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一九四八年二月十日，严寒的早晨，莫斯科一幢大楼里响起了一声沉闷的枪声。但是，枪声没有传到喧嚣的街上，而被这座坚实的大楼吞没了。这是一幢墙壁很厚的楼房。墙上涂着厚厚一层泥灰，地基打得很深，地板也相当结实。楼房的窗户很象城堡的炮口，还有橡木大门。大楼是上一世纪八十年代莫斯科一位百万富翁出资建造的，后来交给一家慈善医院使用。
　　被枪声惊醒了的涅斯捷洛夫一下子跳下床，伸脚穿上拖鞋，看看墙上的挂钟，正指八点半。他推开放着一本尚未读完的书和吃剩下的晚饭的小桌子，披上睡衣，开门探出脑袋。走廊里一片寂静。他屏息静听，又向邻居的房门走了几步，当想到自己还穿着睡衣时，立即又转了回来。
　　恐惧心情缓和了一些，涅斯捷洛夫觉得这是幻觉，并没有人开枪，也可能是自己做梦。近来他常常作恶梦，醒来后好半天睡不着，一直到天亮才能忘记恶梦。恶梦使他心情烦躁，精神恍惚，有时感到非常苦恼，简直难以摆脱。这是在前线时严重脑震荡留下的病根，经常犯病，往往搞得自己很难自信。耳朵里哪来的枪声呢？他还很清晰地记着这一短促的声响。难道是做梦吗？在这条走廊裹住着他的朋友，法医教研室女助教季娜伊达和助教鲍里涅维奇。他们是应当听到这一枪声的，可谁也没有动静。难道还在睡觉？未必。再过半小时教研室就该开始工作了。他自己也该去上班。不管怎样，他还是应当去敲敲门，问问他们出了什么事，再道声“对不起”就行了。
　　半明半暗的走廊里寂静无声。从鲍里涅维奇房间半开着的门看到地板上有一线光亮。涅斯捷洛夫伸手欲敲门，但想到，鲍里涅维奇肯定会讥笑他的幻觉，弄不好要到教研室去讲，他又垂下了手。他刚想要回去时，突然闻到一股火药味。涅斯捷洛夫打开门迅速看了看屋子，猛地浑身颤抖起来，他看到鲍里涅维奇躺在椅子和写字台之间的地板上，右手拿着“那干”式手枪，脚边卧着他的爱犬——爱尔兰种小狗。
　　涅斯捷洛夫扑上去按按脉搏，摸不到；他俯身贴近胸部一听，吓呆了。他两眼盯着死去的朋友不忍离开。死神虽末改变朋友的模样，但已经打上死的印记。额头和双颊苍白无色，口微微张开，就象一句话尚未说完，两眼圆睁，但毫无光亮。这种目光要比他左太阳穴上的伤口更能说明他已死亡。
　　涅斯捷洛夫看到朋友尚未喝完的一杯茶、不久前还在冒烟的香烟和他亲手写的字。涅斯捷洛夫以观看宝贵遗物的心情看着这些东西。他若有所失地看着朋友生前周围的一切。他很想翻一翻格子封面的讲义夹，摸一模老式软椅的椅背，还有一个瓷器小摆设——吹笛子的小牧童。但他懂得，在侦查员到来之前无论如何是不行的，只好作罢。
　　他看到尸体感到惊恐，多少年来这还是第一次。他对死亡的惨象已司空见惯了。作为法医鉴定，尸体对他来说是无所谓的，无论是躺在解剖台上的尸体外貌，还是死者的年龄，都不会引起他的注意。他只注意解剖的部位，死亡的内在原因。弄清死亡的原因是他唯一的目的。死者的家属，侦查员，还有站在解剖手术台周围的大学生都等待着揭示死亡的原因。在涅斯捷洛夫看来，鲍里涅维奇还不是尸体，就象科洛科洛夫教授说的：“不是尸体，而是长眠者。”他不是别人，而是亲人；不是死人，而是永远活在心里、记在脑中的人。只有在刹那间失去自己的同学，事业上的同行、战友的人，才能理解涅斯捷洛夫这时的心情……
　　那是在一九四二年。命运把两个医科大学生鲍里涅维奇和涅斯捷洛夫抛到了战场。他俩都在鲍里涅维奇的朋友安德烈·克连诺夫指挥的、在顿河罗斯托夫作战的连队中。那时鲍里涅维奇三十一岁，涅斯捷洛夫三十岁。
　　在战斗最艰苦的一天，部队不得不撤下来以后传出一个消息，说鲍里涅维奇失踪了。这个消息在战士中不胫而走。人们上午还看见他手持冲锋枪在左翼战斗。难道他负了伤，或是牺牲了？连长命令部队搜索。
　　鲍里涅维奇与部队相隔只有几百米，但没有找到他。撤退时他耽搁了，只剩下两盘子弹，在一个房顶已被掀塌的茅舍里与敌人周旋。当敌人出出入入时很难在干草堆中藏身。敌人把伤员抬进茅舍，运出弹虱干草堆旁边就是敌人架设的电话和通讯兵。
　　当德国人离开茅舍后，鲍里涅维奇爬上阁楼，从窗户向外朝敌人开枪，把炮火引到自己这边来。他一枪一枪地点射，给敌人造成不小的伤亡。当两盘子弹打完后，鲍里涅维奇才开始往回跑。他从茅舍中看到有一批敌人埋伏在山谷里，另一批敌人在迅速后撤。看来敌人撤退是要诱使克连诺夫的部队上当，以便歼灭。他想到应当及时报告自己的部队，以防误入埋伏。
　　分头找的里涅维奇没有结果，涅斯捷洛夫得到连长的允许，深入敌人阵地，希望找到战友，救他归队。涅斯捷洛夫在离茅舍不远的地方发现了手持冲锋枪的战友。他的子弹也打完了，于是，他俩一起往自己的阵地爬去。不巧一颗流弹打中了涅斯捷洛夫。负了伤的涅斯捷洛夫坚持不让战友管他，他只说：“快回去告诉连长，这里危险……别管我。”他还对鲍里涅维奇说：“每一分钟都很宝贵。你要是救我，同志们就会遭殃。”鲍里涅维奇没有同意，给他包扎好后背起他，爬回了自己的阵地……
　　现在救他的朋友已死，而涅斯捷洛夫却无法伸出援助之手使他免于死亡了。
　　涅斯捷洛夫想去打电话把这里发生的事报告值班侦察员，忽然想起邻居季娜伊达，她应当听到枪声，她就住在鲍里涅维奇隔壁，只隔着一堵薄薄的隔墙。他去敲她的门，开始轻轻地敲，接着又使劲敲，又拉动门把，门锁着，没有动静。涅斯捷洛夫俯耳在钥匙孔里听了听，就回到自己的房间。看来她房间里没有人。他又去打电话，这时突然听到钥匙开门的声音，接着走廊里传来了轻轻的脚步声。
　　涅斯捷洛夫的心抨抨地跳着，冰凉的手握着电话筒呆住了。耳朵里听到电话里的响声，心跳得更厉害了，也没有听清楚走廊里的脚步声和楼下弹簧门的声音。
　　话筒里一直在喊：“喂，喂！”涅斯捷洛夫清醒过来，想起自己是给值班侦查员打电话，喘着气说道：
　　“我是涅斯捷洛夫。这里发生了一起自杀……赶快来人。”
　　他自信告诉了死者的地址和姓名后，才离开电话机。他忽然又想到赶快追上季娜伊达，不然她上了电车就追不上了。他肯定自己听出走廊里是她那皮鞋咯吱咯吱的声响。他敲她的门时她没有开门，她是为了不碰到他而偷偷溜走的。刚才出去的是她，一定是她……
　　涅斯捷洛夫没有戴帽子就往外跑。他知道她到电车站的路线。他跑下楼梯沿大街跑去。他不顾行人和他们对他的责骂，甚至民警吹哨要罚款也不理睬，一个劲儿地往前跑。离电车站不远了，能追上的。
　　在电车站上他没有看见季娜伊达。他无意识地看看几个门洞后，无精打采地往回走。到家后沮丧地一下子坐到椅子上。
　　自我怀疑又一次油然而生。是不是神经又在作弄他呢？根可能开门声、走廊里轻轻的脚步声都是他因高度紧张臆想的产物。他又想起了夜间的恶梦、头痛。他忽然想起，如果季娜伊达是在鲍里涅维奇发生不幸之前就走了的话，那她早已到教研室了。从这里到学院坐车只需二十分钟。他看了看表：差一刻九点。从鲍里涅维奇死到现在已过了十五分钟。他给教研室打电话，接电话的是季娜伊达。涅斯捷洛夫轻轻地挂上电话，立即感到后悔，他可能听错了。马上又打电话，接电话的仍然是她。
　　一般人认为，一个人的行为是由某种原因和需求促成的。但难解释涅斯捷洛夫处在悲痛时刻却去干整理床铺，打扫房间，把散乱的书籍摆好等事情……是什么促使他如此仔细地盖好床罩，把散乱的完好的纸分开放到桌子上和书架上呢？他感到震动和痛苦，他弄不明白他是为什么？为什么又跑进鲍里涅维奇的房间？为什么侦察员还没有来他就画起房间平面图来？他详细画出尸体的位置，画出一切与他，涅斯捷洛夫无关的东西，而且在图上写出详细的说明，这是怎么回事？最后，又为什么要把狗牵离主人的尸体呢？
　　他在这里和在实验室里干得一样自信、轻松，和他日常工作一样具有求实的钻劲。涅斯捷洛夫画完图后，拿来照相机对手枪拍了照。他正调整镜头准备拍摄死者太阳穴上的伤口时，门外传来了电话铃声。话筒里响起法医卢茨基的声音。他不高兴地问，是什么人在什么地方自杀？
　　过了一会儿走廊里又传来刺耳的连续不断的门铃声，打断了涅斯捷洛夫的工作。来人是侦查员、法医，还有两位见证人。
　　侦查员和法医对鲍里涅维奇都很熟悉。他们对躺在地上的尸体看了半天，难过地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
　　卢茨基首先恢复了常态。他掏出手帕擦擦眼镜，他的近视眼眨了眨，拉长声调说了一句：“是啊……”
　　涅斯捷洛夫与卢茨基在一个教研室共事多年。他俩和鲍里涅维奇都是国内外著名病理解剖学家，是科洛科洛夫教授的学生和助手。涅斯捷洛夫很喜欢这个又高又瘦的同事。他心地善良，诙谐风趣，全心致力于物证技术的研究。他还是一个嘲笑别人，并能逗人发笑的行家。
　　侦查员科尔涅托夫慢慢地解开皮包，把一选纸摆到桌上。他严肃认真地记录下这一悲剧。
　　“这是怎么回事，涅斯捷洛夫？”卢茨基摆弄着放大镜、米尺和皮尺问道，“您在家吗？”
　　侦查员也等着这问题的答案。他的目光中流露出不满和不耐烦。看得出，他不满是由于涅斯捷洛夫的过错来晚了。
　　“是的，我在家……但我几乎什么也不知道。”
　　他讲述了他怎样被枪声惊醒，怎样发现鲍里涅维奇躺在血泊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