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角人 第1章

　　今年冬天，也就在前阵子某天下午，我闲来无事，一时兴起，随手从研究室的书架取下一本书，翻开夹着一张压扁的面纸（显然先前用来充当书签）的那页，读了起来。才读几句，就被敲门声打断。那几句看起来挺有意思的，我依依不舍合上书、夹住面纸书签，放回架上。翌晨我又把书拿下来，打算从昨天中断处继续往下读，却发现书签已不在原先那一页。我翻书寻找，结果原先那几个句子竟在书签位置的30页之前。如果不是我自己无意间移动了书签，就是前一夜我不在时有人来读过这本书；我想前者是比较可能的解释，虽然似乎仍有点怪——我居然会没注意到自己把书签往后挪了30页。当天下午，我对薛芙医师提起这件事，当时我在她位于中央公园西的小诊疗室，躺在猩红长沙发上。她一如往常，沉默听我说完故事。我问她这是否可能是parapraxis——弗洛伊德用此语统称一时想不起来、说溜嘴等日常生活中常发生的轻微压抑。“也许是我没察觉到自己移动了书签。”“你认为是这样吗?”薛芙医师问。 “我不知道。如果是，我想，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会这么做?”薛芙医师没说话。“你想会不会是我故意不让自己看到那些字词，因为它们在某方面令我不安?”“你认为是这样吗?”“我想是有这个可能……”我们如此这般继续讲了一会儿，但这话题似乎没什么进展，后来便谈到其他不相关的事情。
　　我下一次进研究室时，书签移动之谜已经引不起我的兴趣了。
　　几天后，校内邮件转来了研究室的电话费账单。通话记录上几乎每一通都是打到我自己在纽约的住处，但一眼瞥去却恰好注意到一个陌生的号码。我正纳闷自己打那个号码找谁，接着又看见通话时间是凌晨两点——我从不曾在那个时间待在研究室。
　　想到可能有陌生人进出我的办公室、半夜跑到这里打电话，我有点不安。我没有什么要隐藏的东西，但被入侵的感觉使这个铺着地毯、摆放金属书桌和柜子的乏味空间一时显得陌生，仿佛瞒着我什么事。
　　在这之前，我从没想过架上这些书是谁的，柜子里那些档案是谁的，甚至房间一侧那两张笨重书桌上罩着塑料套的电脑是谁的。校方分配的研究室里总是有这类东西——书本、档案、信件、座谈邀请函、页边卷起的《纽约客》旧漫画，常常还有一双手套、一把雨伞……前任房客的残渣，经过时间和灰尘的过滤，与任何活生生存在的人都已无关联。 我看着桌上的电话费账单，忽然想到这个不速之客一定有钥匙（我离开研究室时会锁门），或许是某个前任房客。
　　话说回来，也许我真的跟某人共用这间研究室，合法且正式共用，对方是跟我上班日不同的同事。也许只是没人想到要告诉我一声而已。
　　去吃午餐之前，我尽可能以不经意的口吻问实习生安珀，除了我以外有没有别人使用106室。 她看着我，仿佛预料我会接着解释何以有此一问，但我没多说，只问她知不知道在我之前使用那间研究室的是谁。
　　“知道。是芭芭拉。”
　　“芭芭拉?” “芭芭拉·海勒曼。为什么问?”
　　“我……我想她好像有东西忘在办公室。”我不太想提起书签和电话号码的事。
　　安珀用奇怪的表情看我一眼。
　　“唔——也许。我是说……你知道她的事吧?” “不知道，怎么了?”“她死了。”“哦!” 我本想再问下去，却感觉老毛病即将发作的警讯袭来。自从秋季开始这份工作以来，这毛病就时时困扰我：我很容易脸红，时机难以预料，格外令人尴尬。一如失眠，这问题形成恶性循环。怕脸红使我永远处在随时会脸红的状态，念头只要稍稍转错方向，不管自觉与否，血管的闸门都会随之打开。脸红开始的前一刻，我会感觉心里微微打个突，接着无能为力又清楚明白一波火辣辣的猩红浪潮就要从脖子涌上下巴、双颊，一路直烧至前额。要不是我脸上的毛发色浅稀疏，我一定会留胡子遮掩。
　　我仓促谢过安珀，匆匆走开。离开她的磁场之后，脸红的指令自行撤回，我脸色苍白地沿着走廊离开那栋大楼。
　　我走出地铁站，沿着中央公园西前进。下雪了，大片雪花零星飘落。因为数量少，每一片我都感觉得到。天空呈现淤血似的深郁色调，仿佛更大的风雪还在后面。
　　我经过达科塔大楼，来到我曾听人戏称为“心理治疗区”的这一带，家家户户窗内陆续亮起灯光。雪势开始变大。薛芙医师诊疗室所在的这条街上，树木的紫黑枝梢已堆起松软的雪花，有如幽然绽放的花朵，在渐暗的夜色中几乎暧暧生辉。我看见一个身影穿过漫天渐浓的雪幕朝我走来，是个女人，厚外套，粉蓝围巾，黑裙——从光泽来看是皮裙。
　　她逐渐走近，我发现自己不知不觉打量起她的身材，这种粗鄙的直觉反应我一直很想努力改正，有时仍难以避免。她一双苗条美腿，裹着发亮皮料的臀部结实有力，左摇右摆。她愈走愈近，我透过雪幕瞧去，惊愕地发现竟是薛芙医师。
　　我来得早，还没到约诊时间，她出现在街上也没什么不对。但在这里看见她（我从来没有在诊疗室以外的场合见过她），令人窘迫失措。她对我微笑，我们互道哈罗，各自继续前进。来到大道尽头，我回头，看见她已经走到对街，朝中央公园而去。
　　我还有半小时要打发，便在阿姆斯特丹大道的小餐馆歇脚，喝杯咖啡。我坐在卡座里，想着刚刚的巧遇。薛芙医师有没有注意到我打量她?我纳闷。想到她可能注意到这一点，我有些不安。她不止一次问过我是否对她怀有涉及性欲的情感，而我斩钉截铁告诉她没有。事实上，尽管头几回咨询时，我是与她面对面坐在椅子上（而非躺在如今习惯的那张长沙发上），但我对她的实体存在从来没有非常确切的概念。她留着偏短的深色头发，一双深色眼睛，皮肤光滑，但除此之外，若要我归纳描述她的长相，总是只有一片模糊。她的年龄我一无所知，从阅历丰富的三十几岁到保养得宜的五十几岁都有可能；我从不注意她的衣着，不过，要猜的话，我大概也料想不到她会喜欢皮裙。
　　如今事情变得很明显：以她作为我心理治疗师的身份，我先前把她归类为“不可对之感到性趣”的对象，但若只把她当作一个无名女子，她其实相当能够激起我的欲望。 刚才看着她在雪中向我走来，这两方面原是分开的。现在我再度想像她，试着捉住她在我意识到她是谁之前所投射出的那种自由自在、肉感又优雅的感觉。一股鲜明的性欲冲动传遍全身，同时脑中出现荒唐的猜测：在病人约诊时间的空当，她换上皮裙，到公园里勾搭男人，性交赚钱。现在我就可以去找她，看见她挑逗地跷起一条腿，在搭着花架的湖边小路上倚着雪松电线杆，苍白又纤细地颤抖着……
　　我喝完咖啡，读完一份报纸，走过两个街区到她那栋楼。进入诊疗室时，我看见她已经换了衣服：端庄的花呢百褶裙取代皮裙，底下是棕色羊毛厚裤袜，脚上套着室内拖鞋。她的模样看来相当疏远，难以亲近。
　　我背对她躺在长沙发上，一时几乎不想说出刚刚想到的那些事，但看在每小时100美元的费用分上，我不能奢侈地将任何可能带来启发的事物压抑不表。
　　“刚刚和你在街上擦身而过之后，”我开口说道，“我去了一家小餐馆，在那里思考为什么看到你那个样子令我不安，然后我开始幻想……”
　　我描述自己先前坐在小餐馆里所思及、感觉、想像的一切，边说边意识到她动笔在纸页上书写的沙沙声。我讲话时，她向来拿着笔记本迅速地写着。我忽然想到，这笔记本记录了我的大量私密信息，不知她是否在某种情况下有可能拿给别人看?她是否受到什么隐私法规或者心理治疗师版本的医师誓词的限制?事实上，除了我付给她的诊疗费之外，是否还有什么其他东西约束她必须对我负责——而我现在意识到，刚才看见我的诊疗费变成那条看来昂贵、闪闪发亮的皮裙，令我略感不悦?
　　我讲话的时间一定长得超乎自己的意料：我们好像才刚开始讨论我幻想她在公园勾搭男人，房里就传来柔和的对讲机按钮声，表示薛芙医师的下一个病人已经来了。
　　我起身要走，薛芙医师看着我，一时间眼神显得有些困窘。
　　“对了，我本来不确定要不要告诉你，但衡量之下还是认为讲出来比较好。你提到跟我在街上擦身而过，但我今天一整个下午都没离开过这房间。” 我看着她，目瞪口呆。 “总之，”她继续说，“你来的时候我还在看另一位病人。你在等待室里一定看见他离开吧。”
　　想起来，我确实看见那人离开：一个神情哀戚的男人，每星期的这一天他总是排在我前面。但我如此确信自己半小时前遇到薛芙医师，以致即使看到那人，也完全没想到哪里不对劲。我是看见他了，但显然没把他列入考虑。
　　“也许想到我有其他客人，这让你感觉不安?”她问，以平稳的眼神注视我。
　　“你是说……其他患者?”
　　“唔，是的。”她带着淡淡笑意说，于是我明白她这是在半开玩笑地呼应我那个幻想，以幽默解除我可能感到的尴尬，这点我很感激。 尽管如此，我离开时仍颇为忧虑：自己竟然会这么严重地认错人!归途中，我朝公园走去，纳闷街上那个对我微笑说哈罗的女人是谁。如今，园内每一根黑亮树枝上都积着一层有如静脉浮凸的雪，为每棵树精确复制出一个白色分身。
　　我信步来到先前看见那女人走进公园的那个入口，甚至还沿着那条蜿蜒小路走到湖边。
　　小路转弯处，有间遮风避雨的粗糙小屋，我朝屋里看去，或许是希望看见那个女人。当然，屋里空无一人。我在那里站了一会儿，看雪花消融在黑色湖水里，水面上下仍处处漂浮着大片冰块。
　　然后我回家去。
　　下一次进研究室，我刻意做了些努力，想弄清楚到底有没有理由认为有人入侵这里。移位的书签已不再显得非常神秘，而我既然会把别人误认为薛芙医师，那么电话费账单的问题也可能是我一时恍惚。也许那通电话确实是我打的，只是忘记那是谁的号码，然后又看错了通话记录列出的时间。现在我想找那份账单却找不到了，心想一定是自己缴完费便随手丢掉，然后清洁工又清空了字纸篓。 然而，寻找账单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第一次真正注意到这房间里有些什么。先前我从未想过要清点，毕竟谁会想浪费时间在这种久已无人使用、无人拥有的物品，陈旧得几乎只是尘封记忆的东西上?但我好奇心起，开始刻意清点。
　　沾有黑色污渍的木椅与木书架；不太白的墙壁；灰色的地毯和门；四个抽屉的金属档案柜，柜顶蹲着一台惠普打印机；窗棂旁两张大而无当的书桌，一张放着一台戴尔台式电脑，另一张摆了个大型订书机；一台五到七杯份的咖啡机放在打开的包装盒里；我自己的书桌则是桌腿边绕满电线，底下有一堆打包用的保丽龙防撞泡泡粒，掉在清洁工吸尘器吸不到的角落。
　　房里有扇我从没开过的门。打开来看，是个储物柜，底部放着一台冬眠中的冷气，两旁的安装架收折整齐。挂钩上一只金属衣架，架上的衣服还包着干洗后的塑料套，上方则挂着一顶紫褐色女用贝蕾帽。也许是已故的芭芭拉·海勒曼的东西?我关上这扇门。窗台上立着几张弯卷褪色的卡片，我打开来看，全是学生送给芭芭拉的：谢谢你：你的慷慨和体谅将长存我心。金属架上有座向日葵形的时钟，旁边摆着好几个釉色鲜艳、看似出自业余之手的烧陶马克杯。尽管这些东西本身并不怎么有趣，但我直到现在才真正注意到它们，这点倒令我觉得有趣。另一个架子上有一只铜钵，里面装着若干小石头、一块石英、一颗枞果、一枚发黑的硬币——仔细看看，是保加利亚币；还有一个钥匙圈和一根松鸦羽毛。墙上有一幅裱框的马蒂斯静物画，一个钉着旧课程表的小型软木公布栏，旁边是一张边缘粗糙不齐、看似手工制品的纸，金字烫印了这段引文： 我想做一些精彩的事。一些英勇或美好的、
　　在我死后不会被遗忘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