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和鲁迅同时来到历史的交叉路口
　　要不要把胡适赶出北大课堂(1)
　　一九一七年秋季的一天，北京大学西斋丙字十二号宿舍里，后来成了著名历史学家的顾颉刚，与后来当过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的傅斯年，正在商谈，是不是要将一个叫胡适的新教授从北大哲学系的课堂上赶走。
　　两人虽住在同一宿舍，却不是一个系的，顾是哲学系，傅是中文系。这一年顾二十四岁，傅二十一岁，同是二年级学生。他们不知道他们后来的事业，更不会知道他们商谈的事情，将决定北京大学学术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
　　顾颉刚说，他们系这一学期来了一位新教授，叫胡适，是美国留学生，原先的教授从三皇五帝讲起，讲了两年才讲到商朝，这位新教授却抛开唐虞夏商，直接从周宣王讲起，同学们都说这是割断中国哲学史，这是思想造反，这样的人怎么配来北京大学讲哲学史呢。同学们想将这位教授赶走，他自己倒是觉得胡先生讲课还有新意，但也拿不定主意，希望对方去听听课，做个评价，以决定是不是将这位新教授赶走。
　　同是二年级学生，仅是学科不同，且顾还要长傅三岁，为什么顾要如此郑重地向傅请教以做定夺呢？
　　这就要说到傅的本事了。
　　傅斯年天分极高，十一岁时读完十三经，许多篇章都能背诵。在北大预科三年，已显出不凡的才学。和他同年级，后来成了著名文史学家的毛子水曾说过：在北大读预科时，傅曾对他说过：“张皋文在清代学者中，文章和学问都是第一等的，而都不是第一。”毛对傅所说的第一的含义虽不甚明确，但颇惊骇他诵读的广博，见解的卓异。其时北大预科尚是桐城派经学大师的天下，如此深厚的旧学功底，自然受到老学究们的青睐，新学生们的钦羡。此后不久，太炎弟子入主北大，所器重者仍是旧学，只是治学方法有所不同。这样一来，入本科后傅斯年又交了好运，很快便成为刘师培、黄侃、刘汉章这些太炎弟子的得意门生，尤其黄侃，更是视其为高足。傅斯年在学生中的声望，较预科时更其彰显。
　　再则，傅斯年在学生时期，就表现了极强的组织能力，是闹学潮、赶教授的一把好手。且不说在后几年的五四运动中，此人是集会游行的主要组织者，就在跟顾颉刚谈话前不久，便做了件漂亮的赶教授的壮举。据北大同学罗家伦回忆是这样的：
　　朱蓬仙是章太炎的门生，学问不能说没有，只是所教的《文心雕龙》非其所长，在教室里不免出了好些错误，可要举出这些错误，学生们的笔记终究难以为凭。恰好有位同学借到朱教授的讲义全稿，交给傅斯年审核。傅用了一夜的时间看完，摘出三十几条错误，由全班签名上书蔡校长。蔡先生是内行，看了自然明白，可他不信这是学生们自己发觉的，为预防教授们互相攻讦之风，于是突然召见签名的全班学生。同学们慌了，害怕蔡先生要考，又怕傅斯年一人承担这责任未免太重。于是大家在见蔡先生之前，一人分担了几条，预备好了方才进去。果然蔡先生当面口试，分担的同学回答得头头是道。考完之后，蔡先生一声不响，同学们也一声不响，一一鞠躬鱼贯退出。过后不久，遇到一个适当的时候，朱蓬仙果然不再教这门课了。（罗家伦《元气淋漓的傅孟真》）
　　傅斯年也很自负，听了顾颉刚的话，同意去听听胡适的课，以决定是不是将这个新来的留学生从北大哲学系课堂赶走。认真地旁听了几次课之后，傅斯年对那些要赶走胡适的同学们说：
　　“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
　　于是胡适留在了北大哲学系。
　　当然了，胡适继续留在北大教书，不能说全是此事起了作用，但是对于一个刚刚回国的留学生来说，若是一出马便失了前蹄，从马上栽了下来，对日后事业的发展，不能说不是一个莫大的障碍。可贵处还在于，傅斯年从未以此自傲，多少年都没向胡适说过。傅斯年去世后，胡适在怀念文章中提及此事，不无动情地说：“我这个二十几岁的留学生，在北京大学教书，面对着一般思想成熟的学生，没有引起风波；过了十几年之后才晓得是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胡适《傅孟真先生的思想》）
　　听过胡适的课之后，傅斯年对胡适的治学方法很是景仰，从此之后，便疏远了黄侃等太炎门生，投奔到胡适麾下。不时趋访，请教学问，纵论时局。正是在胡适的家里，结识了同在北大读书而不在一个系里的罗家伦。在上引的文章中罗说：
　　我和孟真是一九一七年在北京大学认识的……我们开始有较深的了解，却在胡适先生家里。那时我们常去，先则客客气气的请教受益，后来竟成为讨论争辩肆言无忌的地方。这时期还是适之先生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以后，而尚未正式提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也就是未正式以文学革命主张作号召以前。适之先生甚惊异孟真中国学问之博与精，和他一接受以科学方法整理旧学以后的创获之多与深。适之先生常是很谦虚地说，他初进北大做教授的时候，常常提心吊胆，加倍用功，因为他发现许多学生的学问比他强。（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适之先生于北大校庆之夕，在南京国际联欢社聚餐时演讲，就公开有此谦词。）这就是指傅孟真、毛子水、顾颉刚等二三人说的。当时的真正国学大师刘申叔（师培）、黄季刚（侃）、陈伯（汉章）几位先生，也非常之赞赏孟真，抱着老儒传经的观念，想他继承仪征学统或是太炎学派等衣钵。孟真有徘徊歧路的资格，可是有革命性、有近代头脑的孟真，决不徘徊歧路，竟一跃而投身文学革命的阵营了。以后文学革命的旗帜，因得孟真而大张。
　　要不要把胡适赶出北大课堂(2)
　　顾颉刚劝傅斯年听听胡适的课，以决定是否将胡适赶走，在其起始，确实算不得大事，但谁又能料到，后来会有这一连串的结果呢。小事中每每隐匿着大的历史事变的开端，可惜这样的见微知著，常是许多历史学家事后的聪明。
　　胡适晚年也谈到了北大的新旧两派。在与胡颂平谈到清华出身的张荫麟时，胡颂平问：“倘使他不入清华而入北大，能在先生旁边作研究工作，那他一定会有特殊的成就。”胡适说：“不，北大里边也有守旧派，就是入了北大，也不一定会跟我学。他是广东人，或是出于守旧的家庭；如果他有好的师友，造就当然不同了。你不要以为北大全是新的，那时还有温州学派，你知道吗？陈介石、林损都是。他们舅甥两人没有什么东西，值不得一击的。后来还有马叙伦。马叙伦大概是陈介石的学生。”胡颂平又问：“傅斯年当初不是很守旧吗？”胡适笑着说：“是的，孟真是很守旧的。那时穿上大袍褂，拿着大葵扇的。”（胡颂平《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第63页）还有一件小事，也颇能说明当年北大新旧两派之间的对峙与猜忌。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傅斯年和罗家伦响应新文化运动，办起《新潮》杂志，陈独秀对他们仍是心存疑虑。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说：《新潮》的主干是傅斯年，罗家伦只是副手，才力也较差，傅在研究所也单认了一种黄侃的文章组的“文”，可以想见一年之前还是黄派的中坚。但到七年十二月，就完全转变了。所以陈独秀虽自己在编《新青年》，却不自信有这样的法力，在那时候曾经问过我，“他们可不是派来做细作的么？”我虽然教过他们这一班，但实在不知底细，只好成人之美说些好话，说他们既然有意学好，想是可靠的吧。（《知堂回想录》第376页）傅斯年的转变，其意义在于，肇始了太炎门生在北京大学地位的衰落，开启了北大学术史上的一个新纪元，那就是留学英美的一批自由主义学者，终将成为北京大学真正的主宰。而这批自由主义学者，和太炎门生的抗争，也必然会越来越激烈，其中有学术理念的不同，也有政治见解的歧义，有私人间的意气用事，也有莫名其妙的人事纠纷。就大势而言，却是先进文化思想与传统文化思想的抗争。起初是学术的抵牾，后来便演变成思想认识的冲突，最终便是社会立场的异途。
　　当然，两派明火执仗的对立与打斗，是在多年之后。历史老人正在精心地安排着一次大的事业，暂时需要他们同心合力来做，之后才会让他们分其道而扬其镳。
　　这件大事，便是两派的鼎力合作，共同创建新文化运动初期的繁荣景象。
　　北京大学学术流派的变迁(1)
　　利用这个间隙，让我这从未窥过北大门墙的村儒，来谈谈北京大学文科学术流派的变迁。
　　北京大学文科学术的变迁，从建校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大致经过三个时期，一是桐城派古文学家称霸的时期，一是太炎弟子称雄的时期，一是英美留学生风光的时期。太炎弟子称雄的时期，也可以称为留日学生称雄的时期。之所以不给出精确的时间界限，是因为这三个时期只是相对而言，它的特征是明显的，它的过渡又是从容的。大体说来，从北大创办直到民国初年，是桐城派古文学家称霸的时期。民国建立，蔡元培执掌教育部之后，便开始了太炎弟子称雄的时期，这一时期直到一九一七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之后，仍在继续着，但同时也开始了英美留学生风光的时期。
　　也不是不可以给个确切的分期。北大创立之初，桐城派古文学家称霸就不用说了。到了一九一四年六月，浙江籍的夏锡祺被委任为文科学长，此时桐城派便失去了左右文科发展的力量。此后近十年的时间，北大文科一直是太炎门生的天下。随着归国的英美留学生的增多，蔡元培也看出了太炎门生的不可依仗，遂于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五日任命胡适为北大教务长，可说是正式开启了英美留学生风光的时期。这种风光，不光是在文科，而是在整个北大。
　　于此可知，太炎门生在北大的力量之大，称雄时期之长。直到一九二四年女师大风潮之后，太炎门生的势力才衰微下去，逐渐为欧美留学生所取代，成为北大学术力量的中坚。从此之后，北京大学才走上了现代大学的途程。以中国这样一个老大帝国，以北京大学这样一个传统根基深厚的旧式大学堂，能历经多次巨大的时局动荡，用短短二十几年时间走上现代大学的途程，也可说是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了。
　　《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上，刊有一九一八年北京大学的《职员名录》，我们且将文科学长以下，文预科教授以上的教员名单开列如下。兼职教授不计，后面的留学国别是我加的。
　　文科学长陈独秀四十安徽怀宁留日文本科教授贺之才三十三湖北蒲圻留比文本科教授顾兆熊三十京兆留德文本科教授黄 节四十一广东顺德未留学文本科教授徐宝璜二十五江西九江留美文本科教授张相文五十三江苏泗阳不详文本科教授叶 瀚五十七浙江杭县未留学文本科兼预科教授朱家骅二十六浙江吴兴留德文本科兼预科教授关应麟四十三广东南海不详文本科教授兼哲学门研究所主任又兼国文英文二门研究所教员胡 适二十八安徽绩溪留美文本科教授兼哲学国文二门研究所教员陈汉章五十四浙江象山未留学文本科教授兼哲学门研究所教员陶履恭三十一直隶天津留英文本科教授兼哲学门研究所教员陈大齐三十四浙江海盐留日文本科教授兼哲学门研究所教员康宝忠三十三陕西固城不详文本科教授兼哲学国文二门研究所教员马叙伦三十四浙江杭县留日文本科教授兼哲学门研究所教员章士钊三十七湖南长沙留日文本科教授兼哲学门研究所教员朱希祖四十浙江海盐留日文本科教授兼国文门研究所教员黄 侃三十三湖北春留日文本科教授兼国文门研究所教员钱玄同三十二浙江吴兴留日文本科教授兼国文门研究所教员周作人三十五浙江绍兴留日文本科教授兼国文门研究所教员吴 梅三十九江苏吴县未留学文本科教授兼国文门研究所教员刘师培三十四江苏仪征留日文本科教授兼英文门研究所教员卫而逊二十八留美文本科教授兼英文门研究所教员辜汤生六十二福建同安留英文预科教授马裕藻四十一浙江鄞县留日文预科教授杨敏曾六十一浙江慈溪不详文预科教授朱宗莱三十八浙江留日文预科教授沈兼士三十二浙江吴兴留日文预科教授兼国文门研究所主任沈尹默三十六浙江吴兴留日以上文本科和文预科教授共二十九人，除卫而逊和辜汤生为英文门教授外，共二十七人。其中留学日本的十三人，太炎弟子十人，留学欧美的六人。再一个很明显的特征是，留学欧美的年龄大都在三十岁以下，年龄最大的陶履恭不过三十一岁，年龄最小的徐宝璜才二十五岁。还有一个不用统计也能看出来的特征是，年龄越大的有留学经历的越少，这就是前面所说的桐城派的遗存了。比如杨敏曾，六十一岁，虽未查出他的履历，怕只能作如是观。朱宗莱即前面罗家伦提到的朱蓬仙。
　　这样，北京大学文科学术变迁的历史，也就大致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了。像傅斯年这样的优秀学生，舍弃黄侃这样的太炎弟子，投奔胡适的麾下，也就不难理解了。
　　要特别强调的是，留日学生，尤其是太炎弟子对北大学术发展的贡献是不可埋没的，也是不可替代的。他们取代桐城派老学究，可说是北京大学迈向现代化的第一步，也正是他们这些人的努力，奠定了北大的学术地位，为北大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声誉。尤其是国学门研究所，其组建之正规，成绩之扎实，多少年之后，仍引起后辈学人的关注。台湾学者陈以爱的《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就是一本这方面的研究专著。从上面的列表可以看出，国学门研究所的主任是沈尹默，教员即研究员有胡适、陈汉章、马叙伦、黄侃、钱玄同、周作人、吴梅、刘师培。除了胡适、吴梅等人之外，几乎全是清一色的太炎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