穿透人心的力量，难道它们还不足以打动我们吗？
　　我真心希望，北大营，平顶山，包括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这些遗迹都能一直保留下来，毕竟，纪念不是敷衍，不是心不在焉地树块碑就能打发的。
　　每个民族都会有伤口，请直面伤口，给历史一点温情，给先辈一点起码的敬意吧。

第一部 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一切都得从那个被旗人称为龙兴之地的满洲（东北）说起。
日俄战后，日本从俄国手里那里拿到了南满铁路和旅大（旅顺、大连）的租借权。这就是所谓“满洲权益”的由来。
刚开始，日本人脑子还算清醒。一手策划甲午战争的伊藤博文就说过这样的话：“满洲不是日本领土，满洲是清国领土，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
　　伊藤并没好心到要做清国的发言人。只是当时稍有见识的东瀛政治家都知道，日本要想独吞东北尚无把握。
　　但是日本已经取得的“满洲权益”必须有人维护。换言之，他们需要在中国找一个自己的利益代理人。
　　于是，列出了海选名单。其中有一个候选人的名字叫做张作霖。
　　该介绍一下老张的简历。
　　老张是当土匪（东北叫胡子）打家劫舍起家的，即使在民国那些大小军阀中，这出身也实在有些说不出口。比起他的老对手直系老大吴佩孚，那就更相形见拙了，人家那是秀才水平，《春秋》读得如数家珍，抗战后的诗词更有点岳武穆的意韵，一句“叹江山如故"就不是寻常丘八大老粗能吟得出来的。
　　好在英雄不问出处。那年头，混不出来的叫土匪，混得出来的叫老总。
　　张作霖的祖籍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是山东，一种说是河北，反正不管是哪里，有一个事实很清楚：从他爷爷辈起，就是闯关东的，到了他这一代，仍然在闯关东。
　　那几代人的命运，在李幼斌版的《闯关东》中可以窥见一鳞半爪。
　　其实一开始，关东并不需要“闯”。它是主动招生的。
　　满清入关后，东北地多人少，一片荒芜。清政府为了吸引汉民去开荒，什么优惠政策都用上了。
　　当时有明文规定，你只要到了东北，就可以把自己当成是在外地开会住宾馆，什么也不用带，连毛巾牙刷都不要。政府会无偿供给你粮食、土地和耕牛，条件是必须加入当地户口，在东北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