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
　　卡西娅，德里尔街的第一个年轻女读者
　　1
　　我想谈谈1980年夏到1996年3月3日这十六年当中的事。谈谈我跟她共同生活的那些岁月。
　　我说的是“她”。
　　我总是难以说出她的名字。我无法说出她的名字。除非写出来。我从来不曾以“你”称呼她。有时，她希望我这样称呼她，希望我以“你”称她，希望我能直呼她的名字。但我叫不出来，这个名字无法从我嘴里说出来。对她来说，这是一种痛苦。我知道，我看出来了。然而，我没有别的办法，我想，我可能不小心以“你”叫过她两三回。我看见她露出了笑容。孩子般的笑容。一种出自内心的欢欣。要是我一直跟她这么亲近那该多好！
　　我叫不出她的名字，我想是因为我首次读到这个名字，看到这个名字看到她的名和姓，这个名字马上把我迷住了。这个笔名。这个化名。这个作者的名字。总之，我喜欢这个名字。我永远喜欢这个名字。
　　事情就是这样。
　　我第一次读她的书是在康城1，我在那个城市学哲学，马莱伯中学法国高等师范学校文科预备班。我读的是《塔吉尼亚的小马群》。当时，我和克里斯蒂娜 · B和贝内迪克特 · L同住一个套间。我是在套间里发现那本书的，书是贝内迪克特的，被扔在地上，混在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书中。我是偶然看到的。这是一种一见钟情。我开始喝苦康巴利酒。我只喜欢喝这种酒。在康城的小酒吧里，要找到可并不容易。
　　所以，初次相遇就是《塔吉尼亚的小马群》。第一次读，第一次喜欢。后来，我抛开了一切，抛开了所有别的书：康德、黑格尔、斯宾诺莎、司汤达、马居斯和别的哲学家或作家的书。我开始读她所有的书，所有的书名，所有的故事，所有的文字。
　　作者的名字越来越使我心醉神迷。我亲手把她的名字抄在一张白色的纸上。有时，我试着模仿她的签名。
　　什么时候见到她的真模样？我记不清了。我忘了是什么时候第一次见到她的照片的。
　　我扔下了所有别的书，只读她的作品。这个作者，我对她一无所知，我并不认识她。谁也没有跟我提起过这个名字。然而，我从此以后再也离不开她了。这已成定局。我是一个真正的读者：我立即就爱上了她写的每一个字，每一个句子，每一本书。我读了又读，把书中的句子完整地抄写在纸上。我想成为这个名字，抄她所写的东西，让自己模糊不清，成为一只抄写她的文字的手。对我来说，杜拉斯成了文字本身。
　　我喝着康巴利酒。
　　在我所读的东西和我这个人（我现在还是这样）之间，有一种神奇的巧合。在她和我之间，在杜拉斯这个名字和我——扬之间，有一种巧合。
　　读她的书是孤独的。我无法跟任何人谈她的书。我怕谈她的书。要是遭到别人的嘲讽怎么办？要是别人不喜欢，或不怎么喜欢，或喜欢得不够，那怎么办？所以，我宁愿缄口不语，把话留在心里，接着读她的书。独自读，躲起来读，羞耻地读。
　　我已经想把她留给自己了，我已经想保护她了。她已经跟我在一起，但她本人还不知道。我是一个读者，第一读者，因为我喜欢她写的所有文字，全部文字，毫无保留。“杜拉斯”这个由三个字组成的名字，我全身心地爱它。它刚好落在我头上。我再也没有离开她，我无法离开她，永远也不能，她也同样。
　　当时我还不知道，故事其实已经开始了。
　　1975年，康城的“吕克斯”电影院在放《印度之歌》。电影放完后，她来参加一场讨论会。当时，导演习惯前来与公众交谈。必须组织一些讨论。我想买一大束鲜花，但又不敢买。我害羞。怎么在座无虚席的大厅里献花？怎样才能对付那些讥笑嘲讽和插科打诨？我没有买花。我口袋里有一本《摧毁吧，她说》。我想要一个签名。灯光重新亮了起来。她出现了，她穿着电影制片人送给她的那件栗色皮背心，穿着那条大家都熟悉的鸡爪状花纹的裙子，脚蹬威士顿式的高帮皮鞋。那条裙子她一穿就是二十年。那件背心，她后来给我穿了，是借给我穿的。那件背心质量很好，是软皮的。
　　“扬，我不能离开它，我不能把它给你。我太喜欢这件背心了。我很乐意借你几天，好让你跟我一起出去。”
　　这是几年后她对我说的话。
　　我坐在第一排，就在她对面。我提了一个问题，我弄糊涂了。她笑了，帮助我，好像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并且作了回答。我不知道她在说什么。我什么都没听见。我看到她站在那里，面对座无虚席的大厅，我都替她害怕。怕人们不喜欢这部电影，不喜欢《印度之歌》。好像这有可能似的，好像这事会发生一样，好像人们会伤害她一样。我看见她感到痛苦了。对她来说，这不仅仅是一部电影。她喜欢这部电影，就像这部电影不是她拍的似的。她发疯似的爱上了这部电影，爱上了副领事的叫喊，爱上了德尔菲娜 · 塞里格1，爱上了安娜-玛丽 · 斯特莱特2的红裙子，爱上了卡洛斯 · 达莱西奥3的探戈。她绝对喜欢《印度之歌》，喜欢布洛涅森林边上、印度边缘那座破败的宫殿。加尔各答就在这里，在法国。我看见她了，我看见她了。她怕别人破坏这些形象、这些文字和这一音乐。我害怕但我想给她献花，但愿大家都保持沉默。但愿就我一个人在这家电影院里。看《印度之歌》。就她和我。
　　问答结束了。还有十来个大学生围在她身边。我掏出《摧毁吧，她说》请她签名。她签了。我对她说：“我想给您写信。”她给了我她在巴黎的地址。她说：“您可以照这个地址给我写信。”然后又说：“我渴了。我想喝杯啤酒。”我们就到火车站附近的一家小酒吧去。她喝了一杯啤酒，然后说：“我要回特鲁维尔去了。”几个年轻人陪着她。她上了一辆小汽车，是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开的。她把我扔在康城火车站对面的那家叫做“出发”的小酒吧里。我和其他人在一起，还有几个人留下来喝咖啡。我口袋里有一本《摧毁吧，她说》，上面有她的签名和地址：巴黎，第六区，圣伯努瓦路五号。
　　故事开始了。第二天，我就写了一封信。以后便再也没有停止过。我一直在写。信很短，每天写好几封。有时，我几天不写，然后又开始写。我新写了一封信，但我从来不看自己写的东西，我立即把信寄走。我不想留着它。我给她寄了几箱信。我不期望回信。没有回信可等。我什么都不等。但我在等待。我继续按那个地址写信。那条马路我并不认识，那个套间我并不熟悉。我甚至不知道这些信她是不是都看了。我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我给这些书的作者写了几句话。那个女人，《印度之歌》放完后我在电影院里见过她。
　　让娜 · 莫罗1歌唱那场传奇式的爱情。我买了唱片。我别的不听，只听这张唱片。只听莫罗的声音和卡洛斯 · 达莱西奥的探戈。我被迷住了。我也跟着唱。我不等她的回信，然而，我还是希望她能回。希望她会回，希望她会给我写信。没有回答。没有。哪怕写一句亲切的话，礼貌礼貌也好，比如说“感谢您”，“我非常高兴收到您的信”之类。没有。没有任何回音。写几句亲切的话，礼貌的话，这不是她的风格。决不。我应该知道这一点，因为我读了她的书。我让自己天真地这样想：总有一天，她会给我写一个字的。

　　我继续读她的书。别的书我一概不碰，我放弃了任何别的活动。我不再上课，我什么都不干。我天天晚上喝威士忌。我换了套间，现在跟贝内迪克特 · L和帕特里克 · W住在康城的欧仁－布丹街，就在公墓对面。帕特里克和我都喜欢贝内迪克特，她却不想再见到我们。她和弗朗克 · Ｌ一起准备文科老师的资格考试。我们有时在套间里遇到弗朗克 · Ｌ。我们不喜欢他，他也不喜欢我们。贝内迪克特不再和我们深夜去“穆卡”喝强身的杜松子酒，听朱里奥 · 伊格莱西亚的《你也没有改变》和阿达莫的《下雪了，你今晚不来》了。她变得严肃认真起来，很用功。她一举通过了教师资格考试，找了丈夫，有了孩子和一幢漂亮的房子。在那段时间里，她不想再看到我们，不想看到我，也不想看到克里斯蒂娜和帕特里克。那个在我们之前阅读杜拉斯的作品，买了那本《塔吉尼亚的小马群》的女人，那个黑头发的姑娘不想再见到我们了。她会继续读杜拉斯的书吗？她还会那么爱我吗？为什么不？这并非不可能！
　　我则继续写信。圣伯努瓦路五号。总是没有任何回音，一个字都没有。后来，1980年，她寄给我一本《坐在走廊里的男人》。这是第一次碰到：我不怎么喜欢，就是说我看不懂。我寻思这个关于性的故事有什么意思。我很震惊，很落后。可怜的天真汉。我不想弄懂。我不知道怎么跟她说，我不想撒谎。我不会。她马上就会感觉到的。我没有回信。我停止写信了。我收到了第二本书。书中附了几个字：我想你没有收到第一本。您又换了地址。我什么都没说，不再写信。
　　再后来，我又收到了《黑夜号轮船》、《奥莱丽亚 · 斯坦纳》和《否决之手》。
　　蓝色的封面，法国信使出版社出的。我疯了，我喜欢得发疯。我去巴黎巴比伦路的宝塔电影院看《黑夜号轮船》。我想她一定会在放映厅里。我去剧院看克洛德 · 雷吉和比 · 奥吉埃、米歇尔 · 隆斯达尔、玛丽-费朗斯所演的那出戏。我回去看了好几遍这部电影。诺伊利的情人们。我第一次去了圣伯努瓦路。我在五号前面经过。我怕遇到她。遇到她怎么办呢？说什么好？
　　什么都没见到。我又乘火车回到了康城。
　　终于，我得到了消息，收到了她的一封信：“我病了，现在好多了，都是酒闹的，我好多了，我刚刚写完了《奥莱丽亚 · 斯坦纳》的电影剧本，我想其中有一段是为您而写的。”她没有说哪一段，也没有说是“巴黎的奥莱丽亚”还是“温哥华的奥莱丽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