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讽：文化转型和修辞革命


2002年的春节联欢晚会，发生了某种耐人寻味的变化：一个叫做雪村的东北痞子形象，被
纳入了国家的最高屏幕。雪村的表情和言语是高度痞子化的，但他却被组合进了国家话语的
言说系统，从那里为近十亿民众表演“小品”，以便把预设的集体娱乐狂欢推向农历新年的
高潮。这种利用痞子话语表述国家幸福语义的手法，标志着“反讽”对国家话语的戏剧性渗
透，它迫使我们思考反讽在转型意识形态中的非凡意义。


1、话语的正谕体系


正谕话语，其完整的文本形态被称之为“正典”，起源于古老的祭司话语和宗教经典。它代
表柏拉图式的起源、中心、内在意义或自治的主体等全部绝对概念，同时也代表着坚固的二
值逻辑体系。作为国家主义话语的核心，正谕话语首先要求语义的单纯性与唯一性（没有歧
义）；其次是能指层和所指层的完全同一，不允许在它们之间之间发生错位与疏隔；第三，
正谕的语法要求叙事只有一个中心和一个向度，此外再无其他中心；第四，它请求着表情严
肃的政治-道德书写风格。这四项基本原则使国家主义话语具有威权主义行政话语（公文）
的所有表征：严厉、专断、透明、无可置疑和无可辩驳，如此等等——


“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份子难受之时。
”


“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
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
”


“‘你们独裁！
’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的一
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
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
”
…………


这样的语例在毛泽东选集中俯拾皆是。这种正典式的话语模式，几乎支配了文学和艺术的传
统书写。在中国，新文化运动就是正谕话语的现代起源。这是由胡适、李大钊和陈独秀等人
精心打造的话语范式，它一直支配着中国现代社会的言说和书写。
1985年是一个分界线，
标志着此前正谕话语的绝对统治。在文化领域，这几乎成了威权主义文艺的话语标志。毛夫
人江青的“样板戏”，在象征和明喻的导引下展开红色叙事，宣叙威权主义的革命教义，成
为正谕话语最坚定的样板之一。此外，人民日报和“红头文件”等等，都可被视作中国正谕
话语在威权时代的行政范式。毫无疑问，正谕的语法就是国家主义的专利，它是权力的唯一
表述方式，向人民要求着始终不渝的服从。


由张承志、韩少功、张炜和王安忆等人在八十年代掀起的文学“道德理想主义”思潮，是正
谕话语在文学领域的一种扩展。他们在作品中探讨着下列“严肃”问题：形而上学，生活伦
理、灵魂得救、民族之根、以及精神文明建设等等。这是主流文学的精神向度和叙事原则，
在它的背后，主流叙事的权力得到了必要的重申。


中国的学术话语一方面来源于国家主义话语，另一方面又承袭了希腊式的经院主义思维。学
术话语被钉在古典经院主义话语的十字架上，从那里眺望着世界的本质，企图像柏拉图和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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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斯多德那样，说出绝对理性和科学真理。耐人寻味的是，几乎所有的学院学术都把所谓“学
理”作为学术沉思的平台，并且拒绝一切语义的歧义、疏离和分裂。这是学院理性的标准化
作业的需要，毫无疑问，它在实施精确化操作的同时也丧失了话语的弹性与活力。

在正谕话语体系中走得最远的似乎是北岛，他率先在诗歌中运用了“反论”（Paradox）来展
开意识形态批判。这种方式起源于正典《圣经》（“凡保全生命者将失去生命，凡为我失去生
命者将保住生命”），而在北岛的笔下转换成了“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
志铭”的句式。但北岛并不能就此摆脱毛语的影响。恰恰相反，这反论式话语正是毛泽东最
精擅的武器――“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个著
名的论断与北岛的句式之间有着令人惊讶的相似点。在话语（而非精神）的层面上，北岛以
及他所代表的“朦胧诗群”不是毛语的离异者，而是它最好的继承和转述者。


2、话语的反讽体系

与正谕话语相对的是就反讽话语。它成为阅读和写作的主体并且置于象征之上，意味着柏拉
图的诸如起源、中心、内在意义或自治的主体等全部绝对性概念的终结，它解放了被象征所