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可以乱讲的吗-批评于丹(1)
　　这是一个没有文化大师的时代，但却是一个文化名人辈出的时代，他们大都是一夜成名。
　　不知什么时候就火了个余秋雨，不知什么时候又火了个易中天，紧接其后还火了于丹。
　　她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古代文学硕士、影视博士，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助理、影视传媒系系主任。
　　她还担任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科教频道总顾问，北京电视台首席策划顾问。
　　做为知名影视策划人和撰稿人，她为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今日说法》、《艺术人生》等50个电视栏目进行策划。
　　于丹教授在《北京晚报》上说自己四岁就学《论语》；从二十一岁读先秦文学硕士开始，几乎泡在中华版的书堆里长大”——她指的中华版的书是指中华书局出版的书。
　　于丹教授的火，并不是因为她有那么多头衔并读过那么多的书。
　　而是因为这位"古典文化研究者和传播者”还同时是“知名影视策划人和撰稿人”，这样她能够有机会在2006年"十一”黄金假日在央视百家讲坛，连续七天讲读《论语》心得。
　　于丹教授依靠强大的央视传媒，在国内一举成名。
　　随后中华书局出版了她的《于丹〈论语〉心得》一书。
　　尽管我认为这个书名有修辞毛病，但第一版第一次就印刷了60万册。
　　而盗版书的数量就不得而知了。
　　在我居住的塞外古城呼和浩特是在2006年12月初先出现盗版书，随后书店才有正版书进来。
　　2006年12月1日《北京晚报》以《"小妮子"为大众找回孔子》为题，报道了于丹热的情况：“上周日，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人于丹教授创造了书业史上的一个奇迹。
　　连续9个小时签售《论语心得》12600本，中关村图书大厦当日售出14000本。
　　本周，几大书店的销售排行榜上，该书继续忝列榜首。
　　昨天，记者在北京图书大厦看到，买书的人络绎不绝。
　　书店干脆在一层最显著的位置摆出布告：买《论语心得》的读者，请去收银台直接付款。
　　于丹激活了《论语》，《论语》成就了于丹。”
　　14000人排队买一本讲解《读语》的书，这本身就是一个可疑的现象--我不是说数字可疑，而是说这种文化现象可疑。
　　我也是四岁背四书五经(其中包括《论语》)，后来看到了许多解读《论语》的书，印数都很少。
　　于丹教授依靠央视百家讲坛的论语讲座，增加了知名度，有了强势媒体的宣传，固然是她的书销量大增的一个重要因素。
　　但在她之前也有许多作者上了百家讲坛，其著作销量虽大增，但也比不上于丹教授这本书的热销盛况。
　　要研究于丹这种突然走火一夜成名的文化现象，就得先读读她的这本大作，书里才会有解释这一现象的密码。
　　于丹多处曲解了《论语》《于丹〈论语〉心得》并不是对孔子的《论语》的注解与解释，而是对部分《论语》的感想。
　　她的主要感想是：“《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
　　于丹的书很像是为了寻找“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而找到了《论语》，从中找到“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的理论依据。
　　按照于丹之意，似乎孔子已经告诉我们过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的方法。
　　我们只要按照这些方法去做，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是“快乐”的。
　　由于《论语》并不是提供"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的百科全书，于丹只能选取一部分与“快乐的生活”有关的篇章。
　　这些篇章只不过占《论语》的十分之一左右，误导那些没读过《论语》的读者，让他们错以为《论语》主要是讲“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
　　于丹所讲的《论语》的百分之十，却有许多曲解之处。
　　《论语》可以乱讲的吗-批评于丹(2)
　　下面我们先对她曲解的地方进行改正，以给读者一个正解。
　　一、于丹在她的大作的第9页上提到"子贡问政"。
　　原文是这样的：子贡问政。
　　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之，于斯三者何先?
　　"曰："去兵。”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
　　"曰："去食。
　　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于丹的解释是："没有粮食无非就是一死，从古而今谁不死啊?
　　所以死亡不是最可怕的。
　　最可怕的是国民对这个国家失去信仰以后的崩溃和涣散。
　　物质意义上的幸福生活，它仅仅是一个指标；而真正从内心感到安定和对于政权的认可，则来自于信仰。
　　这就是孔夫子的一种政治理念，他认为信仰的力量足以把一个国家凝聚起来。”
　　于丹在这里把"民无信不立"的"信"解释成"信仰"和"对政权"的认可，显然将"民”当成了这一句话的主体。
　　子贡向孔子问政，是问一个国家要想安定，政治稳定，需要哪些条件。
　　孔子回答时也是把国家当成主体的，只有国家才能做到“足食”和“足兵”，同样也只有国家在“必不得已而去”时，有权力和有能力“去兵”和“去食”。
　　因此，“民信”的主体也是“国家”，而不是“民”。
　　“民信”的正确解释应该是“取信于民”，就是让老百姓相信。
　　孔子非常强调国家该取信于民的思想，例如他曾在《论语·子路》中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
　　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以上"上好信"的主体是"上"，指的是"上"在取信于民，孔子还在《论语·阳货中说》：恭，宽，信、敏、惠。
　　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以上"信则人任焉"是说信实就会使别人为你效力，别人当然不是主体。
　　《论语·子张》中还有：子夏曰：“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认为后己也。
　　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
　　这段话是说：君子取得信任，然后才能役使人民，如未取得信任，就会以为是虐待自己。
　　君子取得信任，随后才能给别人进忠言，如果没取得信任，就会以为是在诽谤自己。
　　可见《论语》在多处谈到“信”时，国家、君主和君子都是话语主体。
　　于丹错将民(百姓)当成主体，与上面能"足食"、"足兵"的主体不一样了，讲不通了。
　　她索性错下去，又将“信”解释成“信仰”，于是“民无信不立”就被于丹歪曲成“民没有信仰不能立国”了。
　　我怀疑于丹在这儿是有意曲解这句话，为的是把一个国家的“不立”的责任推在老百姓身上，以便“上”和“君”就可以指责百姓没有信仰而误国了。
　　于丹在这本书的16页上提到孔子《论语·雍也》中的话：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于丹随之解释这段话的后半段，她说："你自己想有所树立，马上就想到也要让别人有所树立；你自己想实现理想马上就会想到也要帮助别人实现理想。
　　能够从身边小事做起，推己及人，这就是实践仁义的方法。”
　　在这里，"能近取譬"是讲与身边相类似的人将心相比，而不是像于丹所说"从身边小事做起”，这二者是很不相同的，“从小事做起”怎么会“推己及人”?
　　"将心比心"才能“推己及人”也! 于丹在其书的40页上，引用了《论语·里仁》上的一句话：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
　　于丹解释说："如果你有事没事总是跟在国君(领导)旁边，虽然表示亲近，但离自己招致羞辱就不远了；你有事没事总是跟在朋友旁边，虽然看起来亲密，但离你们俩疏远也就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