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世界中存在：这是海德格尔不厌其烦地论证过的常识性命题，中国人很简洁的说法就是，人生在世。人本来纠缠于与世界“打交道”的“烦”之中。所谓“烦”，在我看来，或曰实践，或曰活着。《活着》的作者余华曾经说过：“人是为着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换言之，活着本身正是人生的终极目标。福贵一生恰如死神唇边的诡笑，溅满苦难的弹片。而他将弹片留在血肉之躯内，化为自己的一部分,这是个与苦难达成和解后与其携手同行的人。世界和苦难联姻是以人的亲和物，而不是异质物出现在他面前。当余华和他笔下的人物彻底洞明了这一实质后，世界和苦难遂成为可以承受之物，并非仅仅是逆来顺受的累赘。而许春樵的长篇新作《男人立正》提供的却是另一种活法：为了活着的理由，宁可不活！许春樵以长篇新作《男人立正》追究当下社会人的精神病象，以一种深沉的批判激情向人们展示了人如何去人活得高尚；这种高尚，不是泯灭了善与恶的界限而是使之愈加清晰。它拒绝将道德的审判延迟至小说之外，并当庭宣判：什么是崇高，什么是卑贱。
　　 这是一部对当下社会采取近距离关照的长篇小说，所铺陈的是笔者感到毫不陌生的底层生活的经验。被预先设置为城市底层的缩影的是那个七十六号大院。因此，就我的阅读体验来说，底层的困顿即使被畸形的浮华映照的格外鲜明也较难给我以深深触动。但同时，我为这种“心平气和”感到不安。至少，在许春樵看来，面对这样一部充满道德诉求和灵魂拷问的小说，读者不该如此无动于衷波澜不惊。除非这是一次失败的写作。从某种尺度上讲，《男人立正》的确也不符合那些关于优秀的小说的审美想象：“发现惟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乃是小说惟一存在的理由。”[1]——在我看，它不是一部具有“发现”和探索性质的作品，至少我并未发现某种具有穿透力的新质来；反而，倒是洋溢着道德批判的激情。——甚至也难以回答我自己设置的一个质疑，即如果仅仅是揭露社会的一些众所周知的黑幕，普通读者也能做到，而不必依靠小说家。但若说它不具备一点儿道德力量也是有失公允。问题是读者面对如今“礼崩乐坏”的道德危机似乎丧失足够敏锐的感知力。
　　 如果撇开小说在叙述语言上的有意“阻滞”，即针对环境、人物精心设计的描摹和议论的话，故事是本分而流畅的；故事也很简单，简单到可以概括为欠债还钱。七十六号大院里住的都是一些小人物，主人公陈道生就是其中的一个。然而大人物的幸福差不多都相似，小人物的不幸就各有各的不同：女儿小莉因吸毒、卖淫而锒铛入狱，将本就贫寒惨淡之家终于推到风雨飘摇的绝境。为救女儿，陈道生又被拜把兄弟刘思昌骗去了东挪西借的三十万元。贫贱夫妻百事哀，家庭最终因妻子自私无知投靠了一个卖假币的骗子而彻底散伙。从此，为了小人物的大自尊，陈道生开始了八年还债的苦难历程。小说体现出这个人物近乎宗教殉道者的执著和勇气，但又超越了宗教，归依到一种人性之真的单纯之境。最后，小说以其躯体的倒下完成了陈道生人格灵魂的岿然不倒的仪式，是颇有深意的。
　　 从近几年出现的长篇小说来看，说《男人立正》乃是一部关于小人物的史诗似乎并不为过：确实，它讲述了在金钱至上、物吃人和商品拜物教中形成的人际关系扫荡了人的全部神圣价值甚至最后尊严的世道，小人物之间“粗糙而朴素”的感情，讲述了他们对卑微生活的愤懑和不接受。当传统的礼仪廉耻面临四面楚歌的尴尬处境，在这个阶层里仍有着对尊严和操守的混沌不明地把持，而小人物陈道生俨然便是这个群体的楷模，这个社会的良心了。同时，《男人立正》也讲述了小人物之间的相互损害和欺辱，讲述了他们的野蛮和蒙昧无知，尽管都打着为生活所迫的借口。摩罗曾言刘震云的小说“写的不是现实的死亡而是死亡的现实，不是人性的堕落而是堕落的人性。”[2]言下之意，所谓“现实的死亡和堕落的人性”是有前提的，那就是他们曾经高尚和富有生机，尚有复活之可能性。“死亡的现实和堕落的人性”，则包含了远为深广的绝望和凄凉，那是说腐烂和堕落是人性内部固有的黑暗，驱之不尽。如果确如他所评论的那样，那么，许春樵的这部《男人立正》则恰恰是反其道而行之的。在这里，悲愤、蔑视、拒绝、控诉无处不在，一览无遗。水不是在冰下流淌着，而是和碎冰裹挟同行一路狂奔。小人物身上具有的人性和道德亮点没有为所谓的“零度情感”的创作原则所强行遮蔽，而显示了作家本人对“现实的死亡及人性的堕落”的激切关怀。
　　 我也曾作如此想，许春樵不过是借一个人略带传奇色彩的还债经历向我们诉说一个时代的病象和伤口、紊乱和阴郁、苍白和深不可测。故事从“思想不准西化而物质已经全面西化”的一九九四年秋天开始，这个秋天给了陈道生永不磨灭的印象：阴阳天或者西北风呼啸。持续到刘思昌跳楼的二00三年冬。余华就曾为我们这个时代作过不算失真的概括：这是“一个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 。[3]这个人又必须被设置成小人物，因为，在中国许多事情只有到了小人物那里才变成生死攸关的大问题。难道小人物的诉求不正是有良知者首先需要关怀的么？难道小人物的伤痛不是一个健全社会首先应该治愈的么！小说里这样的“旁白”俯拾皆是：“有的人来到这世上，不像是从娘胎里生下来的，倒像是从监狱里逃出来的，一辈子缩着脑袋，绷着神经，过着狼狈不堪、四面楚歌的日子，活着就是罪过，活着本身就是灾难。”作者正是用诸如此类的闲笔溅洒在社会的溃疡上，似无情而有意的花瓣，使一缕残春欲盖弥彰。凭此可以断言，作者对现实确乎是采取一种“斤斤计较”的态度。那些长句，使阅读变得沉闷和滞涩，却有利于实现严谨而充沛的影射、反讽和批判。
　　 尽管，《男人立正》所指明的另一种“活法”也毫无新意，但我们仍不妨追问：这个活着的理由究竟是什么？无论如何，都绝不会在活着之内，而在活着之外。女主人公于文英常说一句话：“做人不是这样做的。”究竟怎样做才符合善？于文英的心目中是有个模型的，就是陈道生。作者已经向读者推荐了一个在道德上合乎善的样板，与这个样板对立的，是一批亟待审判的道德不洁者。许春樵彻底否定了余华在《活着》里流淌的对苦难的黑色激情，一并拒绝了那种“对善和恶一视同仁” 的超然姿态和“作家所寻找的是真理，是一种排斥道德判断的真理”的宏论。如果说，“余华小说刻意延迟、回避甚至排除主体对苦难人生作明确的价值判断和情感渗透，在叙述的过程中使知性主体和道德主体缺席”[4] 的话，在《男人立正》里，作者激切深广的道德诉求绝非是皮里阳秋、暗中讽喻。激荡在陈道生身上的是颇为动人的道德力量，竟使他这样一个弱势群体中的弱者获得令人动容的色彩。这是许春樵自己对自己的一次反驳。我很清楚地记得，他曾经不无忧虑地言道：“道德在社会中的无能为力，决定了文学作品中道德力量的脆弱。文学中的道德关怀更像是一种祈祷，一种呼唤，一种精神的梦想。聂赫留朵夫的道德忏悔只不过是托尔斯泰善良的宗教式的妄想。” [5] 毫无疑问，陈道生形象的塑造，正是针对当前文学中“道德力量的脆弱”开出的一剂强心剂，是作家对当下混乱不堪的道德现状的深刻洞察和忧虑，是许春樵对自己的一次背叛。张炜甚至这样说过：“中国现在的文学界和知识界已经没有了道德家，没有了顽强的保守主义。然而作为一个道德的宣讲者，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如果没有了这样的人，这个社会就将是一个不被信任的社会。” [6] 我在前面说过，我曾为自己的“心平气和”感到不安，原因盖在于此：由于当前正处在社会的转型期，道德在政治和经济建设中都不再是中心话语了，道德形态的混乱、多元化和传统道德的崩溃相伴相随。越来越强烈的物欲追求确实削弱了人们对道德的感受力。对于良知的呼喊，人们不仅快要丧失倾听的能力，甚而还要失去听的意识了。当陈道生固执地以单纯的人性之真和善面对社会的复杂幽暗，小说是有某种殉道的意味的。置于祭坛上的正是陈道生宁死维护的那个活着的理由：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份人格尊严，道德洁净和人性的单纯。在陈道生看来，没有了这些东西，人是难以坦荡地立于天地之间的。“由于他的罪，由于他同人们的联系，罪行必须揭露在民众面前。只有这样，才能使犯罪者解除他的孤立状态，恢复他与人们建立在爱的基础上的联系。” [7]在陈道生心里排练无数次的谢罪宴正像一场仪式，企求的是一种回归民众之中的资格。读者难以理解陈道生说那一句“我是罪人”时的声泪俱下，因为我们早已忘记忏悔和自省，也失去了高贵的单纯。陈道生羡慕单纯地活着的猪，虽是一句笑谈，透露的却是作者面对“存在之烦”的疲倦感，或许隐隐还有某种自嘲。而文学乃至小说所能做的，有时也仅仅是一种祈祷、呼唤和精神启示。
　　 需要厘清的是我用到的一个名词，即良知。西语中的“良知”很难说有什么伦理色彩，是一个中性词。它虽是对自身的实践活动、包括伦理活动的意识，但这种意识本身是可善可恶的。故有“好良知”“坏良知”之说。我所说的“良知”却是中国儒家的，我把它理解为“仁”或曰恻隐之心，有道德的内容。孟子就把“仁”置于“礼”“义”“智”之前。厘清的理由是：《男人立正》向人们展示了另一种高尚，它不是泯灭了“善与恶”的界限而是使之清晰化。它拒绝将道德的审判延迟至小说之外，并当庭宣判：什么是崇高，什么是卑贱，“谁之罪”和“怎么办”。我无意为某些道德家张目，但愿意道出一己之浅识：若无良知（恻隐心），人便无法理解自己的行为对于他人可能意味着罪恶，陈道生便不会对自己的债主如刑加身，怀有深深的犯罪感。
　　 总之，那些欲在这部小说里寻找某种超越的境界的企图终将落空因为如前所说，这不是一部苦难至深反显轻盈的人类寓言（如余华的《活着》），而是一部执著于现实，计较于真假善恶、是非曲直的“无韵离骚”。作者到最后也不忘让刘思昌以死谢罪，因为“对这部小说来说，其意义却是至关重要的。许春樵将飞翔的翅膀深潜下去再没有飞向虚无的天空，宛如切肤之痛真实地敲打着他的胸膛。计较的心思可能会遮蔽作家“发现”的眼睛，然而，深邃的忧思终将对我们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