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本书的作者拿着这本书的书稿来到我办公室时，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她。在电话里，作者告诉我她写了一本关于全面了解日本的书。我大致浏览了一下全书的目录和基本内容以后，我问她是否是学习日语的，她回答说不是。我又问她，是否是研究日本的，她也回答说不是。
看到面前这位年轻的作者，既不是学习日语的，又不是研究日本的，居然能够编写出这样一本试图全面了解日本的书，我对这位作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她诚恳地希望我给这本书写一个序的时候，我也出于一种好奇心——即一个既不是日语专业，又不是研究日本的年轻人，她能对日本有多少了解呢？便答应她把书稿留下来，我拜读一下。
当读完了这本书稿，我对本书的作者还是非常钦佩的。从书的章节设计就可以看出，作者是在全面地介绍日本。此书的书名叫《一本书读懂日本人》，正是作者本人对日本的一种解读。尽管从各专业的角度来审视作者的一些观点，可能会发现尚不够专业的地方，但我认为，像本书作者这样的一个年轻人，能够凭着自己的视角，自己可以掌握的材料，去如此全面地解读日本，实在是难得可贵的。
根据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调查，现在中国大陆的日语学习者人数已经上升到近80万。与增幅基本停滞，学习者人数在90多万人的韩国来相比，已经非常接近，而且这一增加的态势还在持续。当然，这个数字如果从中国的人口比例来看，决不能说是多了，而应当说还远远不够。然而，即使包括这些学习日语的人在内，又有多少人能够真正地、全面地了解日本，那可能真要说是微乎其微了。我想，这不应该怪国人不愿意去了解日本，应该说，能够帮助人们全面了解日本的书籍还是太少了。近年来，由美国作家本尼迪克特完成于60多年以前的一本书《菊与刀》，再次成为中国大陆的畅销书，正说明了一方面国人非常想全面地了解日本，另一方面又缺少能够帮助国人全面了解日本的好书。
今年离任的日本驻中国大使宫本雄二先生，在任期间不止一次地发表意见，希望中国人能够了解一个“等身大”的日本。何谓“等身大”，就是要全面地了解日本。任何一个国家，甚至包括任何一个人，他都有正面的形象和负面的形象，任何片面夸大其正面形象或负面形象的做法，都不能帮助人们正确地了解一个国家。对于日本，我们的一个邻国，我们更是需要全面地、完整地去了解她。
在我周围，经常能够听到许多人在亲自去了一趟日本，亲身感触日本以后，发出感叹说自己过去那样地不了解日本。甚至有一个上市的教育集团，其董事长组织该集团高管组团访问日本以后，这些高管们都感叹，我们这些人都可以称得上是“世界人”了，世界上可以说包括美国、加拿大、欧洲，哪些国家我们没去过？哪个国家我们不了解？然而到日本考察以后，才发现自己是那么地不了解日本，而日本又有那么多值得我们去借鉴的地方。
每当我听到这些感叹的时候，我都希望能有更多的、适合各种人群尤其是适合年轻人的、全面了解日本的书籍问世。现在，大家看到的这本《一本书读懂日本人》，可以说就是为满足这一要求而编写的。
当今，世界已经进入了信息化时代，媒体的报道可以说是无时不在，无时不有。但是，各类媒体出于不同的需要，都不一定报道的是那么准确、客观、全面。记得在2005年，中国大陆出现涉日事件时，当时我正在日本，通过日本的媒体报道，基本上可以认为，中国国内可以说是反日情绪遍地燃烧，所有的中国人都在参与其中。然而，当我回到国内，我所在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的日方主任却告诉了我一段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就在反日*活动发生非常激烈的那一天，这位日方主任教授走上了北京的街头。在中关村一带，他确实遇见了情绪高昂的*队伍，但是，就是在同一天，他也去了北京的紫竹院公园，在公园中日友好林的樱花树下，他也看到了中国青年在那里穿着和服与樱花树一起照相。他说，如果新闻媒体能够客观地、全面地把这两组画面都传达给日本观众，可能起到的作用就完全不同了。面对世界要走向和平，中日两国结成战略合作伙伴的今天，我认为，新闻媒体应该如何去报道对方国家，应该是值得每一个媒体人都认真思考的问题。
要了解一个国家实属不易，要理解一个国家可能更难。曾经有学者指出，“友好容易理解难”。但是，也只有真正做到了理解，才能实现真正的友好。我认为，要真正地了解和理解一个国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了解和理解这个国家的文化。常有人指出，在两个国家的交往中，政治和经济就像两个车轮，缺一不可。但我认为，这其中还缺一个文化的交流。只有做到了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一体的“三轮车”式的全方位交流和理解，才能做到真正的交流，实现真正的理解。
我希望本书的每一位读者都能够通过此书对日本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同时，还希望每一位读者不要把对日本的了解停留在阅读此书上，而应该以此为契机，自己亲自动手去收集更多、更广泛的关于日本的第一手资料，自己亲自去日本看一看。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只有你通过自己的第一手资料，通过自己亲自去看到了日本，你才能建立起自己的、真正的、全面的、客观的日本观。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主任
徐一平　　　　
2010年8月　　　
日本国名的由来
日本原来并不叫日本。在古代的日本神话中，日本被称为“八大洲”、“八大岛国”等。据我国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中记载，战国时代，中国最早称日本为“倭”，古代的中国还常以“扶桑”来表示日本。另外，海东、东夷、东瀛、蓬莱、东洋、瀛洲、蓬瀛等称呼也是能散见于中国典籍之中，可见日本各种名字与中国的渊源之深。
关于古代对日本“倭”的称呼也有不同的说法，如《诗经·小雅·四牡》云：“四牡周道倭迟。”《说文》释倭：“顺貌，从人，委声。”有人说，倭字从人又从禾、从女，盖有倭人素以稻米为主食，女多男少而来。这种解释似乎有些牵强，有关学者认为，古之称日本为“倭”，可能与“匈奴”、“鲜卑”一样，仅是一种音译；因为日本民族称“和”，“和”为“倭”的谐音字。这个说法，似乎比较可靠一些。
公元660年前后唐高宗时，张守节《史记正义》记载：“武后曰日本”。武后为女皇武则天，“日本”一词正式出现。《旧唐书·东夷传》中对改称日本作了说明：“以其国在日边，故以日本为名。”经过大化革新，日本建立起以天皇制为核心的律令制国家体制，将国名正式确定为日本。这一称号迄今已经使用了一千三百多年。
中国唐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新唐书》为宋欧阳修、宋祁、范镇等所修，书中对于日本国名的由来有相关的记载。书中记载，“倭”改国名为“日本”当在唐高宗咸亨元年（公元670年）以后。然而，为什么要改国名，以及取名“日本”的缘由，说法也是众人不一。
那究竟为什么要改“倭”为“日本”呢？据说是倭国派到中国的一位使者略懂“夏音”，也就是汉语的意思，之后，他发觉“倭”的含义不好，此后就改称“日本”了。如前所述，中国古人称日本为“倭”，原本只是“和”的音译，本身并没有其他的意思，更无贬义之说。
再说倭人改国号为“日本”，汉字词意是“日出之国”、“太阳升起来的地方”，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国家的地理位置“近日所出”。这种说法值得怀疑，从逻辑上分析，在日本本土看太阳是在东方海上升起的，因此最初日本人不可能称呼自己的土地为“日本”，因此认为日本“近日”也只能是中国人的观念——日本在中国东方遥远的海上，从视觉上感受，似乎正在太阳升起的地方。《山海经·海外东经》说：“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淮南子·天文训》也说：“日出于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谓晨明。”身居日本列岛的人，并不见太阳从本土升起。因此，说日本是“日之所本”这种观念只能产生在中国，后来日本人这样说，也显然是受了中国观念的影响。
日本除了被称为日出之国，又以樱花之国誉称。
国旗为太阳旗，呈长方形，长与宽之比为3︰2。旗面为白色，正中有一轮红日。白色象征正直和纯洁，红色象征真诚和热忱。
他们的军旗为旭日旗，白底红日有16道红色光芒线，是由太阳旗演变而来，曾是日本陆海军旗，现为日本海军旗，平时在前部桅杆升起称舰旗，海战时在后部桅杆升起称战斗旗。
日本人把*视之为皇室的象征，日本皇室的家徽是16花瓣的*，又有*王朝之称。据《古事记》和《日本书纪》记载，日本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于公元前660年建国即位，*王朝已传承了125代天皇，而一般的国民却视樱花为国花，是勤劳、勇敢、智慧的象征。
“中国因素”改变日本命运
日本，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国度，即使是没有去过日本，也知道日本是一个经济高度发达，国民拥有很高的生活水平，是全球最富裕、经济最发达和生活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一个国家和一个家庭的富裕历程是一样的，并不是一开始就富裕的，而是在经过不断地进取和努力之后才积累起来的财富，日本正是这样一个国家，一个有着学习精神和坚持拿来主义的成熟国家。
可以说，中国是日本文化的母国。为什么这么说呢？早先的日本从中国学习有他们一些微妙的特点，日本人学习中国唐代文化之前是带有被动的元素，因为中国太先进，不学习吃亏，不得不学习。日本人跟朝鲜人、越南人不同，朝鲜人、越南人是“中国最强大，我跟他混。”混为主，学习为辅。而日本人不一样，他们以学习为主，然后把学到的东西再加以改革，使之成为可以为自己带来牟利的新生事物。
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现在想想都还是很有远见的，讲的也就是对外学习，目的是取他人之长为我所用并且融入对方。日本可以说是把拿来主义运用得最为娴熟的国家之一。　　
日本从中国学到的水稻栽培技术，从很大程度上发展了他们的国民粮食产值。
日本一位著名的育种学专家、佐贺大学教授——和佐野喜久，他从1989年７月到2000年２月，在日本、中国和韩国考察了从150多处遗迹中出土的炭化米，经过精密的测量和观察，他得出如下结论：在公元前3世纪左右的弥生时代，日本已经在种植中国当时几乎所有的水稻品种，而且，还有在朝鲜半岛上找不到的品种，因此可以认为，水稻是直接从中国传入日本的。
和佐野喜久向新闻界公布了他的研究成果。这位学者还认为，日本的水稻主要在公元前4世纪以后从中国传入，首先传到距离中国大陆比较近的九州地区，而后分南、北两路，向日本东部普及，直到东北地区的仙台平原。
迄今流行的观点是，水稻是经过朝鲜半岛从中国传入日本的。
先后日本还从中国学到了金属冶炼锻造技术、防治技术、养马技术、蚕桑技术、畜产技术、金属工艺等。
随着近年来日本经济的强劲复苏，日本人的心情似乎也大幅度地舒畅和开阔了。多年来面对中国经济发展大声嚷嚷着“*”的日本人，在2004年初却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态度大转变。这种转变首先是通过日本的各大报刊媒体得以淋漓尽致的表现。翻开2004年2月底日本的几大报刊不难发现，曾经叫嚣的“*”已完全为诸如“中国牵引论”、“中国特需”之类的论调所替代。
日本最大的经济类报纸《日本经济新闻》也发表评论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进口商品的大幅增加，中国已成为促进日本经济复苏的主角。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国内需求的急剧膨胀，无疑使日本利用“近水楼台”的优势从近邻中国这儿获得了更多的恩惠。首先，中国从日本大量进口钢铁等原材料，就为日本的“夕阳产业”——钢铁、海运和造船业带来了福音。中日间贸易往来的剧增，还使日本海运业出现了近20年从未有过的兴旺局面，运费也不断上涨。
此外，新的对华投资热潮正在出现。有数据显示，日本80%以上的在华投资企业都已经获利。松下、佳能、索尼、本田、丰田等厂家在中国的投资均取得了很好的回报。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已成为这些公司的主要利润来源，不少日本大企业相继都把地区总部从香港等地转移到上海或北京，并在中国设立研究开发中心。
日本作为中国的近邻，其鲜明的民族特性也是一直颇受争议，性格对于个人而言，是其能否成功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对于民族来说，民族性格则是决定民族命运生死攸关的重要元素。而当今的日本，在各个领域都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种种行径来看，他们的学习精神起着绝大的作用，而作为被学习的中国，更是在日本发展史中不可磨灭。
影响日本的中国“风水”
风水并不是近几年才出现的新生事物，它作为古已有之的传统文化，源于中国，是中国传统神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最先给风水下定义的是晋代的郭璞，他在《葬书》中说：“葬者，生气也。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风水这一文化几千年来一直闪耀着神秘的幽光。
17世纪以后，风水文化便逐渐走向世界，并在世界各地破土发芽、开花结果。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风水热席卷全球，形成了一种令人深思的文化现象。
日本，是一个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国家，可以说，日本是中国文化的延伸地。中国的风水文化在一千多年前流入日本，并在日本发扬光大。奈良和京都之所以成为首府，就是因为它们坐落的地点具有良好的风水。
人们在造一座建筑的时候是非常注重风水的，研究者们表示，重视建筑风水不是迷信，而是自然界的超微离子和磁场对人体产生明显的正负影响，并认为在自然界中任何物质都会产生作用与人体的超微离子和磁场，这些能量也随着环境不断改变，也随着人体自身的场态信息的改变而改变。这些信息能量可以使人们的心情愉悦、思维敏捷、健康长寿，也可以使人思维迟钝、神情恍惚（撞鬼）、多病短寿。而风水就是在地基、居所布局基础上增加某种信息符号，以满足人们避凶趋吉的心理要求！
奈良市和中国古都“长安”就与风水有着密切的关系。奈良是一个颇有日本风情的名字，在日本的文艺作品中，它的曝光率并不亚于首都。由于这里与日本的传统文化渊源颇深，又有着秀丽的自然风光，因此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一直对这里推崇有加。再加上这里是日本宗教集中地，更添加了一分神秘的色彩。当年元明天皇更是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于是迁都至此，更名平城京，然后绵延七代天皇，史称著名的奈良时代。奈良市的唐招提寺是日本佛教律宗的总寺院，是由中国唐代鉴真和尚亲手兴建的，保留着中国唐代的建筑风格，现在被确定为日本国宝和世界文化遗产。
奈良公园是日本最大的都市公园，里面有东大寺、春日大社、兴福寺等古典建筑，甚至包括原始森林的春日山，最为著名的应该是自然放养的一千多头鹿。
在日本二千多所高校中，有一百多所大学开设了风水课程，在日本街头也经常可见摆摊算命的卦摊，这些卦摊前总会围着很多人，有名的算命师的卦摊前天天都要排队。算命师在阐释命运的同时，还要指出一些扭转厄运的方法。这也使得找好运转厄运的学说和书籍大行其道，东京一些书店还会为算命转运的书设立专柜以吸引顾客。
日本人对于转运的迷恋也是由来已久。算命学、风水学在日本大行其道——在日本靠算命为生的人非常多，各大著名商场也都设有专门的算命柜台，供他们给顾客算命。
一般认为，中国的风水术是在公元7世纪左右传入日本的。中国的风水术分为阳宅风水和阴宅风水，传入日本之后，也相应地分为“家相”和“墓相”两部分。但与中国不同的是，日本更重视“家相”（阳宅），而中国风水对阴宅的重视程度要相对大一些。
根据风水的内容来看，日本的“家相”和中国的阳宅风水还是有所差别的。日本“家相”的内容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