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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北京，北京叫我多愁善感。
　　我喜欢在北京活动的姑娘，她们好得像雨中的深渊。
　　我相信我的感受，那是我脱胎换骨后的残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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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五岁来临的那一夜，我梦见很多片绿色的树叶闪着光，还梦见袁晓晨告诉我，她的初恋男友在初吻时把粉刺蹭到她脸上。我从梦中醒来，发现自己正躺在床边的地上，我有点口渴，头昏脑胀，并且感到特别不振作。
　　我爬到客厅的沙发里，打开音响，听谢霖拉的圣桑第三号小提琴协奏曲，不知为什么，随着音乐，一些姑娘的音容笑貌纷纷浮现在我的眼前，就如同是自动从半空中飘出的画面，接着，就像是冥冥中有什么力量想要凑出什么事儿似的，谢霖的提琴声也变得异常敏感与动人，而我几乎在刹那间便被那尖细而低回的婉转声音击中了，我感到自己难以置信地脆弱起来，强烈而令人心碎的伤感从天而降，随着琴声，弥漫在我的四周，在昏黄的灯光下，吐出的烟雾涌进我的眼睛，再怎么好意思，我也不能说自己流出了眼泪，但我要说，我感到一阵软弱的酸楚从心头升起，化成一种执拗的回忆，袭上我的脑海，尽管我拒绝回忆往事，但没有用，往事如沥沥细雨，漫天降下，而我，就如同一个没有打伞的漫步者，无药可救地被笼罩在那湿润而冰凉的感觉中，我仿佛闻到远处飘来的一股略带甜味的花香，嘴里也像是浸入了一种咸涩的液体，又像是正迎着一个久违的等候多时的微笑，那么温暖迷人，那么讨人喜欢，然而我已不在那里，不在我的过去里，我是坐在我的桌前，长长的烟灰落在腿上，音乐声已经停息，而她们，而她，却如在暗房里的显影液中渐渐浮现，模模糊糊，仍是模模糊糊，只是在我闭上双眼时，才清晰起来，一忽而，我恍然是下降到一个过去熟悉的地方，有房屋街道，有行人，还有我，隆隆的地铁开来，里面亮着灯，咖啡店的门开了又关，关了又开，商店的橱窗在夜色里闪闪发亮，里面摆着些商品，雪花绕着路灯快速地飞舞，嘴里呼出的白色蒸气叫人感到清新而愉快，几点了？那是晚上吗？那是在什么时候？我是如何认识她们的？我与她们都说过些什么？
　　2
　　在现实生活中，也不知为什么，我总是能遇到那些爱撒娇的姑娘，并且，随着岁月的推移，慢慢地，我的趣味固定了，我是说，我只喜欢那种爱撒娇的姑娘，而对别的姑娘兴味索然。这种姑娘的特点是，总是希望自己长不大，总是需要疼爱，她们从各种角落涌出来，认识我，跟着我，与我谈情说爱，我注意到，在她们的生活中，只有一件事是重要的，那就是找到一个可以对他撒娇的人，然后寻找任何可撒娇的理由，拼命地一味娇下去，若是找得到这个人，她们就高兴，找不到，她们就很生气，甚至在日常生活中，还会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尖刻。事实上，这些小可爱散布在社会的各个角落，有的长得好看，撒起娇来就会千娇百媚，令人神魂颠倒，有的不好看，撒娇让她们显得滑稽可笑，为她们平添可爱，无论如何，她们就是要不停地撒娇，每每当她们娇滴滴的声音响起之时，她们便会像小宝宝一样，特别吸引人。
　　3
　　我喜欢这样的姑娘，一见到她们，就不能自拔。
　　我管她们叫小可爱。
　　对我来讲，发现一个小可爱很容易，比如那一天，三年前的那一天。
　　4
　　那一天，我与几个朋友在一个茶馆喝茶闲话，结账时发现差十几块钱，袁晓晨出现了，我们这一桌人中，有人认识她，她被从另一桌叫过来，据说，她喜欢收集打折卡，有关她的奇闻逸事全与打折优惠之类的事情有关。我记得她过来后，看也不看我们一眼，抖一下肩膀，把双肩背拿下来，从包里东摸西摸，最后掏出这个茶馆的打折卡，我们把卡递给服务员，重新算账后，竟然将将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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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家感谢过她之后，我问她：“哎，你叫什么？”
　　她笑眯眯地扬起眉毛，神气活现地说：“我不告诉你！”
　　这几乎是小可爱们的标准语言，当然，用的也是小可爱的标准腔调，我是说，我太熟悉这种腔调啦，以至于一听到便会坠入情网。
　　当然，我想我是坠入了情网，要么，我为什么偏要留她电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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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给，“她笑着说，“就不给就不给，急死你。”
　　“再不给我咬死你。”
　　她一听我这话，当即配合地假装疼得哆嗦起来：“不会吧，你不会吧？你什么时候开始吃生肉了呀？”
　　然后，她卖弄风情告一段落，对我说：“想知道我电话得先请我吃冰激凌，吃最贵的那一种。”
　　“没问题。”我说，“问题是，吃完以后呢，你可得答应和我一起去我的淫窝儿，这样，我就不用向你要电话啦。”
　　“那，那不行。”
　　“为什么？”
　　“我怕你到时候一冲动，把禽兽本色使出来，我可受不了，怎么着我也是一小白领儿呢。”
　　“小白领儿怎么啦？”
　　“小白领儿，小白领儿白天穿套装，穿得四平八稳的，就是避免叫你这种禽兽想入非非。”
　　“所以嘛，你晚上就得改一改，要不哪儿有失身的机会呀？”
　　“我告诉你说呀，你听清楚点——我要是失身了，你得对我负责一辈子。”
　　“你以前的男朋友中有做到的吗？”
　　“所以嘛，我现在一个男朋友也没有。”
　　“瞧，对别人要求这么严，对你也没好处吧？”
　　“呸！”

　　小白领儿袁晓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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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我接到她的电话，说是今天被突然杀到公司的老板媳妇不明不白地骂了一顿，心情不好。
　　“那怎么办？”
　　“你要是觉得我还行，就来安慰安慰我。”
　　“你是不是想吃最贵的冰激凌？”
　　“是，但不想跟你去你的淫窝儿。”
　　“你说的是实话吗？”
　　“你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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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你老板的媳妇为什么骂你？”
　　“她说我勾引她老公。”
　　“你勾没勾？”
　　“没勾。”
　　“那你怕什么？”
　　“我还是有点怕——我老板把我给勾了。”
　　“现在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反正我老板骗她媳妇去了，说是搞定后回来见我。”
　　“他什么时候说的？”
　　“下班前说的。”
　　“你怎么说？”
　　“我说，‘你要是搞不定，可别把我给开除了。’”
　　“你倒挺机灵的。”
　　“不是机灵——本来就是嘛，你想，他搞婚外恋，凭什么连累我啊？”
　　“谁让你积极参与的？”
　　“唉，算我倒霉，我早就知道参与这种不正当的白领活动没什么好下场。”
　　“你倒挺会明知故犯的呀？”
　　“我就会，怎么啦？”
　　我们是在西单一家冰激凌店说以上这些话的，那时正是我们第一次在一起吃冰激凌。冰激凌便宜而好吃，袁晓晨给我的印象是开朗大方，没有“愁眉苦脸”这一类表情，若是有，也是装出来逗人笑的，她用窄窄的小肩膀背着她的小双肩背，像只地鼠一样悄无声息地按时赴约，若不是伴着一阵子背包里的手机声，你简直就察觉不到她的到来，她像个老熟人一样对我招一招手，迅速坐下，一边在包里四处摸着手机，一边对着侍者说：“要两个巧克力松球儿，加杏仁儿的那一种。”
　　随后，她坐下来，耐心地打电话，不紧不慢，不慌不忙，她说话的语调缓慢而清楚，说到好笑的地方，还向着隔桌而坐的我挤挤眼睛，就像是提醒我注意她谈话愉快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